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弃妇现象
所谓“弃妇”,就是指缔结了婚姻,而又因为种种原因被男方抛弃并离开男方家的女子。可以这么说,中国诗歌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其中就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即以哀婉的笔调忠实地记录一个个妇女的悲剧。翻开一部部文学作品,我们总能不期而遇一个个女子的长吁短叹。《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它里面就有大量的关于爱情婚姻的诗歌,其中弃妇诗尤为人所关注;与先秦时代相隔不是太远的汉代,其反映民风民情的汉乐府中也同样有弃妇诗,这说明,“弃妇”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作为被压迫的一个群体,她们有着共同的悲惨的命运,但她们在面对不幸时,往往又有着各自不同的时代特征、性格特征。
之所以产生弃妇现象,这应和古代社会制度以及人们的观念、个人的性格等因素分不开。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自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以后,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形式,男子拥有经济地位,掌握着话语权,妇女只能处于附属地位。另外,宗法礼教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体系,婚姻、家庭伦理观念严重束缚了妇女的手脚。《礼记?昏义》云:“昏礼者,礼之本也。”《史记?外戚世家序》也认为:“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一方面,担负着人类繁衍使命的婚姻受到统治者重视,另一方面,正因为婚姻被作为礼之根本,社会也才会对夫妇双方提出严格的要求——其实这种要求,在男子为中心的社会里,大多只会由女子承受。作为女子,婚姻又是她们唯一的依靠和出路,一旦夫妻间发生感情破裂,受害最深的往往是女子,遭弃后的女子生活更是悲惨。
本文试着分析汉乐府和《诗经》中遭弃的女子,并作出比较,希望通过这种分析和比较,了解古代女子所处的社会地位,探究她们不幸命运的根源,发掘她们身上体现出来的传统美德以及独特个性,表达对她们的深切同情,而不是带着玩味的态度去研究她们的苦与痛。
二、《诗经》与汉乐府中弃妇诗的判定
“弃妇”既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必然有其相通的共性,亦有其不同的个性特征。所以要想比较《诗经》与汉乐府这两个诗歌时代的弃妇现象,首先就必须对这两个时代中的哪些诗歌中出现了弃妇形象进行判定。这两个诗歌时代婚恋方面的诗歌很多,有的是反映妇女婚后遭弃的“弃妇诗”,但有的却是反映恋情生变的“情变诗”、婚后遭冷落的“怨妇诗”等,当然还有其它的疑似“弃妇诗”的诗歌。所以,我们有必要把“弃妇诗”与其它诗歌类型区别开来。
1、《诗经》中弃妇诗的判定
古往今来,研究《诗经》者不计其数,各种学说比比皆是,对弃妇诗的判定也有不同意见。然而,参考不同的文献,可以得出《诗经》中弃妇诗和疑似弃妇诗的篇目大致有11篇,分别是:《召南?江有汜》、《邶风?柏舟》、《邶风?日月》、《邶风?终风》、《邶风?谷风》、《卫风?氓》、《王风?中谷有蓷》、《郑风?遵大路》、《小雅?我行其野》、《小雅?谷风》、《小雅?白华》。
目前,只有《邶风?谷风》、《卫风?氓》、《王风?中谷有蓷》3首被确认为是弃妇诗,没有多大异议,其它8首都或多或少存有争议。
笔者认为,《小雅?我行其野》仅是该女子对变心丈夫的哀怨,只是萌生了回到家乡的想法,从“尔不我畜,复我邦家”、“言归思复”等句中可以看出。另外,古代婚姻制度中有“赘婚”形式,即贫困男子入住女方家,入赘的男子在女方家劳动,经受各种考验以证明自己有养家糊口的能力,才能成为赘婿。《汉书?贾谊传》:“秦人家贫子壮则出赘。”郑振铎《中国民俗文学史》亦认为《小雅?我行其野》写赘婿遭遇,实同奴隶。所以,本诗不作弃妇诗论。
《小雅?谷风》与《邶风?谷风》大致相同,诸家多认为《小雅?谷风》为后者的简略本,笔者赞同。故此诗本文不作分析。
