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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陇西吹陇南 | 古文字源流刍议

满正人 满苑蓉

内容摘要 长期以来,我们对古文字的概念及源流变化的认识存疑较多,多数书学者总认为始皇“焚书”使古文字绝迹,既是春秋晚期至秦汉之际的晋盟书、楚简、秦隶、汉古隶的大量出现,原有的陈旧观念依然盛行,甚至有混淆古文字发展次序、轻视古文字艺术价值、将静态的文字载体与动态的文化习性等同等。本文拟以古文字渐变和融合为例,溯源追流,窥其概貌。一孔之见难免有误,尚乞方家鸿儒諟正。

关键词 古文字 晋盟书 楚简 秦隶 汉古隶(马王堆帛书)

古文字名称及特征

当前对“古文字”的解释主要有:一是指小篆以前的甲骨文、金文。二是指从甲骨文、金文中脱变形成战国古文字。三是指古文经书上的文字。四是指六国文字。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是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核心阶段,也是古圣贤思想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古文字作为这一时期伟大思想的承载者,它是否已经绝迹或者以不同的体例存在?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只有依照许慎所著的中国第一部文字学专著《说文解字》展开讨论。“秦书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书六体”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①这里已经明确了除秦官方文字“小篆”和汉官方文字“隶书”之外,还存在不同类型的古文字。至于始皇焚烧的典籍多数学者认为是与法家思想相左,或者是齐人徐市、石生之类欺骗诋毁始皇的荒诞离奇书迹而已。再说,当时即是将所有典籍全部焚烧,而属于记忆性的书写习惯岂能决断?

前人虽未见到当今新出土的文字资料,但他们凭借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作出过深刻的探讨。如王国维先生在《简牍检署考》曰:“书契之用,自刻画。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先后,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竹木之用亦未识始于何时,以见世于载籍者言之。”②佚名氏《宣和书谱·叙论(篆书叙论)》云:篆书所自来远矣,其古文科斗之书,已见于鼎彝金石之传,其间多以象形为主,而文采未备也。自古文科斗之法废,而后世易以大篆,而大篆实出史籀也,籀在周宣王时为太史氏,其书今之所存者,《石鼓》是也。”③

“书契之用,自刻画。”、“自古文科斗之法废,而后世易以大篆,”这些论断给我们提供了认识古文字的依据,同时也告知我们,古文字没有绝迹,而是融入秦系、晋系、楚系、齐系文字之中。

古文字与刻画文符及甲骨文

从刻画文符到甲骨文所经历的艰辛和曲折,杨雄《法言· 问神》中言明:“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从甘肃大地湾、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河南二里头、安徽双墩至杭州良渚经历漫长的时间,才在黑陶盘和圣水牛骨上出现了可识可辨的几个文字。又不知经历了多长时间,甲骨文才形成。甲骨文不仅有象形字,而且有会意、形声字。

对古文字源流变化的探究需要一种思想涵盖广,书体种类多,艺术性丰富的大宗书体作参照。古长沙国第二代轪(dài)侯利豨墓葬出土的《马王堆帛书》,有6大类43种12万多字,内容有六艺类10篇、诸子类10篇、兵书类3篇、术数类7篇、方技类11篇、其它类3篇。 ④这部分典籍涉及上古“巫”、中古“易”、下古“道、儒”、近古“诸家”等思想,书体有篆隶、古隶、汉隶三大部分。篆隶部分承袭刻画文符、甲骨文之笔法;古隶部分与金文、晋盟书、楚简牍相融合;汉古隶部分下启汉隶、汉简、章草等诸多书体,是古史和文字史的集大成者,也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过渡性书体。故将其作为蓝本进行以下分析和对比。

