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传（《宋史》列传第九十七）译文：王光强整理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译】苏轼字叫子瞻，是眉州眉山人。十岁时，父亲苏洵到四方游学，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听到古今的成败得失，常能说出其中的要害。程氏读东汉《范滂传》，很有感慨，苏轼问道：“我如果做范滂，母亲能答应我这样做吗？”程氏说：“你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译】 到二十岁时，就精通经传历史，每天写文章几千字，喜欢贾谊、陆贽的书。不久读《庄子》，感叹说：“我从前有的见解，嘴里不能说出，现在看到这本书，说到我心里了。” 嘉祐二年，参加礼部考试。当时文章晦涩怪异的弊习很重，主考官欧阳修想加以改正，见到苏轼《刑赏忠厚论》，很惊喜，想定他为进士第一名，但怀疑是自己的门客曾巩写的，便放在了第二名；又以《春秋》经义策问取得第一，殿试中乙科。后来凭推荐信谒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我应当让这个人出人头地了。”听到的人开始哗然不服，时间久了就信服此语。
丁母忧。五年，调福昌主簿。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译】服母丧。嘉祐五年，调任福昌主簿。欧阳修因他才能识见都好，举荐他进秘阁。考试作策论六篇，过去人们应试不起草，所以文章多数写得不好。苏轼开始起草，文理就很清晰。又笔答制策，被列入第三等。从宋初以来，制策被列入第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而已。
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叛官。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吏踵破家。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
【译】任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叛官。关中自从元昊叛乱后，百姓贫困差役繁重，岐山下每年输送到南山的木筏，从渭河进入黄河，经过砥柱的险处，衙前役人相继破产。苏轼访察到其利弊所在，为他们修订衙规，让他们自己选择水工按时进送或停止，从此害处被减少了一半。
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与修注如何？”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轼闻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
会洵卒，赙以金帛，辞之，求赠一官，于是赠光禄丞。洵将终，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属轼。轼既除丧，即葬姑。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
【译】 治平二年，入朝判登闻鼓院。英宗在做藩王时就听到他的名声，想用唐朝旧例召他进翰林院，管理制诰之事。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能，远大杰出，将来自然应当担当天下大任。关键在于朝廷要培养他，使天下的士人无不敬畏羡慕而佩服他，都想要朝廷使用他，然后召来加以重用，那所有的人都没有异议了。现在突然重用他，天下的士人未必以为正确，恰恰足以使他受到牵累。”英宗说：“姑且给他修注一职如何？”韩琦说：“记注和知制诰地位相近，不可马上授予。不如在馆阁中较靠上的贴职授予他，而且请召来考试。”英宗说：“考试不知他能否胜任，像苏轼会有不能担任的吗？”韩琦还是不同意，到试了两篇论，又列入三等，得到了直史馆的职位。苏轼听到了韩琦的话，说：“韩公可以说是用德行来爱护人的呀。”
适逢苏洵去世，朝廷赐给他金帛，苏轼推辞了，要求赠父亲一个官职，于是赠光禄丞。苏洵将死，因哥哥太白早死，子孙没有成人，妹妹嫁给杜氏，死了还未下葬，嘱咐苏轼。苏轼服丧期满后，就马上安葬了姑母。后来大官可以让子孙得荫，就推让给了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轼上议曰：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
庆历固尝立学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若乃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人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
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着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
【译】熙宁二年，苏轼回到朝廷。王安石执政，向来厌恶苏轼的议论和自己不同，任命他做判官告院。熙宁四年，王安石想要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皇帝下诏叫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的官员商议。苏轼上折发表议论说：
求得人才的道路，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方法，在于注重实际。假使君主和宰相有了解人的英明，朝廷有注重实际的政策，那么就是小吏衙役中也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沿用现在的办法，我以为人才还有余。如果君主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即使在公卿和侍从之臣中也会常常忧虑没有人才，又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以为还是不够。至于时代有可行与不可行，政事有随时废兴的不同，正是合适的时候，即使是
