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戎、北狄、东夷、南蛮，是中国五千年文化中中原文明对四邻的称呼。不管在正史、野史或地方史志中，甚或在民间的传说、故事中都一直沿袭着这样的称谓。于是，“汉不入峒，蛮不出峒”就成了武陵山区少数民族闭关自守的策略。面对这种历史认同，有一个人沉思了：古人类沿河而居的传统，早被考古学证实了；武陵山五溪共流的自然环境、江河两岸大大小小的冲积坝和丰富的资源为古人类提供了适居环境；难道武陵大山就永远这么“蛮”下去吗？青年龙京沙就这样思考着。面对着这种历史现状，龙京沙立下了“用一生的精力去寻找湘西文明，探索湘西文化的起源”的诺言。
经过龙京沙和他的同事们多年的努力，如今在大湘西范围内以及湘鄂渝交界的武陵山中发现各类古文化遗存数百处，弥补了这一区域内旧石器、新石器和商周、秦汉、唐朝的考古空白，同时建立了湘西酉水流域考古学文化框架体系。特别是在2002年里耶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因36000余枚秦简的出土，龙京沙让湘西甩掉了“蛮”字，用文明诠释了古老武陵山“文不入峒”的历史传说和中原考古“考古不过南”的定论。里耶古城遗址也因此成功入选2002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在践行田野考古的同时，龙京沙不断加强考古理伦的研究和成果转化，多年来，与人合著了《里耶发掘报告》、《凝固的文明》、《神秘湘西》等专著。为此，先后被评为全国文化系统，全国文物系统，省、州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酉水流域的主要台地上相继发现160余处新、旧石器遗址，湘西人类早期的活动由此承接了起来。湘西新、旧石器的发现，特别是酉水流域新、旧石器的发现，使人们找到了武陵山腹地早期成熟人类：智人的活动地点和范围。……龙京沙相信在武陵山中的河间盆地和山谷隘口找到古文化融合的突破口是种必然。1979年，24岁的龙京沙调入湘西州博物馆工作，从此，他与文博、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庸成了龙京沙梦想起飞的地方。1986年，31岁的他踏上田野考古之路。30多年来，作为湘西自治州的田野考古专家，他的足迹几乎遍布湘西的每一寸土地。
上世纪80年代中叶以前，湖南省旧石器考古一片空白。而湖南不论从什么方面论，都应是原始人类适居的地方。揭开湖南旧石器考古的谜团，寻找湖南境内古人类活动的踪迹成了湖南考古人神圣的历史使命。1987年初，全省的田野考古培训班在长沙开班，来自三湘四水的考古人在长沙汇聚了。湖南旧石器考古的号角吹响了。1987年4月25日，震惊省内外的事发生了：怀化新晃大桥溪首次发现远古人类的生产工具--打击石片、石器。这一发现让龙京沙震奋不己。于是，龙京沙和他的同事们在湘西的山川中拉开大了田野调查的帷幕。时至今日，在湘西境内相继发现了田溪口、东洛、茶峒、溪口等167余处新、旧石器文化点。
龙京沙说，湘西新、旧石器点发现，特别是酉水流域发现的160余处新、旧石器遗址，把湘西人类早期的活动承接起来，使人们找到了武陵山腹地早期成熟人类：智人的活动地点和范围。龙京沙说，湘西旧石器遗址最具代表的当数花垣茶峒遗址、里耶麦茶溪口遗址。茶峒一个如同史书般的遗址是于1989年发现的。龙京沙说，茶峒遗址的发现是个意外。遗址有一十二层文化层，先发掘的十个文化层中并？发现旧石器时代地层和遗物。史前地层和遗物的发现是在第二次发掘后在十一和十二层中发现的。出土的石器，有着鲜明个性：如选料、石器加工技术、石器组合等；出土的石锤则突出于湘西其他地区，且不见石球。石器地层的地质年代属晚更新世末期。所出土的遗物显示酉水流域旧石器人到茶峒时期己过上了聚落群居的生活。里耶溪口遗址出土的旧石器时代遗物为湘西最先提供了酉水流域史前文化晚期的考古信息，也说明了黔阳高庙文化己渗透到酉水下游地区。茶峒旧石器遗址出土的遗物启示：研究石器人由群体分散活动向聚落群居的组织形式过渡已成为当今考古的新课题。
武陵山区新石器文化的代表首推吉首河溪教场遗址和酉阳笔山坝遗址。龙京沙说，河溪教场遗址，是在1998年5月于湘西吉首河溪大桥建设中发掘的。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物特征表现在纹饰上：如A型I式釜的纹饰与高庙遗址A型釜基本雷同，均在器物颈部，文化面貌虽受来自洞庭湖区的文化影响，但自身特性非常明显：如打制石片和条状网坠自始至终占主导地位；夹蚌陶早期出现，中期达到最高锋，晚期消失。陶器组合早期以釜、罐、钵、碗为主，发展到釜、罐、盘、鼎、豆支座组合，三足和圈足器不发达；纹饰由繁褥到简单，从压印、剔刺的手法转为拍打；在晚期，受外来文化因素影响已不见，而被鲜明土著文化所取代。河溪教场遗址的发掘，首次提供了湘西山区纵深地带新石器早期的考古资料，丰富了湘西沅水流域新石器考古的内容。
酉水流域史前文化的考古学意义当数酉阳笔山坝遗址最为重要。2007年4月，龙京沙受重庆考古研究所的邀请，对酉阳笔山坝史前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3处，清理遗迹23个，其中灰坑9个（新石器5、商周4个）、新石器时代墓葬7座、沟2条、柱洞4个、石器加工场遗迹1处；出土石器、陶器残片及玉器等各类遗物数千件。对此，龙京沙异常震奋。他说，这次发掘面积之大，文化内涵之丰富，延续时间之长，是酉水流域史前考古所未有，许多发现填补了渝东南地区史前、商周考古的空白。同时，首次以实物形式确定了酉水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存在。这有助于促进湘鄂渝黔边区，特别是酉水流域石器文化的研究。笔山坝遗址的文化内涵有峡江哨棚嘴文化影响的痕迹。这一文化如何到达酉水流域？成了龙京沙思考的新命题。他目前尚不能断定，当至少可以推定酉水连接乌江的文化古道这时可能形成。
龙京沙通过分析武陵山区发现的石器文化后断定：最早开拓这片区域的先行者是土著先民，最先发明创造这片区域文明的人也是土著先人。这一区域目前虽没找到史前文化直接的地层叠压关系，但区域文化发展的序列已经建立。龙京沙相信在武陵山中的河间盆地和山谷隘口找到古文化融合的突破口是种必然。《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率“庸、蜀、芜、鬃、微、、彭、濮人”伐纣。大量的考古资料显示，武陵山区曾一度是濮人的聚居地。濮人是第一支与武陵山区土著人融合聚居的人。
龙京沙多次与重庆、湖北的考古人员联手在酉水流域展开商周古文化调查，为武陵山区商周文化的定性找到了突破口。在这一区域发现的50余处商周文化遗址，都有规律的分布在酉水及其支流和鄂西清水江沿岸。所发现的遗迹和出土的遗物显示，武陵山区商周文化糸濮文化糸列。其中永顺不二门洞穴遗址、龙山苗市坝咀遗址和来凤牛摆尾遗址为其代表。龙京沙如数家珍娓娓向笔者介绍着酉水商周文化即濮文化的特征。不二门遗址是酉水流域商周文化洞穴遗址群，其中有洞穴16个，有9个分布在石崖下、岩壁之间和山坡台地。龙京沙于2001年对这些洞穴遗址群进行了试掘，发现这些洞穴遗址群的上年代限均到了商代，而且延续紧密。根据这些情况，龙京沙介绍说，不二门遗址出土的商周遗物分三期6段，年代别属商、西周和春秋战国；年代推定：第一期陶器与桑植朱家台遗址陶器一致，年代为商时期；第二期的年代为西周至春秋，第三期的年代为战国；不二门遗址从早到晚体现出文化性质的单纯，说明这是一处生活时间长、人群活动稳定、自成一体的文化类型，它与汉江、洞庭湖区商周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与峡江及鄂西山区商周文化又属于同一个大的文化系统。同时，又具有从商代一直延续到春秋独特的陶器刻划装饰形式。不二门出土遗物，如铜箭镞、石球、陶网坠等渔猎工具反映出当时的主人濮人及土著人过着以渔猎为主的社会生活。
苗市坝咀遗址，是酉水支流捞车(太阳)河中游唯一的冲积盆地，沿河两岸分布的台地上均分布着从商周而汉的古文化遗址。2003年和2005年，龙京沙两次对遗址进行了发掘，所出土的遗物为清一色的夹砂褐陶，少量磨光黑皮陶，纹饰分区间饰，从口沿而下颈部一般饰水波纹或曲折纹，腹部拍印深凹的绳纹，绳纹交叉中讲究几何形图案表现形式，显示出别具一格的制陶手法与装饰用意。另一文化特点是，器物以大口缸为主体，器盖与罐呈配套组合。三足器不见，仅见圜底或平底器，无论陶质陶色、器表纹饰和器物组合，基本与不二门文化类群相似。牛摆尾商周文化遗址是2006年7月龙京沙受湖北鄂西邀请会同当地考古人员一起发掘的，出土遗物以夹砂褐陶为主，器类以釜罐类居多，圜底器占绝大多数，平底器较少，不见三足器，这是武陵山区商时期最常见的一种文化现象。出土遗物中的灯形器、小平底罐等遗物与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遗物相似，这受峡江文化的影响。所反映的文化面貌打破了酉水流域古文化受洞庭湖区文化影响的说法，为研究酉水流域古代文化的性质、起源以及传播线路提出了崭新的思路。
酉水流域商周文化既有中原商文化、峡江商文化因素，又有土著文化特征，尤以后者反映较强烈。在共性方面，陶质陶色以夹砂褐陶为主流；中原文化以大口缸、磨光黑衣陶高足杯为代表；峡江文化以灯形器、鸟首状形器为特征；土著文化以圜底器为大宗。圜底器显示出土著文化的个性。其纹饰以刻划和戳印等手法，以曲线、折线构成的图案为主，这是土著文化即濮文化的显著特征。这对于研究武陵山区濮、巴蜀、楚越及秦汉文化在该地区的相互交融、渗透，传播路线，以及共性和个性提供了有益的，可靠的考古学资料。《史记.苏秦列传》：“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宛东下随，智者不及谋，勇土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远乎！”
里耶这个一度震惊了中国的弹丸小地，与酉水新、旧石器文化，商周(濮)文化一道，让龙京沙酉水流域考古文化学体糸框架构建成形。这个过程，龙京沙酝酿了20年。1989年，从里耶的几个泥瓦匠在那个名叫麦茶的地方挖出陶器和青铜兵器和随后考古队员清理出50多座战国古墓始，龙京沙和里耶就建立上了不弃的关联。1996年，经过了武汉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两次3年文博、考古学洗礼后的龙京沙再次来到了里耶，他想通过全面田野调查来梦圆自已心中的想象。这天，当他来到距离麦茶墓群一点五公里外的大板附近时，岸边一座座凸起的巨大台地，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随后，在这些连续的台地之上，龙京沙很快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不久，在酉水流域的地图上，又多了两座巨大的墓葬群。加上先前发现的麦茶古墓群，三座墓群遥相呼应，成品字形分布在酉水河两岸。龙京沙意识到，在里耶周边出现三座古墓群，按理在周边应有座古城存在。
