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做古代文学研究，既为知其精华而学习借鉴，更为认识其本貌而获得启示。前者易，后者难。本貌既指文献本貌，亦指成因本貌。过去我们论述文学现象的成因，常较粗放，注重共同性原因。今既思想开化，材料亦易得，自应在探究原因时更重每一现象的个性化因素。作家性格千种百样，常常对作家的文学事业产生深刻影响，特别值得我们在追寻成因本貌时重视。钟明奇的文章，指出了李渔性格中有不安定、爱自由、至巧、狂傲、好色、龌龊等因素，致使李渔的人生与创作呈现了此种复杂的面貌；马亚中的文章，指出陆游虽号“放翁”，于爱国、爱情等方面，却不能放下，此种“放不下”造就了陆游的忠悃忧国与悱恻爱情；彭国忠的文章，揭示了黄庭坚性格中“疏通乐易，而其中所守，毅然不可夺”的特点，这种性格造成了黄庭坚文风、书风皆有“倔强中见姿态”之特征。三文共观，足窥性格与作家人生、创作之密切关系。
（作者：沈金浩）
李渔《行书七言律诗扇面》 资料图片
作家的性格对其作品的风格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诚然，机械地认定“文如其人”有其偏狭处，这是因为有的作家在创作中戴上面具，所谓“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钱钟书《谈艺录》）。但作品的“格调”则诚如钱钟书所说，每每流露作家性格之本相。唯是之故，李贽在《读律肤说》中也曾深刻地指出：“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概乎言之：“有是格，便有是调。”（《焚书》）
李渔是明末清初极为独特的通俗文学作家，有独特的人生选择与独特的文学创作，尤其是通俗文学创作。李渔之所以有此类独特，自有多方面的因由，但不能不说与其独特的性格密切相关。
就人生道路的选择而言，李渔年轻时自觉地放弃科考，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那个时代，读书人若不应试，就意味着失去了仕途，丧失了“前程”。那么，曾有“五经童子”美誉的李渔，为什么年纪尚轻就主动放弃科举考试？学界阐述的主要原因有：清初战乱，李渔的民族情绪，李渔的才情不适合科举，李渔有关功名富贵的天命观，李渔为文好标新立异、不符合八股文的规范等，但似都没有真正落到实处。
比较而言，孙楷第先生在《李笠翁与〈十二楼〉》一文中的见解，虽没有展开，但实道破了李渔之所以放弃科举考试的主因。孙先生说：“笠翁为什么不应举呢？大概他的脾气不耐心作举业，或者是因为浪迹江湖举业荒废了的缘故罢。”李渔的脾气或者说性格不耐心作举业，当然不是他放弃科举考试的唯一动因，却确乎是至为关键的因素。杜书瀛先生在《戏看人间——李渔传》一书的《前言》中指出李渔有着一颗“不安定的跃荡的灵魂”。显然，如果李渔不是有着“不安定的跃荡的”性格，他也就不会有“不安定的跃荡的灵魂”。李渔此种性格上的“不安定”与“跃荡”，决定了他在两次应试失败后，自难以再有耐心应举；相反，顺理成章地走上了一条“游荡江湖”的甚至“不安定”的生活道路。“游荡江湖”自然有谋生的原因在，但如果仅仅为着谋生，他完全可以像同时代诸多没有中举的读书人那样，去做幕僚，或做私塾先生，但这是李渔“不安定的跃荡的”性格所难以长久承受的。李渔早年，做过两年幕僚，主人待他不薄，后来却再也没有踏上这条路。至于孙先生说是因为李渔浪迹江湖荒废了举业，那也是他先没有耐心作举业在先。
如果从正面论述，与“不安定”等相关联的，李渔核心性格有三个重要特征：其一崇尚自由，个性焕发，不喜被束缚，其《〈一家言〉释义》（即自序）所谓“自为一家，云所欲云而止，如候虫宵犬，有触即鸣”，最典型地体现了他的这种性格；其二性至巧，凡事喜欢别出心裁，且多有逆向思维，好做翻案文章，如其《论古》就是一部独出机杼、肆力翻案的书；其三狂傲大胆。至于其入清后颇媚俗、多有帮闲行径，另当别论。李渔在其诗文中经常自道其“狂”，而其友人王宓草则又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下》的评点中说他“胆大包身”。李渔性格的这些显著特点，兼之他对通俗文学如戏剧的酷嗜与擅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必然会勇敢地走上与同时代读书人大相径庭的人生道路，即：不受世俗牵拘，游荡江湖，卖艺为生。