庆历年间开始设立学校，到了今天，仅存空名。现在要改变当今的礼制，更改当今的风俗，又要发动百姓来修建官府，收取百姓的财物来养活游学的士人。在方圆百里之内，设官员立教师，刑狱之事在这里审判，军事问题在这里讨论，又要选汰不服从教化的人驱逐到远方去，那岂不是徒然制造纷乱，使天下人愁苦吗？至于不作大的更改，而希望对现在有所裨益，那和庆历时代有何不同？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但可因循旧制，沿用先王的旧制度，不在我们这代废去就够了。至于科举的办法，实行了一百年，国家的治乱和盛衰，根本不由此决定。陛下看祖宗的时候，科举的办法，和今天的比起来哪一个更精？言语和文章，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好？所得到的人才，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多？天下的事，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处理得好？把这四点的优劣一比较，那争论就可以解决了。
现在想要改变的不过是这几点：有的说乡试选拔人才注重德行而忽略文词，有的说专取策论而免试诗赋，有的想兼取名望而免去密封试卷，有的想使应试者免考帖去部分经文默写字句而考大义，这些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请陛下留意在长远的、重大的事情上，这些区区的方法又何相干。我又实在有过于忧虑的方面。那些关于人性天命的说法，从子贡开始就没再听说，而现在治学的人，以不说人性天命为耻，读他们的文章，大而无当不可追根问底；看这些人的相貌，更是高超却没有显著的特征加以斟酌，这难道真能如此吗？大抵中等人的性情，安于放纵而喜为怪诞而已。陛下又要怎样使用他们呢？
议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轼退，言于同列。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敕府市浙灯，且令损价。轼疏言：“陛下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即诏罢之。
【译】 奏议上呈后，神宗觉悟地说：“我本来怀疑这事，得到苏轼的奏议，心里就清楚了。”当天召见他，问道：“当今政策法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也可以指出来。”苏轼回答说：“陛下性格天生明知，上天赐予文才武功，不用担心不明察，不用担心不勤政，不用担心不决断，只担心治理事务太急躁，听人话语太宽广，进用官员太快速。希望能以安静来治理国家，等待事物的出现，然后加以处理。”神宗震惊地说：“你的三句话，我应当仔细地考虑。凡是在馆阁的人，都应当为我深思治乱的办法，不要有所隐瞒。”苏轼退下，和同僚讲起这些事。王安石不高兴，令他做开封府推官，将用事务来困扰他。苏轼决断精当敏捷，名声传得更远。正逢元宵节下令要开封府购买浙江的灯，而且命令降低价格。苏轼上疏说：“陛下难道喜欢灯吗？这不过是奉承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欢笑而已。但百姓不能每家都买，都认为以不急用的耳目玩好，夺去他们衣食所必需的钱财。这件事极小，而关系很大，希望您能追回成命。”皇帝下诏书免去此举。
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曰：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
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
今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难。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妄庸轻剽，率意争言。官司虽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视可否。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顾役，而欲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此，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
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日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臣窃以为过矣。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
【译】 当时王安石正推行新法，苏轼上书论新法不利，说：
我所想说的，三句话而已。请求陛下维系人心，敦厚风俗，保存法纪。君主所依靠的是人心罢了，正像树有根，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商人有钱。失去了就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从古到今，没有说和顺平易和众人同心而不能安定，刚愎自用而不遇危险的。陛下也知道人们对新法的不满了。
从祖宗一直以来，管理财政的是三司。现在陛下不把财政交付给三司，无故又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用六七个青年人，日夜在里面讨论研究，又派出四十多人，分头出外办事。那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求利的名义；六七个青年人和四十多个派出人员，是求利的工具。开创的声势很大，百姓实在惊讶疑虑；创立的法令新奇，差吏都很畏惧疑惑。用皇帝的身份来谋求财利，用天子的宰相来管理财务，人们产生种种议论，万民议论纷纷，然而朝廷却置之不顾，还说：“我没有这事，何必顾虑别人说。”正如拿着鱼网到江湖去，对人说“我不是去捕鱼”，不如丢掉鱼网而人们自然相信。赶着鹰和狗进入山林，对人说“我不是去打猎”，不如放掉鹰和狗而野兽自然安静。所以我以为要消除谗言而招致和气，那就不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
现在君臣都日夜忙碌连吃饭的时间都延迟，几乎一年了，而使国家富裕的功绩，还茫然像捕风一样，只听说内府拿出几百万缗钱，祠部给僧侣度牒五千多人而已。用这些手段作为富国的办法，谁不能做呢？而所实行的事情，路人都知道其困难。汴河的水很混浊，从有人以来，不用来种稻。现在想建陂池使水变清，一万顷的稻田，一定要用一千顷的陂池，一年一淤，三年而陂池就满了。陛下就相信这种说法，即使考察地形，所在之处凿空，寻求水利，狂妄庸人轻浮，随意争相进言。有关部门虽然明了办法不合适，不敢就此斥退，却追集当地老少，去看可否实行。如果不是明显地难于做到，必定姑且兴起工役。官吏们暂且顺从，真认为是陛下有意兴起工程，对上浪费国家财物，对下夺去农民耕作时间。堤坝防线一开，水流离开就有的河道，即使吃了建议者的肉，对百姓又有什么补益！我不知道朝廷何苦要这样做呢？