《邶风?柏舟》,各家分歧较大。余冠英《诗经选》认为是妇人的怨词,唐莫尧《诗经新注全译》认为是诗人为群小所欺,作诗抒愤。笔者通过阅读,赞同唐说。
《邶风?终风》,诸家多认为是女子受男子调戏、玩弄,心悲伤之语;《召南?江有汜》、《郑风?遵大路》多认为是女子被心上情人抛弃,没有婚姻的存在,故也不作弃妇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本文宜采用的弃妇诗的是:《卫风?氓》、《邶风?谷风》、《邶风?日月》、《王风?中谷有蓷》、《小雅?白华》。
然而,《小雅?白华》多被认为是申后被周幽王废黜后所作的怨愤之辞,申后被废当属弃妇,但因其地位高贵,对分析弃妇形象没有普遍意义,故本文不作分析。
2、汉乐府中弃妇诗的判定
汉乐府中一般被认为是弃妇诗的有:《上山采蘼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白头吟》。
但笔者认为,《白头吟》一诗尚不能算作弃妇诗。“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这句是说,知道你变了心,我来告诉你分手了,“决绝”表示其决心之坚定。究其分手原因,“男子重意气,何用钱刀为?”是因为该男子重钱财,而不重情义。“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意即今天喝了这绝情酒,明日便各奔东西。很明显,这首诗作于他们分别之前,无法判定该女子是否为弃妇。传说,此诗为卓文君所作,司马相如欲娶茂陵人女为妄,卓文君作此诗以绝情,相如遂回心转意。此说不可信。但种种迹象表明,此诗作于婚姻尚存在之时,算不得弃妇诗。
虽然此诗不在弃妇诗之列,但它和汉乐府《有所思》等一样,对于研究汉代女性形象有着一定的意义,即她们在婚姻或恋情生变之时,是敢爱敢恨的,在悲愤之中会采取主动行动,性格是有别于先秦女性的。这对于我们研究汉乐府中弃妇诗及弃妇形象也有一定的帮助。然而囿于本文的主题,故笔者只分析《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上山采蘼芜》这两首弃妇诗。
三、《诗经》与汉乐府中弃妇诗和弃妇形象的分析及比较
(一)《诗经》中弃妇诗及弃妇形象分析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的“弃妇诗”首开了诗歌中描写弃妇形象的先河,对后代诗歌影响深远。《诗经》中的弃妇形象大体分为三类,即怨恨、决绝型,以《卫风?氓》为代表;哀婉、柔弱型,以《邶风?谷风》、《邶风?日月》为代表;独自哀伤型,以《王风?中谷有蓷》为代表。下面我们逐一进行文本分析。
1、怨恨、决绝型,对婚姻不抱希望。
以《卫风?氓》为典型。全诗以女主人公自述的口气,诉说了自己从恋爱、结婚到被弃的全过程。细细回想其婚姻的失败,女主人公是清醒的,她从爱情的幻想中走进现实,认识了现实的残酷后,毅然决然与过去告别。女主人公认为自己并没有错,“女也不爽”,丈夫遗弃她只是“士贰其行”、“二三其德”罢了。她本想与丈夫“及尔偕老”,但丈夫“老使我怨”,留给自己的只有无限的忧伤与哀愁,谁让自己嫁错了人呢?“静言思之,躬自悼矣”,最终只能认命了,“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其实她所嫁的这名男子“二三其德”的本性在一开始就表现出来了,并贯穿婚姻始终。首先他用“抱布贸丝”的手段靠近她博取她的欢心;几次三番逼问女主人公婚期,却因“子无良媒”而得不到明确的答复,“子无良媒”说明他品质恶劣,无人愿作媒成其好事;“将子无怒,秋以为期。”这说明女主人公在犹豫不决时,该男子发怒了,气急败坏,这促使女主人公下定了决心许下秋天的婚期。此处必须指出的是,女主人公做出的这个决定是大胆而危险的,也为她以后面临被弃的命运埋下了祸根。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属于私订终身,即自由恋爱,是得不到双方家庭及社会的普遍承认的。而在遭弃前的整个过程中,女主人公一直是表现得温顺多情的。婚前的日子里,女主人公沉浸在爱情的欢乐中,天天盼着心上人来约会,或者说来迎娶,“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见则喜,不见则泣,爱情使然也。然而好景不长,婚后仅三年该男子就把所有的劣性暴露了出来,虽然女主公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尽心尽力地操持家务,却遭到非打即骂的对待,“言之遂矣,至于暴矣。”因为她已经人老色衰,“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最终被抛弃。
