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宦官专权的原因
常冠林
宦官秘书是中国秘书史上秘书群体中一类特殊的秘书。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宦官秘书都能够恪守礼法、忠于职守、尽心所事、匡弼得失，成为宦官秘书中的楷模。然而，也有一些宦官秘书扰乱朝政、残害忠良，甚至导致朝代的更替。在中国秘书史上首开宦官秘书专权恶例的是秦始皇的实际上的机要秘书赵高。
赵高（？～公元前207年），秦代宦官、权臣，我国秘书史上著名的宦官秘书。赵高原为赵国贵族，因其父获罪，其母在秦国服刑，兄弟几人皆生隐宫。赵高为内宫厮役，因聪明能干，被秦王提拔为中车府令，又担当胡亥的老师，教其狱律。后因犯事，蒙毅奉王命审理，并依法判其死罪。秦王惜其才干，下令赦免，并恢复原来官爵。后以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事，因通晓法律，擅长书法，常为秦始皇起草诏令，管事二十余年，成为秦始皇实际上的机要秘书。秦二世时赵高任郎中令，设计逼死李斯后，自任丞相，公元207年被子婴杀掉。本文拟对赵高专权的表现和宦官专权的原因进行探讨分析。几乎没有值得借鉴的经验，却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反思和教训。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篡改遗诏 扶立昏王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李斯、胡亥和赵高随从秦始皇出游会稽，还至平原津时，秦始皇病重，“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1]命其将兵权交给蒙恬，然而当“玺书”写好后，却“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2]七月丙寅，秦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李斯从大局出发，封锁了秦始皇死的消息，密而不发。赵高考虑到蒙氏兄弟掌权对自己不利，于是他就利用职务之便，开始了篡改遗诏的计划。在赵高的怂恿下，胡亥、李斯考虑到各自的利益，于是就与赵高合谋，假托秦始皇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又制作了一份假诏书，赐公子扶苏，蒙恬自杀，公子扶苏当即自杀，而蒙恬因故未死被囚于阳周狱中。赵高篡改遗诏成功，胡亥继位，为秦二世。赵高则升为郎中令，任用事。
手握王爵 口含天宪[3]——滥杀忠良翦除异己
赵高当上郎中令以后，为了能够独揽大权，开始了疯狂的残杀行动。他首先残杀的就是蒙氏兄弟，于是，赵高就在胡亥面前诋毁蒙氏兄弟，最后，蒙毅被冠上“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4]的罪名，被杀死。接着，二世又派使者到阳周狱中，迫使蒙恬服毒自杀。
一日，二世与赵高说：“大臣不服我，地方官吏又各自为政，诸公子又想与我争夺皇位，我该怎么办呢？”赵高说：“这正式我想却又一直不敢说的事啊！先皇的那些大臣，都是天下显赫的名门贵族，累世相传，我赵高素来微薄低贱，幸蒙陛下赏识，居在上位，参与内政，因此，大臣肯定不服。他们只不过表面上顺服，而内心却是反抗。我认为现在不是采取文治而是采取武治的时候，制定严酷苛刻的刑罚，使那些有罪的人彼此连坐，则上下一定和谐安定。”二世说：“好！”于是，在赵高的怂恿下，二世更改律令，赵高“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5]而且公子将闾昆弟三人虽然“阙廷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6]但仍被赵高冠以“公子不臣，罪当死，吏致法焉”[7]的罪名，迫使三人自杀。赵高残杀诸公子、公主和大臣，一时朝廷上下“宗室振恐。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8]二世二年冬，赵高又以“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柰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9]之理由，使二世常居“禁中”，一切事务皆与赵高商定。
接着赵高又借机诬陷丞相李斯谋反，以谋反罪将李斯处死，自任丞相。二世八年己亥，赵高又策划了“指鹿为马”的事件，致使群臣无不畏惧于高，至此，赵高“挟天子以令朝臣”，终于达到了“事无大小皆听其处分”[10]的目的。
庆父不死 鲁难未已[11]——弑君篡位被诛三族
至秦二世三年，秦家王朝岌岌可危，燕、赵、齐、楚等皆立为王，对此，二世非常生气，“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12]，赵高担心诛罪及身，于是就秘密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其弟赵成商量篡权夺位，在赵高的精心策划下，二世被阎乐逼死在望夷宫。赵高“欲南面称尊，只是由于’左右百官莫从上殿，殿欲坏者之’，这才‘自知天弗与，群臣弗许’。知难而退。”[13]改立子婴为王。九月赵高被子婴用计杀死在斋宫，并“三族高家以徇咸阳。”[14]赵高专权乱政，终以“三族高家”的代价而结束，可谓罪有应得。
宦官专权的原因分析
宦官专权原因复杂，我们可以从唐代专权宦官仇士良（“士良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馀年，亦有术自将，恩礼不衰云。”），在辞官回家时对送他的宦官们说的一段话中，知其一二：
“（士良之老，中人举送还第，谢曰：“诸君善事天子，能听老夫语乎？”众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15]
笔者认为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宦官专权首先得益于皇帝的信任。
皇帝认为，宦官失去生育能力，在社会和朝廷中缺乏权利基础，不会觊觎皇位。而且宦官贴近皇帝，为人机巧，能够体察皇帝细微之处，所办之事，所说之话，都能够让君主满意。正如汉元帝说的“中人无外党，专精可信任。”[16]更为重要的是皇帝“想要通过让宦官掌握机要的方法来削弱宰相等朝官的权力，” [17]以达到加强皇权的目的。因此，皇帝常常让他们直接干预朝政，担任一定的职务，如“明朝的宦官秘书机构司礼监是皇帝在内廷安插的总掌朝廷核心机要的秘书处。”[18] 这就从制度上为宦官专权提供了条件。
第二、宦官专权是“专制主义社会政治生态所铸就的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心态，只是在这卑微的一群（笔者：指宦官群体）中表现得更强烈更极端而已。”[19]
一方面，皇帝昏庸，幼主临朝，母后主政给别有用心的宦官以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宦官社会地位低下，职役卑贱，生理畸形，有着难以名状的自卑感，正如司马迁感慨“祸莫忄朁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20]因此，他们在权利者面前卑屈固宠，溜须拍马，媚态十足，表现出强烈的自卑感和软弱性。由于他们极度的自卑，使他们一旦手握王爵，又表现出极强烈的权力欲望，往往滥施淫威，争富斗强，为所欲为，唯我独尊。专权的宦官往往都是专横跋扈之辈，他们常常以一时的喜怒决断国家大权，依个人好恶滥赏酷罚。这些人骄横而无所顾忌。为了树立权威，慑服百官，翦除政敌，动辄采取极为残忍、阴毒的手段，其酷虐令人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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