从古以来的役人，一定用乡间的人。现在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州雇人代役，而要把这办法施行于天下。单丁户、女户，这是天生百姓中穷苦的人，而陛下首先要役使他们，皇帝拥有四海的财富，竟对这些人不加怜恤！自从杨炎制定两税法，原来的租调与庸已经都包括在内了，怎么又想取力役钱？万一后代不幸有搜刮钱财的臣子，力役钱不去而差役仍旧，以此追查，则必然有要担当其罪责的人。青苗放钱，以前就禁止。现在陛下开始立为成法，每年都照常执行。虽说不许强迫借款，而几代之后，暴君和贪官的出现，陛下能保证得了吗？估计那些愿意申请青苗钱的民户，一定都是孤弱贫穷无法生活的人，用鞭打来催还很急，接着是逃亡，人不回来，就摊派给邻居和担保人，这是势所必然的，将来天下人恨这事，国史记载此事，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难道不可惜吗！而且常平之法，已经极好了。现在要变为青苗法，破坏那一种确立这一种，所损失的更多，亏损官府危害人民，（到那时）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
从前汉武帝因财力枯竭，用商人桑宏羊的办法，在货物贱时买进贵时卖出，叫作均输。当时商人们都停止来往贩卖，盗贼更猖獗，几乎酿成乱事。孝昭登上帝位后，霍光顺应民心取消均输法，天下归心，没有出现乱事。想不到今天桑宏羊此论又兴起了。立法之初，所花费的钱财已不少，纵然能稍有收获，而能征收的商税，所受损失必然很多。譬如有人为主人畜牧，用一头牛换来五只羊。失去一头牛，就隐瞒不说；获得五只羊，却指为功劳。现在毁弃常平法而说青苗法的功绩，损害商税而取得均输的利益，和这个有什么区别呢？我以为是错了。议论的人必然说：“百姓乐于见到成功，却难于开始。”所以陛下不顾舆论坚持这种做法，一定要实行下去。这是战国时代那些贪功的人，冒险想侥幸成功的说法，不等到事情的成功，而怨恨已经起来了。我希望陛下维系人心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国家存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强大和弱小；朝代长短的原因，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富裕和贫穷。君主如果懂得这些，就会知道事情的轻重。所以我希望陛下崇尚道德而使风俗淳厚，不希望急于有功绩而贪求富强。爱惜风俗，像保护元气一样。圣人不是不知道严厉苛刻的法律可以使民众齐心，勇敢强悍的人可以成事，忠诚厚道的人过于迂腐，老成的人看似迟钝。但始终不肯用那些人来代替这些人的原因，是知道那样做说得少，而所丧失的要多。仁宗执法极为宽大，用人有次序，专求体谅人的过错，从不轻易变更旧的法规。查考政绩，则可以说未必尽善尽美。拿用兵来说，十次出兵九次失败；拿府库来说，则仅能开支而没有剩余。但恩德在人们心中，风俗是普遍知道礼仪，所以逝世的时候，天下人都归心于他的仁德。议论的人看到他晚年官吏多数因循苟且，没有振作，就想用苛察来纠正，用智慧能力来整顿，招来一批新进有勇气的人，以求一切速成的功效。还没有收到好处，而浇薄的风俗已经养成。开了很多骤然晋升的门，使人有意外的得益，一小步就可跨上公卿和侍从之臣的地位，使按照常规升迁的人终生难于期望，这样而想要风俗淳厚，难道能得到吗？近年来质朴的人越来越少，取巧升进的人越来越多。请陛下哀怜拯救，以简易作为施政之法，以清净作为施政之心，而使百姓的道德归于淳厚。我希望陛下淳厚风俗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祖宗任用御史和谏官，从没有把一个说话的人治罪。即使小小有所责罚，不久就将其超升，允许他们将所听到的上奏，而不论是涉及什么官长。说到皇帝，皇上就要端正颜色听取；有关朝廷，那宰相就得等候处理。御史和谏官自然不一定都贤能，他们所说的也不一定都对。但须要养成他们敢于说话的勇气，而给予他们大权，难道是徒然的吗？是要用他们来消除萌生奸臣的危险。现在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有奸臣，当然万万没有这个道理。但养猫是为了消灭老鼠，不可以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不捉老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小偷，不可以因为没有小偷就养不叫的狗。陛下岂能不对上想到祖宗设立这官职的用意，对下为子孙万代作提防呢？我听到长老的议论，都说御史谏官所说的，常常是跟随天下的公议。公议所赞同的，御史谏官也赞同；公议所抨击的，御史谏官也抨击。现在舆论沸腾，各种怨恨的话都有，公议所在，也可以知道了。我恐怕从此以后，习惯成了风气，都为执政大臣私人说话，直到君主被孤立，法纪全被废除，（到那时）有什么事情不会出现！我希望陛下保存法纪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轼见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因试进士发策，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恒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问，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高丽入贡，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轼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
【译】苏轼看到王安石辅助神宗用独断专行来处理事务，因此在考试进士策问时出题，以“晋武帝平吴因独断而成功，苻坚进攻东晋因独断而灭亡，齐桓公专任管仲而成就霸业，，燕哙专任子之而失败，事情相同而效果相反”作为题目。王安石大怒，叫御史谢景温论奏他的过失，穷加审查而一无所得，苏轼就请求到外地任职，做了杭州通判。高丽来进贡，使者向官吏分送见面的礼品，书函用甲子纪年。苏轼拒绝说：“高丽对本朝称臣，而不接受我们的年号，我怎敢接受！” 使者换了写熙宁年号的书函，然后才接受。
时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徙知密州。司农行手实法，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轼谓提举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提举官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知法害民，罢之。