为了证实自己对城的预感，龙京沙开始沿酉水河踏勘。经过里耶镇沿河的一段，岸上是里耶小学。河堤断层引起了龙京沙的注意，于是他用锄头清理这个断层。突然，一个坚硬的薄片从土层中剥落，龙京沙迅速辨认，发现是人工烧制的陶片。随后，清理出许多大小不一的陶片。根据经验，龙京沙断定这些碎陶片是两千多年前曾经覆盖在某座巨大建筑上的瓦。在里耶小学，那条校门口的水塘引起了龙京沙的注意。经过调查，是一条人工挖成的壕沟，龙京沙认为，环绕学校四周的池塘正是两千多年前的护城河。由于事出有因，刚有眉目的调查龙京沙不得不放弃。从此，古墓、古瓦、护城河与里耶一道成了龙京沙永不停顿的思绪。2002年，里耶在碗米坡水利工程中部分将永远沉埋于水下，龙京沙发现古城线索的里耶小学正处于这个位置。龙京沙得知这一消息，连忙向领导汇报，这一情况引起了领导的重视。于是，2002年5月，龙京沙和考古队再次来到了里耶，震惊中国的发现之旅由此而拉开了帷幕。
龙京沙说，在里耶盆地经过几个月的考古发掘，发现了里耶战国古城、魏家寨西汉古城和大板东汉古城三座古城遗址，为此，理顺了先前发现的战国古墓、西汉古墓、东汉古墓三座古墓群之间的内在关系：遗址与墓葬年代基本吻合；遗址与墓群具有一定关联和同时性，年代分属战国、西汉和东汉，时段上如此衔接紧密，这在湘西其他地区是不多见的；方位上布局合理：遗址在里耶盆地占据重要位置，它们呈“品”字形夹角分布在酉水河两岸，起到了信息传递和军事策应的作用。而“迁陵以邮行洞庭、二半而一”等秦简的出土复原了秦朝的短暂的历史。经过最终统计，从里耶古城一号井下共出土秦简三万六千多枚，简上的文字多达数十万字，全部是秦代洞庭郡迁陵县的官署档案。这些简牍的突然出现，为秦代历史和考古学研究注入了空前的活力，也给今天的人们提供了中国第一个统一时代的鲜活样本。而二千二百年前，十万秦军由涪陵而乌江，由乌江而酉阳，由酉阳而酉水，夺占迁陵古城；再由酉水而沅江，下云梦进攻楚国的进军线路图清晰的呈现在了今人的眼前。如今，龙京沙以“60岁都要学吹鼓手”的精神，带领湘西州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队员们，为寻找古老的文明，奔走在武陵山中的溪河间，为践行“用一生的精力去寻找湘西文明，探索湘西文化的起源”的诺言而奋斗着。
李松岭：浅析五溪文化形成的文化因素 -道客巴巴。
五溪文化是五溪地区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五溪各族人民在长期的互动和交流中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独特文化发展规律。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在恩格斯看来，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合力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而不是哪一种单一的力。由此我们可以推论，五溪文化的形成也是如此。五溪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单纯的五溪自身文化的发展，而是与诸多外来文化交汇融合、冲突排斥的结果。具体来说，对五溪文化产生影响的外来文化主要有巴蜀文化、越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和洞庭湖区文化。
一、西北部巴蜀文化的影响。考古资料表明，先秦时期，五溪地区是百越、三苗等民族的活动区域；到了秦代以后，更多的巴人和蜀人进入五溪地区，巴蜀文化开始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巴蜀两地相距较近，交流方便，两地出现的船棺葬、扁茎无格柳叶剑、铜器纹饰中出现的虎纹则代表巴蜀文化的共同特征。巴蜀文化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巴蜀文化除与中原与楚文化相互影响外，它还影响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对五溪地区的影响也极为深刻，这我们可从五溪地区的风俗和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出。巴人所用的器物罐、盆、豆、圆刃折腰钺，短骸式弓耳矛及甑、釜、鍪配套的铜容器在五溪地区被广泛使用。土家族的摆手舞就是源于古代巴人的“巴渝舞”，特别是在湘西地区出土了大量的虎钮錞于。这与巴人对虎崇拜有关系。《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引《世本》云：“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逐以人祀焉。”这可能是一种原始图腾崇拜，故唐人樊绰《蛮书》卷十载：“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这种对虎的崇拜。土家族的一支作为一种习俗一直传了下来，如鄂西南的土家族至今民间仍有白虎崇拜之俗。但湘西土家族则流行坐堂白虎敬奉，过堂的白虎驱之的赶白虎习俗，凡婚丧喜庆和节日，则于门口画一白虎，又画一幅弓箭，引弓欲射白虎。谁家有人生病，还请梯玛行赶白虎法事。一敬一射，说明其间习俗的差异，有学者认为：这是土家族族源的两支不同的支系。
巴蜀文化的传人原因很多。首先，五溪地区山水相间，大小河流数千条，水路交通发达，特别是联系巴蜀之地的酉水在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酉水作为古代的盐运通道，加强了五溪地区和巴蜀之间的沟通和联系。五溪地区没有盐源，而四川很早就发明凿盐井取卤，打气井取气，燃煮卤制盐，其钻井技术为世界首创。早期的盐源主要来自巫山、彭水等地。彭水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产盐地，这里的盐被开采出来以后就被运送到五溪和其他地区，这就为文化相互交流提供了重要条件。其次，巴蜀文化的传入同战争是分不开的。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人五溪。”各为溪长，各自为政。另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慎王五年，蜀壬伐苴侯。苴侯奔巴，巴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一且。仪城江州，司马错自巴涪水取商於地为黔中郡。”巴与楚、秦皆战，后被秦所灭。秦以后，随着战争的发展，许多巴人士兵在战后留在了五溪地区，与土著居民一道开山辟水，共同生活。这样巴文化就随着巴人的进人而融人了五溪地区。
二、东部洞庭湖区文化的影响。五溪文化与洞庭湖区文化渊源极深，五溪文化和洞庭湖区文化能紧密联系在一起要归功于沅水。沅水发源于贵州省云雾山鸡冠岭，流经黔东、湘西，至黔城以下始称沅江，入洞庭湖。沅水就象一条纽带，不仅把五溪地区的文化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洞庭湖区，同时还把洞庭湖区和其他地区的文化吸收进来。据考古发现，在五溪文化中发现了洞庭湖区文化的因子，同时在洞庭湖区和其他地方也发现了五溪文化的因子。如在怀化高坎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与洞庭湖区的车钴山、划城冈、三元宫遗址中出土的型制相同的黑陶曲腹杯、圈足器、簋形器、瓶等器物。曾经有学者把五溪文化当作洞庭湖区文化的一部分，这种观点在笔者看来值得商榷。五溪文化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种独立的文化系统而存在，是因为这一特定的区域的人们对乡土文化有了比较一致的认同感。
这种认同感与他们长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是分不开的， 是他们对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高度提升，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这是一个文化系统区别于另一个文化系统的独特标志。从五溪文化和洞庭湖区文化所蕴藏的精神品质来看，确实有许多相似点。比如，两者都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壮志豪情，也都有顽强拼搏的蛮悍精神。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由于地缘和相互交流的缘故。五溪地区与洞庭湖区仅有一山之隔，中间有沅水相连，这为五溪文化和洞庭湖区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客观条件。五溪文化不仅随着滚滚东流的沅水渗透到洞庭湖区，也随着两地的交往不断吸取了湖湘文化的一些要素。
事实上，五溪文化与洞庭湖区文化之间的区别非常明显。舒向今先生在《五溪地区先秦文化刍议》一文中分横、纵两个角度论述了二者的差别，现把纵的方面摘录如下：与洞庭湖区的文化进行比较，其不同点仍然是十分明显的。（1）五溪地区的文化遗址多出打制石器，且延续时间很长。从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开始，到新石器时代乃至商周和春秋战国，其文化遗址都伴出大量的打制石器。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以及铜器、铁器并用这是五溪地区先秦文化的一大特点。（2）夹陶砂的比例大于泥质陶，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春秋战国，夹砂陶一直占主导地位，而夹砂褐陶为陶器中的大宗。（3）少三足器，多圈足器和圜底器。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不见三足器，晚期罕见三足器。商周时期少见三足器，春秋时期只见鬲，不见鼎和其他三足器。（4）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的较早期（相当于大溪文化期）少见彩陶，多见刻划的纹饰。绳纹、
弦纹和戳印纹是五溪地区先秦时代最常见的纹饰”。由此可见，独具特色的五溪文化与洞庭湖区文化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是一种有着独特地域色彩的文化，与洞庭湖区文化不属于同一个系统。