女主人公是敢爱敢恨的,一旦发现丈夫无情无意,便不再对婚姻抱有任何希望。“淇水汤汤,渐车帷裳”,是淇水见证了她所有的爱与恨,悲与欢,憧憬与后悔。当她再次经过淇水时,已经今非昔比了,那飞溅起来的水花,打湿了车帷幔,她的忧伤与悲愤也就顷泻而下!女主人公对当初作出的这个决定,有所省悟,她对自己说,也对所有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女子说,“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就是说,女人啊,不要见着男子就迷恋,男人迷恋女人,可以说甩脱就甩脱,女人迷恋男子,只能无法自拔。这里显示了女主人公的决绝之心。
2、哀婉、柔弱型,乞求丈夫能够回心转意。
这种类型突出表现在《邶风?谷风》、《邶风?日月》中。
《邶风?谷风》这首诗以女主人公自诉的口吻,诉说丈夫喜新厌旧,而自己含辛茹苦却受尽虐待,终被抛弃,感情凄凉、哀怨。
女主人公是温柔多情的,并极力劝说丈夫回心转意。诗的开头就说丈夫对她冷脸相待,想要抛弃她的时候,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黾勉同心,不宜有怒。”“德音莫违,及尔同死。”并婉言劝说丈夫不能只看颜色不重心灵,不能忘记曾经的誓言,“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当她得知丈夫完全绝情时,只是委婉地说:“不念昔者,伊余来塈。”并没有直接正面指责丈夫。丈夫喜新厌旧,怪她年长色衰,她就泾浊渭清作比,泾水浊,是因为和渭水的清相比,如果泾水停止不流,也会是清的;自己和新妇相比才显得不再美丽,想当初自己也差不到哪儿去,意即丈夫只是迷恋新婚宴尔的美人罢了。其实女主人公认为的美,不只是颜色之美,更以勤劳、善良的“德”为美,“既阻我德,贾用不售。”也就是说,我的好,是藏在心里的,你哪里知道啊?这点与《邶风?氓》中的女主公稍有不同,不似她那般直接指责氓“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全诗似乎语无伦次、杂乱无章:时而规劝丈夫,时而自怨自艾;时而对丈夫依依不舍,时而指责他薄情寡义;时而回忆新婚生活,时而自诉操劳之功……忽怨忽怒,乍忧乍悲,然而正是这种絮絮不休、语无伦次的反复申诉,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女主人公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心绪,表现了她善良温顺、逆来顺受的懦弱性格。
当然,女主人公也能清楚地认识到,丈夫是个能共苦而不能同甘之人,在新婚不久,生活极端困难的时候,她能与丈夫同心同德,共创家业,“昔育恐育鞫,及尔颠覆。”“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黾勉求之。”而且她还有一颗无私的心,在邻家有困难时,她也能够不遗余力地帮助,“凡民有丧,匍匐救之。”自己辛辛苦苦地操持家务,到头来“为他人做嫁衣裳”,“宴尔新昏,以我御穷。”当一切覆水难收时,她一方面“行道迟迟,中心有违。”另一方面,“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柔弱中透露出些许坚强和自信:离开你,我也一样能够生存,“我有旨蓄,亦以御冬。”但这点坚强和自信,应是在看到丈夫无法回心转意后给予自己的一点自我安慰罢了。
《邶风?日月》这首诗写一位妇女被丈夫遗弃,痛苦不堪,幽愤难忍,长吁短叹,谴责丈夫的薄情寡义,并希望他回心转意,一如既往地和自己和睦相处。诗以日月起兴,以日月的照临下土,反衬自己的相弃,以乐景写哀景,更增其哀。
诗中没有直接写出该女子为什么被抛弃,但从字里行间能够看出,这是由于男子的“德音无良”,另寻他欢所致。她面临被抛弃的命运而不知所措,一方面凄凄切切,满腔悲愤,另一方面还对丈夫心存幻想,希望丈夫能够顾惜昔日的夫妻恩情,再续前缘。可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于是又担心回到娘家后自己不能和父母长久地住在一起,“父兮母兮,畜我不卒。”由此可见,这位女主人公平日里是极温顺的,温顺到逆来顺受,又极重夫妻感情,只是真的被抛弃时,才发出一些哀怨之声。这正是,纵使平日千般好,一朝被抛奈若何?