【译】当时新的法令纷纷颁布，苏轼在这期间，常常设法使这些法令有利于百姓，百姓得以安宁。改任密州知州。司农寺实行自报财产的手实法，不立即实行的以违反诏令论罪。苏轼对提举官说：“违反诏令的罪责，如果出自朝廷，谁敢不服从？现在出于司农寺，这是擅自制定法令。” 提举官吃惊地说：“你慢一点推行新法。”不久，朝廷知道这法令有害于百姓，撤销了它。
有盗窃发，安抚司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来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诬民，入其家争斗杀人，且畏罪惊溃，将为乱。民奔诉轼，轼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散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沉者三版。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从之。
【译】有强盗作案，安抚司派三班武官带领骄悍的兵卒来捕捉，兵卒凶暴横行，至于诬陷百姓藏有宫禁之物，进入人家争斗杀人，而后又畏罪逃散，将要作乱。百姓奔走告诉苏轼，苏轼把控诉书扔在地上不看，说：“一定不至于这样。”逃散的兵卒听说了这件事，稍为安心，苏轼慢慢地派人招引他们出来杀掉。调任徐州知州。黄河在曹村决口，泛滥到梁山泊，流入南清河，汇集于徐州城下，水位上涨如不及时排泄，城墙将要被浸坏，富裕的百姓争着出城避水。苏轼说：“富人出去了，百姓都动摇，我和谁守城？我在这里，水一定不能冲塌城墙。”又把富人重新赶进城去。苏轼到武卫营去，对卒长说：“河水将要冲坏城墙，事情紧急，你们虽是禁军，姑且给我出力。”卒长说：“太守尚且不躲避水患，我等小人，应当效命。”他就率领兵卒拿着畚箕铁锹出去，筑起东南长堤，从戏马台开始，直到城墙。雨日夜下个不停，城墙没有被淹没的仅有三版。苏轼住在堤上，路过家门也不进去，派官吏分段防守，最终保全了这座城。他又请求调发第二年的役人来增筑旧城，又用木头筑堤岸，以防水再来。朝廷同意了他的做法。
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薛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译】 调任湖州知州，上表谢恩。又因为有些事对百姓不利而不敢说，用诗来讽刺，以求有益于国家。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摘取他章表中的话，并且引申附会他所作的诗说是诽谤皇上，逮捕进御史台监狱，想处以死罪，罗织罪名很久不能判决。神宗独自怜惜他，把他作为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苏轼与农夫老翁，一起在溪谷山林间生活，在东坡建造房屋，自称“东坡居士。”
三年，神宗数有意复用，辄为当路者沮之。神宗尝语宰相王珪、蔡确曰：“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珪有难色。神宗曰：“轼不可，姑用曾巩。”巩进《太祖总论》，神宗意不允，遂手扎移轼汝州，有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轼未至汝，上书自言饥寒，有田在常，愿得居之。朝奏入，夕报可。
【译】元丰三年，神宗几次有意重新起用苏轼，常被当权的人阻止。神宗曾对宰相王珪、蔡确说：“国史极其重要，可以叫苏轼来完成。” 王珪面有难色。神宗说：“苏轼不可以的话，姑且用曾巩。”曾巩进呈《太祖总论》，神宗不满意，就手书圣旨叫苏轼移居汝州，曾说：“苏轼贬斥在外反省过错，过了几年认识更深，人才实在难得，不忍心终身摒弃。”苏轼未到汝州，上书自称饥寒，有田产在常州，愿意在那里居住。早上上奏，晚上就答复允准。
道过金陵，见王安石，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轼曰：“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安石厉声曰：“安石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轼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安石笑而不言。
【译】苏轼路过金陵，见到王安石，说：“大的军事行动和大刑狱，是汉、唐灭亡的预兆。祖宗用仁厚治理天下，正要改变这些。现在对夏用兵，连年不停，东南又多次兴起大狱，你没有一句话去补救吗？”王安石说：“两件事都是吕惠卿发动的，我王安石在外地，怎么敢说？”苏轼说：“在朝廷就说话，在外地就不说，这是服事君王的礼节。皇上对待你不是通常的礼节，你对待皇上，难道可以用常礼？”王安石厉声说：“我王安石要讲。”又说：“话出在我王安石的口，进了你苏子瞻的耳朵。”又说：“人必须知道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即使得到天下也不能这样做，终可以算是好人。”苏轼开玩笑说：“现在的君子们，争着减少半年的磨勘期，即使杀人也能做出来。”王安石笑着不说话。
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复朝奉郎、知登州，召为礼部郎中。轼旧善司马光、章敦。时光为门下侍郎，敦知枢密院，二人不相合，敦每以谑侮困光，光苦之。轼谓敦曰：“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敦以为然，光赖以少安。
【译】苏轼到常州，神宗去世，哲宗即位，授朝奉郎、登州知州，召他做礼部郎中。苏轼以前和司马光、章敦友善。当时司马光任门下侍郎，章敦任枢密使，两个人意见不合，章敦常常用戏弄侮辱来为难司马光，司马光为此苦恼。苏轼对章敦说：“司马君实在当前名望很重。从前许靖因虚名而无实用，被蜀先主所鄙视，法正说：‘许靖的虚名，传播天下，如果不加礼遇，必然会被当作看轻贤人。’先主接纳了，于是让许靖做了司徒。许靖尚且不可慢待，何况司马君实呢？” 章敦认为对，司马光靠这稍得安宁。
迁起居舍人。轼起于忧患，不欲骤履要地，辞于宰相蔡确。确曰：“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轼曰：“昔林希同在馆中，年且长。”确曰：“希固当先公耶？”卒不许。元佑元年，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赐银绯，迁中书舍人。
