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已离我们远去，而发动战争的那些人，如纳粹党，日本军国主义者，好像是艺术作品中才会出现的极端人物。
事实上，酿成无数的无辜平民被杀的罪魁祸首，不仅仅是那些战争发起者，而是平凡的每一个人。
二战结束后，在耶路撒冷，对进行犹太人大屠杀的主导者之一的艾希曼审判之时，汉娜·阿伦特发现，艾希曼用“我在服从命令”给自己辩护，企图抹杀掉自己的罪恶事实。
在战争机器的链条中，掌管毒气室的士兵，可以不用再亲自动手，也不用看见血腥，下达命令的头目更是连受害者的模样见不到，一切都以一种看不见的工序执行着，而链条中每个环节的人都觉得后果与自己无关，自己不过是服从命令。
阿伦特将此种恶，称之为“平庸之恶”。经历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洗礼的现代人理应具备独立思考能力，拥有反抗能力，可惜不少人是缺乏的，他们不思考，狂热，盲从，作恶且不自知。
正如阿伦特所言:“最大的恶不是根本的，而是没有根基的，因为没有根基，它就没有界限，于是它能够达到无法思虑的极端并席卷整个世界。”
德国纳粹屠杀了600多万犹太人，这样骇人听闻的数字我们今天看来十分遥远，仿佛觉得德国纳粹只是一群特定的疯子而已。
但德国一个极有教养的国家，诞生过如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这样的哲学家的民族为何会发生如此极端的事件呢？
难道一个国家集体疯了吗？
在审判纳粹头目的过程中，艾希曼，戈林等人以服从命令为由推脱责任，他们觉得屠杀不是自己的责任，都是希特勒一个人的命令。
如果不服从意味着死亡，意味着被清除，那艾希曼、戈林等人是否应该判处有罪呢？
当然他们的案件早已终结，他俩被绳之以法，都被处以绞刑。
但如果真按照他们所说，他们只是在执行合法的命令，那么还有什么理由处罚他们？
当时判处他们死刑的时候，有一项罪名叫反人道罪，他们以非人的手段发动战争，处死战俘和犹太人，这已经不是一句听命令能够推脱的了。
600多万犹太人不是几个人能够屠杀的，这个灭绝人性的工作是无数的德国人通力合作的结果，建筑工人建造城所，火车司机运输犹太人，士兵负责抓捕筛选，艾希曼等人负责制定政策，医生、化学家制造毒药。
这是一项高效率的现代工作，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说：“实际上，大屠杀的组织过程可以编进科学管理的教科书。假如军事上失败的屠杀执行者强加在全世界的意图不是遭到道德和政治上的谴责的话，那么它早已被编进了教科书。为了促进人类事物的高度组织化，少不了会有些杰出的学者竞相研究和总结大屠杀的经验。”
难道说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失去了良知与思考能力么？
当然不是，组织屠杀纳粹的官员也发现让士兵直接开枪击毙犹太人会对士兵形成巨大的心理负担，所以才逐渐换了一种方式，毒气室。
这时候纳粹士兵不用直接面对他所要杀的犹太人，他心中就不会产生恻隐之心。
在像德国纳粹时期这样的高压社会之下，普通人能够保持自己的良心吗？
当时屠杀犹太人也是为了所谓为了德国，为了雅利安人获得更多的资源与生存空间，可能有部分人认可这个虚假的目标。
但当政策执行者明知道错误的时候，他可以选择不执行吗？
理论上我们当然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起来反抗，行政人员宁死也不去执行纳粹的屠杀计划，这样的话纳粹就会自己解散。
显然不可能，而且在那个社会中，有许多人似乎并不反对屠杀，他们为了使得自己不产生恻隐之心，便拒绝思考，将良心狠狠地压住。
鲍曼说：“杀害和毁灭的景象使被激发起来的人都知道逃离了，而绝大多数的人更愿意闭上他们的眼睛、塞住他们的耳朵，但首先是堵住他们的嘴巴。与大规模屠杀相伴的不是情绪的激越，而是死一般寂静的漠不关心。它不是公众所喜，而是公众的冷漠，这种冷漠成了无情地围在千千万万个脖子上的套锁的一根加固绳子。”
“大屠杀的教训是，大多数人在陷入一个没有好的选择，或者好的选择代价过于高昂的处境中时，很容易说服他们自己置道德责任问题于不顾，而另行选取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准则。在一个理性与道德背道而驰的系统之内，人性就是最主要的失败者。邪恶巴望着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不会轻率、鲁莽地行事——反抗邪恶是轻率而鲁莽的——它就可以开展它肮脏的工作。它既不需要热情的追随者，也不需要大声叫好的听众，在受到一种安慰性的想法——还没轮到我——激励后。自我保全的本能确确实实将感谢上天:藏起来，我还是能够逃过的。
第二个教训告诉我们，将自我保全凌驾于道德义务之上，无论如何不是预先就被注定的，不是铁板钉钉、必定如此的。”
个体放弃了思考或者说放弃了属于人的思考，变成了单纯的保存自己，变成了一个个的行尸走肉。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坚持思考是奢侈的，因为你的选择可能会意味着死亡，而像《辛德勒名单》主人公的举动无疑是个例外，他本来是一个投机商人，是个纳粹者，但是却用自己手中仅有的资源拯救了1000余名犹太人。
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人只能做到有限的回旋，相信正义有一天回来到。
假设希特勒胜利了呢？
当然我相信人性中有善良的一面，无论在何种社会中都如此，但是血淋淋的事实总是让我不禁想，是不是当时的德国人都默认了屠杀的正确性，是否作为一个行政人员就应该去执行上级的命令？
梭罗曾撰写《论公民的不服从》，当他谈起扔将蓄奴视为合法的美国政府时写道：“那么一个人应当怎样对待当今的美国政府呢?我的回答是，与其交往有辱人格。我绝对不能承认作为奴隶制政府的一个政治机构是我的政府。”
一个政权倘若是邪恶的，为何还要遵循它呢？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为代表公意的政府赋予了绝对的权力，他认为签订契约的人民必须将自己的全部权利交出去，从而形成契约，在遵循契约的时候就是在遵循自己的意志。
但是卢梭给公共意志的设定太理想了，公共意志不能是部分人的意志或者某个小团体的意志，如果公共意志被利用，被窃取，那么牺牲很可能就会变成毫无必要，变成打着虚伪旗号的崇高。用虚伪的崇高目标描绘了天堂景象，实质上却把人们带进了地狱。
罗尔斯也曾经为不服从而辩护，他说：“如果他经过适当的思考之后得出了公民不服从是正当的结论，并且相应地指导自己的行动，那么他就是在有良心地行动。虽然他可能犯错误，但是他不是随心所欲行动的。政治义务和责任的理论使我们能够做出这个区别。”
从另一个方面去讲，按照罗尔斯的看法，当社会中存在少数不服从的公民时，可以起到修正政府的作用。
而这些人正是社会的良心，正是被某些人污名化的公共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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