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派遣军认为攻占西安和重庆，只能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有利。
原载《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1期
论抗战时期日本“西安作战计划”的制定及其终止
导语：
抗战时期，日本曾三次制定“西安作战计划”。该计划的内容虽时有变化，但总以控制西安为重点，以北上占领延安，消灭共产党，或南下占领重庆，使国民党屈服为目的。这一计划虽未能实现，但从中反映出日军的战略意图和政策动向，折射出太平洋战场与中国战场的关系，成为日本在华势力消长的晴雨表。正是由于西安和陕西的屏障作用，才使重庆政权得以偏安，也使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安然无恙，西安在抗战时期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可见一斑。
正文：
抗战初期，日本占领了山西大部，与陕西仅一河之隔，却未向陕西发动大规模进攻。抗战后期，日本占领河南全境，与陕西隔关而望，但也没有沿陇海线西进，攻占西北重镇西安。检阅抗战史料，日本也曾制定了进攻西安的作战计划，最终未能实行。日本进攻西安作战计划制定的背景、目的及其终止原因，值得探讨。但国内抗战史学界，对此都很少涉及，本文根据有关史料，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和论证。
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本对外侵略的主要地区在中国大陆。1937年11月，日军攻占太原，山西及华北几乎全部沦陷，华北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淞沪战役后，南京失守，日军沿津浦线南北对进，1938年5月攻陷徐州。此后日军沿陇海线西进，占领开封，向郑州进攻。如郑州失守，日军就会沿平汉线南攻武汉，沿陇海线西取西安，所以，1938年2月23日毛泽东就指出：“敌为夺取陇海、平汉两路直取西安、武汉，决胜点必在潼关、武胜关。”他对敌情进行判断后，发出“为保卫潼关及西安而战”的号召。①蒋介石也深知西安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于1938年1月特设了西安行营，以胡宗南、孙蔚如等部防守关中。当郑州危急时，6月9日，蒋介石密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洪水阻止日军西进，延缓了日军深入西安的步伐。
1939年1月，蒋介石重新调整作战部署，除以河南及安徽一部为第一战区、山西为第二战区、甘宁青及绥远一部为第八战区外，又以陕西为第十战区，加强防卫，并要求“第二战区继续展开广大之游击战，其重点指向正太、同浦各要线。以有力部队配合中条山地区与黄河右岸河防部队协力阻止敌军渡河”。“第十战区应与第二战区协力巩固河防设备，分别控制有力部队于潼关、大荔、韩城及西安各地区，策应第一、二、八战区之作战”。②1940年5月，又将第十战区并入第八战区，使陕甘宁青等连成一片，胡宗南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常驻西安。
八路军主力出师抗日后，陕西北部黄河防线就成为陕甘宁边区与华北各根据地的联系通道。1937年3月，中央军委就将河防划分为三个地段，设立了河防司令部和5个警备司令部负责防守。③从1938年3月到1941年10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和驻蒙军等多次从晋西北侵犯陕甘宁边区，均被八路军边区河防部队和晋西北一二○师击退。
1938年10月，日军在攻占武汉、广州后，基本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对日本进攻西安、重庆的担心却一直存在。1939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中判断：“敌人还会进攻西安、兰州……等地的。”④百团大战发动前，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总部在1940年7月22日发出《战役预备命令》中就指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线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于八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⑤9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中，也明确指出：“现在日寇正准备向昆明、重庆、西安等地进攻，国民党与中央军日益处于困难地位。”⑥但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始终没有出现日军进攻西安的军事行动。
这一时期日军之所以没有西取潼关，攻占西安，除了西安处于中国西北内陆，地理位置相对偏远，也不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带外，国共两党都十分重视陕西黄河防务工作，也使日军无机可乘。同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攻占西安，还没有进入日本决策者的议事日程和日军作战的计划之中，这就使西安处于相对安全的环境中。