毫无疑问，李渔文学创作的风格与其性格也紧密联系在一起。
其一，李渔个性焕发，所以，他的文学创作，从语言的角度看，竭力凸显自我，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例如，李渔诗文的一个重要风格特征，就是不厌其烦地出现代表李渔自己的“我”这个字样，或者“我独”这样的字样。与此相关，李渔比起同时代的小说家来，在小说创作中更好发议论，喜欢自己跑出来指指点点，而其戏剧作品的宾白也因之更长；李渔曾说，戏剧作品中宾白之繁，是从他开始的。如果不是个性焕发，喜欢议论，李渔的小说戏剧也不会著此特色。《周易·系辞传》云：“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李渔不妨说是一个有着不安定灵魂的“躁人”，这就难怪其文学创作形成特别好发议论、竭力张扬自我的风格。
其二，如果从人物的角度看，李渔不少小说戏剧作品中的人物都有他自己的影子，且多风流好色。这与李渔本人性极好色是分不开的。李渔曾坦承自己有登徒子之好，喜欢客中买婢，一生中有诸多妻妾更是事实。因此，李渔小说戏剧作品中的才子也往往拥双艳，乃至拥三艳，即如《丑郎君怕娇偏得艳》中阙里侯这样丑陋不堪的人，也拥有三位美丽的妻子。诚然，李渔时代流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其他小说戏剧作家也有此类描写。但我们不得不说，比起其他通俗文学作家来说，李渔对此更为热衷，这不能不说与他个性中深入骨髓的好色有关。因此，在他的笔下，不但男子好色，女子亦然，这正如其《凰求凤》第二出下场诗所说：“好色之心人所同，不分男妇与雌雄。才郎既有佳人貌，处女皆生浪子风。”描写“凰求凤”，凸显“处女皆生浪子风”，固然体现李渔通俗文学创作喜欢逆向思维、有试图制造喜剧效果的一面，但就人物塑造而论，实是李渔好色性格在其作品人物身上的投射，彰显典型的“李渔特质”。
其三，如果从艺术构思的角度审视，李渔因为性至巧，由是竭力崇尚创新，包璿曾说李渔“般般制作皆奇”。这反映在文学创作上。李渔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戏剧创作的确多有独出机杼、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他自己也不无自豪地说于小说创作不乏特长。这是李渔奇巧性格带给其通俗文学创作优胜的一面。但从不好的一面看，李渔这种性格与其主要为着卖钱的通俗文学创作观念结合在一起，即希望通过这种奇巧的构思，增加作品的新奇性与娱乐性，由此吸引读者与观众，以便使其作品更好地卖钱，其出奇呈巧便有诸多用力过头的地方。孙楷第先生因之批评李渔的小说创作，说“篇篇竞异，字字出奇”，有的作品因“命意过新，则失之纤巧”，以致“矫揉造作，大非人情”（《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其戏剧创作也时有此种情形，因而留下败笔。
其四，如果从审美的角度观照，李渔小说戏剧固然有文字清新、格调不俗的作品，如《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与《风筝误》等，但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由于李渔性格确有如同时代人所批评的颇“龌龊”的地方，因此，其通俗文学创作之审美风格，也染此特点。如《十二楼》之《萃雅楼》共三回，回目分别是：“卖花郎不卖后庭花，买货人惯买无钱货”“保后件失去前件，结恩人遇着仇人”“权贵失便宜弃头颅而换卵，阉人图报复遗尿溺以酬涎”。一看标题，就知恶俗不堪。其他如小说《无声戏》之《女陈平计生七出》《变女为儿菩萨巧》及《十二楼》之《生我楼》等亦然。正鉴于此，李渔颇受到同时代人与后人的严厉批判与指责。客观地说，李渔自身“性龌龊”难辞其咎。