马王堆帛书与部分刻画文符及甲骨文体例对照表

甲骨

类别

甲骨

文字

例字

马王堆帛书

帛体

帛书名称

良渚遗址刻画文字

篆隶《阴阳五行》甲篇

良渚圣水牛骨上文字

篆隶《胎产书》

同上

古隶《刑德》

甲骨文合集6057正

古隶《阴阳五行》甲篇

甲骨文合集6057正

古隶《阴阳五行》甲篇

同上

古隶《春秋事语》

同上

篆隶《五十二病方》

同上

古隶《阴阳五行》乙篇

古文字之变

(一)晋盟书

盟书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或卿大夫之间订立盟誓时所记录的盟辞。西周之后周室式微,诸侯渐盛,诸侯大夫间的盟誓增多,以此来调整彼此之间的政治关系。举行盟誓时先掘地为坎,再奉置玉币(祭祀用的礼玉),杀牲,礼仪后将盟书与玉币掩埋于坎中。盟书一式二份,一份藏于盟府,一份埋入地下或沉入河水,以取信于神鬼的监督和惩罚。春秋晚期(约公元前550年)的晋国赵鞅与卿大夫订立的《侯马盟书》和春秋末期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的《温县盟书》,从字形和笔法特征看,与楚系文字基本相同,均在古文字基础上采取增繁之法,以表明其政治和文化的独立性。

马王堆帛书与部分晋盟书体例对照表

盟书类别

盟书字样

例字

马王堆帛书

帛体

帛书名称

侯马盟书

古隶《春秋事语》

同上

篆隶《阴阳五行》甲篇

同上

古隶《阴阳五行》乙篇

同上

古隶《阴阳五行》甲篇

信阳盟书

古隶《战国纵横家书》

同上

汉隶《五星占》

同上

古隶《刑德》

同上

篆隶《阴阳五行》甲篇

(二)楚简

当前发现较早的楚国金文是楚公家钟和楚公家戈铭文,楚公家应是楚君熊渠。⑤ 据《史记·楚世家》载,熊渠时处周夷王至厉王之世,其所铸铭文当在西周中晚期之际,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9世纪后叶。这些楚国礼器、兵器上的铭文与西周金文基本一致。

当代出土的楚简主要有:战国早期(约公元前400年)的《信阳楚简》、公元前316年的《包山楚简》、公元前331年的《望山楚简》、约公元前300年的《郭店楚简》和战国晚期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等。这些楚简的主要内容包括司法文书、卜筮祭祷和谴册。《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的内容涵盖较广,基本以儒家类为主,兼及道家、兵家、阴阳家,多为传世本所无。其中第六册《孔子见季桓子》不见于先秦典籍,为儒家重要佚书。全文以对话形式记录了孔子与季桓子有关二道、兴鲁的讨论。时间约在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至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的十年间。《孔子家语》记载孔子二见季桓子,《韩诗外传》《新序》记载“孔子待坐于季孙”,这些内容未见传世被视为历史之迷,该篇简的发现,还原了孔子关于“二道”的精辟论述以及孔子法古兴鲁、仁政赐爱的思想理论。

马王堆帛书与部分楚简体例对照表

楚简类别

楚系文字

例字

马王堆帛书

帛体

帛书名称

楚公家钟铭文

篆隶《阴阳五行》甲篇

新蔡葛陵楚简

篆隶《阴阳五行》甲篇

信阳楚简

汉隶《老子》乙本

同上

篆隶《养生方》

同上

篆隶《却谷食气》

郭店楚简

古隶《老子》甲本

同上

篆隶《阴阳五行》甲本

同上

篆隶《五十二病方》

楚简是古文字的一种变体,它与晋盟书的体势基本相同,以蝌蚪笔法为主。书体变化相对较小,但也有因抄写内容和书写心态的不同呈现出精细与粗疏之差异,其中也有可能是书写者的社会地位和所掌握的书写技巧的不同有关。如儒家典籍、卜筮祭祷、谴册的字迹相对工整,司法文书多潦草急就。

楚简文字的笔画多圆转,少方折。入笔多以方切或半逆锋入笔为主,行笔以拨、挑、推、扫施力,收笔多以顺势回锋,末端出现尖锋或勾锋之状。撇、捺、挑的笔画没有明显区别。整体笔画是下笔处重而粗,收笔处轻而细尖,形如蝌蚪。多数字形好像似在帛书基础上改造的,如“下

