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聂作平
摘自《历史的B面》，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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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的时代即将结束的黎明。涌动的黑潮里，那些几乎就要忍受不住的人们终于看到了一丝熹微的亮光。自唐末以来近百年的战乱就要结束了。或者说，已经有人正在考虑并着手实施如何拉上这百年暗夜的帷幕。
907年，显赫一时的大唐王朝终于被它的臣子朱全忠（这个名字对朱本人和大唐帝国都是一种恶毒的讽刺）推翻，此后几十年的历史，太多的乱与太多的篡，就连饱看世事沧桑与千古兴亡的史官们也常常忍不住要呜呼呜呼地感叹一番。所谓“唐室既衰，五季迭兴，凡易八姓，纷乱天下五十余年”是也。天下苍生何其沉痛与不幸：这五十年里，一个个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台，山河肢解，生灵涂炭；一个个自封的皇帝杀人做戏，敲骨吸髓。昨天还是圣上，今天就可能是昏君；今天还是无赖，明天就可能成为圣主……所有人文伦理和道德信仰都已在博取生存的实用法则下被践踏、被玷污，人们只能像狗一样屈辱地活着。
但是，古人早有断言：“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到了天下一统，与民休养生息的时候了。公元962年，统一的迹象正如同启明星象征着早晨的到来，在这个将要完成统一大业的重任降临之前，962年，有三个男人都有统一天下的机会。
宋太祖忽然叹起气来
公元962年，岁在壬戌，这一年天下似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一年，是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第三个年头，年号建隆。这一年，除了宋太祖的赵宋定都开封外，中国境内还有大大小小六个割据政权，它们分别是南唐、吴越、后蜀、北汉、南汉、荆南。吴越和南汉以及荆南，均不过是当地军阀趁着唐末五代之乱拥兵自重，本身只求自保而无力一统天下；北汉则只能在辽国的全力庇护下苟延残喘。像样一些的是南唐和后蜀，而与赵匡胤分庭抗礼，同样可以成为统一大业领导人的，也就是南唐后主李煜和后蜀后主孟昶。
962年秋夜，中国有三个男人睡不着。一个是赵匡胤，他在硕大的疆域图前徘徊，在堆积如山的文件前思索。洗过一把冷水脸后，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知道自唐末以来数十年的分裂将在他的手里画上一个句号。一个是孟昶，这位远居西川成都的小国之君，恨日光之短暂，遂与他宠爱的花蕊夫人秉烛夜游，夜夜笙歌。还有一个是大词人李煜，他在金陵城那座收藏着无数古人字画和书籍的皇宫里，和文学侍从以及大小周后一起，吟诗作词，挥毫泼墨，为了一句工整的对仗煞费苦心。而小周后为他献上的一曲早已失传的《舞衣霓裳曲》，更令这位文人皇帝乐不自禁。
962年的秋天寒冷而干燥，三个男人在中国的三个方向，熬着三种完全不同的夜。
宋太祖赵匡胤的江山是从后周手里夺来的，而后周的天下，其实只占整个中国的十之三四--东至大海，西至陕西，南至长江，北邻河北，只有一百一十八个州。何况，这一百多个州中，还有十几个拥兵自重的节度使虎伺其间。此外，中原地区多年战乱，民不聊生，国力甚是薄弱。与此相比，后蜀和南唐承平多年，百姓富有，国库丰盈，真正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也。
公元962年，宋太祖和他的弟弟赵匡义，即后来的宋太宗，以及一代名相赵普和重要将领曹彬等人，确立了统一中国的战略：先取两湖，次平后蜀，再灭南汉和南唐，最后取吴越。宋太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接，帑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
