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者余秋雨最近在《新华日报》上撰文指出：对于中华文化的记忆，可以是纵向的，也可以是横向的—摆脱历史顺序，从逻辑上来感悟中华文化的光荣和缺憾。
中华文化有三个“不喜欢”。 第一，不喜欢远征。熟土可依，远土不亲；家人思聚，故乡难离；胜败无常，祸福不永。比哥伦布探险早60年的郑和船队那么强大，到了那么多地方，但没有产生过一丝一毫抢占领土的幻想。相比较之下，古巴比伦文明、古波斯文明、古埃及文明，都在远征中湮灭。第二，不喜欢极端。中国也有过极端主义时代，但那是过场戏，长不了，正剧还是不极端的中庸之道。第三，不喜欢无序。中国从秦汉帝国时确立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规范，又实行了郡县制和户籍制，保证了两千年的秩序。
我们除了要记住中华文化的一系列优点外，也不要忘记它的诸多缺憾。有的缺憾还是优点的派生物，像是阳光产生的影子。
中华文化有三个“不在乎”。第一，不在乎公共空间。大家都在责备我们的同胞有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等等的毛病，这些毛病看似道德问题，实际上是对公共空间的漠视。儒家文化讲究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但当时他们所认识的社会伦理，主要是朝廷伦理。在朝廷和家庭之间，应该有一块很大的公共空间，但中华文化没有为这块公共空间留出足够的地位。公共空间的意识，也就是公民意识，这是一切现代化思维的载体，我们应该加以拓宽。第二，不在乎实证。中华文化早早地划分了阴和阳、君子和小人、忠和奸、善和恶，却一直不在乎真与假的界线，即缺少“证伪机制”。我们对于谣言，喜欢“无风不起浪”的判断，造谣者在顷刻之间就赢了一半。被谣言伤害的人也历来以“身正不怕影子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样的逻辑来自我安慰，结果谣言充斥四周，无法以实证来消除，人人都是它的受害者和加害者。证伪，需要有一种集体敏感和共同法则。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是从推广实证主义开始的，中华文化也应在增强实证机制，即证伪机制上，克服自身弊病。第三，不在乎创新。这一点也是从中华文化的优势中翻转过来的。中华文化历史长，成果多，回过头去学习、敬佩还来不及，怎么还会想到创新？结果，我们的文化，多的是整理、校点、收藏、注释，少的是实地考察、荒原历险、大胆探索。
现在掀起“国学热”，对于保护文化遗产、延续文化传承有积极意义，但也必须注意，不要把我们的历史文化作过度的盲目赞美，因为历史的惰性、历史的悲剧、历史的灾难也都与之有关。我非常热爱传统的中华文化，但心中又十分明白，中华文化的未来生命，在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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