、天

、而

、可

、不

”等,上加了一横画;“上

、命

、為

、馬

、丘

”等,下加了一横画。特别是“其”

(盟书)

(帛书)

(楚简)、“雨”

(盟书)

(帛书)

(楚简)等字形的细微之处也基本一致。

就有关内容来说,马王堆帛书《五行》中有“经”有“说”,郭店楚简《五行》中有“经”无“说”,以此可见帛书与原著较近。二者《五行》中的“经”均为孔子嫡孙子思学派的著作,而帛书《五行》中有“说”可能为孟子后学的作品。“二者并不形成于同一时期。”

“《五行》经文的要旨于首章”。⑦该章提出,仁义礼智圣分别“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其中,仁义礼智圣“德之行五和,谓之德”,仁义礼智“四行和,谓之善”。并认为“善,人道也;德,天道也”。此处的,“形于内”是指仁义礼智圣五行形于内心,是一种内在规范。根据经文可知“形于内”的“德之形”其和谐状态称之“德”;“不形于内”谓之“行”,其和谐状态为“善”。德内在于心,是意志的对象;善外在于人伦、社会关系之中,是行为的对象。《五行》思想的核心是对“德”的诠释,从人的身体性和物质性的“慎独”上升为精神性的“德”。其路径是从天之行、人之行——善之行、德之行——德之气、血之气——德之声、玉之声——实现天人合一。这是内外兼修,至深入微的思想实践活动,这些天人合一的伟大思想是华夏文明辉煌灿烂的内在动因。既是经历了数千年,当简帛这种原始载体再次呈现时,古老的文字和承载的思想精神依然是人类社会最崇高的道德标准。

(三)秦隶

秦简大多为战国中晚期至秦朝建立前后的简牍墨迹,有些简牍也有成书于秦丞相李斯推广小篆之后。这些沿袭着古文字结体和笔法的书体被当今的书学者称谓“秦隶”或”秦古隶”。其行笔有方有圆,随意自然,质朴秀朗。古文字原有的蝌蚪笔法明显减弱,代而出现了“柳叶”状的线形特征。

秦简牍主要有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的四川《青川木牍》、秦王政七年(公元前240年)的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约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的湖南龙山《里耶秦简》、约秦始皇二十六年(约公元前221)的湖北江陵《岳山秦简》、约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的《岳麓秦简》、约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约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的《北大秦简》、约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的湖北荆州沙市《周家台秦简》、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至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之间的湖北《云梦龙岗秦简》。

马王堆帛书与部分秦隶体例对照表

秦隶类别

秦简

例字

马王堆帛书

帛体

帛书名称

青川木牍

古隶《春秋事语》

放马滩秦简

西

汉隶《黄帝书》

岳山秦简

古隶《阴阳五行》乙篇

里耶秦简

汉隶《易之义》

岳麓秦简

古隶《战国纵横家书》

睡虎地秦简

汉隶《老子》乙本

北大秦简

古隶《刑德》

周家台秦简

汉隶《黄帝书》

这些秦简成书的时间和出土的地域及记载的内容,正好与秦国明相张仪主张的“得其地(巴蜀)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的战略思想和征战路径基本相符。公元前316年秋,司马错与张仪、都尉墨等率军从石牛道攻取巴蜀。周赧王三十六年至三十七年(公元前279-公元前278年),秦国名将白起率军伐楚,攻破楚国别都鄢(今湖北宜城东南)、都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秦国占领了楚国西部长江以北(江汉平原西部和鄂西北地区)大片土地,并在此设立南郡。从公元前279年至公元前223年灭楚,秦在湖北江陵一带经营了56年时间,难怪秦简牍集中出土于此。从文字变化看,“秦楚文字互有影响,不过秦文对楚文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楚文对秦文的影响。秦简牍记载的主要内容与秦国重点推行的“军功爵位制”、“连坐制”、“授田制”、“司寇居赀制”等严格的社会管理制度高度吻合。秦人从地望甘肃礼县───肇启之地宝鸡───龙兴之地咸阳───南取巴蜀───占鄂西───取城郢───置洞庭的这些文化点位十分明显。