3、独自哀伤型,不乞求丈夫回心转意,只是感慨遇人不淑。
以《王风?中谷有蓷》为例。本诗以蓷草干枯起兴,女主人公悲叹自己婚姻不幸,遇人之不淑。也许女主人公被弃后已痛苦得无心思前想后了,哀怨得欲诉无语,使得她感情缠绵绯恻,声调凄婉动人。“遇人之艰难矣”、“遇人之不淑矣”,至于如何被弃,丈夫如何不良,则没有提及。“慨其叹矣”、“条其歗矣”、“啜其泣矣”,由嗟叹而呼号而哭泣,我们能够从中体会到女主人公那悔恨交加的怨怼之情,想必也是痛之深,爱之切。
通过上面几种类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诗经》中弃妇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勤劳、善良,尤为重要的是把爱情看得很重,所以有了爱情便会冲破一切阻力缔结婚姻,并把所有的生活的希望都寄托在爱情上,寄托在男子身上。但这种对爱情的认识还处于早期状态,即她们在维持爱情的过程当中,只能是被动的。由于当时是以男子为中心的不平等的男权社会,她们也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所以,虽然她们对待爱情始终如一,但并不能得到什么回报,面对男子的“二三其德”,面对遭弃的命运,也只能哀伤罢了。《诗经》中的女子尚不具备完全独立的人格,但她们至少能够认识到造成她们婚姻不幸的是由于男子的薄情寡义,并能够痛定思痛,或者哀婉埋怨,或决绝反抗,有了维护自尊的意识萌芽――只是这种自尊是已经被伤害了的。值得注意的是,她们的婚姻并没有受到双方家庭的太大的阻碍,爱情相对是自由的。所以,具有完全的反抗封建家庭专制的妇女典型只能在后来的汉乐府里才有所体现。
(二)汉乐府与《诗经》中弃妇诗及弃妇形象比较
乐府民歌是汉乐府的精华,这些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写实精神上承《诗经?国风》,代表汉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虽在乐府采诗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经过乐工的加工、润色,但它基本上保存了民间的本色,充分地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现实和民众的思想情感。其中的弃妇诗与《诗经》中的弃妇诗相比,有了几方面的变化。
1、题材的扩大
与《诗经》相比,汉乐府中出现了维护爱情、婚姻的弃妇形象,最典型的就是出现了《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上山采蘼芜》中的刘兰芝及采蘼芜女子形象。她们共同的特点是,遭弃的主要因素不是由于爱情,不是由于男子,而是由于封建家庭中家长的逼迫。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刘兰芝遭弃的直接因素是焦母,她认为刘兰芝“无礼节”、“行动自专由”,到底为何“无礼节”、“自专由”了?决定权不在刘兰芝手上,也不在焦仲卿手上,而在焦母手上。在被弃的过程中,刘兰芝表现出了一个传统女子应有的美德,当她感到自己辛辛苦苦而又不免于被遣时,便向仲卿申诉,自愿遣归:“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刘兰芝是善良懂礼的,婆母对她如此凶狠,而她告别之时,却说出这样的话:“受母钱币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你对我如此不义,我对你却不能如此无情。这是何等的温顺,又是何等的淳厚!试想,中国古代女子有哪一个备受摧残和虐待,还能如此善良地对待摧残自己的人呢?临别前一一告别,当然还有那个平日里与自己一起玩耍而感情甚笃的小姑子:“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勤心事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真是让人为之动容,其情也深,其情也真,与焦母的苦苦相逼相比,确有天壤之别。
《上山采蘼芜》这首诗写的是一位被弃的女子在山上采蘼芜下山的途中遇到前夫的感伤场面。历来诸家都认为这一问一答之辞是因为丈夫的喜新厌旧,在相遇时被逼才说出新人并不比旧人好的话来。其实细细品味这首诗能够发现,两人在问答之中都隐含着很深的无奈,即她们都在回忆着往日里爱情的美好,而这种美好是被某种外力生生地剥夺了的――这种外力,不大可能来自其它方面,只能来自男子的父母。蘼芜,余冠英《乐府诗选》注:香草之一种,叶风干可以做香料。古人相信蘼芜可使妇人多子。这位遭弃的女子应是采蘼芜治病以求子。
