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是我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也是国家文明的起源，所以，夏朝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王朝。
从考古学角度讲，夏文化承继自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它终结了华夏上古时代方国林立、部落联盟的基本格局，逐步转入早期国家阶段。按照五大社会形态理论，夏朝属于继原始社会之后的第二阶段—奴隶制社会。
目前在河南偃师发现的二里头遗址经过碳十四测定，其上限为公元前1800年左右，确定进入了夏纪年时代。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的宫殿遗址和众多贵族器物、墓葬，也让众多考古学家形成共识：二里头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遗址。
尧舜时代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是龙山文化，也就是夏文化的“父辈”。1978年在山西临汾发现的陶寺古城，经过数十年考古发掘后被确认是尧的都邑（尧舜都是几代最高统治者的统称，并非单独一个人），这也印证了《尚书》《史记》《竹书纪年》等文献中“尧都平阳”的记载（临汾古称平阳）。
陶寺古城起止年代是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2100年，遗址面积280万平方米，继之而起的陕西石峁古城规模则更大，超过了400万平方米，是目前已知的国内最大规模的龙山时期至夏代早期阶段的城址，年代跨度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
石峁究竟是谁的都邑，目前还没有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石峁遗址的上限晚于陶寺但早于夏朝，属于尧舜时代（也有人称尧舜时代为虞朝）。在陶寺之后，石峁成为当时的中心聚落。
石峁古城不仅有规模宏大、建筑精良的城池防御体系，而且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陶器和手工业作坊遗存。在石峁方圆辐射周围内还形成了面积在1到50万平方米的中小型遗址聚落，石峁刚好处于核心位置，颇有点像众星拱月。
众所周知，城池是高等级的聚落形态，承载的是一定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用，是社会进步的产物。超大型城池聚落的出现，意味着该区域内出现了可供驱使的大量人力物力，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
与500年前的尧舜时代相比，夏朝晚期遗址的二里头反而呈现出逊色的一面。从规模上比较，二里头遗址的面积为300万平方米，规模与陶寺古城略等，但却远小于石峁古城，文化遗存也远不如尧舜时代丰富。与陶寺考古发现的朱书扁壶上的文字相比，二里头目前发现的文字还处于刻划符号阶段。
考古发现了颠覆性的一幕。
据郑州大学副教授张莉对考古发现的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800年的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统计显示，在进入二里头时代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聚落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晋南地区聚落总面积从2000万平方米骤降至不足300万平方米。
这也就意味着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华夏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倒退和人口锐减。而历史上造成这种影响的无外乎两个原因：战争或天灾。
无独有偶，气象学研究显示，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中原大地出现了明显的气温异常，其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原本平均分布在全年的降水会在较短时间内倾泻，换言之，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遭遇了特大洪涝灾害，冲毁了大部分的文明积累。
这一结论也得到了考古学的证实。黄河上游的积石峡发现了体量在110亿至160亿立方米的洪水痕迹，向下游推进的距离在2000公里以上，碳化木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920年前后。
而对于大洪水，我们的传统印象还停留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即夏朝建立之前）大禹治水的典故。但显然，公元前1900年的大洪水是夏朝建立200年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天灾，几乎毁灭了夏朝早期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并且这一颠覆性的发现没有在史书上留下只言片语。
这也解释了夏朝中晚期的都城规模反而比500年前的尧舜时代还要小的原因，而考古至今没有找到确切的夏朝建立的痕迹，或许也是因为大洪水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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