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一线城市,除了北京,你很难猜到!

编者按所谓一线城市,无非指其吸纳人口较多,人口密度很高、产业基础雄厚经济富有活力、对周边区域具有一定的辐射性。在明朝当然也有一线城市。今天,我们了解一下哪些城市在明朝是一线?凭什么?

|黄大拿,原载于黄大拿明史拍案(ID:Huangdana2018

由于史无前例地将多达19座城市列入了“一线城市”,最近一份“2018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引发了热议。

引发热议的原因十分简单。

一方面,谁都希望自己的城市能够光荣入榜。另一方面,一线城市19个,我们的一线城市真有那么多?这又是让人疑惑的问题。

知古可以鉴今。如果同意所谓一线城市,无非指其吸纳人口较多人口密度很高、产业基础雄厚经济富有活力、对周边区域具有一定的辐射性,那么明朝当然也有一线城市。

但明朝的一线城市榜单可能会让你大感意外。

1

苏州的逆袭创造了中国城市史奇迹 

以世俗流传的“点秋香”故事而著名的明代大才子唐伯虎写过一首诗,名为《阊门即事》。诗云:

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

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

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

 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 

诗中所说的阊门乃苏州古城之西门,代指苏州。唐伯虎笔下的苏州是个什么样子?

概而言之,“黄金百万”喻钱多,“四远方言”指苏州不但人多,而且吸纳了各方人士,“翠袖三千”喻美女如云,“五更市卖”一句指各种生意应有尽有,任何时候都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各式需求。

这样一个苏州,其百业兴旺繁花似锦即使请画师来描摹,恐怕也很难画好吧。唐伯虎给苏州点赞了。

“白发三千丈”,夸饰是诗人之天性。但唐伯虎这里一点儿都没有夸张。

苏州也算是一座古城,春秋时期吴王建都于此,所以又称“吴”。隋朝开始命名为苏州。

尽管历史悠久,但放到全国范围内,苏州一直只能说是一个区域性城市。

到了明朝中叶,苏州发生了巨变,俨然已是江南区域经济文化的中心,成为当时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是上海未开埠前南中国经济文化的核心。

关于苏州在中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人颇多记载。

据《明会典》,洪武二十六年,苏州府秋粮实征数为2746990石,超过了全国实征数的11%,比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四省的总和还多,而到了明朝中叶,苏州一府每年应缴纳正额税粮为2770000石。

明人感叹,“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

苏州身受明王朝剥削的确够重,但换一个角度,这也正是苏州经济实力雄厚的证明。

在全国城市群中,苏州的影响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明代嘉靖时期的江苏昆山学者郑若曾说过,“天下财货莫不聚于苏州”。晚明流行两个新词,凡服装式样新鲜离奇,一概称为“苏样”,别的新鲜事件,则称为“苏意”。

潮不潮,学苏州。全国的俊男靓女都盯着苏州,否则就会在时尚圈中落伍。

苏州的繁华甚至惊动了外国人。

于晚明时期到过苏州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所著《中国札记》中说:“许多来自葡萄牙和其他国家的商品,经由澳门运到这个口埠。一年到头,苏州的商人同来自国内其他贸易中心的商人进行大宗的贸易,这样交换的结果,人们在这里几乎没有买不到的东西……”。

苏州的繁盛可谓历历如见。但是如果以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观察,苏州其实违背了常理。

明朝的行政区划是省府县三级,就地位而言,苏州只是一个府而已,并不是省级城市。

连省级城市都不是,在全国城市群中居然呈一枝独秀之势。

苏州的逆袭,可谓中国城市史上的奇迹。 

2

南京:从一线跌落又进入一线 

在明朝的历史上,南京是一个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的城市。

1368年,朱元璋定鼎南京称帝,历时50余年,这一时段是南京政治地位最高的时期,也是南京这座城市发展的顶峰。

但是,随着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南京很快就滑落了。据顾起元《客座赘语》,迁都之后,南京城内“户口减半”。

除了人口的锐减,向来以官营工业作为支撑的南京经济也遭遇了雪崩。

位于南京的龙江船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船厂之一,在这里打造过郑和下西洋的专用宝船,兴盛程度可以想见。但到了嘉靖年间,生产宝船的厂库早已“鞠为茂草”,以致只需拔人看守即可。

毫无疑问,在迁都之初,南京已经从一线城市榜单中跌落了。

然而,跌落得快,恢复得也快。南京不久又进入了一线或准一线。

还是利玛窦,明朝中叶到过南京,他在《中国札记》中对南京有比较详细的叙述。

首先,利玛窦对南京城的秀丽和雄伟给予了赞赏。他认为,“在这方面,或许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与它匹敌或胜过它”。

扬子江的秀美及其商业价值更给利玛窦留下了很深印象,他惊叹河道里“怎么有那么多的船只”?

