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
1592到1598年间，爆发了16世纪世界范围内最大的一次军事冲突——“第一次东亚大战”，即“壬辰战争”，丰臣秀吉决心征服明朝乃至东亚各国，率先攻入朝鲜，万历皇帝下令出兵援助，从此中日韩三国关系留下了此次战争的深刻烙印，甚至到了今天，民众的日常生活里仍留有这场战争的影子。
美国历史学家石康（Kenneth M.Swope）在《龙头蛇尾：明代中国与第一次东亚大战1592-1598》一书中，还原了这场持续了六年的大战，生动再现了忠州之战、碧蹄馆之战、稷山之战等一系列重要战斗，详尽分析了明朝入援朝鲜的历史背景、丰臣秀吉发起战争的动机、双方和议的原因、战争的余波等，为我们立体而清晰地梳理了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
石康着重从明朝的视角看待这次大战，让这次大战中的中国记忆更为明晰。在书中，石康呈现了一个立体复杂的万历皇帝形象，叙述他的种种缺陷，也凸显他在这次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而不是简单地按照传统将其贬抑为“贪婪、懒惰、吝啬、任性，沉溺后宫美色，不理政事”的亡国祸害。
石康认为，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当时三国的历史走向，也深深的影响了今天的东亚地缘政治。历史总联结当下，影响着未来，对历史的回看，也是对当下生活从另一个角度的重新思考。
风雨欲来：战争的前奏
明朝万历帝期间，席卷东亚的“壬辰战争”爆发，这场战争的开始，绕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日本当时的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
当然，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丰臣秀吉的个性也值得关注。丰臣秀吉可谓16世纪最奇异、最关键的政治人物，在日本历史上的重要性也是首屈一指。众所周知，秀吉出身卑微，是田舍子，起初曾在今川义元的家臣家中打杂，帮主人提拖鞋，最终成为织田信长（1534—1582）的重臣。他的发迹是16世纪日本社会的一个缩影，当时盛行“下克上”，就是下层阶级推翻上层阶级，家臣推翻领主。织田信长死后，秀吉成为日本的霸主，百余年来首次统一日本。尽管征韩失败，秀吉仍是最受尊敬的日本历史人物之一。在日本乡间，纪念秀吉及其功绩的寺庙、神宫和石碑随处皆有。
《乱》
英雄不怕出身低，后来，秀吉编造了形形色色的传说，来神化自己的发迹和出身。有些史料记载，早在1577年，秀吉心怀大志要征服明朝和东亚诸国。当时流传过一则更为离奇的传闻，有人相信，秀吉实是华人，出自浙江，犯法后逃到了日本，娶了日本妻子，又采用了妻姓，他决意征服明国，是为了报仇雪恨。明末中国坊间流传的小说，甚至把秀吉刻画成恶龙转世。显然，秀吉自诩天命所佑，注定要德化四海。
丰臣秀吉是16世纪统一日本的所谓三杰中的第二人。他在织田信长的统率下一跃而起，又在1582年取代了信长，当时另一位家臣明智光秀（1526—1582）发动兵变，逼迫信长自杀。明智光秀在兵变后只坚持了两个星期，秀吉迅速召集了足够的军队，在山崎之战中消灭了光秀。此战后，秀吉逐个击败或联合剩下的对手，在日本建立新的联合政权，并得到了皇室的承认。天皇授予秀吉很高的官位，包括1585年的关白（摄政）和1591年的太阁（退休摄政）。由于出身卑微，秀吉无法获得将军封号。不过，1590年，秀吉已将整个日本握在手中，打算再创辉煌。