采蘼芜的女主人公偶然遇到前夫时,“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长跪”说明她对前夫一往情深,曾经的婚姻生活也很融洽。但为什么被抛弃了呢?这首诗写得很隐晦,而且下面的对话中,也看不出丈夫喜新厌旧的表现来,“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古时民间习惯从针织方面去衡量妇女是否手巧。这里只是用缣、素来比新妇与弃妇,并不是比谁的产量比谁的高。女主人公长得不比新人差,手又比新人巧,男子有什么理由抛弃她呢?如果说这是他娶了新人才忆起旧人的好,我看未必。我倒觉得,他的这种悔意是一直郁积于心中的,今日遇到旧人,于是历数家珍,说起旧人的诸多好处来,“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女主人公并没有责怪前夫,只是心中充满着哀怨,当然也有悲愤,然而只是化作一句:“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閤去。”就是说,新人从你的正门娶进去了,我却从旁门离开了……这是多么曲折的情感表达,那种哀怨中又夹杂着多少凄苦与无奈呢!女主人公非常柔顺、谦卑,“长跪问故夫”,都已经成为弃妇,纵然往日万般情谊,那也已成为过去了啊,她对前夫恭敬有余,让我们对她表示赞赏的同时,不能不深深地叹息。这说明,她平日里对丈夫,对公婆都是极尽夫道与孝道的,即使公婆与丈夫对她颐指气使,她也会逆来顺受的,以致她遭到抛弃后还会有如此表现。
2、新的弃妇形象的出现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还是《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刘兰芝,在她和焦仲卿的爱情被逼到无法再忍耐的地步时,便具有了反抗精神。刘兰芝与焦仲卿的感情是深厚的,但她知道,她只是为婆母所不容罢了。她为了爱情以死以示清白,其实是在向那个社会示威,既有她的婆母,也有她的兄长,还有县令、太守,等等,以及她看不见的束缚于她的精神枷锁:礼教。
女子嫁后被弃,是妇女最大的不幸。刘兰芝心中应是十分不愿面对这样的现实的,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她只有忍着巨大的悲痛,正视这一命运的安排。及至被遣归家的路上,仲卿安慰她说:“卿但暂还家”,“还必相迎娶”。兰芝是清醒的,知道这不可能,她说:“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 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兰芝不相信事态可以扭转,其心中的悲愤可想而知。
刘兰芝对爱情是忠贞不渝的。当仲卿对她发誓“不相负”时,她心中涌出无限的柔情:“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当她回到娘家时,县令首次遣媒来,兰芝坚守誓约,对母亲说:“兰芝初还时,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但当太守遣媒再来,其兄逼嫁时,兰芝表面答应,内心已下了必死之心。面对闻讯而来的仲卿的责问,兰芝冷静而坚定地说:“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兰芝与仲卿诀别之后,投水自尽,仲卿亦赴死于庭院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这对殉情的夫妇,是以刘兰芝的求死在先的,她自感与仲卿复合无望,便绝尘而去,就是说,不管仲卿是否也随她一同死去,她都会主动地兑现当初的生死与共的誓言的。
3、对爱情、婚姻的认识有了提高
汉乐府时代的女性,对爱情、婚姻有了新的认识,在婚姻生变之时,也能够采取主动,这一点与《诗经》中的遭弃女子的被动有很大不同。如刘兰芝,在不为焦母所容被遣时,是抱着“徒留无所施”、“及时相遣归”的态度离开的。她也知道回到娘家后没有好日子过,以致娘家逼嫁以死抗争,“不自由,毋宁死”,这是汉乐府时代女子为了捍卫爱情发出的最强烈的抗争的声音!与《诗经》中的女子相同的是,都把爱情看得很纯洁、神圣,不同的是,汉乐府中的女子以爱情非钱刀所为,高于生命的姿态作出了反抗,而《诗经》中的女子只选择了忍气吞声。相比较而言,汉乐府中的女子已经具备了自己的独立人格。
四、汉乐府与《诗经》中弃妇遭弃的若干深层因素比较
(一)从被弃后的态度上比较
应该说,古代女子遭弃后,其命运大都是比较悲惨的,她们在面临这样的不公平遭遇之后,内心都是悲伤的,只是个性不同,因而有些哀婉悲切,有些刚烈愤慨。她们或无可奈何,或拼死反抗,也会因时代不同而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表现迥异。