三、南部珠江流域越文化的影响。五溪文化圈的南部是百越文化圈，越族是居住在我国南方的一个很大的族群，善于舟楫、人数众多，分布广泛。从浙江经福建、广西、广东，直到越南，都有他们居住，虽然同属一族系，而又各有氏族，互不统属，所以又称“百越”。秦汉以前，岭南大地上的越族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富有特色的文化。我国学界普遍认为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几何印纹陶是古代百越系民族比较有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特征。
在五溪地区， 代表这种文化特征的遗址是靖县斗篷坡遗址， 另在城步也发现类似的遗址。 越人居住于溪谷之间， 从事农业， 种植水稻，
他们共同有民族习俗，纹身断发、铜鼓文化、人工拔牙、干栏住宅、悬棺葬。这些特征在五溪侗文化中有明显的体现，古越文化在侗族这里得到了较好的保存，侗人堪称研究古越文化的“活化石”。五溪之水，流经东西，贯穿南北；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新石器时代，沅水与西江是文化的主要传播路线。长江流域的各种文化通过沅水和西江与两广地区相互交流。据考古学发现，新石器时代沅水流域的玉蟾岩文化和高庙文化，都可以在桂林的甑皮岩遗址中找到相应的遗存。从出土的战国墓当中发现，珠江流域越文化中的青铜文化极度发达，可以明显看出楚文化的因素夹杂其中。这已经被“1989年锦屏亮江出土的一批战国时期的青铜器证实。这批青铜器共八件，包括剑三，矛一、镞一、钺一、锄头二，是在沅水上游三江交汇地带的河床中发现，与贵州西部的以往发现迥然不同，而与湖南沅水流域楚国文物风格一致，以楚文化为主而兼有巴、越文化因素。其中的钺，在麻阳也有发现”。到秦汉时期，秦王为了战争的需要，命人开凿灵渠，灵渠是一条连接湘江与漓江的人工渠道，主要由铧嘴、大小天平石堤、南渠和北渠等工程构成。灵渠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岭南文化与五溪文化之间有了更多的联系和交流。到西汉末年，这些带有地域风格特征的异域文化文逐步与汉文化和五溪文化开始有了进一步的融合，越文化逐步消失，只有部分进入山林的越人保留了其古老习俗，这些越人逐步演变今天五溪大地上的壮、瑶、黎、侗等少数民族。
四、北部楚文化的影响。从影响的深度来说，楚文化对五溪文化的影响相比其他的文化而言要深的多，巫风至今在五溪大地盛行就是明证。楚文化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人在长江中游创造的一种地域文化，兼采华夏文化和蛮夷文化之长；同时它有自己的鲜明的特点：崇火崇凤、好巫、开拓进取、不拘礼法、爱标新立异。楚文化清奇灵巧，富有浪漫色调，这与讲究敦厚、雄浑的中原文化、与尚武蛮悍的五溪文化有着则然不同的味道。这表现在地理、物产、风俗、民情、制度、语言、服饰、音乐等多个方面。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富矿。西周早期，随着楚人第一次扩张军事行动的开始，楚人有了进一步与外围蛮夷文化接触的机会。楚武王熊通即位后开始谋求向外发展，这一时期的楚国“南并蛮越，东吞江汉”，在巩固后方的基础上逐步吞并了江汉地区、南阳盆地及淮河上中游地区、五溪地区等广大区域。在五溪地区设置了黔中郡，
使其处于楚政权的管辖之下。由于五溪地理位置偏僻，五溪一般作为逃避战乱的楚人和官员流放之地。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屈原就是从楚都被流放到溆浦。正是由于这些楚人和楚文化的进入，使得五溪本土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楚人带来的文化至今尚存。
这里要说明一点的是，楚文化对五溪文化的影响虽然深刻，但并没有使五溪土著文化消失殆尽，五溪文化依然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湘西的文物普查，仅怀化地区和原湘西自治州10县市就发现战国遗址300多处，并发掘了几百座战国墓葬。从这批已发掘清理的战国墓葬中，发现一种有明显的地方特点，有别于楚文化和巴文化的土著文化。一副从墓葬形制来看，土著墓葬多为狭长型的土坑竖穴墓，墓小且浅，做工粗糙，有头龛，内器物少，青铜剑断为两截，分葬于头部和腰部。从陶器组合来看，多为壶、钵、豆。不出“楚式鬲”，却出簋。簋在楚墓和巴人墓中都很少。其组合与邻近地区不同，加上有时搭配深腹豆，吴铭先生认为，这种现象应是有别于楚、巴文化的土著民族文化。另外从出土的青铜器来看，与巴、楚的剑形和纹饰都不一样。由此可见，在楚文化的主导下，五溪人对楚文化兼收并蓄，取长补短，逐步将楚文化改造成适合自己民族特点的文化。
五、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汉文化对周边的各种文化都有一定的影响。佛、儒、道各派思想对五溪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汉文化曾一度成为五溪地区的主导文化。汉文化对五溪文化的影响应当从夏商时期开始算起。早在夏商时期，五溪地区就与中原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中原文化的扩张，汉人开始进入五溪地区。在酉水流域一些遗址中典型夏、商文化的陶器比比皆是。殷商铜器以酉为族徽的有二十余器，酉爵出陕西耀县，当与古酉姓有关，《晋史》保持的古史记录如果可靠，酉水流域正是炎黄子孙酉姓的封地。到了秦汉时期，两地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中原文化大量流人五溪地区。出土的里耶秦简表明，从秦全面实施郡县制开始，五溪地区就处在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并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后来的历代王朝无不对五溪地区实施控制，虽然强弱有别，但汉文化的不断入侵和影响日益增大确是事实。汉文化传人五溪地区原因比较多，其中主要的因素有：一是战争。战争是文化交流的一种另类形式，纵观五溪整个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战争史，五溪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更多的是在战争的情形下出现的。二是人口迁移，由于战乱和为了躲避徭役。中原地区的汉人不远千里，跋山涉水，迁移到五溪山区。历史上在五溪地区有几次大的移民，魏晋时期是比较大的一次，迁入和迁出的人口都比较多；其次是清代。改土归流”以后，汉化政策得以实施，大量的汉族人进入五溪地区，从事农业和商业；最后是抗战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避难的民众和支援建设的汉人大量流人五溪。三是行政建置，汉化政策的推行。四是贸易活动。五是官员的流放。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汉文化逐步渗透到五溪地区，对五溪人民的思想观念起到了一定的影响。总而言之，五溪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又独具特色，是汉文化、楚文化、越文化、洞庭湖区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历代五溪人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创造的一种多元包容的复合文化。
五溪蛮——古荆蛮后裔
“五溪蛮”之发端，是从远古时代荆蛮部落分支——欢兜部落“古三苗”。到尧帝晚年，欢兜部落推荐共工继承尧位。尧任共工为工师。舜帝摄政时，欢兜部落及共工被舜冠以“凶族”罪名流放三苗国。三苗部落与尧子丹朱反叛失败，欢兜族南迁，融入“蛮夷”。在舜帝执政时三苗部落瓦解，大部分迁往湖南西南山区。后演为荆蛮、苗族。禹帝执政时，禹帝率部征讨三苗。三苗败，与土著蛮族融合，成为“荆蛮族”。夏朝（先楚时代），楚人生活在湘西，被中原王朝斥为“楚蛮、荆蛮”。是为“五溪蛮”之前身。
“五溪蛮”之雏形，是在商朝至春秋晚期之间。商朝，濮部自四川涪水流域向东扩展，进入鄂西，成为“江汉濮”。西周，古濮人成为澧水、沅水流域主要居民。周宣王二年（公元前826）乙亥，荆蛮叛王命，方叔将兵征之，荆蛮来服。于是《诗经》有采芭之诗。春秋初期（公元前757-前741），楚蚡冒熊眴治楚，军事及政治势力进入沅水下游地区，镇压蛮濮。春秋时，湘西濮与三苗、荆蛮混杂融合，交织并存。春秋中期（公元前671-前626），楚成王熊恽治楚，镇压濮夷。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5），吴起为楚相，助楚悼王疑征伐南方。占领湖南，镇压土著反抗。后在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交通要道，建立据点。沅陵设黔中城。春秋晚期，楚国设黔中郡，并设置关卡，委派税官，征收过往商旅车船的税收，四水流域沿途皆有城邑关卡税官。且封同姓或异姓贵族为王公，统治湖南。封鄦阳公统治今洪江、黔阳、中方、鹤城、麻阳、芷江、新晃。
公元前339年至公元前277年，是为外来文化对“五溪蛮”有记载之始。周显王三十年至周显王四十年（公元前339-前329）楚威王商派将军庄蹻溯沅水而上，攻打夜郎，直到滇池。后建滇国。楚怀王（公元前328-前299）槐时，屈原（公元前340-前277）任左徒，参议国事，主张改革，遭尹子兰等反对，被黜为三闾大夫，流放汉北。楚顷襄王（公元前298-前263）横三年（公元前296），屈原又被流放溆浦。先从郢都沿长江东下，又向南折入洞庭湖，溯沅水而上，自常德（枉渚）抵辰溪（辰阳），东折至溆浦。沿途写下著名的《九歌》、《九章》、《天问》等。其中，《涉江》写于溆浦。周赧王三十四年（楚顷襄王十八年，公元前281年），秦昭襄王派司马错发兵攻占黔中郡腹地的沅水中下游地区。周赧王三十五年（楚顷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80年），秦国大将张若攻楚国巫郡，进军黔中郡。屈原离开溆浦经辰溪出武陵，《渔父》写于自溆浦至辰溪出武陵的途中。相传著名的《橘颂》、《湘君》、《湘夫人》也是写于流放溆浦期间。后往长沙，作《怀沙》、《招魂》、《悲回风》。周赧王三十八年（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甲申，秦蜀守将张若率兵攻打楚国，占领了黔中郡、巫郡、楚郢都。在郎州筑城抵拒楚军，统治五溪地区，为秦国设置黔中郡。中心在沅水中下游，郡治在今沅陵县。五月五日，屈原在汨罗得悉楚郢都被秦攻破，作《忆往日》，怀沙自沉汨罗江。当时湘西辰溪、溆浦一带已使用铁器，多为农具、生活用具等。麻阳县九曲弯还有楚人开采的铜矿井，采矿工具为竹、木、陶、铁等。战国时代，溆浦已刻有短篇铭辞的“钟贿王”铜鼎等文化制品，还有楚简也产生在此一时期。
