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的小学母校请我题赠一副寄语。我凝神思索，写下了这16个字：“爱的教育惠及终生，母校恩泽源远流长”。这既是我对母校的衷心感谢和真诚祝愿，也是我永远难忘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
我读的小学原名民生机器厂子弟校，上世纪50年代后期，随工厂改名为东风船厂子弟校，现任校领导又打算将其改名为民生实验学校。
民生机器厂是我祖父卢作孚在1928年创办的，抗战时期发展为大后方最大的民营机器厂。卢作孚的至交好友、著名作家李劼人，曾于1932至1935年担任该厂厂长。以“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为毕生理念的卢作孚，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接连创办了实用小学、兼善中学及各种培训班之后，又于1936年创办了民生机器厂子弟学校。抗战时期担任该厂厂长的周茂柏在1943年的一篇文章中，介绍了全厂干部职工为保障抗战运输，冒着日机轰炸，忘我抢修建造船舶船机的英勇事迹，同时也介绍了工厂尽力为他们提供的福利待遇：“除优给薪资外，并加给生活津贴，食米津贴以及各项奖金特酬”，日常生活“则有消费合作社为之供给米油盐柴炭”，“一切日用品，均拟以廉价供给”；工厂安全和员工医疗，“均有特殊之设备，以达到生活安谧之地步”。其中也提到了子弟学校：孩子教育，“则有职工子弟学校，免费收纳职工子弟就学”。然而，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这一切全然不知。
1952年3月，父亲带着我们全家从香港回到重庆，并在长江边上的青草坝民生机器厂安家落户。那一年，我6岁。一年后，我进了民生厂子弟校，开始了6年的小学生涯。
青草坝是一座长江边常见的丘陵。刚开始，小学设在青草坝半山腰，我们家则住在山顶的平房里，每天上学放学都要下山和上山。上学不久，学校要拆迁，新校舍还没建好，学校就在工厂与长江之间的河滩上，盖起了临时校舍。临时校舍用木头和竹篾席搭建，直接坐落在沙滩上。竹篾席是不隔音的，上课时免不了互相干扰，但奇怪的是，留在我记忆里的没有噪音，而是一片朗朗的读书声。课间休息，我们就在教室外的沙滩上尽情玩沙，教室里的课桌上却一沙不染。临时校舍与长江相距不过百来米，我们在那里上课数月，却没有发生过一次学生溺水的事故。可见学校的管理是如何的到位。
新校舍建在山顶，是两层楼的灰色砖瓦房，每间教室一样大小，都宽敞、明亮、气派。校长、教师的办公室则在旁边一排刷了白石灰外墙的平房里，显得有些矮小和拥挤。校园里还有大大小小四个活动场地，滑梯、秋千、跷跷板、篮球架、单双杠等设施一应俱全。最大的一个场地可容纳全校几百学生做体操。有一段时间提倡美化环境，我们就给学校捐盆花，将大操场围了几圈。“愿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的祖父，一开始就把青草坝建成了大花园。校内校外的鲜花与我们的笑脸交相辉映。记得我们曾做过一篇作文，题目是“一件小事”。我写的是，有一次我和我堂弟在城里的马路上，边走边聊天。一位警察走来很和蔼对我们说：“行人要走人行道,请你们遵守交通规则。”我听了感到很不好意思，马上就改正了。想不到校长在校会上宣读了我这篇极其幼稚的作文，这件事对我的激励持续了一生，即使在人生的谷底，我也没有放弃对写作的爱好。我们的校长是女的，那时不过30岁。她隽秀的面容至今还清晰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1957年反右运动的时候，我上四年级，在班上担任班长。民生厂的书记亲自爬到山顶我家，动员我父亲给党提意见。父亲很真诚地回答：“我有意见平时都提了，现在没有意见了。”因而使唯一一次来我家“做客”的书记白跑了一趟。事后不久，有一天全校同学在大操场做早操，我的同班同学、厂党委书记的女儿，突然领着两个女同学走到我跟前，说我偷了她两毛钱。我受家庭熏陶，很看重人品，听了这话不由得怔住，脸唰地一下子就红了。她见状越发得意，并借题发挥在班上孤立我。她污蔑我偷钱的理由是，前一天我看到她口袋里掉了两毛钱在地上并告诉了她，所以只有我知道她身上有钱可偷。这件事使我难过了好几天，不知怎么给校长知道了，她很快就在全校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这位同学，还说了句我一生一世不曾忘怀的话：“像卢晓蓉这样的家庭教育，别说两毛钱，就是二十块钱她也不会偷！”事后，我真不知当年斯文瘦弱的校长，哪来这么大的勇气。校长用她正直、善良的人品为我做出的榜样，我一生都受用。
小学五年级时，班主任给全班同学宣布，学校要成立一个秘密儿童团，任务是统计全校同学消灭苍蝇的数字和监督男生不准在地上拍“洋画”。洋画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印在硬纸上的图画，由若干张小画组成，连起来是一个历史故事。每张小画约有一个火柴盒那么大。男生们常在地上拍着玩，谁能把洋画拍翻面谁就赢。这个游戏不仅影响学习，也很不卫生，学校是禁止的。班主任接着说，秘密儿童团的团长由我担任，其余还任命了副团长和团员，但凡参加了秘密儿童团的同学就不再担任班级干部了，也就是说我不再担任班长了。那时候，儿童团在我们心中的地位何等崇高，能参加儿童团而且还是秘密的，更是无上光荣。我们怀着天真的豪情，很负责任地履行使命。直到五年级结束，大队辅导员在校会上宣布，这一年工农子弟在学生干部中的比例大幅上升时，我才恍然大悟，所谓秘密儿童团，原来是校长和班主任呕心沥血想出来保护我们这些非工农出身的学生的。
也是在五年级，《重庆日报》用整整一版篇幅刊登了长篇报告文学《江竹筠》（即江姐）。班主任是教我们算数的，却用了一堂课的时间，饱含真挚而崇敬的感情，给我们全文朗读了这篇报告文学。从此，江姐英勇不屈的形象便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中，同时我还记住了她有一个儿子叫彭云。
上六年级后，学校让我当了大队委员，并在该年（1959）的六一儿童节，将我和另一班的一位男同学评选为江北区的优秀少先队员。
小学阶段，我初遇了几次风浪，都是校长和老师们用她们的良知、智慧和身躯替我遮挡了污泥浊水，让我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光。
小学毕业，我遵照父亲的嘱咐，以语数两门课都是90多分的成绩，如愿以偿地考上了重庆的重点中学41中即现在的巴蜀中学。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的祖父曾是巴蜀中学的校董，为巴蜀中学的创建出了很多力，巴蜀中学的第一任校长周勖成，就是他委托黄炎培先生从江苏省请来的知名教育家。
去中学报到那天，我看到贴在墙上的一年级新生分班表，发现我所在的班上有彭云的名字。从此开始了与他同窗六年的中学生活，直到如今我们还是情同手足的好友。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