先来分析《诗经》中女子被弃后的态度。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诗经》中女子,如《邶风?日月》中的女主人公只在被弃时充满哀怨,她们只是慨叹遇人不良,遇人不淑,把这一切遭遇归于自己的“命”不好,另一方面还对抛弃自己的丈夫心存幻想,希望她们能回心转意。《邶风?日月》中的女主人公在哀怨中对未来的生活不知何去何从,而《王风?中谷有蓷》中的女主人公完全沉浸于回忆时怨责自悔的痛苦之中了。而最具有典型意义的要数《卫风?氓》和《邶风?谷风》中的女主人公了。她们的态度也同中有异。《邶风?谷风》中的女主人公对丈夫充满着无限依恋,也希望丈夫能够念及旧情,回心转意,她也相信自己还是美丽的,并不比新人差,所以她是哀怨中几多温婉,悔恨中几多希望。她的痛苦是深藏于心的, 在回忆中思前想后,只是无可奈何罢了了,所以才显得凄凄切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她并不害怕将来的生活,因为她有一定的谋生能力。也许这只是她的一种自我安慰吧。《卫风?氓》中的女主人公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年老色衰,再也不可能让丈夫回心转意,有的只是沉痛自悔,不存在什么幻想了,她要与过去一刀两断,态度非常坚决。总之,《诗经》中的女子被弃后,无一例外地都抱怨丈夫的薄情,悔恨当初的婚姻,她们面对这样的结局,只能独自哀伤,黯然离去,即使有心理上的反抗,也只能表明一种决绝的态度。
汉乐府中的女子被弃后,也同《诗经》中的女子被弃后一样,心中充满悲苦,但却不似《诗经》中的女子那样大肆渲染自己的悲伤。她们的的悲伤隐藏得更深,甚至一直以一种忧伤的姿态,等待也许根本不能挽回的爱情。如《上山采蘼芜》中的女主人公,她被丈夫抛弃后,一直念念不忘旧情,偶遇前夫后,对他还是那样的恭敬,她没有太多的埋怨,只是说,我离开了你,那个新妇比我如何?你对她还满意吧?她心中也是悲苦的,但她甘于这种命运的安排,我们看不出她有希望丈夫回心转意之辞,或许这本就是不丈夫回心转意就能够左右得了的命运。在那一问一答之中,女主人公是寓忧伤于平静之中的。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女主人公刘兰芝在被遣归之后,虽然她和焦仲卿的爱情依然存在,但她不再抱回来的希望。在家兄逼嫁之后,又以极端的方式悍卫了爱情。不同的是,《上山采蘼芜》中的女主人公选择了忍受,而刘兰芝选择了反抗,虽然这种反抗是以失去生命为代价。
由此可见,《诗经》中的女子被弃后,主要是对“无德”男子的哀怨,对过去生活的追悔;而汉乐府中的女子被弃后,只是对现实的无奈,这种无奈会因个性的不同,为了固守住内心对于爱情的执著而走上不同的极端。
(二)从被弃后的生活上比较
古代女子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她们“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同丈夫的命运牢牢地拴在一起的,而一旦被弃,一般只能回到娘家度日。而在娘家,女子不但不能被理解,还会遭到兄弟们的讥笑,因为女子在那个时代,女子不是劳力,不能耕种,会被兄弟们认为是“吃白饭”,增加他们的生活负担。因为遭弃女子在娘家生活自然要看人脸色。这一点,无论是《诗经》时代,还是汉乐府时代,弃妇的命运是相同的,如《卫风?氓》中的女子婚后遭到丈夫的打骂,“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兄弟们不但不同情她,反倒笑话她。《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刘兰芝回到娘家,刘兄脾气暴躁,逼其改嫁,刘兰芝自是不愿,他便说:“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这是威胁她,要将她扫地出门了。所以,弃妇在娘家的生活一般都很凄苦,精神压力也很大。至于像《邶风?谷风》中的女主人公“我有旨蓄,亦以御冬”,说明她有生活自理能力,可以自食其力。但如果她不回娘家,而是一个人生活,我们也能想像得到,她的生活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但不同的是,汉代女子的社会地位已比先秦女子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这表现在汉代女子在婚姻失败后可以自由改嫁上。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刘兰芝刚回到娘家,立刻就有媒人前来说媒,可见“改嫁”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还是为社会所接受的;而《诗经》里的弃妇诗则没有这方面的表述。
(三)从被弃的直接原因上比较
通过分别分析《诗经》和汉乐府的几首弃妇诗,可以从中发现她们遭弃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1、男子变心。突出表现在《诗经》中的弃妇诗里,《卫风?氓》、《邶风?谷风》、《邶风?日月》、《王风?中谷有蓷》这几位女主人公全都是因为男子变心所致。《邶风?谷风》:“德音莫违,及尔同死。”“宴尔新昏,不屑我以。”《卫风?氓》:“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邶风?日月》:“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王风?中谷有蓷》:“遇人之艰难矣”、“遇人之不淑矣”。