李渔已是一个被反复研究的对象，但人们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通俗文学创作与戏剧理论方面，近年也拓展到其他方面，但对其性格的研究实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米·赫拉普钦科在《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一书中说：“伟大的艺术家始终是他自己，一个鲜明的、独特的个性，但同时，他却反映出深刻的社会过程。”李渔无疑是个性甚为鲜明而独特的杰出的通俗文学作家，深入研究其性格，不但有助于透彻理解其比较“另类”的人生选择与别具一格的小说戏剧创作，同时也一定有助于我们深刻感悟那一个天崩地裂时代社会的新变与文学创作的新变。
（作者：钟明奇，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黄庭坚这种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性格，使他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别样的特色，也给后世评价他带来困难，有时甚至出现误判。清代常州词派后期批评家陈廷焯，曾用“倔强中见姿态”，评论黄庭坚的词，我认为陈廷焯创造出来的这六个字，不只适用于评论黄庭坚的词，可以说是对黄庭坚其人其文，也就是对黄庭坚性格及其所有创作最贴切准确、最生动形象的概括。就性格言，倔强凸显其毅然不可夺的一面，姿态见其乐易疏通的一面；就创作言，倔强是风骨是底色，姿态是形式形象，是语言文字。
对黄庭坚的词，陈廷焯一向评价不高，他说：“秦七黄九，并重当时。然黄之视秦，奚啻碔砆之与美玉。词贵缠绵，贵忠爱，贵沉郁。黄之鄙俚者无论矣，即以其高者而论，亦不过倔强中见姿态耳。于倔强中见姿态，以之作诗，尚未必尽合，况以之为词耶？”又说：“黄鲁直词，乖僻无理，桀骜不驯，然亦间有佳者。如《望江东》云：'江水西头隔烟树。望不见、江东路。思量只有梦来去。更不怕、江阑住。 灯前写了书无数。算没个、人传与。直饶寻来雁分付。又还是、秋将暮。’笔力奇横无匹，中有一片深情，往复不置，故佳。”（《白雨斋词话》）且不论其中前后不一的龃龉，且不论“奇横”与“深情”一般难以调和，而恰与山谷性格的两面相类似，揆诸黄庭坚的词，完全可以把陈氏的贬议当作正面的的评。在山谷词中，《减字木兰花》（举头无语）、《沁园春》（把我身心）诸作以健笔写柔情，《水调歌头》（瑶草一何碧）、《念奴娇》（断虹霁雨）等寄豪放于婉约，《清平乐》（春归何处）、《踏莎行》（临水夭桃）等在绮情丽语中议论人生、说佛谈禅，还有大量词作善于使用对立性意象，如白发黄花、铁树开花、翡翠随鸡走。黄庭坚晚年贬谪时期作的词更是“愁苦之情出以风流”，如两首《定风波》次高左藏使君韵，一首说：“自断此生休问天。白头波上泛胶船。老去文章无气味。憔悴。不堪驱使菊花前。 闻道使君携将吏。高会。参军吹帽晚风颠。千骑插花秋色暮。归去。翠娥扶入醉时肩。”另一首说：“万里黔中一漏天。屋居终日似乘船。及至重阳天也霁。催醉。鬼门关近蜀江前。莫笑老翁犹气岸。君看。几人白发上华颠。戏马台前追两谢。驰射。风流犹拍古人肩。”所以被陈廷焯称为“放诞之笔绝世文情”（《放歌集》）。当我们读到“李下何妨也正冠”“付与时人冷眼看”，以及“莫笑插花和事老，摧颓，却向人间耐盛衰”这样的词句时，几人不对陈廷焯的六字评语敬礼？
黄庭坚的诗歌，曾让已经成名、时年35岁的诗人陈师道一见之下焚毁己作而甘拜为师。陈师道认为，黄庭坚的诗歌像其为人，思致高远，与人不同。这种不同，前人往往评为奇崛、新奇、格高、雅健，整体而言，“黄只是求与人远。所谓远者，合格、境、意、句、字、音响言之。此六者有一与人近，即为习熟，非韩黄宗旨矣”。构思上则“贵奇，凡落想落笔为人人意中所能有能到者，忌不用；必出人意表，崛峭破空，不自人间来”。结构上表现为“起无端，接无端，大笔如椽，转折如龙虎。扫弃一切，独提精要之语。每每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连属，非寻常意计所及”，表现为“又贵截断，必'口前截断第二句’，凡絮接、平接、衍叙，太明白、太倾尽者忌之”（均见清方东树《昭昧詹言》）。格律上，有意突破声律限制，或者于律句打破常规格律使用拗格，即拗律，“其法于当下平字处以仄字易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天厨禁脔》），这虽然有学老杜的成分，但杜诗拗律特少，黄诗拗律多过老杜数倍。