刘三解:甲午战争日本赢在1774年(下)

刘三解:甲午战争日本赢在1774年(下)


“弗洛贝奇照片”,上野彦马摄于1865年


今天来聊聊圈子。

上面这张照片在日本史学界也有一定的争议,焦点不在照片本身,而在这周围一个个人名,因为如果属实,这个圈子绝对有“亮瞎眼”的水准。

这里面有日本第一位内阁首相、第一位枢密院议长,四次组阁的伊藤博文;两次组阁任首相的财政专家大隈重信;自己推辞掉首相职位的“脱亚入欧”外相井上馨;日本第一位海军大将西乡从道;第一位众议院议长中岛信行;主持日本司法改革,却比西乡隆盛更早竖起反旗的江藤新平……

至于坂本龙马、高杉晋作、木户孝允(桂小五郎)、胜海舟、岩仓具视、小松带刀这些名字,请对照幕末历史书自行脑补。

可以说,明治维新的一多半就是这一屋人主导的,就连甲午战争,也和这些人脱不了干系,且不说战争期间,伊藤博文是首相、陆奥宗光是外相、西乡从道是海军部长,在战争前大肆鼓吹的吞朝鲜、灭中国的“征韩论”,首倡者就是木户孝允(桂小五郎),副岛种臣和江藤新平、井上馨则是摇旗呐喊的干将。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看到“民族英雄”就丧失了思考的能力。自从1874年肖像画家岛田隆资认完人头“贴牌”之后,对这张照片的质疑就没有停止过。
  


部分日本学者重新辨认的“弗洛贝奇照片”,认为拍摄于1868年


同一张照片里,认出了不同的人,尽管不如上一张那么传奇,仍旧是人才济济。


其中有明治重臣岩仓具视的两个儿子,岩仓具经、岩仓具定;东西烟草株式会社创始人江副廉藏;曾任外相的中野健明;曾参与岩仓使节团随行访欧,后任元老院议员的中岛永元;曾任首相的大隈重信。

从可能性来说,当然是第二张照片的可能性大些,因为上述的名字,更贴合佐贺藩成立的“蕃学稽古所”的教师、学生名单,日后注定显贵的大隈重信此时正是该校的副校长。

看到“稽古”俩字,是不是觉得有点陈腐的馊味?其实这个学校是个“英学塾”,也就是英语学校,也许它后改的名字“致远馆”才更加贴合主旨。不过当时的日本正在大搞“尊王攘夷”的义和团运动,没事儿耍刀片砍外国人,加个“古”字终归能保持个政治正确吧。

当然,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义和团终究没有达到中国同行的水平,不会逮着揣着钢笔、带着眼镜的人就杀,也不会不分老弱妇孺地宰杀传教士。所以才有了精通英语的传教士弗洛贝奇出镜的机会,对,就中间那个西方脸。

弗洛贝奇的本职,其实是幕府治下长崎英语传习所的老师,没事儿还会出门去搞搞学术交流。上两篇文章中,三解写过,日本人钻研了100多年的西方科学是学自荷兰人,翻的也是荷兰书,没想到先打过来的却是说英语的,这时候“开国”了自然急忙抱佛脚。

有英语需求,就有英语学校,这和“出国热”带火了“新东方”是一回事。出名的有,1864年中国人何礼之在自己家开的私塾,学生有100多人,其中最出名的有谁呢?

后来极力主张甲午年对华开战的陆奥宗光……历史是不是很讽刺?

弗洛贝奇这个时候是如鱼得水,在各个英文学校之间来回走穴,又和日后的首相伊藤博文相交,也算往来无白丁了。也正因为如此,第一张照片中弗洛贝奇身边围绕着这么多的幕末维新时代的名人,才不至于让人直接斥做无稽之谈。

事实上,这些名人们本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万日元纸币上的福泽渝吉像

比如,出身长州藩的木户孝允(桂小五郎)曾经就学于江川英龙的私塾江川塾(别名绳武馆),同校就有萨摩武士大山岩、幕府村医大鸟圭介、松代武士佐久间象山。

大山岩后来官至陆军元帅,指挥了日俄战争,而他本人还是西乡隆盛、西乡从道兄弟的堂弟。

大鸟圭介作为幕臣,一直抵抗新政权到了最后一刻,入狱后被特赦,直到担任驻朝鲜公使,他最大的“功绩”之一就是一手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

佐久间象山则是日本著名的思想家,一方面崇拜宋朝大儒陆九渊,一方面又提出“和魂洋才”,比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还狠。而他所开的象山书院,都培养出了谁呢?

胜海舟、坂本龙马、吉田松阴、小林虎三郎、桥本左内、高杉晋作。

吉田松阴又办了一个“松下村塾”,也是桃李遍长州,其中就有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和品川弥二郎。

而伊藤博文又和井上馨是长州藩秘密派往英国留学的五人之二。

哦,对了,大鸟圭介还有一位老师叫绪方洪庵,是著名的兰学者,他有一位同门名声更响亮,就是被印在10000日圆钞票上的福泽渝吉。

说到这里,不少读者恐怕已经看名字看晕了,也该给个结论了。

上述众多日本幕末、维新的名人,分属不同的藩国、出身各有高低,甚至连政治观点都是“尊王攘夷”、“和魂洋才”、“开国图强”、“脱亚入欧”的南辕北辙,他们为什么能够走到一起?而不是为了主义、理想、党派、地域的不同而杀得血流成河?

答案可能很难,也可能非常简单。

据统计,明治时代的主要政治人物,有七成出自绪方洪庵、佐久间象山和吉田松阴的门下,且不说同门的感情,就说放弃幕府推崇的朱子学,而投身实用之学的决心,其强国的理想又会有什么不同?真正的务实,恰恰在于先做事,而不是亟亟于个人得失、派系利益的蝇营狗苟,不幸地是,翻开中国近现代史,作秀的远比做事的混得好,岂不值得深思?

而所有的这些学问和务实的学术传统,在没有真正打开国门的日本,又是由谁传承至此?

请看下图,自行寻找1774年一同翻译《解体新书》的几个人和福泽渝吉、大村益次郎等维新一代人的位置吧。
  


日本兰学者的传承示意图

最后,让我们一起重温下梁启超对于明治维新的一段评论:

“日本维新之首功。西乡乎,木户乎,大久保乎?曰唯唯否否。伊藤乎,大隈乎,井上乎,后藤乎,板垣乎?曰唯唯否否。诸子皆以成为成者也,若以败为成者,则吉田松阴其人是也。吉田诸先辈造其因,而明治诸元勋收其果,无因则无果,故吉田辈当为功首也……

说到底,真正的变革,宛如不断加热的茶壶,水泡起自壶底,沸腾起自下层,如果没有日本100年的西学普及,仅仅只有一个疯魔开化的帝王,又能靠谁卷起水面的层层浪花呢?


凤凰新闻客户端主笔 刘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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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文山书院  > 甲午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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