两汉时期，是为“五溪蛮”地郡县之设置、“五溪蛮”名称之肇始、“五溪蛮”受朝廷重视之源头。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置镡成县，属武陵郡。西汉时期，“五溪蛮”酋长田强，素有威信。王莽欲招徕之，赐以铜印，田强拒绝不受。有十子，皆雄勇，乃以三子统五万人，下屯沅陵以东，各筑一城，烽火相应，以拒王莽。东汉建武二十三年（47）十月，辰溪（今辰溪辰水）、雄溪（今洪江巫水）、潕溪（今黔城潕水）、朗溪（今托口渠水）等“五溪蛮”酋长相单程，率武陵五溪蛮起义，为“渠帅”。相单程领众据险抗击官军，大寇郡县。光武帝派威武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乘船溯沅江而上入武溪击之”。刘尚“轻敌入险，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蛮民知尚粮少人远，又不晓道径，遂屯聚守险。尚食尽引还。蛮沿路激战，尚军大败。悉为所灭”。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七月，“五溪蛮”酋长相单程领导的起义军获得发展，挥师下攻临沅。“秋七月，武陵蛮寇临沅。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讨之，不克”。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汉遣马援等率兵四万余众往攻，溯沅江而上。因滩险水急，舟不能前。又逢盛暑，士卒多病殁，被困在沅陵壶头山下。马援病死。为了避免全军覆灭，监军宋均假传圣旨，调伏波将军司马吕种为沅陵长，同起义军谈判，对蛮军改用招抚。相单程因饥荒缺食，乃降。东汉元嘉元年（151），武陵（今常德、桃源、沅陵等地）蛮人詹山，集众四千余人起义，拘执县令，屯聚深山。汉遣窦应明往攻，不能胜。东汉永兴元年（153），太守应奉往招抚詹山，义军散降。
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朝，是为“五溪蛮”之发展扩张时期。三国时“五溪蛮”起义，吴奋威将军刘阳侯潘浚奉命统诸军往讨。兵至沅水中游，筑垒酉口侧，斩万余人，五溪遂平。建兴三年（225），诸葛亮南征九溪十八峒，路经镡成，并遗铜鼓一面。诸葛城、诸葛营到处都建有。西晋建兴三年（315），杜稻遣将王贡，联合五溪苗、瑶族人民以舟师截断官军水道粮运，被荆州刺史陶侃击败；尔后，因王贡叛变，杜稻被陶侃再次击败身死。南北朝刘宋元徽二年（474），荆州刺史沈攸之勒索诸蛮捐税，群蛮怒，酉溪（今永顺、沅陵等地）蛮王田头拟杀宋之使者。沈攸之责缴赔偿五百万，田头拟受逼气愤而死。其子田都亡入僚人地区，聚诸蛮部起义，攻至郡城。武陵内史萧嶷遣兵进攻。田都请继父王位，萧嶷允之，蛮众乃安。南北朝齐建元三年（481），武陵蛮首领田思飘，发动蛮族起义。内史王文和率军镇压，田思飘从间道切断官军粮道。官军增援，田思飘中弩死，蛮众以城降。南北朝齐永明（483年-493）初，黔阳蛮族首领田豆渠，与黔阳蛮族首领向宗头等聚蛮众五千人起义。官军进攻，义军据砦抗击。官军斩山开道，进攻其砦。向宗头深夜烧砦退走，田豆渠不知所终。南朝梁（502-557），以城东有龙檦山，故改潕阳县为龙檦县，隶南阳郡。南朝陈永定三年（559），龙檦县改属沅陵郡。隋大业十三年（616），南北朝梁代政权皇室后裔、梁宣帝曾孙萧铣在巴陵郡反隋，据湖南一地，建立梁政权，自称梁王，都巴陵郡。后在岳阳称帝，废龙檦县。收编沈柳生起义军数万人后，势力进一步扩大，攻占了江西的豫章郡。短短一年里，萧梁政权控制了东自江西九江，西达三峡，南抵广东交趾，北至湖北川汉平原的广大地区，拥有强兵四十万。唐武德三年（620）庚辰，巴陵豪强首领、萧铣部将董景珍借故杀害沈柳生。沈柳生起义军群龙无首，随之瓦解。董景珍以沅陵郡降唐将李靖。以沅陵、辰溪，析置麻阳县。
附录：五溪蛮（唐）
有唐一代，是“五溪蛮”在中国历史上造成卓越影响的时期。唐武德七年（624），复置龙檦县，属辰州。（按：武德初，兵威远慑，诸蛮渐附，始置巫州、锦州、溪州、富州、叙州等处环治。旋置麻阳，隶于锦州。中多大姓，为彭氏、舒氏、向氏、冉氏、田氏盘踞。因彭氏处以上、下溪州及保靖等州，因舒氏处以叙州，因向氏处以富州，因冉氏处以酉阳，因田氏处以锦州，各分土管辖。土酋中环五种苗蛮，多石、龙、吴、麻、田姓。自高岩居下者，多沅溪蛮，属辰州路泸溪郡；自高岩居上者，名夜郎，属思南。）
唐贞观八年（634），改龙檦县之“檦”为“标”，置巫州治于龙标。析龙标县地，分置朗溪县，属巫州，治托口。
唐贞观十二年（638）二月甲子，巫州（今黔城）獠反。巫州都督齐善行，败巫州獠，俘男女三千余口。武周天授二年（691年），巫州改为沅州，龙标隶属沅州。
武周长安三年（703年），沅州改为舞州。唐开元十二年（724），溪州蛮覃行璋反。唐以监门卫将军杨思勋为黔中道招讨使，将兵击之。杨思勋生擒覃行璋，斩首三万级而归，敕覃行璋以为洵水府别驾。
唐开元十三年（725），以“沅、原”声相近，复为巫州。唐天宝元年（742），置叙州潭阳郡，郡治设龙标。同时设辰州泸溪郡、锦州卢阳郡、奖州灵溪郡、羁縻州晃州。
唐大历五年（770），改巫州为叙州，辖龙标、朗溪、潭阳三县，叙州治仍设龙标。隶黔州观察使。黔州观察使治辰州，辖湖南辰州、溪州、叙州、奖州、锦州及四川黔州等地区。黔州观察使后升武泰军节度使。
唐元和六年（811），大水坏黔州城廓，黔州观察使窦群发溪峒蛮抢修，督役太急，辰州蛮、叙州蛮乃聚众qi.义，推叙州蛮首领张伯靖为帅，统领诸蛮。闰十一月，张伯靖率领qi.义军南下，连续攻占了播州、费州。qi.义军攻州夺府，汇成了以辰、锦、叙三州为中心，范围包括整个沅水中上游和湘、鄂、川、黔、桂边界地区大qi.义之势。黔州观察使窦群讨之，不能胜。又调集庸蜀（今四川）、荆汉（今湖北）、南粤（今广东、广西）、东瓯（今福建）等处官兵对qi.义军进行围剿。qi.义军以辰、锦、溆等州为根据地，广连九峒，凭险固守，官兵不能胜。
直到元和八年（813），唐政府先后派遣崔能、潘孟阳等率师四面进攻。宰相李吉甫提议招抚，派遣荆南节度使严绶往谕，张伯靖遂降，授右威翊府中郎将。
唐文宗开成四年（839），杨朝由淮南丞调守叙州，治龙标，开拓湘黔渝五溪峒寨。
唐咸通元年（860）六月初六日，叙州知州杨朝（字居本）子杨再思诞生叙州龙标城。杨再思少年勇猛过人，并且文韬武略齐备。
唐咸通十四年（874），杨再思随父杨居本守叙州。后因功知叙州事，守沅州，创建五溪十峒。设峒长、定峒制，众尊杨再思为十峒长史。
唐乾符六年（879），湖南饥荒。辰州蛮酋长宋邺，与叙州蛮酋长昌师益聚溪峒诸蛮起义。
唐龙纪元年（889），杨再思受朝廷绢诏，分镇滇黔，保境卫国。唐代末期，王室衰微，天下纷争，满镇割剧。当时割剧湖南的马殷，为了扩大势力范围，不断派兵征伐五溪蛮地，以拓宽疆域。当时五溪蛮地北有辰州（沅陵、辰溪、麻阳、溆浦）、锦州（麻阳锦和、凤凰、松桃、铜仁、秀山、酉阳）、思州（江口、印江、德江、沿河）；西有奖州（锦屏、玉屏、镇远）、充州（岑巩、黄平）；南有应州（五开—即今黎平、铜鼓—即今锦屏）、融州（从江、榕江）；东南有邵州（邵阳、洞口、武冈、绥宁、城步），而以叙州（无阳、巫州、龙标、朗溪、朗江、远口、渠阳）府治龙标为中心。五溪蛮地诸多酋长慑于马殷威势，而纷纷归附。徽州（绥宁）、诚州（靖州）蛮酋长潘全盛，与辰州（沅陵）蛮酋长宋邺、叙州（黔城）蛮酋长昌师益等，为了保卫家园，联合抗击马殷的入侵。其时叙州（今黔城）一带苗、瑶、侗各民族在四大款首潘全盛（又名潘金盛，或潘大虎）、昌师益（又名姜士奇，或姜师奇）、杨承磊（或杨神勇）、杨再思的领导下，逐渐兴旺繁盛，形成一个以叙州为中心的民族集团组织“叙州蛮”。潘金盛居东南八峒，亦称飞山峒，统领徽州（绥宁）、诚州（靖州）一带；杨承磊居西南五峒，亦称应州峒，统领铜鼓（通道）、绥宁、城步、武冈一带；昌师益居西方三峒，亦称老三峒，统领朗溪（托口）、远口、天柱、锦屏一带；杨再思居北方四峒，亦称朗溪峒，统领叙州府的巫州（洪江）、龙标（黔城）、无阳（芷江）、晃州（新晃）、玉屏一带。四人结交联盟，称为兄弟，誓同生死。兄弟四人都武艺高强，潘全盛使用兵器为一把门板大刀，杨承磊使用兵器为一对青铜大锤，昌师益使用兵器为一条十节长鞭，杨再思使用兵器为一柄神光飞天宝剑。
唐乾宁四年（897），马殷派楚军进攻飞山峒。潘全盛派遣杨承磊率领义军主力，攻打楚军后方军事重镇武冈，杀戌卒。马殷遣邵州刺史吕师周率领5000衡山兵前往救援。义军退守飞山峒，继续与马殷楚军进行战斗。
附录：五溪蛮（五代）
五代时期，是“五溪蛮”的鼎盛时期，控制的疆域之广、影响的范围之大、持续的时间之长、割据的蛮酋之多，是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
后梁开平元年（907），粱太祖朱晃封马殷为楚王。马殷势力日益强大。原思州、播州等州割据势力划地自立，不附朝廷。惟有杨再思坚持奉唐正朔，改叙州为诚州，诚心固守，自封“诚州牧”。使用唐哀帝“天祐”年号，村寨使用唐规、唐款，在西南腹地创建忠于唐室的藩镇，以功受唐诰封为“诚州刺史”，左仆射尚书，食邑一万二千户。后梁时期，马殷战据湖南，建立楚国，自称楚王。潘全盛领飞山和五开（今贵州黎平县）一带，杨再思据叙州的潭阳、郎溪一带，杨承磊据叙州的锦屏、天柱一带，与西方三峒款首昌师益互为声援，以拒马殷。叙州城西二十里，有凌云山，高插霄汉，群山拱卫，俨若重城。下俯溪流，洁绕如带。陟其山巅，数百里内，顾盼可尽。峰腰石室莹洁，广可数武。室外古树森列，盘屈横拱，状若门楣，为天造地设胜区。叙州蛮酋长杨再思筑寨其中，勇略过人。楚王马殷屡次进攻均未果。后楚王马希范将女许为杨再思继配，缓和紧张局势。马希范女亦深谙兵机用克，威服蛮夷。尝于峰巅结寨相保聚，远近获全。后人感其德，立土庙为神祭祀马希范女，多有灵验。
后梁开平四年（910），叙州蛮酋长潘全盛联合辰州蛮酋长宋邺，与叙州蛮酋长昌师益据辰州，数攻马楚边境，克湘乡。马殷派遣邵州刺史吕师周将衡山兵五千往攻之。
后梁乾化元年（911）正月，邵州刺史吕师周率领楚军击败了潘全盛进攻武冈的义军，并抄小路偷袭潘全盛根据地飞山峒。吕师周率领楚军“攀藤缘崖，入飞山峒”袭击潘全盛。得平地数处，趋军分布立栅，一日而毕。潘全盛见后大骇，曰：“此兵天降也”。潘全盛见飞山峒危急，大为惊慌，遂令杨承磊率领义军主力1000义军迎战。吕师周令官兵捆绑着抓获的义军在前带路，直攻飞山峒。潘全盛、杨承磊率领义军仓促应战，奋勇杀敌。杨承磊战死，潘全盛遭俘后，被押往武冈斩杀。其余部3000余义军尽被杀戮。潘全盛捍卫飞山峒的斗争，自唐末而至五代，前后坚持了十四年之久，后来因为寡不敌众而失败。楚王马殷，平辰、溆诸蛮，统一湘西。叙州蛮酋长杨再思率领余众降楚，封“十峒长史”。
后梁乾化二年（912），叙州蛮族首领昌师益归顺楚王马殷，马殷以昌师益为叙州刺史。以辰州蛮酋长宋邺为辰州刺史。诚州蛮族首领杨再思为诚州刺史。杨再思私改叙州为诚州，以示“诚心固守”之意，并自封“诚州牧”。杨再思有十子，各为酋长，称为“十峒蛮酋”。并以字派“再、正、通、光、昌、盛、秀”七字为等级，建立封建领土制度，推动境内峒瑶苗各民族的团结和融合，从此叙州蛮进行兴盛时期。