用事、用字上也是如此：“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他以美丈夫而不是美女比喻花，广为诗评家讨论；《题落星寺四首》之一的“星宫游空何时落，着地亦化为宝坊”，完全不合律诗要求，甚至被人编集时误置外集“古诗”中，都是著名的诗例。今人莫砺锋先生概括黄诗“句法”之三层内涵：音调的拗峭，句意的凝练新奇，语言的散文化倾向（《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吴晟概括庭坚体的三个特征：亦庄亦谐，娱己娱人；布局平匀，层层转折；拗峭硬拙，生新奇活（《黄庭坚诗歌创作论》）。每一层内涵、每一个特征都可以见出其性格因素在起作用。
“倔强中见姿态”，黄庭坚其人如此，其诗词如此；其长处在此，其短处亦在此。宋人关于黄庭坚的创作，每有“过于出奇”“忒好”“太尖新太巧”之议，正是看到了这种性格导致的创作弊端。这令人想到同是倔强性格的唐代诗人韩愈，欧阳修《六一诗话》中记载他与梅尧臣之间的一段讨论，梅尧臣说：“前史言退之为人木强，若宽韵可自足而辄傍出，窄韵难独用而反不出，岂非其拗强而然与？”可作为性格影响创作的另一笺释。
（作者：彭国忠，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南宋乾道八年（1172），48岁的陆游入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任干办公事兼检法官，来到川陕抗金前线南郑。这次经历是陆游一生中距离“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这样建功立业、实现平生抱负最近的一次际遇。但是机会恰似长空流星，一闪而过。陆游三月到达南郑，同年十月王炎就被召还，失去了主持恢复重任的实权，战前幕府遂作星散。陆游也改除成都府安抚司参议，其后又先后任职蜀州、嘉州、荣州等地，但都是闲僚冷官，这对胸怀恢复大志的陆游来说只不过有了一只饭碗而已，是很不甘心的。陆游内心深处非常抑郁失落，常常借酒消愁，沉醉于歌楼舞榭。“闻歌感旧，尚时时流涕尊前”（《汉宫春》），表面看似兴奋热闹，但背后却是无边的惆怅。此时的陆游正运交华盖，命犯小人，即使已经郁郁不得志，却还要遭人弹劾。淳熙三年（1176），52岁的陆游本有机会知嘉州，但朝中有人却上书说他“不拘礼法”（《宋史·本传》）、“燕饮颓放”（《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二》），乃收回成命，反被罢了官。从此，陆游干脆以“放翁”自号。其《和范待制秋兴》有句云：“名姓已甘黄纸外，光阴全付绿尊中。门前剥啄谁相觅，贺我今年号放翁。”之后，“放翁”这个名号就经常出现在他的诗文中，据不完全统计，除了题识以外，竟有117处，可见他的在意。
陆游与苏轼不同，苏轼自号东坡，是他真正能够把黄州东坡的风泉看作“两部乐”，视松竹为“三益友”，但陆游有太深的国仇以及无法实现抱负的遗憾，所谓“可怜万里平戎志，尽付萧萧暮雨中”（《夏日杂题》），所以并不能真正做到放达。78岁时所作《雨夜观史》称：“读书雨夜一灯昏，叹息何由起九原？邪正古来观大节，是非死后有公言。未能剧论希扪虱，且复长歌学叩辕。它日安知无志士，经过指点放翁门。”既扪虱复又叩辕，但自信大节荦荦，自有志士能够理解，而真正的放达者其实是不在乎别人怎么说的。陆游的性格有多个侧面，但“放不下”恰是其最突出的一面。
陆游一生爱梅，咏梅的诗题达188篇，清代姚莹《论诗绝句六十首》称陆游“平生壮志无人识，却向梅花觅放翁”。陆游笔下的梅花是他情趣品格的投影。“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陆游一生为了恢复，屡遭打击，却至死不忘初心，《卜算子·咏梅》咏的就是他自己的品格。而梅花“凌厉冰霜节愈坚”（《射的山观梅》），更体现了陆游一辈子对理想的执着与坚守。“神全形枯近有道，意庄色正知无邪。高坚政要饱忧患，放弃何遽愁荒遐”（《梅花》），即使形枯荒遐，“开尽无人知”（《城南王氏庄寻梅》），也终生不悔。陆游爱梅花，梅花已经与他融为一体：“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