孟昶的父亲孟知祥，原是五代后唐明宗手下的西川节度使。后唐明宗去世后，他利用西川国富民殷而又地处偏安的优势，建立了后蜀政权。后蜀建都成都，拥有今四川全境及贵州、湖北、陕西、甘肃各一小部分。当中原地区陷入连绵不断的战争硝烟时，远离兵火的后蜀却是一派安宁祥和景象。
孟昶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登基时蜀地偏安多年，民富国有，与中原连年的战争和饥荒相比，可谓人间天堂。设若孟昶久有大志，完全可能以西蜀之军力与赵匡胤角逐于中原，但孟昶整个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富贵子弟的奢侈与无能。他的奢侈之惊人，可略举一例说明。史书明载，孟昶所用的溺器上也用七宝作装饰。多年后，当这些东西作为战利品送到宋太祖手中时，宋太祖叹息之余命人全部打碎。他说，如此奢侈，不亡国才是怪事！
孟昶其实也算一个有文才的人，据说正是他第一个在新年用红纸书写了对联贴在门楣上。他所创作的历史上第一副对联是：“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工整的对仗，良好的创意，都说明这位国君并非愚笨之徒。又据说，正是他下令在成都遍植芙蓉，以后才使这座城市有了芙蓉城的美称。还据说，他统治四川的年代里，四川的蜀绣达到了最为完美的生产水平，那条如同玉带一样环绕成都的河流，到处是濯锦的女子，那条河也被称为锦江。总而言之，我们有理由认定，孟昶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有创意的人，一个懂得生活的艺术的人。
但是，生活的艺术并不等于治国的艺术，孟昶的创意更多是享乐的创意，而非为天下人计的创意。在五代那样的乱世，一个君王当然可以享受，可以暴躁，因为那原本就只是过把瘾就死的翻版。但是，这种享受和暴躁肯定得付出血的教训与代价。
如果说后蜀不愿统一天下，那么它保其险阻，偏安四川也未尝不可。可令人惊讶的是，后蜀的君臣们竟然轻率地引火烧身：后蜀山南节度判官张廷伟向孟昶最亲信的王昭远献计说，你一直没有大的战功，现在受到国主重用，此时不建立大功，如何让人心服呢？他提出，与北汉相约发兵攻宋。王昭远本是个好大喜功的人，而孟昶除了饮酒作乐外毫无本事，立即批准了这一荒唐的建议。然而，当孟昶派赵彦韬携带密信前往北汉联盟时，赵立即投奔了宋太祖。这为后来宋兵逼境找到了最直接有效的理由。
962年，刚登上帝位三年的宋太祖已显出一代英主的雄才大略。作为一个由军人兵变而上台的帝王，他深深地知道自中唐以来藩镇割据、军人拥兵自重对国家前途的严重威胁。他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手下那些拥有赫赫战功的兄弟们的军权--这种现象和忧虑几乎历朝历代都存在，大多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式的对功臣的屠杀收场。宋太祖决心打破这种历史惯例，另辟蹊径。
就在前一年的秋天，宋太祖召集与他生死与共多年的石守信等人纵情饮酒，酒至半酣，宋太祖忽然叹起气来。众将问其故。宋太祖说，如果没有你们，我当不上皇帝，但当了皇帝却又睡不好觉。石守信等人听了觉得很奇怪。宋太祖说，皇帝这个位置，有谁不想得到呢？石守信说，现在天下已定，谁还敢有二心？宋太祖说，假设你们的部属中有人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不做皇帝也不可能吧。石守信等人听了大惊失色，忙表示并无二心。宋太祖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好富贵耳，不过欲各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好便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果然，次日石守信等人均提出辞职，获得了宋太祖丰厚的赏赐。