二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1941年11月27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在南京召开所属各军司令官会议，商议中国问题处理方案时，曾讨论了进攻重庆问题。驻守汉口的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提议“可以经由湖南奇袭重庆为最后手段……以谋求局部停战”，驻守北平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则“述说要以十个师团兵力越过秦岭进攻重庆”。⑦这种议论在当时并无具体的行动计划。华北方面军要“越过秦岭进攻重庆”，就必须首先进入关中，夺取西安，所以，日本“西安作战计划”的最初提出者就是华北方面军，并且这一设想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具体化了。
1941年12月1日，日本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对美英荷开战，日本大本营不仅从中国大陆抽调了4个师团编入南方军序列，而且命令中国派遣军“要大体保持现在态势，尤其要加强对敌封锁”。⑧于是，中国派遣军通令各军“必须确保……各重要地区的治安，并努力压迫敌人”，以保证日本在东南亚和夏威夷的军事行动。⑨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在华日军除第十一军为牵制国民党军队，策应第二十一军攻占香港，发动了对长沙的第三次攻击外，其他日军并没有大的军事行动。
但是，不久日本就企图利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逼迫重庆政府投降。1941年12月24日，日本大本营内阁联席会议制定了《促使重庆屈服的工作方案》，决定“运用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利用作战的成果，乘机促使重庆政权屈服”。⑩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胜利的冲击下，华北方面军在“实现确保占领地区治安”这一基本任务的同时，也对占领地区以外的进攻作战进行了研究，这些地区主要有五原、延安、西安、郑州等。1942年1月，华北方面军下属第一军(驻太原)在开展对伯(阎锡山)工作时，就制定了“陕西省进攻战”计划。当时，日军企图通过与阎锡山缔结停战协定，实现双方合作，但阎锡山借故拖延。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认为“阎锡山内心是脚踩两只船，企图从日蒋两方面尽量多得好处”。于是决定实行武力压迫。1月24日，第一军向华北方面军上报了“陕西省进攻作战计划”的方案，“该方案的设想是向西安附近进军，击败重庆军后，完成对山西军的包围”。(11)可见，第一军的计划，主要是从山西地区出发，以攻占西安，击败胡宗南军队为手段，通过切断阎锡山与重庆的联系，迫使龟缩在晋西南一带的阎锡山投降。但当时华北方面军总部也正在研究制定“西安洛阳作战”方案，这一方案可以兼顾第一军的计划，所以没有批准，要求第一军暂时还以谈判为主。
华北方面军总部认为：“如能增加作战所需兵力而形成有利局面，认为可以设法歼灭西安方面胡宗南指挥的重庆嫡系第八战区的部队。”当时第八战区的部队在与日军对阵的同时，还与延安的共产党政权处于对峙状态。如将西安攻下，反而有利于华北的主要敌人八路军，“因而考虑下一步就消灭延安”。(12)华北方面军总部的“西安作战计划”，不仅在于占领西安歼灭胡宗南军队，为进攻重庆作准备，而且还要北上攻占延安。华北方面军把西安作战称作“五号作战”，到5月间又改称“五十号作战”，并把西安作战列入“1942年度肃正建设计划”之中。
但是，日本大本营对是否进行西安作战存在分歧。一方面，日本正全力进行太平洋战争和南方作战，其兵力配备和物资供应也以此为重点，况且能否攻下重庆也存在问题；另一方面，日本认为如不乘此良机使用武力，迫使蒋介石屈服，尽早结束中国战事，等蒋介石与美英结成巩固的同盟体制后，解决中国问题就更为不利。所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3月份讨论时，是否攻占重庆就成为争论的焦点，最后勉强起草了“对重庆作战指导纲要(草案)”。
在中国派遣军内部，对华北方面军的“西安作战方案”也持有异议。他们认为目前国共斗争正在激化，最好不要触动与延安对峙的胡宗南第八战区部队。攻占西安和重庆，只能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有利。派遣军总部也认为，与其进行西安作战，不如进攻长沙和常德，夺取谷仓地带更为重要。
但是，不知内情的华北方面军在4月中旬和5月中旬，不断向国内参谋本部提出实行“西安作战”的强烈要求，“企图到南方作战结束后，大约6月或9月间就可以向西安发动进攻，击溃第八战区胡宗南部队，然后消灭中共的最大根据地延安”。(13)
1942年4月18日，美国远程轰炸机首次空袭了日本东京等地，然后部分飞机降落到中国浙江铁路线上的空军基地，这对日本产生了极大震动，对日本的战争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5月，日军在南方的作战也基本达到既定目标。于是，日本大本营一方面于4月底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应尽快开战，主要击溃浙江方面之敌，摧毁其主要航空基地，遏制敌利用该方面空袭帝国本土之企图。”(14)另一方面，迅速将四川作战提到议事日程，企图把攻占重庆作为确立日本不败体制和促进结束中国战事的手段。