后梁龙德元年（921），辰、叙州苗、瑶等蛮族人民联合攻楚，为宁远节度使姚彦章所败。
后晋天福四年（939），溪州豪酋首领彭士愁引溪州（今永顺、古丈）、锦州（今麻阳、凤凰）、奖州（今芷江、新晃）三州诸蛮攻辰州（今沅陵）、澧州（今慈利、石门等地），为楚王马希范所败。彭士愁率诸蛮纳三州印请降。马希范徙溪州于便地，表彭士愁为溪州刺史。并以铜五千斤铸柱铭誓，立于会溪坪（今沅陵）。世称“溪州铜柱”。
后晋出帝开运元年（944），杨再思与西部诸峒酋长在平南一战，使诸峒酋长部属威服，不敢冒犯诚州。杨再思有十子，各为酋长，称为“十峒蛮酋”。从平南一战凯旋归来的杨再思此时已是八十四岁高龄，就将政权交给七子杨正岩，将军事交给此子正滔，自己颐养天年。三子杨正修，管辖今绥宁、城步、新宁、武冈等峒寨地区。当时属叙州蛮徽州赤水峒，故称“赤水峒主”。命杨正岩将叙州蛮的统治范围逐渐扩展到今湘西南，黔东南，桂西北广大地区（即今湖南的靖州、会同、通道、黔阳、怀化、溆浦、麻阳、芷江、新晃、新化、新宁、武冈、城步、绥宁；贵州的锦屏、黎平、天柱、从江、榕江、玉屏；广西的三江、龙胜等县）。在此时期，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争夺中原，无暇顾及作为边郡的五溪地区。天下分裂，战乱频繁，生灵涂炭。杨再思制下的诚州则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稳定，峒苗各族安居乐业，农牧发展，商贸兴旺。西部酋长常来犯境，均被杨再思率领十子及诸峒一一击退。
后周广顺二年（952），马楚辰州刺史刘言取湖南，欲招叙州（今黔城）蛮首领符彦通归楚，被周行逢所阻。
后周显德元年（954），蛮族首领符彦通以叙州为根据地，称王于溪峒间。南唐武平军节度使王进逵灭楚，命符彦通为黔中节度使。后叙州蛮酋长杨再思七子杨正岩先以武阳徽州蛮为其部属，后扩大势力，相继占领诚州（今靖州）、奖州（今贵州岑巩）、锦州（今麻阳锦和）、懿州（今芷江）等地。
后周显德四年（957）十月二十六日，诚州刺史、“十峒蛮酋”杨再思卒，享年九十八岁。葬今贵州黎平佳所长岭岗。杨再思生前娶有五氏，依次生十子。原配韩氏生长子杨正隆、次子杨正滔、三子杨正修；续配蒙氏生四子杨正约、五子杨正款；继配马希范之女生六子杨正绾、七子杨正岩、八子杨正嵩；侧室潘氏生九子杨正权；侧室郑氏生十子杨正俭，又名杨正钦。五代之乱，天下多遭涂炭，独诚州兵民屯集，商贾出入，社会安定，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杨再思团结各州的兄弟民族归顺朝廷，因治国安邦功勋卓著，被宋王朝先后追封为威远将军，英惠公，英惠侯。殁后，湘、桂、黔三省边境人民或其思德，或奉为神灵，或尊为祖先，普建飞山庙祀之。每年农历六月初六（杨的生辰）和十月二十六日（杨的忌辰），当地群众常去飞山庙祭奠，经久不衰。
到了宋朝以后，“五溪蛮”起事，只是零星小火，已经不能引起多大注意了。虽然也有几次北京大的起义。譬如下面所叙述的事件。
宋建隆三年（962），周行逢死，其子周保权继位。部将不服，湖南再次卷入战乱。叙州刺史钟志存奔武阳徽州蛮酋长杨正岩。杨正岩遂以十峒称王，惟留徽、诚二州，诸县皆废。
宋乾德元年（963），宋军压境，宋平湖南。复奖州、叙州诸州。
宋开宝八年（975），杨正隆兄弟自从父亲杨再思辞世以后，见炎宋兴起（960），唐祚已终，人心归宋，乃顺应潮流，晋京面圣，称臣朝贡，献诚州版图。宋太祖赵匡胤龙心大悦，赞扬杨氏父子济世良策，守土有功，树为靖边楷模。封杨正岩为诚州刺史，世袭父职，治诚州；杨正岩将“飞山蛮”的统治范围逐渐扩展到今湘西南，黔东南，桂西北广大地区（包括湖南靖州会同、通道、黔阳、怀化、溆浦、麻阳、芷江、新晃、新化、新宁、武冈、城步、绥宁、贵州、锦屏、黎平、天柱、从江、榕江、玉屏及广西三江，龙胜等县）。封杨正隆为临州知州，治洞口。封杨正滔为湖耳、古州、柳州等处防御使，治湖耳。封杨正修为刺史，治城步，辖今绥宁、城步、新宁、武冈等峒寨地区。当时属“飞山蛮”徽州赤水峒，故称“赤水峒主”。封杨正约为古州八万军民安抚使，治古州。封杨正款为洪州刺史，治洪州。封杨正绾为播州知州，居绥宁。封杨正嵩为防疆使，治防疆。封杨正权为太尉，治潭溪。封杨正俭为威胜将军，镇黔阳。并追封杨再思为诚州刺史，赐爵英惠公、英惠侯，立杨英惠侯墓碑，嘉奖旌表，由朝廷赏赐兄弟绢帛回籍。从二世起，随官任职，散居十地。子孙开始与土著峒苗各族联姻融合。宋初，在民族地区设置总管府、军民总管府、都护府等地方政权。自三世起，杨再思后裔世袭土府的有古州八万军民总管府等，官民相通，地方升平，出现了空前盛世。朝廷思念杨氏治世之德，九次褒封杨再思为王侯，弘扬德范，赐庙供养。五溪地区各民族人们也纷纷建立庙宇，祭祀杨再思。至今仍然香火不断。宋诗人陆游题杨再思庙对联云：“澄清烽火烟，赤胆忠心昭日月；开辟王化路，宣仁布义壮山河”。
宋太平兴国四年(979)，“赤水峒主”杨正修款附赵宋王朝。
宋太平兴国五年(980)，杨正修经魁进士，敕差韶州都统，并授银青光禄大夫之职。
宋太平兴国八年（983）癸未，溪州、富州、锦州、叙州四州蛮，相率诣辰州，表明愿意参照内陆郡县轮流上交租税。诏长史察其瑶俗情伪，并按视山川地形图画来，上卒不许。（懿州刺史田汉瑗、锦州刺史田汉希上言：愿两移其地。诏从之。又以知叙州舒德邦为刺史，向通汉为富州刺史。）诚州蛮族首领杨通宝向朝廷进贡，被命为诚州刺史。
宋淳化二年（991），晃州酋长田汉权向宋朝廷贡献晃州古印一枚，被封为晃州刺史。
宋淳化三年（992），晃州刺史田汉权遣使向宋朝廷进贡朱砂、白蜡等特产。
宋淳化五年（994），晃州刺史田汉权上京进贡，宋太宗亲赐器币。
宋至道二年（996年）丙申，富州刺史、蛮族首领向通汉入京。（帝亲祀南郊，富州刺史向通汉上言：圣人郊祀，恩浃天壤，况五溪诸州，连接十峒，控西南夷戎之地。惟臣州，自古至今，为辰州墙壁，障护辰州五邑，王民安居。臣难僻处遐荒，洗心事上，伏望陛下，察臣勤王之诚。）因兹郊礼，特加真命，诏加检校司徒，进封河内郡侯。
宋咸平元年（998），富州刺史向通汉上书请定租赋，帝以“荒服不征”，不允。宋景德元年（1004），富州刺史向通汉派遣使者祀潭州营佛寺，以报朝廷抚恤之恩。
宋天禧二年（1018），富州刺史向通汉率所部入朝，贡名马、丹砂、银制剑槊等物，并上五溪地理图，愿留京。特授检校太傅、本州防御使，还赐疆土，并官其三子。
宋天禧三年（1019），富州刺史、蛮族首领向通汉卒。以其子向光宪知富州事。
宋乾兴元年(1022)，“赤水峒主”杨正修殁。墓葬今城步苗族自治县土桥农场狗崽石，为城步杨姓苗族始祖。其后裔繁衍于湘西南、桂西北、黔东南一带，全国闻名的许多苗族将领，史称“杨氏世勋”，与山西太原“杨氏世将”齐名。杨正修墓至今保存完整。已列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宋嘉祐三年（1058），溪州酋长（永顺土司）彭仕羲起义失败。宋将殿中丞雷简夫与辰州知府窦舜卿，琢沅陵明溪筑新城。雷简夫撰文，辰州签判掌机密甄昇书写，在明溪口酉水岸石壁上錾字为记，名《明溪新寨题名记》。
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纳土归宋版籍。
宋熙宁五年（1072），荆湖北路察访使章惇兵分三路，征懿州、鼎州、硖洲（今安江）。改硖洲新城为安江寨，富州新城（今黔城附近）为镇江寨。继而征服五溪地区全部。
宋熙宁六年（1073），富州蛮酋长向永晤贡献先朝剑印，以表归顺。
宋熙宁七年（1074）甲寅，改叙州置黔江城。
宋元丰三年（1080），置黔阳县，因县治在黔水之北得名，隶沅州。初建学宫于县治侧。
宋元丰八年（1085），撤销黔阳县托口寨。
宋元祐五年（1090），置竹滩、洪江二寨，隶属黔阳县。
宋元祐十二年（1097），靖州、绥宁等地蛮族首领、杨再思六世孙、杨正修五世孙杨晟台聚众起义。宋廷遣湖北转运使唐可问率兵一万前往镇压，被起义军击溃。
宋元祐十三年（1098），湖北转运使唐可问遣东南第七将王安率兵进攻义军，结果王安阵亡。义军声势震动朝廷。朝廷又先后派谢麟、李湜督军，“经制蛮事”。当谢麟、李湜在了解城步、绥宁、靖州一带的情形后，都认为在这一带少数民族地区建置设官的条件，尚未成熟，主张放弃所设州县，以缓和民族矛盾。于是，宋哲宗诏谕湖南、湖北及广西路，对杨晟台等免于“追讨”，“诸路所开道路，始置堡砦并废”。杨晟台起义取得重大胜利。
宋崇宁二年（1103），宋王朝废徽州，建莳竹县，旋改绥宁县。建制设官，苛捐杂税日益加重，蛮民不堪重负。
宋政和元年（1111），黔阳蛮族首领黄安俊举兵围镇江寨（今黔城附近），知州事张建候与卢阳令王宪之率兵前往镇压，被黄安俊击败，张建候、王宪之二人被处死。
宋绍兴元年（1131），绥宁临冈蛮族领袖杨晟台之孙杨再兴率领绥宁等地九十团侗、苗等蛮族人民起义，攻占绥宁临冈。宋朝廷派官兵“招讨之”，不能平。
宋绍兴四年（1134），湖南安抚制置大使席益派统制吴锡率领官兵征剿，“大破之”。起义军虽然受挫，但是仍然据险守御，继续坚持战斗。
宋绍兴十一年（1141），杨再兴率领蛮族起义军攻打绥宁县城（寨市），迫使地方官吏仓皇将“绥宁县移治武阳砦”。十月，杨再兴接受“招抚”归附南宋朝廷，受到宋高宗召见，遂命为官。
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三月，，杨再兴再次率领侗、苗、瑶等蛮族人民起义宣布自立。南宋朝廷派遣边前军统制李道征讨。起义军与官兵激战数月。至七月，终因寡不敌众，起义军首领杨再兴及其子杨正修、杨正拱被俘，杨再兴详细事迹见楼上。
宋淳熙九年（1182），靖州知州孙显祖监修《靖州图经》共四卷。并建立飞山宫，用以祭祀威远侯杨再思。后来，明正统十年（1445），靖州知州苏忞重修。宋嘉泰三年（1203）癸亥，择田儒铭以五寨长官司，管辖上下各五峒土民。又处以阜子长官司，羁縻四十八苗獠，沿边地方稍稍安靖。（前知潭州湖南安抚赵彦励上言：湖南九郡，皆接溪峒，蛮瑶叛服不常，深为边患。制驭之方，岂无其说。臣以为宜择素有知勇，为瑶人所信服者，立为酋长，皆补小官，以镇抚之。况其习俗嗜欲，悉同瑶人，利害情伪，莫不习知，故可坐而制服之也。五年之间，能立劳效，即与补正。彼既荣显其身，取重乡曲，岂不自爱，尽忠公家哉？所谓捐虚名而收实利，安边之上策也。既而诸司仪，以为以蛮獠治蛮獠，策之上也，请如赵彦励言。帝从之。）