汉乐府中《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因夫妻双方殉情,已排除男子变心之说,《上山采蘼芜》通过上文的形象分析,亦可以排除这一说法。
而男子变心的直接因素为色衰。《邶风?谷风》多次强调,要男子重“德”,不要重色,“采蘼采菲,无以下体。”“既阻我德,贾用不售。”虽然她以泾渭之水的清浊来比喻自己尚且美丽,但不容置疑的是,她正是因为色衰才被抛弃的。《卫风?氓》则直接用桑叶的陨落来比自己颜色不再,“桑之落矣,其黄也陨。”《王风?中谷有蓷》则用蓷草的干枯来喻色衰,“中谷有蓷,暵其干矣”
汉乐府中的女子不但没有色衰的描述,反而描绘其美丽,如《上山采蘼芜》“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颜色与新妇相似,说明其姿色美丽;《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刘兰芝回到娘家后,立刻就有县令及太守遣人前来说媒,可以想见其美丽,她们自然也不会因色衰被弃。男子变心的直接因素有很多,但在古代主要就是女子色衰。
2、无子。这一因素,不管是汉乐府,还是《诗经》都没有直接体现出来,但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弃妇遭弃的因素。
《诗经》中的《卫风?氓》,女主人公与丈夫“三岁为妇”,遭弃时竟没有体恤子女的表述,只能说明她无子。其它的像《邶风?日月》、《王风?中谷有蓷》也没有此类的描述。只有《邶风?谷风》中有“既生既育,比予于毒”的描写,这只能说明《卫风?氓》及其它几篇同时代同性质的诗歌中没有此类表述是不正常的现象,可以推断出,她们遭弃的时候无子。只是无子是《诗经》时代女子遭弃的原因之一,而不是唯一。
汉乐府中《上山采蘼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也和《诗经》中几位弃妇一样,疑为无子。采蘼芜女子经前文分析应是采蘼芜治病以求子。《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刘兰芝亦与焦仲卿“共事二三年”,遣归前与婆母、小姑子逐一道别,竟没有与女子道别,这只能说明,二三年未生育罢了。在古代,二三年未生育是不正常的现象,不用说二三年,一年不生,婆婆及邻人就要说闲话了。焦母说她“无礼节”、“行动自专由”,是一方面原因,但三年无子不能不让焦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大戴礼记?本命》认为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空去。想想,无子对于古代女子来说是件多么可怕的事。
3、礼教。中国礼教说到底是家庭伦理以及与此相关的人际关系范畴的问题。传统上,“家”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礼记?大学》引《诗经?周南?桃夭》之诗时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性的巩固与否是息息相关的。因此,维护“家”的稳定,成了统治者面临的重要问题,这就必然要有一整套的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婚姻、家庭问题受到重视也就不足为怪了。《礼记?昏义》也说,“昏礼者,礼之本也。”《史记?外戚世家序》说,“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
先秦到秦汉是中国婚姻制度由原始的“蒸、报婚”制、“滕、妾婚”制以及一夫多妻制,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的时期,这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但另一方面,这种进步是建立在父权家长制的基础上来对待婚姻伦理关系的。“男不亲求,女不亲许”,“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排斥男女相爱成婚。