1942年5月16日，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边来到南京，通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考虑在9月左右开始实行西安作战，然后根据情况于明年4月进行四川作战。希望在6月底以前制订出西安作战计划。”(15)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遂命令华北方面军对此进行研究。华北方面军将过去的计划加以修正，制订出新的作战方案，于6月15日由安达参谋长呈报南京总部。这一方案的主要内容是：“由中央派两个师团前来增援，自10月中旬开始以六个师团的基干部队共约77个大队实行攻击，并考虑到将来的四川作战，准备进占到巴山山脉中的广元。”(16)当时，日本一个师团(辖2个旅团)的兵力11900多人，一个旅团(辖4个步兵大队)定额为5000多人，步兵大队1200多人，华北方面军总兵力为138个大队共17万多人，其中准备留下89个大队以确保占领区，使用10个大队策应作战；估计西安方面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和可能增援的兵力约46个师30万人。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对此方案进行研究后，即派出人员前往东京，向参谋本部呈报。7月9日，日本参谋本部起草了“五十一号作战(四川作战)准备纲要”，在陆海军中进行讨论，但意见并不一致。8月25日，参谋本部向天皇上奏了“根据目前形势陆军方面的作战准备”的文件，提出“对华积极作战的设想”，其内容如下：
本作战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中央军的主力，占领四川省的主要地区，摧毁敌方抗战根据地，以促使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为此，中国派遣军以主力从西安方面，以另一部分兵力从宜昌方面向四川平地进攻，消灭敌中央军，攻占重庆及四川主要地区。在此期间，应以最小限度的兵力确保已占领地区的安全。同时，应使武力作战与对重庆的政治谋略工作紧密地联系起来。
基于上述方针，应在1943年春由一个方面军(以12个师团、2个混成旅团为基干)从山西南部，另以一个军(以5个师团为基干)从宜昌方面开始进攻，各自击破当前之敌。方面军应确保西安平原地区并前进到广元(西安西南约350公里)附近；从宜昌方面出击的部队应前进到万县(宜昌西方约300公里)南北一线，各自做好以后作战的准备。根据形势的发展再发动攻势攻占重庆和成都，占领四川省主要地区。(17)
8月24日至26日，参谋本部还与中国派遣军、关东军就上述设想的详细计划、作战准备，特别是航空、兵站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因为四川作战是由原来的西安作战发展而来，所以，8月30日，将四川作战由“五十一号作战”改称“五号作战”。
9月4日，日本统帅部正式向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河边正三下达了“五号作战准备纲要”。9月9日，中国派遣军召开各军参谋长会议，传达五号作战计划，要求积极进行准备工作。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除具体研究进攻西安的军事方案外，还亲自乘飞机飞往秦岭和巴山上空进行侦察，以解决渡河和突破山岳地带作战问题，妄图使长途奔袭一举成功。
但就在这时，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局势出现逆转。6月，美军在中太平洋的中途岛与日军展开激战，日本损失惨重，丧失了战略主动权。8月，美军又奇袭西南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日本又与美军展开了命运攸关的瓜岛持久战。瓜岛战役一直牵动着日本大本营和政府的神经，成为日本大本营和政府的最大苦恼。
太平洋战局的恶化使日本决策层对“五号作战”的分歧加大，一部分人企图通过西安重庆作战使重庆蒋介石政府屈服或垮台，从而尽早结束中国战事，抽出驻华大军增援太平洋战场，扭转危局；但另一部分人对西安重庆作战的兵力配置、物资供应、作战效果等表示怀疑，强烈要求中止“五号作战”。实际上，“五号作战”的准备工作就是在这种分歧、争论和怀疑中进行的。
9月，由于太平洋战争的压力，大本营指示延缓拨交“五号作战”所用的军需品。10月开始，又先后从中国战场抽调第五十一师团、第六师团、第四师团、第四十一师团等支援太平洋战场。“当时，围绕对华战局的前途，大本营和政府正陷入开战以来最大的苦恼”。(18)中国派遣军也意识到“五号作战”的实行已不可能。10月下旬，日本最精锐的第二师团在瓜岛争夺战中全军覆没。这时，在北非的阿拉曼和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军也处于不利地位，这一切迫使日本大本营作出了中止五号作战准备工作的决定。12月10日，“大本营陆军部不得不命令停止早就在进行准备的进攻重庆的五号作战”。(19)12月17日，中国派遣军召开下辖各军司令官会议，下达了中止五号作战准备工作的命令，并指示各军应以加强治安，压迫当前敌人，确保占领区为主要任务。
这样，日本叫嚣一时的西安重庆作战计划，终于停止了，西安及陕西地区也避免了日军炮火的摧残，中国战区依然处在持久对抗的局面之中。
三