元朝以后，“五溪蛮”一词，已鲜有所闻。“五溪蛮”地蛮民的起事，已经差不多演变成单一的少数民族起义了。元至元十四年（1277），置沅州路，辖黔阳、麻阳二县，隶湖广中书行省。元至元二十年（1283），沅、辰、澧、施、黔等地九溪十八峒诸蛮，“设伏险要，以木弩竹矢”反抗元军。元朝统治者进入江南后，对南方少数民族采取“招讨”措施，到处派兵征夫，烧杀掠夺。各族人民屡起反抗，大者数万人，小者数千人，斗争此起彼伏。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京教至昆明驿道开通。官庄、辰州、马底驿、辰溪、山塘驿、寺前、卢阳、怀化、罗旧、沅州、波洲、晃州等地均为重要驿站。湘西各族人民又奋起反抗，打败了前来镇压的元军。元至元三十年（1293），岳阳至镇远水驿开通。辰州、辰溪、铜湾、安江、沙湾、洪江、黔阳、怀化、罗旧、沅州、晃州等地，均设码头为水驿。元至正六年（1346），靖州瑶族首领吴天保、杨留总率领诸蛮起义，反抗元朝廷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靖州、绥宁、武冈、锦屏等地苗族、瑶族、侗族诸蛮纷纷响应。十月，起义军向东发展，进攻武冈。元朝廷派遣湖广行省右丞秃赤、湖南宣慰元帅完者贴木儿率领官兵讨伐。由于攻城受挫，吴天保于闰十月率领起义军转而向北进攻黔阳，并一举占领了黔阳县城。元至正七年（1347）二月，起义军进攻沅州，未克。五月，吴天保率领起义军东进，二次进攻武冈路，占领武冈。元朝廷命令湖广行省右丞沙班率领官兵镇压，起义军撤离武冈。七月，起义军第二次进攻沅州。继而连续攻占溆浦县城和辰溪县城。九月，起义军第二次攻克武冈，进而攻宝庆，大败元军，击毙湖广行省右丞沙班于军中。十月，吴天保率领起义军三攻沅州。元至正八年（1348）三月，吴天保率领起义军第四次攻打沅州。十一月，吴天保率领起义军攻占会州。自此，起义军已经占领了五溪地区的大部分州县及广西、贵州一带。元至正九年（1349）三月，吴天保率领起义军第五次攻打沅州。三月七日，元军乘起义军主力外出之机，包围了起义军根据地零溪。杨留总兵败被俘，在元大都英勇就义。杨留总牺牲后，吴天保率领起义军仍然坚持战斗。十二月，吴天保率领起义军一举攻陷辰州之后，又乘胜转战湖北，进入河南，攻占荥阳。元至正十五年（1355），吴天保死后，所部有的与刘福通领导的农民军汇合，有的参加了两湖徐寿辉领导的农民军，与广大汉族人民一道，共同抗击元朝的统治势力，为推翻元朝的封建统治作出了重大贡献。
明朝以后更以苗族人民起事为主。明洪武元年（1368），蛮僚人秦垕统辖慈利安抚使所辖的各少数民族举行反明斗争，自称秦垕王，在辰州、澧州一带活动。明洪武四年（1371），绥宁大寨苗族人民起义。明朝派江夏侯周德兴、江阴吴良击破之。明洪武九年（1376），改沅州路为沅州，隶辰州府，辖黔阳、麻阳二县。设安江巡检司。明永乐三年（1405）七月，设筸子坪长官司于凤凰。明永乐五年（1407），镇筸苗反。总兵张驷征之。明永乐十三年（1415），筸子坪苗族首领吴者泥，自称“苗王”，与蛮民苗金陇等为乱。总兵官梁福平之。明永乐十六年（1418），吴者泥子吴担竹，与苗民吴亚麻，联合贵州答意诸蛮反叛朝廷。都督萧授斩平之。明宣德五年（1430），治占、答意二长官司长官石葛野、筸子坪长官司吴毕郎，邀约石鸡娘等为首聚众起义，在铜仁、增头、瓮桥一带活动。总兵官萧授筑二十四保环守。兵力既分，蛮民吴不尔等乘机掠杀清浪卫镇抚叶受，势力日增。萧授派遣张名击破之。明宣德六年（1431），镇筸龙三、白大虫、黄老虎、石计聘等，联合贵州铜仁平头苗发动起义。朝廷命令萧授及都御史吴荣，率领汉军、土兵讨伐之。待明军离开，苗民又反。朝廷诏萧授等各戴罪立功，对苗民起义进行征讨。萧授率军冒暑夜驰，直抵池河，掩杀过半。苗族起义军窜伏深沟，据险阻敌。因围困时久，起义军弹尽粮绝，诸苗遂出降。萧授乃设湾溪等十堡，拔兵防守。明宣德七年（1432），萧授征讨辰州蛮，擒其酋八十，斩首无数。是时，吴不尔等，逃入筸子坪，结合生苗龙不登等，攻劫湖南五寨及白崖诸寨，为患滋甚。朝廷诏萧授便宜剿抚，不从中制。明宣德八年（1433），萧授发黔、蜀、楚诸军，分道进筸子坪，破新郎等寨。前后生擒蛮首吴不跳等二百一十二人，斩杀吴不尔、黄老虎、龙安轴等五百九十余人。起义遂平息。将所获得蛮族男女，分给自己亲近的心腹。擒拿蛮族妇女幼弱一千六百余人，给予军士。械送吴不跳献往京师。
明正统元年（1436），绥宁、城步和广西蒙顾拜峒苗族人民，在首领蒙能、李天保的领导下攻占绥宁县城，举行起义。明朝廷派都督萧绶、副总兵吴亮、都指挥郑通等统率官兵前往镇压，并设立武冈守备司，以长沙、宝庆、衡州各戌守指挥驻防。义军攻破城堡、杀死官兵，各“峒苗”纷纷响应。义军曾经一度攻下新宁、绥宁、新化、靖州、会同等州县。明正统十四年（1449），蒙能、李天保的领导的起义军势力扩大到贵州黎平、天柱等地。黔阳县龙标山普明禅寺遂遭蒙能、李天保毁灭。龙标山普明禅寺住持突空智板禅师寂。明景泰元年（1450）十一月，驻防武冈的岷王府广通王朱徽、阳宗王朱徽蜡等皇亲国戚想借助义军的力量，首先其“当王天下”的目的，与义军首领蒙能、陈添仔、杨文伯、金龙锡等相通，联合反明。义军利用皇族内部的矛盾，将计就计，广泛发动苗族人民参加起义。十二月，朱徽命令诸苗随蒙能攻打武冈。明朝廷派都御史王来总督湖广军务，以总兵官梁珤、参将李震等率领官兵“征讨”。义军攻城失利，被迫退往广西。明景泰三年（1452）七月，湖广右布政马谨，与参将李震率领大队官兵，围攻踞守青肺山的起义军。守山义军在杨光拳的率领下，临危不惧，顽强抵抗，但终因为寡不敌众而战败。义军将领杨光拳及手下将士560人被俘，1000多人战死。这次战斗使义军受到很大损失。蒙能在义军受挫的情况下，并没有动摇。他们在广西深入发动群众，五万余人参加了起义军。明景泰五年（1454）二月，蒙能率领义军五万余人，浩浩荡荡打到黔东，屡败官兵。为防止蒙能在义军的侵袭，清朝廷在黔阳县置安江双岩城，又增设黔阳、竹滩二堡。明景泰六年（1455）二月，蒙能率领义军两万余人，攻打明军据点平溪卫（即今玉屏），不幸被敌人火枪击中，壮烈牺牲。蒙能牺牲后，麻城、李天保将义军撤退到绥宁、城步交界之地，以绥宁县黄桑坪为中心，建立苗民革命政权于绥宁县黄桑坪上堡村。并且制定了年号，称“建元武烈”，李天保称“武烈王”，封蒙能之子蒙聪为苗族起义军元帅，封杨昌富为将军。义军在“武烈王”李天保、元帅蒙聪、将军杨昌富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李天保还亲自潜入鬼池，发动苗族群众参加义军，使义军的队伍又得到壮大。义军士气复振，计划进攻武冈，直抵湖广，至南京登基。湖南巡抚王永寿奏请朝廷调各卫所官兵会剿。十一月，明朝廷发湖南直隶卫所及云南、四川官兵七万余人围剿义军。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尽管义军奋勇抵抗，还是受到极大挫折。明天顺元年（1457），明朝廷派湖广总兵方瑛对湖广、贵州的苗民起义进行“克期征剿”，杀戮起义苗民1400余人，毁灭苗寨227个。自景泰元年（1450）爆发的湖广、贵州的苗民起义宣告失败。这次苗民起义规模巨大，影响深远。发展到西至播州（遵义）、东至武冈、南至龙里（镇远隆里）、北至沅州（芷江）的广大地区。起义苗民达20万人，使湖广总兵官宫聚“前后奔赵”，疲于奔命，要求朝廷加派大军进行镇压。历时六七年，朝廷几易主帅。明天顺四年（1460），即苗武烈建元六年，苗武烈王李天保在清水坪被俘，押往北京遇害。部分义军在将军杨昌富的带领下，冲出包围，并乘机攻下广西西延等地。十二月，李震率指挥吉世英、靖州参将高瑞、五开卫指挥庄荣、按察副使沈庆、巡抚王俭领兵进攻。破苗民54砦，义军数千人被俘，惨遭杀害。将军杨昌富也在平水洞战役中被俘。苗民被杀戮者十有八九，导致了这次苗民起义的最后失败。
明成化二年（1466）三月六日，广西石门杨庆坑、石村龙总根、下乡杨庆幕、芙蓉李盛联等人，联合三百款首、四百款长，在通道双江吉利款场坪，倒牛合款，制定侗族款规款约。武冈、靖州、沅州、铜鼓、五开苗民蜂拥而起，贵州亦告急。明成化八年（1472），黔阳县展筑县城城墙170丈，城墙周长延伸为五华里，墙体通砌以石。明成化十二年（1476），贵州、湖南边境莱溪、清水江诸峒苗民起事，攻打靖州、武冈、黔阳，被总兵李震、巡抚刘敷分兵击败。明成化十六年（1480），镇筸苗反，毁麻阳县城，至沅州界。明弘治元年（1488），雇溥以平蛮将军镇湖广。雇溥始至镇筸，即逮捕斩杀苗蛮酋长。明正德六年（1511），错溪蛮苗酋长龙麻羊，与铜仁苗民龙童保，聚众起义，攻打筸子坪。百夫长龙蒸与龙麻羊通谋，四出劫掠，远近骚扰，震动湘西。先是，知府戴敏、指挥高王爵，抚出镇筸蛮酋龙麻羊等六百三十二人，以重罪八十二名监候，其余省发。复走沅州，会同杨茂元，调集三省汉、土兵，委参议张继、兵备徐潭、佥事田墀，随营监督，用苗民龙真等为向导，进至高岩坪、儤木坪立营，攻破亚酋、回保、孟洞、束那、米那、张兵马等寨，斩首七百五十八人，擒获三百四十二名。明正德七年（1512），蛮酋龙麻羊、龙江西、龙成酒、龙杀强、龙童保等，啸聚四川、贵州、湖南三省边界。湖南、贵州、四川三省边界苗民，奉龙麻羊为首，揭竿起义。明朝廷诏贵州巡抚魏英，兼制楚蜀，发兵抚剿。未几，魏英因升迁致仕他去。寻派都御史杨茂元和湖广、贵州两巡抚调集湘、黔、川三省五万官兵进行围剿。杨茂元咨湖广巡抚刘丙，诣辰州。讨筸子坪、铜仁蛮乱。苗蛮进入连山深沟，为拒守计。湖广巡抚刘丙率师破其数寨。龙麻羊领众走据天生岩及六龙山。贵州巡抚沈林兵继至，一连攻破数处，擒拿龙童保等。都指挥潘勋又破镇筸诸寨，擒龙麻羊等。起义军余部逃遁。经过两年多的“征讨”，起义归于失败。
明嘉靖十五年（1536），铜仁旦逞寨蛮苗吴朗拱，纵酒缚佃户。铜仁府知府魏文杖毙之。吴朗拱子吴柳苟遂纠结苗蛮攻劫乡村。思石道兵备田汝成，及守备指挥荀瑞，命令四川平茶司土官杨再显招抚吴柳苟。铜仁府知府魏文许诺杨再显，给予叛苗之地作为杨再显的功酬，并付以铜仁府印契。杨再显招安苗蛮后，贵州巡抚不准许铜仁府知府魏文给杨再显的许诺。铜仁府知府魏文请求以白银千两犒赏杨再显的功劳。杨再显失意，遂煽动诸苗蛮起义反明。明嘉靖十六年（1537），朝廷派都指挥邵监代替守备指挥荀瑞。邵监诵诡言湖广苗民，听铜仁、平溪苗民的纠曳，所劫财物，藏于筸子坪龙老恰、龙党叟寨内。镇筸守备陈表，命令土司田兴爵，诱出龙老恰、龙党叟，解送辰沅兵备监候。龙老恰力辩清白，被毙于监狱中。龙老恰子龙母叟见父死，深恨田兴爵，遂聚众起义。明嘉靖十八年（1539），筸子坪乌牌寨苗蛮龙母叟，聚众攻劫得禾卫等二十一寨。镇溪鸦酉寨蛮酋龙求儿，纠集铜仁、平溪苗民攻劫油蓬、平头等寨。镇筸守备陈表被弹劾回卫，以清浪卫指挥朱衣守备镇筸。朱衣调集镇溪所土兵六百，委土指挥田应朝督攻儤木坪。苗蛮惧怕田应朝，愿意出牛马交换，使田应朝退兵。明嘉靖十九年（1540）三月，五寨苗侯答保，诱筸子坪及贵州旦逞等寨苗民，出来洗劫麻阳县城。镇溪鸦酉寨苗民龙柳比亦出来参与洗劫，苗兵龙腾霄被伤，诸苗遂屯集腊尔山。辰沅兵备副使李瑜，调永顺、保靖土兵，委平溪卫都指挥高冈凤，率领保靖土兵六百，进抵筸子坪恶当寨。委沅州卫指挥周宾，领永顺兵四百，进抵五寨长官司步款寨前，抚定大小略变、排那、孟叟、鸦保、回岩口等十一寨。蛮酋龙远、吴得狗等，咸请随征。生擒蛮酋龙答已等七十七名，俘虏苗民五十二名，并擒侯答保解送辰沅兵备道。李瑜又派遣辰州卫守备尤钦、傅启忠，同高冈凤一起督永顺、保靖、镇溪兵一千，进剿腊尔山。斩获蛮苗首级二十八颗，生擒一人。大功将成，适巡按火牌令退。随将起义军余部招抚安置。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筸子坪乌牌寨苗蛮龙母叟，联合蛮酋龙求儿，以及铜仁、平溪苗民，攻打麻阳。麻阳朱知县中途被擒，用计逃脱。湖南贵州巡按得以奏闻。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龙求儿自称“苗王”，与龙母叟、龙子贤联姻，南结贵州土瑶，西联四川诸蛮，连延三省，数次反叛朝廷，官兵不能剿灭。三月，贵州苗蛮劫洗麻阳诸县。朝廷诏都御史万镗，会同湖广巡抚车纯剿抚。六月，万镗派遣指挥李勇、参将高冈凤、镇溪土司田应朝等，招出龙求儿等五十余人。龙求儿余部仍然四处劫掠。万镗乃调永顺、保靖等处土兵，以及湖南、贵州两省官兵一万一千七百余人，命令辰州卫守备尤钦、指挥吴山等，督永顺宣慰彭宗舜、镇溪土司田应朝等，领兵入高岩坪。守备铁冠等，督保靖宣慰彭荩臣、土司田兴爵等，领兵入儤木坪。守备周宝等，督防守五寨、麻阳土兵，于鸦拉关把截。镇筸守备李英，往来督催。俱听参将高冈凤及都指挥潘与调度。此时，起义军的粮食储存甚富，所以据险抗命。十二月，彭宗舜、彭荩臣等攻克捌鬼、朦胧、瓦聂诸峒，及巴龙、都库诸寨。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彭宗舜、彭荩臣等攻克腊尔、雷公诸山，及糯塘、岩口诸寨。三月，复进腊尔山。后又攻克木叶诸山，及治古诸峒，上下塘诸寨。斩首七百七十有奇，生擒七十九人，俘获男女二百二十三人。适量留下永顺、保靖土兵，与镇筸五寨兵防守。此时，龙母叟出降，万镗上奏“宜置重典”，诏安置辽东。黔阳县疫病流行，人死亡甚众，有全家死绝者。
