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李鸿章（1823—1901年），字少荃，安徽合肥人，早年投靠曾国藩成为其手下幕僚，后追随其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十年时间里从一介默默v无闻的幕僚走向前台，历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直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等职，成为封疆大吏之首，遥领中枢宰相之名。
可以说，在满洲贵族当权的清朝，李鸿章作为汉族地主阶级，上位与升迁之快为晚清罕见，既有时代、运气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其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政治能力。
01
背井离乡，投靠湘军:乱世绝境下的无奈抉择
1823年，李鸿章出生于安徽合肥的一户书香门第，父亲李文安是与曾国藩同批考中的进士，长期在刑部任职。李鸿章因在家中兄弟排行老二，故后世又称其为“李二先生”。
李鸿章从小聪慧异常，自六岁攻读经史子集，17岁中秀才，21岁中举人，同时在其父亲引领下，进京遍访吕贤基等安徽籍京官，极大的锻炼了其社交能力，开阔了眼界。
1845年李鸿章会试落榜，此后不久投入到当世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义理，在长期的朝夕相处中，两人结下深厚师生情谊。
曾国藩的言行学问为李鸿章奠定了思想基础，正如李鸿章后期评价: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1847年，李鸿章第二次参加会试，最终考中进士，列二甲第十三名，不久任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
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一年多时间里呈燎原之势，规模达数十万之众，一路北上攻克湖南、湖北。
1853年初从武汉顺江东下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朝野上下一片惊慌。
但只有李鸿章暗自窃喜，正如他当初进京所做“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如今太平天国运动正给了他施展拳脚的机会。
恰逢咸丰下谕，要求各地组织团练武装，对抗太平军，由于李鸿章位低权轻，只能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请缨。
于是咸丰诏谕吕贤基任安徽团练大臣，办理防剿事宜，深感责任重大的吕贤基对李鸿章说:
“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
于是，李鸿章随其回乡办团练，1854年李鸿章带兵多次参与对太平军作战，李虽是儒生出身，但却颇有领兵天赋，作战极为灵活，从不正面硬磕，不逞匹夫之勇，一度赢得“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
同样是书生带兵，李鸿章的灵活与曾国藩的一板一眼形成鲜明对比。
1855年二月，李鸿章凭军功被赐知府衔，1856年九月先后攻克巢县、和州等地，被赏加按察使衔。
然而，树大招风，功高遭妒，很多安徽同僚为了限制李鸿章的发展，不惜找借口打压弹劾，甚至肆意诽谤，一时之间，李鸿章几乎不能自立于乡里。
1857年其父病逝，心力交瘁的李鸿章以为父丁忧之名交出兵权回乡，1858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被迫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
1859年走投无路的李鸿章只能投入到曾国藩军营谋份差事糊口。
彼时湘军战局不利，军心不稳，曾国藩急需人才，对于门生李鸿章的加入，非常高兴，便让他做了幕僚，负责起草文书。
曾国藩生性迟缓，而李鸿章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每遇决策，曾国藩犹豫再三之时，李鸿章往往在旁数言而决。
李鸿章的聪慧机敏让曾国藩对他另眼相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李鸿章逐渐成为曾国藩的左膀右臂，举凡“军国要务，皆与筹商”。
02
创建淮军:李鸿章正式崛起
公元1860年，太平军大破江南大营，清廷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失去最后一支主力，太平天国趁势占领苏、杭，兵锋直逼上海。
当时的上海已成为全国最大商业和赋税重地，为了避免上海落入敌手，清廷下旨要求曾国藩前往增援。
此时的曾国藩正率领湘军主力围攻江南军事重镇安庆，对于上海这个财富宝地，曾国藩自然明白这一地区的重要性。
钱对于军队犹如血液之于人体，尤其是长期缺钱少粮的湘军，所以曾国藩想把这块宝地握在自家人手里。
他首先找到自己的弟弟曾国荃，然而曾国荃压根没看上上海，他的注意力放在南京，当时曾国荃作为攻打太平军的主力，正集中精力攻打安庆。
安庆是南京的西部战略屏障，一旦被攻下，南京指日可待，而拿下南京就意味着获取平定太平天国的首功，所以曾国荃不愿分兵。
随后曾国藩又找到陈士杰，陈世杰作为曾国藩的老部下，以及湘军创始将领之一，深受器重，但陈世杰却以老母年迈为由，推辞不去。
李鸿章趁机抓住机会毛遂自荐，由于曾国藩实在找不出嫡系亲信，也只能做个顺水人情，由他去了。
其实李鸿章惦记上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虽然身居湘军中枢，但决策核心都掌握在湖南人手中，在乡土地域文化浓厚的湘军，李鸿章一个安徽人显得格格不入。
再加上自己不过一介幕僚，寄人篱下非长久之计，只有另起炉灶才能一展抱负。
1861年夏，李鸿章奉命回安徽招募淮勇，凭借之前的团练基础和在当地的社会关系，很快身边就聚集了一批将领，后来的抗法名将刘铭传就是其中之一，不久一支规模近六千人的淮军组建起来。