1943年2月初，日本在瓜岛战役中以失败告终。同月，德军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惨遭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了根本性转折，迫使日本不得不对世界局势重新做出判断，并以此调整内外政策。“尽快解决中国问题，从而专心致力于美英战争的愿望，随着战局的演变愈益强烈起来”。(20)日本分析认为：“美英将使尽各种手段督促重庆极力抗战。”“重庆今后将更加依赖美国的物资援助，努力与苏联合作，企图协助美英加强和促进它的对日航空作战，并协助美英夺回缅甸，对法属印度支那有可能采取某种行动。”(21)
为此，日本大本营要求中国派遣军“继续压迫敌人，力图粉碎敌继续作战的企图”。2月27日，日本大本营通知中国派遣军对下述作战进行研究：一是“秋季以后，如整个情况允许，为确立有利的战略体势，对京汉线南段(新乡——汉口间)实行作战”。二是“在特别有利的情形下，即整个形势尤其北方的局势如能允许，适时实施五十号(西安作战)作战”。(22)并要求中国派遣军做好对苏作战的准备。这是日军第二次提出西安作战的问题。
日本将西安作战重新称作“五十号作战”，是因为综合了原来“五号作战”和“五十一号作战”的内容，目的仍在于通过攻占西安来达到占领重庆，促使国民政府屈服；同时还赋予了新的任务，这就是切断中国西北交通，分割中国、苏联的联系。
日本大本营在1943年重提西安作战，正是华北方面军所强烈希望的。华北方面军特别重视占领西安地区，认为：“占领了该地区后，可使空军处于优势地位、切断西北交通，北方作战发生时，能起分割苏、中的作用。”(23)所以，华北方面军利用前一年五号作战的准备成果，对五十号作战(西安作战)进行了重新研究。但是，1943年到1944年的形势，始终没有给日军提供进行西安作战的机会。
1943年2月瓜岛战役后，美军在广阔的太平洋上展开了越岛攻势，使日军疲于应付。为了集中力量对美作战，日本又先后抽调中国派遣军所属的精锐部队如第十五师团、第二十七师团、第十七师团、第三十六师团、第三十二师团等到缅甸、东北和太平洋战区，中国派遣军的缺额则以新编师团充任，使中国派遣军失去了进攻西安所需要的主要兵力。
1942年以来，华北、华中地区灾害频繁，1943年春荒更为严重。日本占领区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日本大本营内阁会议直言不讳地指出：“迅速增强帝国物资方面的军事力量乃是国家的当务之急。而……帝国在增强物资军事力量上，对中国的期待日益殷切。”(24)但是，日本想从中国大陆获取物资以支持南洋和太平洋战争已十分困难。5月，日本专门通过了《对华获得物资要领》，要求“确保中国提供的对日输出物资”，日本驻军由“当地自给物资”。即使这样，日本还是认为：“我军自给物资和对日输出物资的开发，如无军方插手，工作就一筹莫展。”(25)军事物资的匮乏，也制约了日本西安作战计划的实行。
日本从华中、华北抽调兵力支持太平洋和南洋战场，“这就相对地减轻了对我敌后战场的压力，为我恢复和发展抗日根据地造成了有利的形势”。(26)所以，各根据地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四面出击，恢复根据地。到1943年夏，日军深感“治安恶化”，各地日军都以主要精力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对占领区进行清乡。1943年，由于敌后战场的牵制，除华中日本第十一军发动了鄂西战役(5—6月)和常德战役(11月—翌年1月)并无功而返外，其他日军并没有对正面战场发动大规模作战，对西安的进攻更无从谈起。
1944年，日本中国派遣军又专注于“一号作战”(中国称之为豫湘桂战役)的准备和进行，在战争中虽也有进攻西安和重庆的机会，但终因准备不足而无法抽身进行大规模作战。1944年4月，冈村宁次指挥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等部渡过黄河，西取郑州，南攻许昌、确山，很快打通了平汉线。5月，第十二军主力西移，进攻洛阳。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吉本贞一)也从晋南渡过黄河，企图围歼中国军队。中国在河南布防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所部沿陇海线纷纷西逃。日本第一军沿线追击，已深入豫西灵宝地区，关中震动。“蒋介石一面严令败军不许无端撤向陕县，一面由第八战区抽调兵力东来参战”。(27)6月上旬，双方在灵宝展开激战，日军被迫退回山西境内。
这次日军沿陇海线深入豫西，是八年抗战中日军对西安和关中地区构成的唯一一次实质性威胁。所以，6月16日，毛泽东认为：“目前最严重的任务是保卫西安，保卫陕西与西北。这是今天唯一的一条国际通道，此处若失，则威胁四川。”(28)但由于日军的作战任务在于打通南北交通线，进攻西安并不在作战计划之内，蒋介石在灵宝地区也组织了有效抵抗，所以日军并没有增兵沿陇海线继续西进，西安和关中地区又避免了一次炮火的摧残。
8月，日军在占领长沙、衡阳后，成立第六方面军，以冈村宁次为司令官，进攻桂林、柳州，摧毁桂柳空军基地。11月，桂林、柳州失陷，国民党军队沿黔桂线北逃。日军第十一军主力南下进占南宁，与从越南北上的日军第二十一师团在绥录会师，完成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
为了巩固和扩大战果，日本第十一军第三、第十三师团各一部移师北上，沿黔桂线追击退入贵州的国民党军。12月2日，占领独山。独山距贵阳100多公里，重庆震动。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司令官魏德迈一面要求蒋介石抽兵阻敌，一面建议做好迁都的准备。蒋介石急令何应钦组织汤恩伯等部进行反击，于12月8日收复独山，稳定了战局。
