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前往雅尔塔与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举行峰会。回国途中，他在停泊在苏伊士运河的一艘美国军舰上会见了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Abdul Aziz ibn Saud)国王。已经解决战后欧洲安排问题的罗斯福，为战后的中东格局奠定了一块基石：美国将帮助伊本·沙特刚刚用武力统一起来的王国，保障它的安全和领土完整，而沙特方面将保证以合理的价格源源不断向西方供应石油。但现在，这个协议看上去可能将土崩瓦解。
沙特阿拉伯如今由伊本·沙特年迈的儿子们执掌大权，该国对美国近年的中东政策极为不满，以至于上月它史无前例地拒绝接受它刚刚当选、各国觊觎的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非常任理事国席位。雪上加霜的是，据路透社(Reuters)报道，沙特情报部门负责人班达尔·本·苏尔坦(Bandar bin Sultan)亲王私下表示将疏远美国，而曾经长期领导该国情报部门的图尔基·费萨尔(Turki al-Faisal)亲王公开嘲笑了美国的叙利亚政策。
两位亲王均担任过沙特驻美国大使，深谙美国政策制定的变幻莫测。他们不一定代表着疾病缠身的沙特国王阿卜杜拉(King Abdullah)的态度。但这两个人绝非庸才。
沙特王室素来以谨慎为重，但这次发出的声音异常强烈。他们表达的信息是，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太不可靠、太不果断，因此沙特必须开始寻找其他盟国。但它到底是玩真的，还是只是发发牢骚？
沙特和美国以前也有过龃龉。一次是1973年中东战争之后的石油禁运和价格震荡，另一次是9·11事件后的疏远（袭击美国的19名劫机者中有15个是沙特人）。但两国关系得以保持。
沙特对美国中东政策的不快无疑是有点道理的。白宫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表现拙劣而自私，令人困惑。不可否认的是，奥巴马不愿惩罚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对平民使用神经毒气，助长了叙利亚政权的气焰，打击了叙利亚主流反对派的士气，还让圣战极端分子散播的有毒观念具备了可信度。此外，尽管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努力重启巴以和平进程，但在斡旋巴以之间的不平等谈判上，奥巴马政府的表现迄今并不比历届政府更公正。但沙特人的心态是否真是源自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问题？还是说，沙特王室其实是在病态地担心另外两件事：阿拉伯世界的觉醒引发剧变，以及美国可能与伊朗（同沙特争夺海湾控制权的劲敌）言归于好？
2011年，奥巴马认可了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倒台，开始与被沙特人视为瓦哈比派对手的穆兄会(Muslim Brotherhood)打交道。之后，沙特王室渐渐将奥巴马视为叛乱行为的助长者。
沙特的君主专制镇压一切异议之声，同时不惜动用巨款补贴公民生活，并派兵前往巴林，镇压什叶派多数反抗逊尼派统治家族的起义。在埃及军方今夏推翻穆兄会后，沙特政府及其海湾盟国立即承诺每年向埃及提供近十倍于美国的援助款。而毋庸置疑的是，美国和伊朗关系突然有望转好，也让沙特感到恐惧。
在叙利亚问题上，沙特人碰巧站在了正确的立场上，反对一个屠杀本国人民的恶毒暴君，但这不是因为他们要为叙利亚人争取民主，而是因为第一，他们希望推翻伊朗在叙利亚的盟友——阿萨德家族，从而削弱伊朗；第二，构成沙特内政外交基础的瓦哈比派狂热主义将什叶派视为异端。
“阿拉伯之春”最黑暗的一面在于，它释放出了宗派斗争的旋风。当然，伊朗（什叶派）和沙特阿拉伯（逊尼派）之间的常规权力斗争由来已久。但除此之外，沙特还饱受教派斗争的荼毒，该国的学校教科书命令忠实教徒唾弃异教徒，与什叶派的追随者作斗争。瓦哈比派神职人员要为此承担很大的责任。
沙特王室对奥巴马失望，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但如果它希望高举瓦哈比主义的旗帜，在石油美元的支撑下推动反动议程，以教派斗争为纲，那么西方或许是时候审视这段关系了。
沙特一直是个特例：沙特与美国交好，得益于罗斯福利用1943年的战时《租借法》(Lend Lease Act)向并未参战的沙特阿拉伯提供援助。但现在，以西方的尊重和沙特的金钱为基调的这种关系应当结束了，自由民主国家不该再去巴结一个由中世纪神学教义管束的君主专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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