不过,先秦时代孔子的儒家学说还并不为整个社会所普遍接受,男女交往还是相对比较自由的,这就可以想像《诗经》中为何有大量男女情爱诗存在了,如《周南?关睢》、《邶风?静女》等等,后世的朱熹把诗经中好多爱情诗包包括弃妇诗定为“淫奔”之诗,只是他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它们罢了。那个时代,孔子尚不能一手遮天,他隔着时空,如何能以自己的观点来强加于先人呢?但礼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只是当时还没有到极端的地步罢了。《豳风?伐柯》说:“娶妻如何?匪媒不得。”所以《卫风?氓》中的女主人公才会说:“匪我愆期,子无良媒。”但最终,她还是禁不住爱情的诱惑,嫁于该男子。“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所以当他们的婚姻出现问题时,兄弟们是不支持她的。这说明当时社会风气已经形成,即那个时代的婚姻要有一定的“礼”,要完成六个程序:“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近”。
到了汉代,其婚姻礼法还是沿袭先秦之风的,并由于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达到极致。张永鑫《汉乐府研究》认为,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论”,把自然现象人格化,赋予道德的属性,把自然界的一切变与不变看作是天意的安排,而天上的神权与社会的皇权合而为一,封建社会里各种社会现象如等级等名分和盛衰兴亡就成为天的意志的安排与体现,这成为汉代实行封建家长制的理论根据。这就是说,汉代的人们尤其是女子不仅要受先秦传统礼法的约束,还要受到“三纲”、“五常”等伦理规范的约束。因此,汉乐府中《上山采蘼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女主人公受到家长而不是男子的遣归就在情理之中了。《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刘兰芝不拘礼节,自动自作主张,挑战了焦母的家长威严,自然为焦母所不容,使得遣归成为一种可能。
五、结语
通过比较《诗经》和汉乐府中遭弃女子的形象,可以看出,她们都有着中国传统女子所具有的美德,即勤劳善良、聪明能干、温顺多情、感情专一等,不同的是,她们有的软弱、认命,有的坚强、自信。
《诗经》时代的女子遭弃,主要是因为男子,就是说,婚姻的双方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男子一方一旦变了心,女子就会面临被抛弃的命运,因为那个时代是男权社会,男子拥有经济地位,具有绝对话语权;而到了汉代,男权社会已发展到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家长制,这个制度等级森严,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以《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焦仲卿对母亲的决定也只能言听计从,他和刘兰芝一样,也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只是大多数情况下,受害更深的还是女人,试想一下,像焦仲卿这样痴情的男子有多少?如果焦仲卿也是个负心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这首诗可能就要改写了。
两个时代的女子同样受到压迫,《诗经》中的女子只是悲天悯人,独自悲叹,无法也无奈于反抗。她们只是把命运不公归于男子无德、遇人不淑上,对自身价值尚不能完全认识,不过已有独立人格意识的萌芽,如《邶风?谷风》中的女主人公,认为自己可以靠自己的独立生活能力来生存。《卫风?氓》中的女主人公也在认清了男子的劣性后,幡然省悟,不对其抱以希望。这都应该是独立人格意识在向她们呼唤的结果。
而汉代女子受到的压迫不仅来自男子,更来自于等级森严的封建家长制,她们在礼的长期熏陶下,已经把这种观念浸入到自己的骨子里去了,如《上山采蘼芜》中的女主人公,她被夫家抛弃后只能顺从命运的安排,而且在爱情更多的是在礼教观念的驱使下,对前夫恭敬有加,这已经成了一种自觉的行动了。但她没有哭哭啼啼地抱怨前夫,也没有向前夫提出什么要求。她是有独立的人格的,只是这种人格有些微弱,体现地也更加曲折罢了。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刘兰芝向我们展示了其独立的人格魅力,她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命运,不作毫无希望的等待,面对压迫,以死抗争,因为压迫愈激烈,反抗就越激烈。从某种程度上说,汉代女子的独立意识是被礼教逼出来的。
但不管如何,两个时代的女子遭到抛弃后,生活都是悲惨的,我们也能够通过分析比较,认清古代社会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她们要想拥有美满的爱情、幸福的生活,维护人格的尊严,就必须获得经济上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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