日军沿黔桂线深入黔南，重庆已是风声鹤唳，这也是八年抗战中日军对重庆和四川地区构成的唯一一次实质性威胁。蒋介石说：“战况危机，不仅西南各省人心动摇，英美国有要求撤侨之事，益造成社会之惶恐不安。八年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29)
但是，由于日军兵力有限和补给困难，也同样由于进攻重庆并不在本次作战计划之列，蒋介石在独山地区也组织了有效抵抗，所以日军并没有增兵沿黔桂线继续北上，重庆和四川地区才免遭攻击。日本战史著作也认为：“由于我军的兵力和后方补给问题，不得不以黔桂线的终点独山做为追击的终点。”(30)
1943年至1944年两年中，日本全力应付太平洋战事和进行豫湘桂战役，虽然期间曾有进攻西安和重庆的机会，但终因无暇顾及而不能实施“五十号(西安作战)作战”，西安作战计划终究成为一场梦想。
四
1944年，日本虽在中国大陆战役中取得成功，但在太平洋对美作战中却一败涂地。尼米兹率领的美军接连攻占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特别是6月在马里亚纳群岛中塞班岛和关岛的登陆，突破了日本的“绝对国防圈”，在日本国内震动极大，东条英机内阁因此垮台。10月，麦克阿瑟的美军也在菲律宾的莱特岛登陆，与日军展开持久战，日本本土岌岌可危。同时，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虽然摧毁了中美空军在南方的基地，但并没有消灭中美空军的实力。中美空军基地又逐渐北移，在湖北老河口和湘西芷江建立前进基地，并在西安、兰州等地建立基地，对日本占领区的陆上交通和长江航运频繁轰炸，形成极大的威胁。“为了防卫日本本土、满洲、朝鲜的需要，攻取西安作战又成了当前的重大问题。”(31)
11月，日本大本营通知中国派遣军对西安作战进行研究，这是战时日本第三次提出西安作战问题。当时，冈村宁次刚刚出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他对西安作战早有此意，当即要求华北方面军从速研究。华北方面军参考原来的作战方案，于30日制定了“西安作战指导大纲”，设想1945年春由华北方面军实施作战，并于12月上旬呈报国内大本营，但没有得到回应。这时，日本大本营根据敌情判断，“非常重视盟军、尤其是美军对中国东南部(广东省东部和福建省南部)和长江下游地区的靠岸作战，指示中国派遣军在作战指导上应改为以准备对美作战为重点”。(32)
1945年1月，冈村宁次派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松井久太郎回东京，在说明“中国东南方面作战计划大纲”的同时，又以异乎寻常的决心提出了进行西安重庆作战的强烈要求：“根据一号(湘桂)作战的成果和与此相关联重庆政权的困窘情况来判断，决心排除万难，要在明春长驱进攻四川省，给重庆嫡系部队以决定性打击……创造同重庆政权单独议和或使之脱离战争的良好时机。”冈村宁次的重庆作战计划，除原来从西安越过秦岭的进攻线路外，还企图“由衡阳和柳州西面展开正面攻势，在攻占芷江和贵阳附近以后，长驱向重庆、成都方面做战略挺进，以便占领四川省的重要地区”。(33)
1945年1月，美军在吕宋岛成功登陆，欧洲战事也行将结束，日本大本营判断美军在中国东海岸登陆的可能性增大，日本本土的防卫形势更加吃紧，所以，作出了新的作战方针：“始终以美军为主要敌人，同时把对美主要作战区大致定在太平洋和东中国海方面，决定火速加强以本土为中心的重要地区的战备，以此方策指导全军。”(34)根据这一方针，大本营认为奇袭四川是冒险行动，且对于解决战局并无裨益，没有采纳冈村宁次的建议，反而要求“中国大陆的作战改为以美军为主敌的作战”。(35)命令中国派遣军在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下游地区、山东半岛等地部署防止美军登陆的作战，同时摧毁老河口、芷江中美空军前进基地。中国派遣军的西安重庆作战计划胎死腹中。
对于大本营没有采纳西安重庆作战的建议，冈村宁次一直耿耿于怀。他在战后回忆说：“大本营判断美军在中国东海岸登陆的可能性大，我则判断登陆的可能性小。”“此时看来，对重庆一击，必将有利于整个战局。在断定美军将在中国东海岸登陆的人看来，进攻四川有危险，且对于解决战局并无裨益。但在我看来，此乃意外之幸事，如对美登陆，有所牵制，就可减轻祖国负担，此种危险，正所欢迎。”(36)在战后查阅战史资料和1956年与美国将军魏德迈交谈后，冈村宁次了解到美军当时并没有登陆中国的作战计划和重庆兵力有限并有迁都之议的情况，更增加了他对西安重庆作战可行性的认识。他谓然叹道：“我甘冒此险，断然进行大牵制作战，目的就在于减轻本土负担，但很少人理解我的心意。”(37)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先后三次制定了“西安作战计划”。这一计划的内容虽然时有变化，但其总是以攻占西安为重点，以北上占领延安，消灭共产党，或南下占领重庆，迫使国民党屈服为目的。在抗日战争中，日本也曾经出现过多次进攻西安、延安和重庆的机会，但都因当时的具体原因未能实现，使“西安作战计划”一直成为纸上谈兵，并最终胎死腹中。但是，这一计划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形势和中国战区的总体形势密切相关，从中可以窥视出日本大本营、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的战略意图和政策动向，折射出太平洋战场与中国战场的紧密相连关系，成为日本在华势力消长的晴雨表，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替代的伟大作用。在抗战八年中，西安和陕西虽然处于国防前线，但终究有惊无险。也正是由于西安和陕西的屏障作用，才使重庆政权得以偏安，也使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安然无恙。所以，在抗战时期，西安的命运总是与延安和重庆连接在一起，西安在抗战时期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②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53页。
③国防大学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⑤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1986年印行，第368页。
⑥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32页。
⑦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⑧[日]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45页。
⑨《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⑩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86页。
(11)《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4页。
(12)《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3页。
(13)《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5页。
(14)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页；[日]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47页。
(15)《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3页。
(16)《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1页。
(17)《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5页。
(18)[日]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52页。
(19)[日]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52页。
(20)[日]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46—647页
(21)[日]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12、713页。
(22)《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7页。
(23)《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7页。
(24)[日]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59页。
(25)《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6—327页。
(26)国防大学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414页。
(27)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3页。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页。
(29)吴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湾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1062页。
(30)[日]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58页。
(31)《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4页。
(32)[日]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43页。
(33)[日]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45页。
(34)[日]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29页。
(35)[日]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28页。
(36)[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8页。
(37)[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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