对本是无情的梅花，陆游钟爱不舍，对人间的挚情则更是忘不了、放不下！陆游的初恋是表妹唐氏，因“弗获其姑”而被迫离异，从此思恋和哀痛萦绕在他心间60多年。直到84岁时，陆游还写下了悼念唐氏的《春游》，其四说：“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他为唐氏写的诗可以追溯到20岁时的《菊枕诗》，可惜此诗已不存。陆游59岁时回忆当年情景，写下了《余年二十时尝作菊枕诗颇传于人今秋偶复采菊缝枕囊凄然有感》二首。《顾随讲论放翁诗》说顾随最欣赏其第二首最后两句：“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说其第一首尾句“灯暗无人说断肠”，“泪向内流。打掉门牙向肚里咽，尚不令人难过”，而“惟此诗不逞英雄，更令人难过。次首句子更平常而更动人”（《河北大学学报》2012年1期）。
陆游27岁题壁沈园，作《钗头凤》，到最后的《春游》，全集中留存不同时期怀念唐氏之作有十余题之多，可以说每一首都情真意切，让人泫然。陆游68岁时偶游沈园，园已三易其主，而当年题壁犹在，不禁悲从中来：“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最后虽自称“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蒲龛一炷香”，其实不过是刻意的掩饰，徒增其难忘而已。到了81岁，做梦还要回到当年的沈园：“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那是一种怎样的刻骨铭心的思念！
而陆游诗中表现最为强烈的还是他驱除外敌、志存恢复、至死不渝的爱国感情。陆游生在离乱之中，童年时代就深受爱国言行的影响。陆游曾回忆说“绍兴初，某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言及国事，或裂毗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诩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跋傅给事帖》），“一时贤公卿与先君游者，每言及高庙盗环之寇，乾陵斧柏之忧，未尝不相与流涕哀痛。虽设食，率不下咽引去。先君归，亦不复食也”（《跋周侍郎奏稿》）。这在陆游的思想感情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陆游全集中所存寄托抗战情怀的最早作品可能就是31岁所写的《夜读兵书》，诗中表达的“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的激情，一直延续到临终绝笔《示儿》，反抗侵略、北定中原的爱国思想可谓贯彻始终。梁启超《读陆放翁集》称：“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堪为的评。
陆游一生中亲历的恢复行动只有在南郑的短短几个月，这是最值得他回忆的英雄岁月。“铁衣上马蹴坚冰，有时三日不火食”，“飞霜掠面寒压指，一寸赤心惟报国”（《江北庄取米到作饭香甚有感》），“大呼拔帜思野战，杀气当年赤浮面”（《冬夜闻雁有感》）。此情此景，一闭目就能浮现出来，以至于做梦也是“杀气昏昏横塞上，东并黄河开玉帐。昼飞羽檄下列城，夜脱貂裘抚降将。将军枥上汗血马，猛士腰间虎文。阶前白刀明如霜，门外长戟森相向”（《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熊罴百万从銮驾，故地不劳传檄下。筑城绝塞进新图，排仗行宫宣大赦。冈峦极目汉山川，文书初用淳熙年。驾前六军错锦绣，秋风鼓角声满天”（《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这些作品读后真是让人“兴会飚举”，“发扬矜奋，起痿兴痹矣”（《援鹑堂笔记》卷四十）。
陆游的生活其实比较寻常平淡，没有什么传奇色彩，又学道学佛，本来顺理成章的是大写田园闲适诗，但这些却没有成为主旋律。可以说，没有这种坚执深沉，忘不了、放不下的性格，陆游就不会有这些震撼肺腑、动彻心魄的诗篇。从这个角度而言，性格决定了他的诗。
（作者：马亚中，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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