杯酒释兵权之后，宋太祖又将王彦超等外地的节度使召入朝中，同样是在喝酒之时，他非常关心地说，你们都是国家宿旧之将，长期在外担任重要职务，实在太辛苦啊。王彦超等人当然明白宋太祖的意思，随后也交出了手中的军权。像宋太祖这样不费周折、不杀一名功臣而除决了功高震主危机的，在中国历史上并无第二个，以至明代史学家陈邦瞻也说：“宋太祖君臣，惩五代尾大不掉之祸，尽收节帅之兵，然后征伐自天子出，可谓卓识高见。善于断割，实为英主之雄略。”
作为一个在乱世征战多年的过来人，宋太祖同样明白，国家的稳定是统一整个中国的先决条件，为此，他必须实行一种和平政策。这和平政策，首先表现为一种大度的包容。早在即位那年，他就立了一块碑，上书：“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戳，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
所谓柴氏子孙，就是被宋太祖夺了皇位的后周柴荣的后裔。众所周知，宋太祖的江山是通过兵变，让后周恭帝禅让给他的，而所谓禅让，原不过是以武力为后盾夺取的一种戏拟和表演。纵观历史，那些不得不禅让天下的亡国之君，大抵逃不脱在新代的横死乃至灭族，因为新皇帝总是担心有人会把先朝的政治僵尸抬出来作反对自己的旗帜。宋太祖的江山虽然也是禅让来的，他却有足够的胸襟不杀柴氏子孙，不仅自己不杀，而且也不准后人杀。
至于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那是宋太祖相信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之人，之所以对时政提出批评，并不是他们真的要造反要谋逆（纵然要造反也不足为惧）；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忠于大宋，才会提出批评--对这种善意的批评又如何能用屠刀来对付呢？
有一次，宋太祖在宫中设宴招待群臣，翰林学士王著本是后周臣子，这老先生对宋太祖夺皇位一向不大痛快，竟然借酒发疯，在宫中痛哭不已，左右生拉硬扯才将他弄回家去。第二天，有人上奏说，王著之所以在宫中大哭，是因为他还在思念周世宗，要求宋太祖重重治他的罪。宋太祖不以为然地说，他不过是喝醉了酒。当年在世宗的幕府里，我与他很熟的，何况他一个书生哭哭世宗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即使是那些曾经与自己作对的帝王，宋太祖仍然宽以待之，不愿加以杀戮。宋军平定后蜀后，大将曹彬密奏：孟昶在蜀称王三十年，且蜀道千里，若送他至京，恐怕路上有变，不如将孟昶及其重臣们全部处死以防变。宋太祖批示道：“你好雀儿肠肚！”
962年冬天，宋太祖开始派间谍入蜀。与此同时，为了便于今后在长江中的水战，他下令加紧训练水军，拿出属于自己私房钱性质的内帑，招募水军，在汴京朱明门外凿池引水，作为水军训练基地。同年六月，他命镇国节度使宋延渥率禁军数千人组成另一支水军，另造一池，由他本人亲自训练。
宁无一个是男儿
经过962年的战略决策和随后两年的精心策划，宋太祖在963年轻而易举地消灭了六个割据政权中最弱的荆南和湖南。964年，他将预期目标对准了后蜀孟昶。
王全斌于乾德二年（964年）十二月，由凤州进兵攻蜀，蜀主孟昶听说宋军来攻，立即召见那位引起祸端的王昭远等人商议。孟昶之母劝他说，王昭远并不懂兵法，却好纸上谈兵，你把他当亲信，恐怕会误事的。蜀中有将才的是高彦俦，你却因他的耿直而不任用他。现在国家到了紧要关头，还是快把他召回来委以重任吧。
孟昶对母亲的劝告充耳不闻，依旧任命大言炎炎的王昭远为总指挥。王昭远率军离开成都时，孟昶命宰相李昊在城外为他饯行。宴席上，王昭远手执铁如意，学着戏台上诸葛亮的样子夸口说：“我此行何止克敌，当领此二三万雕面恶少儿，取中原如反掌耳。”
然而，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和宋军刚一交锋，王昭远就一败再败，后来竟吓得无法起床，将指挥权交给手下的一位将军。几次败绩之后，王昭远这位以诸葛亮自居的不学无术者，只身逃离军队，跑到东川一个农民家中藏起来，后来仍被宋军所俘。