【译】 升为起居舍人。苏轼从忧患中被起用，不想骤然间登上要职，向宰相蔡确推辞。蔡确说：“你徘徊不进已经很久了，朝廷中没有比你更合适的。”苏轼说：“从前林希和我同在馆里，而且他年纪大。”蔡确说：“林希真应当比你先起用吗？”终于没有答应。元佑元年，苏轼以七品官服入侍皇帝于延和殿，赐他银绯，升为中书舍人。
初，祖宗时，差役行久生弊，编户充役者不习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产，狭乡民至有终岁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为免役，使户差高下出钱雇役，行法者过取，以为民病。司马光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复差役，差官置局，轼与其选。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光不以为然。轼又陈于政事堂，光忿然。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光笑之。寻除翰林学士。
【译】 起初，祖宗的时候，差役法实行久了产生弊端，百姓中充任徭役的人不熟悉，又虐待他们，多数导致破产，人少的乡中，百姓甚至有一年到头不得休息的。王安石辅佐神宗，改成免役法，使各户按等地高下出钱雇人代役，执行法令的人往往索取过分，成为百姓的灾害。司马光任宰相，知道免役法的害处，不知道它的好处，想要恢复差役法，派官员设立机构，苏轼也在人选当中。苏轼说：“差役法、免役法，各有其利弊。免役法的害处，是搜刮百姓的钱财，弄得十室九空，钱财聚敛到上面而下层百姓有钱荒的灾患。差役法的害处，是百姓经常为官府服役，不能专心致力于农业，而贪官污吏从中徇私舞弊。这两种害处，大致相等。”司马光说：“你说怎么办？”苏轼说：“法制沿袭，那么事情就容易成功，遇事循序渐进，那么百姓就不会惊恐。三代的法令，兵农合一，到秦代开始分为二，到唐代中叶，把所有的府兵变为长期征战的兵卒。从这时以来，百姓不懂军事，士兵不懂农事，农民拿出粮食丝帛来养活士兵，士兵拿出性命来保护农民，天下人以为好。即使圣人再来，也不能改变。现在的免役法，实在很像这事。你要马上取消免役法而实行差役法，正如取消长期征战的军队而恢复军民合一，大概不易办到。”司马光不认为那样做是对的。苏轼又在政事堂陈述他的看法，司马光很生气。苏轼说：“过去韩魏公要给陕西义勇刺字，你做谏官，争执得很凶，韩魏公不高兴，你也不管。我从前听你说过详情，难道你今天做宰相，不许我畅所欲言吗？”司马光笑了笑。不久任命他为翰林学士。
二年，兼侍读。每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开导，觊有所启悟。哲宗虽恭默不言，辄首肯之。尝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轼历言：“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北流，而强之使东；夏人入镇戎，杀掠数万人，帅臣不以闻。每事如此，恐浸成衰乱之渐。”
【译】元佑二年，兼侍读。每次在皇帝面前诵读到治乱兴衰、奸邪正直及朝政得失的时候，未曾不反复开导，希望对皇帝有所启发。哲宗虽然恭敬沉默不说话，常常很赞成。曾经读到祖宗的《宝训》，因而讲到时事，苏轼一一地诉说：“现在赏赐处罚不分明，善没有勉励恶没有禁止；又黄河正向北流，而硬要它向东流；西夏攻入镇戎军，杀掠几万人，统帅不奏报。每每出现这类事情，恐怕渐渐会成为衰亡和动乱的开端。”
轼尝锁宿禁中，召入对便殿，宣仁后问曰：“卿前年为何官？”曰：“臣为常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学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岂大臣论荐乎？”曰：“亦非也。”轼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宣仁后与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赐茶，彻御前金莲烛送归院。
【译】苏轼曾经在宫中锁门执宿，被召进便殿面见太后和皇帝，宣仁后问道：“你前年做什么官?”苏轼说：“臣是常州团练副使。”又问：“现在做什么官？”回答说：“臣现在任翰林学士。”又问：“凭什么能骤然升到这个官位？”回答说：“碰到了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太后说：“不是。”苏轼说：“难道是大臣论奏保荐吗？”说：“也不是。”苏轼惊讶地说：“臣虽然没有品行，不敢从其他途径上进。”太后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先帝每次诵读你的文章，一定叹赏说‘奇才，奇才’，只不过没来得及进用你罢了。”苏轼不觉哭出声来，宣仁后和哲宗也哭了，左右的人都感动流泪。一会儿又命苏轼坐下并赐茶，撤去皇帝面前的金莲烛举烛送苏轼回翰林院。
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且持暖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
【译】元佑三年，权知礼部贡举。正逢大雪严寒，士子们坐在庭院中，颤抖地不能说话。苏轼放宽他们的禁约，使他们能尽量发挥。巡视考场的宦官常侮辱应试士人，而且抓住意义暧昧的个别辞语，诬陷为罪状，苏轼把这些宦官都奏请驱逐。
四年，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轼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未行，谏官言前相蔡确知安州，作诗借郝处俊事以讥太皇太后。大臣议迁之岭南。轼密疏：“朝廷若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谓宜皇帝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于仁孝两得矣。”宣仁后心善轼言而不能用。轼出郊，用前执政恩例，遣内侍赐龙茶、银合，慰劳甚厚。
【译】元佑四年，因积累了一些议论政事的话，被当权的人所恨。苏轼怕不被他们所容忍，请求调到外地，任龙图阁学士、杭州知州。尚未动身，谏官说前任宰相蔡确任安州知州，作诗借郝处俊的事讥讽太皇太后。大臣们建议把他流放岭南。苏轼上密奏说：“朝廷如果处分蔡确轻了，那对皇帝以孝治天下就不足；如果治罪重了，那对太皇太后的仁政又有所欠缺。认为应由皇帝下敕书立案逮捕治罪，太皇太后就下手诏宽赦他，那就仁和孝两方面都得当了。”宣仁后心里认为苏轼的话好而不能实行。苏轼出行外任时，朝廷使用过去执政大臣的旧例，派宦官赏赐他龙茶、银盒，慰劳很优厚。