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筸子坪土官田兴爵系辰州狱，苗民以财贿赂有司，得脱归。田兴爵**以逞，苗民怒，毁其官署而聚众起事。镇溪苗蛮亦乘机反叛。适时贵州铜仁、平溪官府责罚苗民不交税收，督催过急。土官契印走，诸蛮复骚动。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万镗复至辰州，集聚官兵讨苗。有人举荐镇溪土指挥田应朝可以任此使命。万镗乃命田应朝为巡捕。田应朝其实另有打算，暗中安排永顺、保靖互相仇杀，两利其贿。战则庇护苗蛮，冒领功劳；赏则反覆要重资。所以大功很久未见。万镗召见蛮酋龙子贤，龙子贤提出条件，要以人质互换。万镗派遣千户前往，以作人质。龙子贤往见万镗，万镗命令刀斧手将龙子贤拿住，并当场诛杀。苗蛮亦将千户杀死以为报仇。万镗乃派遣监司诣起义军军营示谕招抚，犒赏牛酒。给苗蛮首领龙许保冠带，苗蛮苦兵这才顺从招抚。贵州苗蛮未受重创，表面答应接受招抚。万镗遂罢兵还朝。未几，龙许保、吴黑苗诸蛮又叛，焚烧抢劫州县无虚日。御史缪文龙弹劾万镗，言万镗剿、抚皆失。万镗归罪于参将李经，此事才算平息。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朝廷又派张岳总督湖广、云南、贵州、四川诸省军务。仍未能使苗民屈服。起义军领袖龙许保、吴黑苗积极组织起义军出击。明嘉靖三十年（1531）四月，龙许保、吴黑苗窜入镇筸，纠集苗民攻破思州。张岳檄告永顺、保靖二宣慰，会兵讨伐龙许保、吴黑苗诸蛮。田应朝横行恣意，合酉阳兵攻破平茶，阻扰官军。张岳用计杀死田应朝叔叔田勉应。田应朝感到恐惧，因随永顺宣慰彭宗舜往见张岳。张岳将田应朝斩首，诸苗略定。只有龙许保、吴黑苗未获。石帮宪秘密派遣人去贿赂被招抚的苗民麻得盘等，打探龙许保的所在。引诱饮酒，到醉时，用绳子将他捆绑，疏闻伏诛。诸守臣争欲罢兵。张岳以吴黑苗深匿未除，恐怕将来又生祸患，乃纵还其亲党，而秘密督诸土司搜索吴黑苗的下落。明嘉靖三十一年（1532）八月，刘甫侦察到吴黑苗的下落，突施袭击，斩吴黑苗首级而献官府。湖南、贵州苗民叛乱遂平。朝议设三藩总督，留张岳镇抚，并开府沅州。张岳上疏罢湾溪等屯，更设乾州、强虎、筸子、洞开、清溪五寨，永安、石羊、铜信、小坡、水塘坳、水田营及镇溪所，凡十有三哨，每哨以士兵扑蛮，及募打手等数百人戌之。增设参将驻麻阳镇守，而以守备属焉。张岳遣兵备副使高显、参将孙贤，筹备善后事宜，边境稍安。明嘉靖三十三年（1534），朝议参将驻守五寨司，就便调遣。勒令用兵三千以下，任其调度。三千以上，与兵备道商议。
明万历十五年（1587），筸子哨苗变，杀督备指挥高松乔。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播州宣慰使杨应龙联合苗民反明。神宗为镇讨杨应龙，特派佥都御史江铎为沅州巡抚。因规定半年住贵州施秉偏桥，半年住沅州，故名偏沅巡抚。明万历三十年（1602）五月，明朝廷命柿溪（今桑植）长官司向德龙率领土兵前往征讨播州（今遵义）宣慰使杨应龙。与杨应龙领导的苗民起义军激战数月，胜负未分。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六月十五日，柿溪长官司向德龙率精兵三百，从播州城东面悬崖攀援葛藤，偷袭杨应龙军营寨。同时主力则从正面攻击，终于大败杨应龙军，斩杀杨应龙。不久，因杨应龙被镇压，偏沅巡抚撤消。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镇溪所筸子坪苗，出劫沅州后山乡及茅坪诸处。兵备袁应文增设盛华哨于鱼峒坡，黄会哨于火草岭。又于小坡哨添设小哨四：曰冰糖坳、曰清水塘、曰十八坪、曰杜壤。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明朝廷为防苗变，开始修筑边城。辰沅兵备参政蔡复一，以营哨散布，苗路崎岖，难以防遏窥见，请发弩金四万有奇，筑沿边土墙。上至铜仁，下至保靖汛地，迤山互水，凡三百余里，边防藉以稍固。至清乾隆、嘉庆年间，由傅鼐主持维修，向北蔓延伸到古丈坪厅旦武营，南起铜仁亭子关。边城全长200公里左右。至今可见“三里一碉，五里一堡”的残迹，即今天所谓“南方长城”也。明天启元年（1621），明朝廷为防苗变，又修镇溪（吉首）至喜鹊营边墙60里。明天启五年（1625），浙江举人包汝楫任绥宁知县五年，曾经游历绥宁、通道、靖州、会同、黔阳、辰溪、沅陵等县，著有《古今说部丛书第四集·南中记闻》，对上述各县的民族习俗、风土人情等均有翔实记载。
明末清初时期，五溪蛮人对抗的有来自明朝廷、清朝廷的镇压；又有抗击大顺政权、大西政权的侵略。间或又帮助南明朝廷，对抗清朝政府。或与大顺政权、大西政权余部合流抗击清朝。明崇祯二年（1629），定设置偏沅巡抚，驻守沅州。移分守湖北道，驻辰州。又有辰沅兵备道，以控制苗人。明崇祯十年（1637）正月，镇筸苗出劫麻阳县，杀虏甚酷。明崇祯十五年（1642），镇筸苗出劫沅州便水，转掠五郎溪。是年，溆浦红苗倡乱，知县林熊彩领兵平之。明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自武昌发兵，经岳州攻长沙陷常德，辰、沅两州惊恐。黔阳烟溪月沛园邱式耔组织团练保卫家园，张献忠部不敢南下，辰州、沅州两州得保。镇筸苗自麻阳县剽掠，至沅州盈口、新开、怀化诸处，大肆虏劫。是年冬，苗酋吴老文，劫杀镇筸、乾州守备唐良臣、游击向文良、参将魏祯。永明王遣将徐、祁、冯、莫四都统，统兵进剿。次年三月，镇筸苗始退。明崇祯十七年（1644），清军进入北京后，分兵南进。明辰州总兵徐淮纠合辰、沅两州上层人物策划降清。邱式耔得知愤极，遂离家北上雍州，结识金新安、姜大同、金玉章等，乘“临危勿苟，同舟共济”之义组成“雍州临济会”，聚众起义反清。清顺治二年（1645），李自成为了逃避吴三桂的追捕，南下辰州，欲与张献忠会合。适张献忠已经入蜀，李自成遂留屯黔阳县境。由于粮食缺乏，李自成派遣将领四处寻觅粮食。黔阳县四竞鸡犬皆尽。明将何腾蛟派兵围剿李自成部。李自成于是结营罗翁八面山，倚险筑塹，为久屯计。势弥蹙，粮食将尽，逃者益众。李自成自将轻骑外出寻食，何腾蛟伏兵邀战，李自成大败，杀伤几尽。李自成以数十骑突围，走村落中求食。村民皆筑堡自守，合围伐鼓，共击李自成。李自成指挥左右格斗，皆陷于泥沼中。村民以众击之，人马俱毙。村民不知其为李自成，截其首级献何腾蛟。何腾蛟检验首级，发现首级左矑伤镞，始知其为李自成。李自成侄儿李过闻李自成死，勒兵随赴，仅得李自成尸体。愤怒之下，消灭此村。然后结草为首，以衮冕葬李自成尸体于罗翁八面山下。李自成余部诸将奉李过为首，继续战斗。李过改名为李绣，率领余部渡湖入险山中，后又改名为李赤心。其余旧部王进才、马进忠、郝摇旗、袁宗道、张光萃等，各自分散，拥众数十万，盘踞湖南。后接受堵胤锡招安，编为“忠贞营”，与南明部队合称“十三镇”。清顺治三年（1646）八月，清廷以恭顺王孔有德为平南大将军，偕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固山额真金砺、梅勒章京屯泰领兵往征湖广、两广。清朝廷在沅州继设偏沅巡抚，管理湖南全省营伍事宜，隶属湖广总督。巡抚下设参将署、守备署、游击署。置参将、守备、千总各一人，把总四人，外委等官二十六人。节制左、中、右、前、后五个标营，共有兵丁1436名。清顺治四年（1647）三月，孔有德率领的清军由岳州进兵长沙，明督师何腾蛟、巡抚章旷与总兵王进才等闻风而逃。八月，清军乘秋高气爽进攻武冈、永州。当孔有德部向武冈进逼时，刘承胤部将陈友龙等迎战，“蒋虎、孙华、聂鸣鹤、张承明、张大胜等于斗溪铺俱战死”。刘承胤驰令禁友龙不得战，又不发救兵，友龙败还。恭顺离武冈山三十里下营，承允轻骑出降”。刘承胤降清后，清兵随即占领武冈。孔有德发现永历帝已经逃走，立即派护军统领线国安带领一千名骑兵追往靖州。线国安部攻克靖州，生擒了明总兵肖旷等，却没有抓到永历帝。吴炳被俘后自缢；吏部尚书李若星、兵部尚书傅作霖不屈被杀；偏沅巡抚傅上瑞等投降。孔有德等部清军这次进兵湖南，除了郝摇旗在桂阳、张先璧在沅州稍事抵抗外，南明将领非降即逃。当时，除了制抚堵胤锡率马进忠等部退入湘西九溪卫坚持抗清，曹志建领兵扼守湘桂交界的镇峡关（曹志建将关名改为龙虎关）外，湖南各地都被清军占领。九月，孔有德派刘承胤部将陈友龙攻入贵州黎平府，俘获明督师何腾蛟的继母孙氏、妻徐氏等家属一百余口。武冈失守以后，永历帝由小路逃往广西，驻于湖南西部的一些明朝官员同朝廷失去联络，以为刘承胤降清时必定把朱由榔当作进见礼。因此，以制辅堵胤锡为首的部分文官武将一度商议拥立荣王朱由桢为帝。不久又得到永历帝安全到达柳州、象州、桂林的消息，立即改弦易辙。清顺治五年（1648）正月，江西金声桓、王得仁和同年四月广东李成栋的反正。清廷总兵马蛟麟守辰州。清军进占大庸永定，委周运熙为九溪、永定卫守备。湘西开始推行顺治钱。同时颁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人民抗拒者多被杀。清朝官方文化逐渐在湘西各地传开。四月，堵胤锡、马进忠利用孔有德等三王兵马撤出湖南的机会，于十八日由湘西九溪卫（在今湖南慈利县西北）、永定卫（今湖南大庸县）出发，二十四日收复了常德。一度降清的将领陈友龙也在靖州反正归明。陈友龙原来是刘承胤的部将，号称敢战。刘承胤以武冈降清时，他受制于主将被迫降清。四月，邱式耔化名邱良玉，潜回黔阳，散家财、募志士，赴靖州得明守将陈友龙配合，成立“靖州临济会”，与雍州互为呼应，拟东下迎击清军。此时，湖广各时守将大部降清，清军精锐力量亦抵达沅湘。清廷特派专使至黔阳捕拿邱式耔及其家属，两度扑空，便将邱式耔密友瞿某族人及邱姓家族人百余杀害。是时，“靖州临济会”势单力孤，处境困难，邱式耔根据当时情况，一面嘱陈友龙假降惑敌，一面兼程面见桂王永历帝，面陈反清策。大臣瞿式耜、吕大器器重邱式耔，奏授翰林，以面桂王。邱式耔坚辞，乃改授招抚使。不久，雍州义军失败，金新安、姜大同等阵亡。邱式耔获悉，悲愤以极，以七昼夜时间返回靖州，毅然与陈友龙树帜誓师，从者万数。陈友龙的军队驻扎在湖南靖州城外二十里处，孔有德委任的署贵州巡抚彭而述来到靖州，陈友龙就在这月十五日宣布反清，围攻靖州，“合苗、徭诸山峒赤脚椎髻之徒，蜂拥靖州城下，火炮如电，戟列如霜”。清署贵州巡抚彭而述督副将阎芳誉出城迎战，“守将杨文义作内应，城以陷，标下副将贺进才冒矢石死”，彭而述逃往宝庆。十七日，陈友龙派兵进入贵州黎平府，活捉会同县清知县宋云梯，黎平府推官蔡珽逃往黔阳。清偏沅巡抚线缙向朝廷报告：“武冈、黎、靖、会同一带犹属旧治，响应神速，尽裹网巾。”又说：“宝庆一府所辖五州县，今新宁、城步、新化陈友龙、王国柱作叛，已去三县；武冈危困三月，亦在叵测，所存邵阳一县半怀观望。”