孟昶听说王昭远兵败，惊恐万状，派太子孟元吉为帅，率军前往剑门。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位孟太子出征之际，部队的旗帜全部用上等的蜀绣，旗杆则用锦缎包裹。他随军带着十几个姬妾和数百个唱戏的伶人，一路吹吹打打，不像去打仗，倒像是郊外踏青，见者无不窃笑。
这时正是冬月，这一年的冬天十分寒冷，远在汴京的宋太祖脱下身上的貂皮衣帽，令人火速送往前线赏与王全斌，并告知诸将，因为皮衣太少而无法遍赐。王全斌等人拜赐而感泣，军心高涨。
孟太子一路寻欢嬉戏上前线，当他慢腾腾地走到绵州时，听说剑门已失守，竟然只带着姬妾和伶人，放弃了军队跑回成都。孟昶闻讯，无计可施。老将石奉认为，宋军远道而来，必不能久，因此聚兵坚守成都，使敌军师劳而无功，然后可再作打算。但一生锦衣玉食的孟昶却不愿意为自己的江山社稷作任何一点努力，更不愿意担任何一点风险。他只是无力地发牢骚说，我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士四十年，而今国家有事却不能为我东向发一箭。现在如若固守，谁肯效死？因此，商量来商量去，只商量出两个字：投降。
当孟昶命宰相李昊写好降书顺表送往宋军大营时，宋军还远在成都以北几百里的崇山峻岭中。从王全斌自汴京出发，到孟昶投降，前后不过六十六天。一个拥有二百多个县、数十万甲兵，以及大量财富的天府之国就这样可笑地灭亡了。以至于连孟昶的宠妃花蕊夫人也在感伤之余作诗嘲讽说：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李煜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词人之一，他那些哀婉凄凉的作品，千百年来为人传诵不已。然而，一个优秀的词人不见得就能胜任皇帝之位。对李煜而言，他的悲剧正好在于他既是词人又是一国之主。假使李煜不是皇帝，那么他将以一个词人的光辉形象出现在后人的视野。不幸的是，他恰好既是帝王，又是亡国之君，这对一个多愁善感的词人而言，必定意味着无尽的屈辱与幽怨。
然而，李煜原本可以不做亡国之君的，他甚至也有可能像宋太祖那样一统天下，四海一家。他统治的南唐，与宋太祖从后周手里继承的地盘相比并不小多少，且多年未经战事的江南远比中原更为富庶。但李煜不是一个有大志的人，他只求能够保持小朝廷的安全，只求自己能在皇位上舒舒服服地吟诗作词、听曲看舞，哪怕为此不得不向虎视眈眈的邻国称臣纳贡。
早在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周世宗亲征南唐，占据了南唐江淮之间的土地，与南唐以长江为界。南唐主李璟--李煜的爹，同样是一位词人--委曲求和，放弃了江北十四州六十县，向后周称臣。他在国内去帝号，以国主相称，降到属国的地位。等到宋太祖即位后，李后主仍然保持从父亲时就开始的恭顺态度。
李煜多才多艺，这在平常人身上当然是优点，但作为乱世的一国之君，过分沉溺于那些与治国强兵无关紧要的琴棋书画，必然导致疏于政事，乃至不理朝政。偏偏李煜又佞信佛教，命宫中出钱，到处招人为僧，以至于小小的金陵即有僧众上万人，全部开销都由国家报销。此外，他宠信伶人也比孟昶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次，他竟然要把户部侍郎孟拱辰的房子赐给一个伶人，尽管御史上疏力谏，他却根本不听。宰相严续本是顾命老臣，眼见李煜胡来，非常失望，于是提出辞职。李煜早就嫌这老头子多事，一口就答应了。
李煜喜欢读书，这当然没有错。但他所读的大多是对经世治国完全没有用处的闲书，如诗词歌赋，如礼乐掌故，如音乐佛道。这种读书的爱好对一个常人而言，必然有利于他自身素质的提高，但对一个帝王而言，却大大不妙。这个风流倜傥的国王，对这些闲书的热衷，显然已超过了对治国平天下的兴趣。精通史事的李煜显然忘记了，早他几百年的另一个乱世南北朝，南梁元帝就因为过分沉溺诗书而导致亡国之痛，在敌军攻进城的那天，他一把火将那些书烧成灰烬。
李煜平生藏书达数万册之多，这在活字印刷还没有发明之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多年以后，当这些图书被作为战利品送往汴京后，他也到了那里，被封为陇西郡公。有一天，宋太宗到皇家图书馆看书，召来李煜和前南汉国主刘钊，令他们自由翻阅。一会儿，宋太宗问李煜，听说你在江南时喜欢读书，这里的书大多数都是你的，你来朝廷后是否还经常读书？对此，李煜无言以对，只得叩头谢罪。