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又减价粜常平米，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轼曰：“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
【译】苏轼到杭州后，遇上大旱，饥荒和瘟疫并发。苏轼向朝廷请求，免去本路上供米的三分之一，又得赐予剃度僧人的牒文，用以换取米来救济饥饿的人。第二年春天，又减价出售常平仓的米，做了很多粥和药剂，派人带着医生到各街巷治病，救活的人很多。苏轼说：“杭州是水陆交通的要地，得疫病死的人比别处常要多些。”于是收集多余的钱二千缗，又拿出自己囊中黄金五十两，建造治病场所，渐渐积贮钱粮来防备疫病。
杭本近海，地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浚治，宋兴，废之，葑积为田，水无几矣。漕河失利，取给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为民大患，六井亦几于废。轼见茅山一河专受江潮，盐桥一河专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复造堰闸，以为湖水畜泄之限，江潮不复入市。以余力复完六井，又取葑田积湖中，南北径三十里，为长堤以通行者。吴人种菱，春辄芟除，不遣寸草。且募人种菱湖中，葑不复生。收其利以备修湖，取救荒余钱万缗、粮万石，及请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
【译】杭州原来近海，当地泉水咸苦，居民稀少。唐代刺史李泌首先引西湖水造了六口井，百姓用水充足。白居易又疏通西湖水流入运河，从运河流入田亩，灌溉田地达一千顷，百姓因此殷实富裕。湖水中有很多茭白根，从唐朝到吴越钱氏，每年都疏浚治理，宋朝立国后，停止了，茭白根积为田，剩下水面没有多少了。运河的便利丧失了，靠江中的潮水供水，船在市中行驶，潮水又多淤泥，三年淘挖一次，成为百姓的大灾难，六口井也几乎荒废了。苏轼看到茅山一条河专门接受江中潮水，盐桥一条河专门接受湖水，就疏通二河来通航运。又造了坝堰闸门，用来作为积蓄和排泄湖水的枢纽，江中的潮水不再流入城市。用剩下的物力人力修复了六口井，又把茭白根堆积在湖中，筑成南北长三十里的长堤以便通行。吴地人种菱，到春天常加拔除，不留寸草。苏轼还募人在湖中种菱，使茭白根不再生长。收取的钱准备用来修湖时使用，取来救荒剩余的钱一万缗、粮一万石，和请求得到的剃度僧人文牒一百份来招募工役。堤筑成后，又种了木芙蓉、杨柳在堤上，看上去就像图画一样，杭州人称之为“苏公堤”。
杭僧净源，旧居海滨，与舶客交通，舶至高丽，交誉之。元丰末，其王子义天来朝，因往拜焉。至是，净源死，其徒窃持其像，附舶往告。义天亦使其徒来祭，因持其国母二金塔，云祝两宫寿。轼不纳，奏之曰：“高丽久不入贡，失赐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测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若受而不答，将生怨心；受而厚赐之，正堕其计。今宜勿与知，从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为国生事，渐不可长，宜痛加惩创。”朝廷皆从之。未几，贡使果至，旧例，使所至吴越七州，费二万四千余缗。轼乃令诸州量事裁损，民获交易之利，无复侵挠之害矣。
【译】杭州僧人净源，以往住在海边，和外国商客来往，海船到高丽，人们都称赞他。元丰末年，高丽王子义天来朝贡，顺便去拜访净源。到了这里，净源已经死了，他的徒弟私自拿他的画像，附在海船中去告诉高丽人。义天也派他的人来祭奠净源，因此叫他们带着他们国母的两座金塔，说是祝太皇太后和皇帝长寿。苏轼不接受，上奏这事说：“高丽长久不来进贡，失去赏赐厚利，意图入朝朝贡，猜不出我们待他们的厚薄，所以借祭死去的僧人而行祝寿之礼。如果受了而不答复，将会产生怨恨；受了而厚加赏赐，正中了他们的计谋。现在应不加过问，让州郡官自己以理由推辞他们。那些庸俗僧侣狡猾商人，给国家滋生事端，其势不可助长，应当痛加惩罚。”朝廷都听从了他。不久，进贡的使者果然来了，按旧例凡使者所到吴越七个州，费用钱要二万四千余缗。苏轼就下令各州酌量减省，百姓获得贸易的好处，不再有骚扰的害处了。
浙江潮自海门东来，势如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与渔浦诸山犬牙相错，洄洑激射，岁败公私船不可胜计。轼议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门，并山而东，凿为漕河，引浙江及溪谷诸水二十余里以达于江。又并山为岸，不能十里以达龙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岭，凿岭六十五丈以达岭东古河，浚古河数里达于龙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险，人以为便。奏闻，有恶轼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
【译】 钱塘江的潮水从海门由东而来，有雷霆万钧之势，而浮山峙立江中，和渔浦各山犬牙交错，潮流旋转回流激荡喷射，每年冲毁公私船只数不胜数。苏轼建议从钱塘江上流有个叫石门的地方，沿着山向东，开凿运河，引钱塘江水和各山谷的水二十多里进入江中。又沿着山修筑堤岸，不足十里就到达龙山大慈浦，从浦以北曲折抵达小山岭，开凿山岭六十五丈以达领东的古河道，疏通古河道几里到达龙山的运河，来避开浮山的险处，人们认为很好。计划上奏，有恨苏轼的人，竭力阻挠，事情因此未能成功。
轼复言：“三吴之水，潴为太湖，太湖之水，溢为松江以入海。海日两潮，潮浊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驶，随辄涤去，海口常通，则吴中少水患。昔苏州以东，公私船皆以篙行，无陆挽者。自庆历以来，松江大筑挽路，建长桥以阨塞江路，故今三吴多水，欲凿挽路、为十桥，以迅江势”。亦不果用，人皆以为恨。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译】苏轼又说：“三吴的水，汇聚为太湖，太湖的水，流入松江入海。大海每天涨潮两次，海潮浊而松江水清，潮水常常要淤塞江流，而江中水流很清，经常随时把沙土冲去，所以海口常通，吴地很少闹水灾。从前苏州以东，公私船只都撑着篙行驶，没有用人在陆地上拉纤的。从庆历以来，在松江上大筑拉纤的道路，建筑长桥阻塞江水流通，所以现在三吴多有水灾，想在供拉纤用的路上凿孔、造孔桥，以加速江水的流量。”也没能实行，人们都引为恨事。苏轼二十年中两次到杭州，对百姓有功德，家家有他画像，人们饮食时一定向他祝福。又造了生祠来报答他。