南京工商业的发达也引起了利玛窦的高度关注。

在目睹了盛大的灯节烟火表演和灯笼演出之后,利玛窦评价道:“在烟火制造技术的表演这一科学方面,南京超过了全国其他地区,或者也超过全世界的其他地区”,“家家户户都挂着用纸板、玻璃或布巧妙地做成的各种灯笼,大家购买惹自己喜欢的样式。屋里屋外点燃那么多灯笼,简直叫人以为房子失了火”。……

从一线跌落又进入一线,南京的沉浮史透露了什么样的秘密?

南京在明初成为明朝第一城市其实是不正常的,因为掌控这种变化的是行政之手,经济繁荣的表象背后已经存在隐忧。

依靠行政力量,明初南京集中了大量能工巧匠。据《明会典》,洪武年间全国轮班工匠23万余人,来南京服役的就近13万人,官营手工业机构庞大门类齐全,产量可观,也带来了巨大的效益。

即使是在商业领域,南京国有化的倾向也十分严重。官办酒楼、旅店,甚至官方还营造居民住宅,然后向居民征税。

随着永乐的迁都,南京不再是政治中心,来自政治行政的需求锐减,反映到经济上,南京的种种不适应不言而喻。

但是经过一段时期的迷茫,南京重新又进入了一线,为什么?

首先,南京具备成为一线城市的资质。

作为前首都,正如利玛窦看到的,南京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当不错,南京水陆交通也十分便利。另外,南京居于江南经济带,这可是当时最具活力的经济区。

其次,明王朝迁都北京,对南京来说当然是一个打击,但也是一个重大机遇。

以前作为政治中心的南京,处处着眼于官方的需求,现在则要服务于民间消费与娱乐。后者对经济的推动并不在前者之下。

官营工商业衰落了,直接面向民间的工商业渐渐活跃起来,南京随之兴起的织造、制扇、造酒、印书等行业在全国城市群中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不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同时经济规律也开始充分发挥作用,这样一个南京重新跃入一线又有什么奇怪? 

3

晚明商人心中的四大一线城市 

当代城市排行榜几乎都是几个研究机构、一群秀才们闭门造车的产物。

与之相反,明朝的城市排行榜则在商人们的口碑里。商人走南闯北,他们对一个城市的认知显然更为深切。

从明代中期开始,随着商业的繁兴,“商书”成为社会的流行读物。所谓商书,就是指导商人做生意的指南。

一本商书《商贾便览》列出了全国四大城市:北京,苏州,汉口,佛山。显然,这就是晚明商人心中的四大一线城市,是生意人必须重点关注的地方。而南京则不过是准一线城市。

在四强里,北京位居榜首在意料之中。作为一国首都,其不可替代的天然优势摆在那里。

但如果拿我们文章开头所举的一线城市的硬指标来论,北京夺冠或许多少有些勉强。

以人口来说,根据梁方仲等学者的统计,万历年间苏州府人口为2011985,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为293.73。按照明朝行政区划,直隶于京师的地区叫做北直隶,约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天津和河北大部,北直隶的人口密度是多少?不到32人。即使除去天津和河北大部,单统计京城,北京的人口密度也比不上苏州。

以经济来论,北京更多属于一种消费型经济,毕竟皇城达官贵人的消费水平不会低。而在此之外,北京并没有多少值得骄傲的产业。

看来,北京是一线城市,当然没错。但晚明商人之所以把北京列为一线城市榜首更多是一种习惯,也可能是政治正确的一种下意识反应。

汉口和佛山进入一线城市四强无疑会让当代人大跌眼镜。

明初的汉口一带还不过是无人居住的芦苇滩,到了万历年间,由于漕粮交兑、淮盐转运,汉口迅速成为商船四集的繁华之地。

佛山入榜,则依赖于其雄厚的冶铁业。至明代中期,“佛山之冶遍天下”已成为定评。

汉口和佛山进入晚明一线城市四强,不仅仰仗着商人的口碑,更是社会的共识。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就说过,“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

这份晚明城市排行榜说明了什么?

透露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到了明代的中晚期,中国城市的发展已经开始走上经济支配经济驱动的道路。

从先秦开始,中国城市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以政治功能为主导。看一个城市是否重要,首要的标准就是看其行政和军事价值到底有多大。而城市的经济功能往往是一种附庸。在这种格局之中,城市的发展必须依靠行政之手。

假若城市的经济功能始终只是一种附庸,那么苏州、汉口、佛山绝对无法进入一线城市。因为这三个地方既非军事重镇,也不是行政的中心。

正因为经济功能凸显,经济规律开始发挥作用,苏州、汉口、佛山的活力才可能得到完全的绽放,也才有机会进入一线城市的四强榜单。

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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