对此曾国藩也极为重视，考虑到新建的淮勇兵力太单薄，特意将湘军中安徽籍士兵三千人拨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日后的甲午抗日名将丁汝昌当时即在此列，至此淮军正式宣告成立。
随着淮军的崛起，李鸿章也从曾国藩手下的幕僚，转变为地方上独当一面的军事领袖。
1862年初，李鸿章水路并进挺进上海，经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成功解除太平军威胁，立时让上海中外人士对这些被“笑指为丐”的淮军刮目相看。
在曾国藩推荐下，清廷授其江苏巡抚之职。在上海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从军制和吏治两方面入手，巩固权势。
军制上，“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使淮军成为装备洋枪洋炮，并由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两万人。
到1864年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七万余人，成为仅次于湘军的第二大地方武装。
吏治上，李鸿章严厉打击私开地下钱庄、囤积鸦片、挪用公款等腐败行为，罢免一大批垄断霸市的买办官吏。不同于遵循封建理学的湘军幕府，李鸿章建立了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
1862年末，李鸿章对太平军发起反攻，先后攻克常熟、太仓、昆山、常州、苏州等地，到1864年四月江苏大部均被收复，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下诏催李鸿章前往会攻。
李鸿章考虑此为抢功天京，恐得罪曾氏，于是他按兵不动，直到湘军攻城将成，才派遣数千淮军支援以示尊重朝廷，防止清廷疑心。
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
“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
不久李鸿章因平定太平天国有功，被封一等伯爵。
此后关于淮军去留问题，李鸿章采取了与曾国藩不同的手段，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湘军大部分遣散，十五万湘军仅保留三万。
除了湘军暮气已深，曾国藩更担心的是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而李鸿章则认为:
“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征他处。”
因此他主张保留淮军，其用意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所以七万淮军只裁一万。
天津教案:曾退李进，汉族地主集团内部从此权力易位
公元1866年，李鸿章剿灭祸乱中原、安徽及湖北等省份的捻军，升任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并兼署湖北巡抚。
要知道在此之前，捻军起义已十余年，极善游击战、运动战，是一个比太平天国更难缠的对手。
满洲嫡系名将，曾击败过英法联军的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死在捻军刀下，曾国藩平捻一年多也铩羽而归。
而李鸿章成功扭转战局，风头逐渐与曾国藩并驾齐驱，不过让李鸿章问鼎大清疆臣之首的还是当时轰动社会的天津教案。
1870年六月，天津的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容的中国儿童因病大批死亡，先后达数十人，传教士将儿童尸首草草掩埋。
但由于埋得非常草率导致尸骸很快暴露，鹰啄狗刨后，很多尸身无目、胸腹洞开、失去脏器，惨不忍睹。
人们开始传言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晃子，干的是绑架杀害孩童，贩卖器官作药材的勾当，由于文化差异和沟通不畅，导致双方冲突加剧。
法国领事丰大业竟开枪打伤天津县知县刘杰，结果愤怒的群众冲击教堂，打死丰大业及传教士、侨民二十余人。
事件发生后，法国纠集英、美、俄、普、比、西等7国向清廷提出抗议，法国甚至调集军舰到大沽口以战争相要挟。
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为息事宁人、安抚列强，将这一切责任归结于天津民众，处死为首杀人的16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黑龙江，赔偿法方49万两白银。
曾国藩这一举动激起了天津各界的愤怒，成为社会口诛笔伐的对象。
朝廷迫于舆论压力，再加之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曾国藩只得离任直隶，重任两江总督。
而接过这一烫手山芋，给曾国藩收拾烂摊子的就是李鸿章，李鸿章采取与曾国藩不同的策略。
用李自己的话说就是“痞子腔”，由于在上海的几年，李鸿章经常与洋人打交道，很显然比曾国藩更懂洋人和外交，在交涉中能推就推，顾左右而言其他。
同时利用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为契机，努力争取权益，最后赔款减少为40万两白银，天津知府和知县充军，8名肇事者处以死刑，25名送往新疆服苦役。
此后又偷梁换柱，用监狱里的死刑犯用来替换被判处死刑的肇事者，虽然结果改变不大，但却为李鸿章赢得不错的社会口碑，挽回了朝廷的颜面。
当年八月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至此他以一人主管直隶一省政务、北洋三口通商及国家外交事务。
甚至有舆论评价为:
“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几有成为清政府第二朝廷的趋势。”
同时汉族地主阶级内部也完成一次大换血，曾本人也于1872年抑郁离世，而李鸿章则借天津教案接过权杖，坐稳封疆大吏第一把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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