六年，召为吏部尚书，未至。以弟辙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辙辞右丞，欲与兄同备从官，不听。轼在翰林数月，复以谗请外，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先是，开封诸县多水患，吏不究本末，决其陂泽，注之惠民河，河不能胜，致陈亦多水。又将凿邓艾沟与颍河并，且凿黄堆欲注之于淮。轼始至颖，遣吏以水平准之，淮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若凿黄堆，淮水顾流颍地为患。轼言于朝，从之。
【译】元佑六年，召为吏部尚书，未到任。因弟弟苏辙任尚书右丞，因此改任翰林承旨。苏辙辞去右丞，想和哥哥一同任侍从官，朝廷不许。苏轼在翰林院几个月，又因有谗言请求外调，于是以龙图阁学士出朝任颍州知州。在此以前，开封所属各县多有水灾，官吏不研究事情的本末，决开那里的陂池湖沼，使之流入惠民河，河不能容纳，以致陈州也多水灾。又要凿通邓艾沟和颖河并流，并且凿开黄堆想让水流入淮河。苏轼刚到颍州，派差吏用水平尺度量地形，发现淮河的涨水高出新沟近一丈，如果凿开黄堆，淮河水反而会流向颍州地区成为灾害。苏轼向朝廷上言，朝廷接受了他的意见。
郡有宿贼尹遇等，数劫杀人，又杀捕盗吏兵。朝廷以名捕不获，被杀家复惧其害，匿不敢言。轼召汝阴尉李直方曰：“君能禽此，当力言于朝，乞行优赏；不获，亦以不职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与母诀而后行。乃缉知盗所，分捕其党与，手戟刺遇，获之。朝廷以小不应格，推赏不及。轼请以己之年劳，当改朝散郎阶，为直方赏，不从。其后吏部为轼当迁，以符会其考，轼谓已许直方，又不报。
【译】州中有多年的盗匪尹遇等人，多次劫掠杀人，又杀死捕盗官兵。朝廷因指名缉捕不到，被害的人家又怕他们害人，隐瞒了不敢说。苏轼召来汝阴尉李直方说：“你能捉到这个人，应当尽力对朝廷说，请求从优行赏；捉不到，也以不称职奏请免去你。” 李直方有个母亲且年老，他和母亲诀别然后出发。最终探知盗匪的地点，分头捕捉他的同党，亲手用戟刺尹遇，捉住了他。朝廷认为李直方官小不合条件，行赏未到李直方。苏轼请求把自己的年资劳绩，应改为朝散郎官阶，移作李直方的赏赐，朝廷不许。那以后吏部因为苏轼应当升迁，以符合他的考核，苏轼说已经答应给了李直方，朝廷又不答复。
七年，徙扬州。旧发运司主东南漕法，听操舟者私载物货，征商不得留难。故操舟者辄富厚，以官舟为家，补其敝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载率皆速达无虞。近岁一切禁而不许，故舟弊人困，多盗所载以济饥寒，公私皆病。轼请复旧，从之。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
【译】元佑七年，移扬州。以前发运司主管东南漕运法，允许驾船的人私自载运货物，征收商税不许刁难。所以驾船的人就富裕了，把官船当作自己的家，修治船只，还救济船夫们的困乏，所以所载货物都很快到达而且没有事故。近年一切私载都被禁止，所以船只破旧人员贫困，多数人偷盗所运货物来救饥寒，公家私人都受害。苏轼请求恢复旧制，朝廷允准。不满一年，召为兵部尚书兼侍读。
是岁，哲宗亲祀南郊，轼为卤簿使，导驾入太庙。有赭伞犊车并青盖犊车十余争道，不避仪仗。轼使御营巡检使问之，乃皇后及大长公主。时御史中丞李之纯为仪仗使，轼曰：“中丞职当肃政，不可不以闻之。”纯不敢言，轼于车中奏之。哲宗遣使继疏驰白太皇太后，明日，诏整肃仪卫，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谒。寻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为礼部尚书。高丽遣使请书，朝廷以故事尽许之。轼曰：“汉东平王请诸子及《太史公书》，犹不肯予。今高丽所请，有甚于此，其可予乎？”不听。
【译】这一年，哲宗亲自到南郊祭天，苏轼充当卤簿使，引导御驾进入太庙。有红色伞盖的牛车和青色伞盖的牛车十几辆争路，不回避仪仗队。苏轼叫御营巡检使去探问，是皇后和大长公主。当时御史中丞李之纯充任仪仗使，苏轼说：“中丞职务应当整肃政纪，不可以不奏闻此事。” 李之纯不敢说，苏轼在车中上奏了这件事。哲宗派人拿着奏疏赶去告诉太皇太后，第二天，诏令整肃仪仗卫队，从皇后而下都不许迎接谒见。不久升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任礼部尚书。高丽派使者求要书籍，朝廷根据旧例都予允准。苏轼说：“汉朝东平王请求诸子书和《太史公书》，尚且不肯给。现在高丽所要求的还不止这些，这能给吗？”朝廷没有听。
八年，宣仁后崩，哲宗亲政。轼乞补外，以两学士出知定州。时国事将变，轼不得入辞。既行，上书言：“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小民皆能自通；迨于大乱，虽近臣不能自达。陛下临御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尝与群臣接。今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日侍帷幄，方当戍边，顾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难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不效愚忠。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蚤，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庙之福，天下幸甚。”
【译】八年，宣仁后去世，哲宗亲自摄政。苏轼请求补任外地官职，以端明殿学士和翰林侍读学士出朝任定州知州。当时国家政策将要改变，苏轼不能入见皇帝辞别。既出发，上书说：“天下的太平和衰乱，出于下面情况的是否能上达。最太平的时候，小百姓都能自己表达意见；到大乱时，即使皇帝身边的侍臣也不能自己意见。陛下登位九年，除了执政大臣、御史谏官外，从不和群臣接触。现在亲政开始，应当把通晓下情、除去壅塞蒙蔽当作紧急要务。臣每天侍从于朝廷，正要到边地戍守，却不能见一面就走，何况疏远小臣想自求表达意见，就难了。但臣不敢因不能面见的缘故，不尽愚忠。古代的圣人有所作为，一定先在暗处观察明处，处于静态观察动态，那么万物的情况，就全部呈现在面前了。陛下圣明智慧过人，年纪正盛。臣希望陛下虚心地推求事理，一切尚未有所作为时，静观事情地利弊，和群臣的邪正。用三年作为期限，等待得出事物的实际情形，然后根据事物的实际情形而采取相应的行动。让既有行动之后，天下没有怨恨，陛下也没有悔恨。由此看来，陛下的有所作为，只怕太早，不怕稍迟，也很明白了。臣怕急进好利的人，随意劝陛下就轻易有所改变，所以呈进此说，敢求陛下对此留神，这是宗庙社稷的福份，天下的大幸呀。”