(四)马王堆帛书

帛书的抄写时间是我们了解书体演变的关键,从帛书中出现避讳、记年和墓主人下葬时间的记录看,帛书的抄写时间较早的是《阴阳五行》甲篇中的“廿五”、“廿六”即始皇25年、26年(公元前222年、前221年),较迟的如《五星占》中的“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间。但从马王堆帛书的整体看,其书体为多阶段、多风格、多书手的特征明显。

第一阶段:《阴阳五行》甲篇,以蝌蚪笔法为主,与晋盟书、楚简笔法相同。

第二阶段:《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经》《养生方》等,出现了完全不同的书体和笔法,是古隶的变体。其耸右上,收右下的体式有秦权量的某些特征。

第三阶段:《老子》甲本、《五行》《春秋事语》等,这部分是马王堆帛书中艺术水准最高的篇章。其劲健爽毅、清秀圆实、紧密厚重、简捷灵巧的艺术风格,显示当时书法艺术的最佳样式。帛书《老子》成书于秦汉之际,郭店楚简《老子》成书于公元前300年左右,二者互为印证,纠正了今本《老子》中的“绝仁弃义”、“绝圣弃智”之谬误,还原了“绝智弃辩”、“绝巧弃利”之原句。《春秋事语》主要是记载春秋时期上起鲁隐公被杀,下迄三家灭智氏的史实。

第四阶段:《战国纵横家书》应为秦隶书,秦地权量多此体势和笔法。书迹自然散淡、率直天真。对于这类书体郭沫若曾说:“今传秦代度量衡上和若干兵器上的刻文,和《泰山刻石》比起来是草率急救的,无疑是草篆,大约也就是秦代的隶书吧。”⑧

第五阶段:《刑德》甲乙本,是前几个阶段的字形融合体,字体明显趋正。

第六阶段:从《阴阳五行》乙篇、《相马经》开始,出现了与汉简相似的夸张性下引长弧笔。

第七阶段:《五星占》《周易》的体势更加正平,下引长弧笔明显减少。

第八阶段:《黄帝书》《老子》乙本,横势体态更趋明显,笔画更加圆浑,底部横画出现金文中斧钺状粗横,法古倾向明显,同时下引长弧笔又增多,凡“也”字必为下引长弧笔画。

马王堆帛书中“走”和“心”字部首变化最为丰富,大约有数十种写法,这些部首在甲骨、金文、楚简书体中也为善变的部首。如:進

。思

等。这既有书写习惯和笔顺自然的因素,也与当时的文化氛围有关。

长沙,古称潭州,别称“星城”,是楚国的经济重镇和军事要邑。《史记》载:“复雠、庞、长沙,楚之粟也……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意为,长沙,军事要地,楚国之粮仓,长沙等地的粮赋不用运送到楚国都城。从秦灭楚(公元前223年)至秦灭亡(公元前206年),秦控制此地仅为17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想改变楚国重镇长沙人的文化习性显然使秦朝法令无法企及的。西汉吕后执掌朝政,尊崇黄老之学,实行休养政策,支持汉惠帝废除“挟书律”和“焚书令”,鼓励民间藏书、献书,以恢复旧典。当时长沙国的重要人物以吴差(长沙王)、贾谊(太傅)、利豨(轪侯)为核心。吴差是当时唯一的异姓王;贾谊,是当时才思非凡,影响深远的文化大家;利豨,既是一个手握重权之丞,也是一个尚文博学的雅士。利豨的父亲利苍,据史料反映是个智谋深远,善“间”,即善察社情,善识民意的儒官。其母亲辛追夫人,是长沙国临湘侯辛夷之女,她的随葬品代表是“T形帛画”,上段绘有天界九阳、金乌、扶桑树、日驾车龙、女娲、嫦娥、玉兔、蟾蜍;中段绘有人间胜景谷璧交龙、华盖玉磬、羽人怪兽;下段绘有巨人托地等巫文化浓烈的图符。其中的人首蛇身图与伏羲女娲图及甘肃陇南宕昌藏族家发现的古象雄时期文献抄本页面上的图案一脉相承。可以说,“T形帛画”是古象雄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濮僚、苗蛮、戎狄、越等文化的结晶,而这些文化元素肯定来源于其子利豨墓中的这批典籍。