宋朝灭了南汉后，李煜更加害怕，于是派他的弟弟入朝见宋太祖，主动请求除去国号，改称唐国主或江南国王，国内机构也相应降格。李煜如此赔着小心，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宋太祖因其温顺而维持其属国地位，以便他能继续当他的小国之君，继续诗酒女色的生活。但是，统一乃是大势所趋，宋太祖的大志不会因为任何人而更改，李煜和孟昶们的命运从他们不愿励精图治以谋求统一那天起，事实上就已经注定了。
李煜的顺从还有另一个幻想，那就是不让宋太祖找到讨伐自己的理由，因为他知道宋太祖是一个凡行事都必有因的人，否则他就会留下擅灭无罪之国的话柄。然而，在多年的分裂割据之后，统一就是最伟大和最正当的理由。974年，宋太祖下令李煜到汴京朝见，李煜本想前往，但门下侍郎陈乔力劝，李煜没有成行，他自然知道前往汴京意味着什么。此后，宋太祖多次下诏，他仍不肯前往，这就给了厉兵秣马的宋军一个最大的口实。该年十月，曹彬和潘美率大军正式征讨南唐，同时命吴越王从苏州出兵攻南唐后方常州。
大兵压境，李煜仍寄希望于宋朝的怜悯，他派弟弟献上二十万匹绢和二十万斤茶叶求和，但其弟被宋军扣在营中。宋军兵临城下，李煜还在后宫苑内和僧人讲经说法。当他听说求和不成时，又派南唐著名文人徐铉到汴京求见宋太祖。徐铉一向以名士自负，以为自己博古通今，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定能将宋朝十万大军说退。当他面见宋太祖时，仰面大言：“李煜无罪，陛下兵出无名。李煜一向以小事大，如子事父，从来就没有过失，奈何见伐？”宋太祖回答：“尔谓父子为两家，可乎？”
一个月后，南唐都城金陵势若累卵，徐铉再次求见宋太祖，仍然大谈李煜无罪，宋军不该讨伐。宋太祖起身按剑，厉声喝道：“无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开宝八年，南唐灭亡。在李煜出城投降之前，他居然还有心思填了一首词，词曰：
四十年来家国，
三千里地河山，
凤阁龙楼连霄汉，
玉树琼枝作烟罗。
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
沈腰潘鬓消磨。
最是仓皇辞庙日，
教坊犹奏别离歌。
垂泪对宫娥。
除了和那些莺声燕语的宫女们相对垂泪，李煜唯有像古往今来那些屈辱地向对手投降的亡国之君一样，光着上身，嘴里衔着传国玉玺，再牵着一头象征驯服的羊，跪在胜利者的脚下口称死罪。
南唐灭亡的次年，宋太祖去世。这时，当初纷争天下的割据者，只剩下北面的北汉和南面的吴越，并且二者均已败局既定，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
文帝和武帝
962年的秋天，肃杀的空气中有一种按捺不住的躁动。在北方，宋太祖和他的水军正在加紧训练，前方的谍报不断传回东京汴梁，一项又一项的战略决策从灯火通宵达旦的皇宫里发出。尽管整个北宋帝国还只能号令中原那么一块并不太大的地区，它的四周也还环绕着若干割据政权，但是，这个年轻的帝国显露出一种自盛唐以来几百年间所罕有的新气象。这种新气象，与它同时的后蜀和南唐原本也可以拥有，只是这两个帝国的最高首长常年在后宫醉卧，历史的机会就从他们那千娇百媚的妃子们的双乳间轻轻地滑落了。
962年秋天，有三个夜不能眠的男人。其中有两个是饱读诗书、多才多艺的文人，一个则是行伍出身、粗通文墨的武人。文人在饮酒，在写诗，在为女人画眉，在弦歌声里令宫女们唱着自己下午才填就的新词。四川和江南，这两个人文渊薮之地，原本就流行这么一些自作多情的东西。而那位唯一的武人，他粗大的手掌在地图上轻轻地抚摸，他坚定的目光慢慢越过了长江和淮河，秦岭和大别山。
962年，一双武人的粗糙的、不会弹琴也不会作画的手，要比那两双温柔的、长于挥毫和奏乐的手更让天下苍生感到安全和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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