定州军政坏驰，诸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前守不敢谁何。轼取贪污者配隶远恶，缮修营房，禁止饮博，军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战法，众皆畏伏。然诸校业业不安，有卒史以赃诉其长，轼曰：“此事吾自治则可，听汝告，军中乱矣。”立决配之，众乃定。会春大阅，将吏久废上下之分，轼命举旧典，帅常服出帐中，将吏戎服执事。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耻之，称疾不至。轼召书吏使为奏，光祖惧而出，讫事，无一慢者。定人言：“自韩琦去后，不见此礼至今矣。”契丹久和，边兵不可用，惟沿边弓箭社与寇为邻，以战射自卫，犹号精锐。故相庞籍守边，因俗立法。岁久法弛，又为保甲所挠。轼奏免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不报。
【译】 定州军政废弛，各卫戍士兵骄横懒惰缺乏训练，军官们克扣他们的军饷和赏赐，以前的太守不敢查问。苏轼把贪污的人发配到远恶之地，缮修营房，禁止饮酒赌博，军中衣食稍见充足，于是约束军队训练作战方法，众人都畏惧服从。但各军校紧张不安，有个军中小吏来告发长官贪赃，苏轼说：“这事由我来处理是可以的，听你告发，军中就要乱了。”立即把他发配远处，众人由此安定。正逢春季大阅兵，将吏们长期失去了上下级的规定，苏轼命令恢复旧有的规定，主帅穿便衣走出帐中，将吏们穿军衣奉行差事。副总管王光祖自认为是老将，感到羞耻，称病不到。苏轼叫来书吏写奏章，王光祖害怕而出来，直到阅兵完毕，没有一人怠慢。定州人说：“自从韩琦走后，好久不见这礼制了。”宋朝和契丹和平已久，边界士兵不可使用，只有沿边的弓箭手和敌人靠近，用射箭自卫，还号称精锐。已故宰相庞籍镇守边界，根据当地风俗立法。年久后法制废弛，又被保甲法所扰乱。苏轼奏请免去保甲及两税折合摊派的办法，朝廷不予答复。
绍圣初，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
【译】 绍圣初年，御史论奏苏轼掌管起草内外诏令的时候，所作的文辞命令，认为是讥讽斥责先朝。因此按本官任英州知州，不久降一官级，还未到任，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惠州。住了三年，他淡然处之毫不计较，对人不论贤才或是平民，都能得到他们的欢心。又被贬为琼州别驾，住在昌化。昌化，是以前的儋耳，不是人所能住的，药品都没有。苏轼起初租官房居住，有关官员还认为不可以，苏轼就买地筑屋，儋耳人就搬运砖土来帮助他。他独自和小儿子苏过一起住，用写书来自娱自乐，时常和当地父老一起游玩，好像要在这里终老。
微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团练副使，徒永州。更三大赦，遂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轼自元佑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
【译】徽宗即位，移居廉州，改任舒州团练副使，又移至永州。又经过三次大赦，就提举玉局观，恢复朝奉郎。苏轼从元佑以来，从未因每年考绩要求升迁，所以官职仅止于此。建中靖国元年，在常州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洵晚读《易》，作《易传》未究，命轼述其志。轼成《易传》，复作《论语说》；后居海南，作《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
【译】苏轼和弟弟苏辙，学他们的父亲苏洵写文章，从来得之于天资。曾经自称：“写文章如同行云流水，本来就没有一定的格式，仅是常要在该说的地方就说，该停的地方就停。”即使是嬉笑怒骂的话，都可以写成文章。他的文体博大丰富光辉灿烂，称雄百代，自有文章以来，也属少见。苏洵晚年读《周易》，写作《易传》未完成，叫苏轼完成他的遗愿。苏轼写成了《易传》，又写了《论语说》；后来住在海南，写了《尚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当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还不被世人所知，苏轼都如朋友一样对待他们，从来不曾以老师的地位自居。
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
【译】自从应考直到出入侍从皇帝，必定以忠于君主作为根本，忠心的规劝卓识的议论，正直而有大节，群臣没有超出他的。但被小人所忌恨排挤，不让他安心处于朝廷之中。
高宗即位，赠资政殿学士，以其孙符为礼部尚书。又以其文置左右，读之终日忘倦，谓为文章之宗，亲制集赞，赐其曾孙峤。遂崇赠太师，谥文忠。轼三子：迈、迨、过，俱善为文。迈，驾部员外郎。迨，承务郎。
【译】高宗即位，追赠资政殿学士，用他的孙子苏符任礼部尚书。又把他的文章放在身边，读起来整天忘了疲倦，说是文章的最高境界，亲自写了集赞，赏赐给他曾孙孙峤。追崇苏轼又赠太师，谥号文忠。苏轼有三个儿子：苏迈、苏迨、苏过，都善于写文章。苏迈，任驾部员外郎。苏迨，任承务郎。
论曰：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译】 论说：苏轼在儿童时代，士人中有流传石介的《庆历圣德诗》到蜀地的，苏轼历举诗中所说韩琦、富弼、杜衍、范仲淹等贤人去问他的老师。老师觉得奇怪而对他解释，他就说：“正想认识这几个人。”这是因为他已有和当代贤人相并列的意思。二十岁左右，苏轼父子兄弟到了京城，一天而声名显赫，震动四方。不久登上进士高等，通过殿试，入朝掌管书函诏令，出任州县官员。他的才能器识弘大，议论卓识杰出，文章雄浑俊爽，政事精明能干，四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为主，而以过人的气势为辅。所以他所想到的，言语足以表达他的智谋，行为足以使他有所作为。至于灾祸到来时，他的节义足以坚守他的品德，这都是志和气的作用。仁宗刚读到苏轼、苏辙的制策，退朝后高兴地说：“朕今天给子孙寻到两个宰相了。”神宗尤其喜爱他的文章，在宫中阅读，御膳送来竟忘了吃，称他为天下奇才。两个皇帝都能够了解苏轼，而苏轼终究不能被重用。欧阳修先赏识他，他的名气就和欧阳修相等，岂不是苏轼的天才是不可被掩盖的，这是天下最公平的事，做不做宰相那是命。唉！苏轼不能做宰相，又难道不是他的幸运吗？有人说：“苏轼稍有隐晦，虽然不被重用，也应免去了灾祸。”虽然如此，假使苏轼以此而改变他的所作所为，还能成为苏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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