四月十八日，堵胤锡领导马进忠、王进才部从驻地九溪卫、永定卫进攻常德，二十四日攻克该城。王进才部进至辰州所属的官庄坪、白马渡。清偏沅巡抚线缙惊呼：“贼势愈张，非独常德一府失陷，而湖南、湖北百姓尽裹网巾，白布缠头，擒杀县佐，逼夺印信，公文阻隔，音信不通，大有可虑者。”南明军队在四、五月间先后收复泸溪、辰溪、黔阳、宁远、新田、祁阳、安仁、耒阳、酃县、城步、新宁、安化、江华、麻阳、东安等地。清辰常道戴国士见势不妙，也以沅州叛清归明。何腾蛟、堵胤锡节制的各部明军虽然趁清军主力撤出湖南的时机，收复了湘西、湘南许多州县，但除马进忠的军队以外其他各部兵力较弱，而且各自为政，难于承担收复湖南全境、东援江西的重任。一旦清军主力再度入湘也不是对手。制辅堵胤锡有见及此，决定亲自前往夔东邀请英勇善战的忠贞营进军湖南。李赤心（即李过、李锦，隆武时封御营挂龙虎将军印、兴国侯）、高必正（即高一功）统率的忠贞营自顺治三年围攻荆州被勒克德浑部清军击败后，退到川鄂交界的大山区休整，先在巴东县平阳三坝驻扎，顺治四年四月内从巫山、巴东交界处渡过长江，“头入施州卫，尾在建始县”。七月初一日，李赤心领兵“数十万”东下一举占领湖北彝陵，九月即全营开至湖南常德。十月二十一日从常德进发，击败清总兵徐勇派来的援兵，二十四日收复益阳县。十一月十一日，李赤心、高必正亲统将校数十名率领兵马包围长沙，“临城四面攻打”，发“箭如雨，铳子落城中如鸡卵，中人物皆毙”，五天五夜连番进攻，“掘城凿洞”，志在必克。清偏沅巡抚线缙、总兵徐勇据城顽抗，但部下兵丁只有三千名，外无救援。徐勇在城头督战时，被李赤心一箭射倒城上，攻克长沙已经指日可待了。清朝湖南巡按吴达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说：“一只虎等贼于十一月十一日攻围长沙，危在旦夕，幸众将士血战，方得保全。……长沙之围虽十六日报解，而其势益危”；偏沅巡抚线缙也说长沙“将至垂危”，十六日李赤心等大军忽然“抱头鼠窜”。七月初一日，陈友龙部攻克武冈州，清副将贺云、知州何衡泗自杀。八月初五日，陈友龙军又攻克宝庆府。何腾蛟方围永州未能下，念无以制陈友龙者。郝永忠方屯柳州，何腾蛟使谓郝永忠曰：“诸将出楚，皆立大功，将军独深壁柳州，将为诸将笑。今予自率滇、曹兵下永、衡，王、马诸部出辰、常；为将军计，惟有靖、武一路可出耳。陈友龙收二十余城，富甲诸将，金粟可坐食十年。战陈友龙之与战虏，难易亦易知，且彼自以得上封拜，怙天子为安，不虞人之见袭，可一鼓破也。吾妻妾皆死于友龙之手，将军于我，师生谊最厚，独不能为我一报乎？尽友谊，取大功，收厚利，据乐土，在此行也。幸勿以陈友龙新受褒赏为疑。将军诚据宝庆，待我而下长沙，虽杀陈友龙，朝廷其不能致诘于将军审矣。”郝永忠军方困于食，得何腾蛟报，大喜，即卷甲趋古泥。即贻书陈友龙，言假道自黎平西出黔境，往复辰州。陈友龙不为备。郝永忠倍道驰袭陈友龙于武冈。乃称“奉督师令讨陈友龙”。陈友龙兵不得集，遂溃败。郝永忠尽并其军。陈友龙挟一矛冲重围走，三日夜不得食，乃达柳州。驰疏讼冤，朝廷果以何腾蛟故，置不问。郝永忠遂大掠黎、靖、武、宝，杀百姓以巨万计。武、宝绅士起义应陈友龙者，皆捕掠之。清顺治六年（1649）正月二十日，清军在济尔哈朗统率下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进抵道林市，从活捉的明摆塘兵口中审问得知何腾蛟和马进忠正在湘潭城内。次日清晨，清军快速行进，出其不意地包围了湘潭县城。马进忠见清军势大，率部南撤，何腾蛟成了无兵之帅。二十一日清军进入湘潭，何腾蛟被俘。济尔哈朗在擒杀何腾蛟以后，利用南明军队不战自溃，分兵大举进攻。由尚书阿哈尼堪、固山额真刘之源领兵往攻宝庆，固山额真佟图赖、伊拜领兵往攻衡州；当时，堵胤锡同李赤心率领的忠贞营驻于湖南郴州地区，济尔哈朗亲自带领主力前往征讨。忠贞营兵力不敌，战败后向南撤退。阿哈尼堪、刘之源部在宝庆击败明军王进才、马进忠军，占领府城邵阳，接着向西进攻黔阳，在黔阳县的洪江击败袁宗第、刘体纯（二只虎）部，进占沅州、靖州。济尔哈朗、勒克德浑在重新占领湖南大部州县后，还曾派出一支军队西入贵州境内。当时明将郝永忠部还沉浸于内讧之中，在黎平府东南的中潮地方包围远安伯陈友龙残部，陈友龙战败被杀。清军的突袭使郝永忠措手不及，被击败，清军占领黎平府。清朝满汉主力北撤以后，留守湖南的兵力大为削弱。九月，南明焦琏部和滇营赵印选、胡一青等部收复广西全州，该城清方官兵退入湖南永州。十月上旬开始，各路明军重新活跃起来，恢复湖南失地。永国公曹志建部于初二日攻克永兴、初三日收复耒阳。原驻洞口、洪江一带的鄂国公马进忠、襄国公王进才移兵南下，会合由全州入湘的新宁侯赵印选、兴宁侯胡一青部，于十月二十七日攻克武冈（永历元年改名奉天）活捉清守将杨应元，新宁、城步等县也随之收复。十一月初四日王进才部又攻克靖州，清将阎芳誉等逃窜途中溺水而死。收复武冈以后，胡一青部经东安、冷水滩攻永州；曹志建军向衡阳推进；马进忠部则进迫宝庆。明降将徐淮留任清辰州总兵，佯称愿接受招抚反正，函请邱式耔赴辰州面商。徐与式耔素相识，邱式耔信以为真，独赴辰州，遭徐淮囚禁，旋解送武昌。当邱式耔囚禁武昌时，“临济”党人用重金买通狱吏，谋乘隙纵逃，事泄，防范加严，复谋劫狱，邱式耔知事不可成，遂秘密递出早已扬言不走的《自祭文》，表示以身殉明的决心。不久被杀害于武昌鹦鹉州。邱式耔死后，沅湘“临济”党人将邱式耔生前衣冠送回黔阳，在烟溪厚营衣冠冢，表示“哀矜”。清顺治九年（1652）四月，南明秦王孙可望率军五万，连克沅州、靖州，直捣辰州府。清总兵战死。孙可望占据了靖州、沅州、辰州三州府，结营数百里，屯驻六年之久。同时，大量修建宫殿，在沅陵虎溪山下的龙兴讲寺边，就修筑了一所“黔王宫”。清顺治十五年（1658）正月初九日，清廷又任命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同平郡王罗可铎、贝勒尚善、杜兰、固山额真伊尔德、阿尔津、巴思汉、卓罗等带领大批八旗兵南下，“专取云南”，敕谕中明确规定“如贵州三路大兵有料理未尽者亦并加绥定”。罗托率军于二月间到达湖南常德后，即会同经略洪承畴部左标提督李本深、右标提督张勇等部官兵一万六千名进占辰州，另由偏沅巡抚袁廓宇领总兵李茹春、王平、南一魁、陈德等部官兵一万一千名由宝庆进占武冈、新宁、城步、绥宁。这月下旬到三月间，罗托、洪承畴......
观《说文解字》有悟
1、强，蚚也。昔少年时在学堂，始听先生解“强”字。知“强”乃与“弱”相对者，似有坚强、强硬、强盛、强迫、强壮、勉强、强嘴诸意。稍长，读《道德经》至第七十六章，始知“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亦坚强”，“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读罢，扼叹不已，以为得道。后读《说文》，方知：“强，蚚也。从虫弘声”，“徐锴曰：弘与强声不相近，秦刻石文从口疑从籒文省。巨良切”。“强”者，由“坚、硬、盛”而至“死之徒”，可谓两重天；而至于“蚚”，已是三重天也。
2、Bongchong，当为“蟛虫”。吾乡，乌江（古延江是矣）北岸一山寨也。小地名音Bongchong。然现代汉语拼音中，并无Bong音，乡人唯口耳相传，难著于文字。为方便记事，乡人故各显其能。或“搿”名之，意似双手捧奉，何江先生近有有词名《青平乐·搿崇即事》；或以“蚌”记之，盖类音近而已，山人与诸弟信函往来，也曾用此；或又以“乓”注之，黔北土音，“乓”发Bong音，此音最正者，然意却了无，山人曾见乡里官员用此字。后观《说文》至“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物之微细，或行、或毛、或蠃、或介、或鳞，以虫为象”。后，又解“鱼”云：水虫也。又，寨依山而卧，势如椅形。盖地书又有云椅山，多非“椅”也，实多“蟹”也。《说文》云“蟹，有二敖，八足，旁行”，“或从鱼”，此即椅形地也。又有“蟛”字，水边之蟹也。故，山人以为，Bongchong，实“蟛虫”耳。盖地因山抱水之象而得名，乡人不解其中味，每重其音而不解其意者久也。
3、黔南、黔东南，火、风之地也。夜读《说文》，又拾《周文王后天八卦图》一闲观。突发其想，坐以贵阳观黔境，则黔南正居“离”位，离卦：“离中虚”也，正南，属火，象云“?”。黔东南，居“巽”位，巽卦：“巽下断”矣，东南，属风，象曰“?”。而黔南、黔东南两地农村火灾，素为全国之最，为重灾重防区，故有“黔南、黔东南无火，则全国无灾”之谓。考其内因，此地山民性喜聚居，动辄成百上千户结寨；而民居多二层木质楼房，一楼养畜，二楼住人，民于楼上用火之习，似已成俗，已愈千年也。盖是俗不除，灾难免矣。然，此二地，皆处八卦“火、风”正位，因火成灾势诚勿能免也，盖此亦天象耳，非人力矣。
4、才，草木之初也。少时开蒙，即识此字，以为知“才”也。一曰与“庸”相对，名词，意为才能，才华；二曰条件副词，与“只有”相配，似略有递进之意耳。《说文》云：“才：草木之初也。从１（一竖，以1代）上贯一将生枝叶一地也。”“徐谐曰：上一初生歧枝也，下一地也”。是故，山人以为，草木初生之“才”，假以时日，能否成“材”，至可用、可大用者，未为可知也。盖此亦“少时了了，大未必佳”。是故，“才”系初生之才之谓耳。人之少年、青年有才，诚为小才，无非芙蓉之露一角，不足为奇也；而真能成“材”，经世至用者，是谓大才也。然若人去中年抑或人之将死，方初生其“才”，世人以才称之者，系真无“材”也，实戏谑而已。
5、巴，蛇吞象。少读《山海经-海内南经》，知有古“巴国”。宋，王存《元丰九域志》云：“渝州，南平郡，军事。治巴县。”、“巴，六乡。石英、峰王、蓝溪、新与四镇。有缙云山、涪江”。故“巴”地，应系今重庆市北缙云山一带。《山海经》又云，巴国有异蛇名“巴”。“巴”性喜食肉，能吞象。并云“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并附有巴吞象图(清人胡渭曰“古者，有书必有图，图以佐书之不能尽也”)。
《说文》云：“巴：虫也。或曰食象蛇。象形”。徐锴曰：“一所吞也，指事。”由是观之，“巴”乃象形字，为蛇食象之状。民谚所谓“人心不足，蛇吞象”事由此出。然“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古巴国去今已有千年，至今“巴、象”尽失，唯“三巴”之地遗余，另又有“巴山夜雨”一典在。世人常以蛇吞象为夸张，喻贪得无厌之极，以为世间不可能事也。无他，此系不知“巴”者。今细揣之，“巴”，实今贪墨之辈之祖宗矣。盖“巴”魂所附，不得不贪耳，非不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