古文字之流

纵观两汉之际的刻石文字,从东汉175年至183年,儒家经典刻石《熹平石经》刻置于洛阳太学门外,标志着“隶书”在中原地区既为官方书体也成为民间书体。而在偏僻闭塞的西南地区,特别是汉水流域却出现了古文字的变体───汉古隶。

《何君尊楗阁刻石》

《石门颂》

《西狭颂》

《郙阁颂》

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完成西南地区的郡县建置后,将陇蜀、秦蜀、蜀滇险道的修建和管理工作交由地方官吏负责完成。西南地区山大沟深,古有盘山便道,异常艰险。后凿建崖壁栈道,每当通途,必勒石记功,如57年《何君尊楗阁刻石》、63年《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148年《石门颂》、171年《西狭颂》、172年《郙阁颂》等。这些刻石皆为汉古隶书体,其风格基本相同,笔法多中锋用笔,波磔不显,随性大方;章法与帛书同,竖成列,横无行,穿插错落,自然随意;整体保留西汉古隶无波势、率直、简朴等特点。这些笔法对后世的影响颇大,在北魏的《郑文公碑》中亦有相同的笔迹。

结语

通过对古文字形成、发展、变化、融合之现状及背景的分析,可基本证实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古文字始于刻画文符及甲骨,而非脱于金文。二是古代占卜,一般用龟占和骨将卜具、结果、贞人等内容直接刻写到占具上,筮占一般会记录在简牍上,明确金石,甲骨,竹木三者应为同时代的书写材料。三是“蝌蚪”形笔法为古文字的主要特征,晋盟书、楚简牍、西汉马王堆帛书(篆、隶篇)均大量使用“蝌蚪”形笔法,其均为战国时期古文字的新体。四是秦古隶和汉古隶为秦汉时期古文字的新体。五是中国文字形成和发展变化应为两条路径:一是自然发展途径:即刻画符号───甲骨文───古文字───古隶(含六国古文字和古玺戳文)───汉古隶───汉隶、汉简───章草───今草、狂草。二是官方文体演进途径,即甲骨文───古文字───金文───小篆───汉隶。

上述分析和对比重点战国时期的文字,这一时期诸侯国的文字有较大的差异,致使秦皇统一六国后,不得不重新统一文字。所以,李学勤先生指出:“战国文字在中国文字演变史上自成段落,应当专门加以研究”。李学勤先生还说,帛书不仅展示了2000多年前的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还提供了《史记》《汉书》等史书记载以外的资料与观点。他建议人们关注其中的楚文化元素,“进一步研究马王堆帛书的时代性和地方性,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楚文化传统、汉代文明的一些看法”。

参考资料:

①许慎:《〈说文解字〉序》,中华书局出版社,1963年12月。

②王国维:《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③《历代书法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10月,第870页。

④陈松长:《马王堆帛书艺术》,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2页。

⑤ 张亚初:《论楚公家钟和楚公逆镈的年代》,《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

⑥庞朴:《竹帛〈五行〉篇与思孟“五行”说》,《哲学与文化》26卷第5期。

⑦庞朴:《庞朴文集》第二卷《古墓新知》,第117~151页。

⑧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现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7月,第338页。

⑨李学勤:《(战国文字通论订补)序言》,《战国文字通论订补》,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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