随着国内渐次统一，秀吉开始规划他的征服蓝图。1585年9月，秀吉首次宣称要入侵明国；1586年，他向家臣毛利辉元（1553—1625）再次提到这个想法。当年晚些时候，秀吉告诉耶稣会传教士路易斯·弗罗伊斯（Luís Fróis），自己打算征服朝鲜和明国，这在日本是史无前例的大业。他还明确询问能否通过耶稣会的斡旋，从欧洲列强处购买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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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7年，秀吉在与朝鲜初开谈判时，给妻子宁宁写了一封信，从中可以看出，秀吉渴望得到诸国的承认和荣耀：“为催促朝鲜王朝觐，应遣急使到对马。我此生必将唐土（中国）纳入我的领土。”
早在丰臣秀吉正式取代织田信长之前，就已经遣使朝鲜，进行外交试探。博多圣福寺的住持景辙玄苏，后来在战争期间成为日本的主要外交官员，16世纪80年代至少三次访问朝鲜。一些史料显示，信长也计划在统一日本之后征服中国，景辙玄苏这几次出使也是可以理解的。1586年，秀吉命令对马岛大名的宗义调、宗义智（1568—1615）父子遣使朝鲜，告知朝鲜人自己的计划，令他们充当向导，协助日军入明。不出意料，宗氏反对秀吉的计划，希望劝说他回心转意，争辩说，就此断绝200年的和平交往实在不智。秀吉没有被说服，他坚持要朝鲜国王亲自来日本朝觐。在这些早期的谈判中，朝鲜坚决要求日本确保海路安全，并在考虑与丰臣政权建立任何形式的正式外交关系前，遣返了几名被通缉的倭寇。
奉命出使的第一位日本使节是柚谷康广（橘康广）。据说，出使期间，柚谷康广先是嘲讽朝鲜士兵的长枪太短，又抨击朝鲜官员沉迷声色，朝鲜人认为受到了侮辱。后来，柚谷康广出席宫廷宴会，又做出了一系列傲慢无礼的举动，还警告朝鲜通事：“汝国亡矣。纪纲已毁，不亡何待？”根据日本史料，除了劝说朝鲜臣服秀吉，柚谷康广还奉命尽量了解朝鲜半岛的地理和防御。朝鲜朝中虽有大臣担忧日本来袭，也有人告诉宣祖，日本人不过是虚张声势。最终，朝鲜拒绝答应秀吉的要求。
龙之首：日军猛攻
壬辰战争开始头七个月，日军势如破竹，不断攻陷都城，朝鲜国王被迫逃离王京，朝野一片惊慌，紧急向明朝求援。
日军分兵前进，从四面“势如风雨”冲入山谷，枪炮声震天，几座朝鲜军外围的岗哨很快向日军投降。申砬发现自己即将陷入重围，遂率领部下奋力冲向敌阵。然而，朝鲜骑兵在山谷下稻田的泥淖中举步维艰。尽管如此，申砬和副将浴血奋战，不断朝前方的日军射箭。日本史料记载，入夜后，小西行长施放了“火牛阵”（在牛尾绑上燃烧的秸秆，驱赶牛群造成破坏），冲垮了朝鲜军的阵线。申砬努力集结溃军，但突围未果，骑马投江自尽。此前，申砬命令金汝岉逃生，金汝岉回答：“我岂惜死之人乎？”他身旁阵亡的士兵尸积如山。除了申砬，朝鲜军有3000人丧生，或被日军砍倒，或溺水身亡。李镒又一次成功逃脱。此战日军还俘虏了100名朝鲜人，在6月7日攻陷了忠州。据《太阁记》，攻下忠州的是小西行长军团附属的忍者众。据说，忍者在半夜潜入城中放火，制造恐慌，日军趁机突入城墙。忠州之战是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如果朝鲜军此战获胜，很可能会阻挡日军的第一波攻势。
两天后，一些幸存者将战败的噩耗带回了王京。李镒、申砬两位大将先后惨败，使得朝野一片惊慌。据说，一些日军将领前进了数十英里，却看不到一个朝鲜士兵抵抗。日军势如破竹，反而让秀吉和幕僚感到担忧。秀吉不希望小西行长冲得过猛，特别是存在明军参战的威胁。日军诸将在忠州会师，商议下一步的作战，最后决定趁热打铁，继续进攻王京。然而，在如何推进，谁当先锋的问题上，双方争执不休。小西行长坚持，他此前打的硬仗最多，挺进最深。加藤清正对此不屑一顾，讥讽小西行长全靠家族撑腰，还嘲笑他出身商人。其他将领劝解说：“殿下（秀吉）令二卿共为先锋，思虑深远，非予辈所测知，二卿必知之。而今两虎相搏，利敌损我，死而有余罪者乎？”二人听了颇为羞愧，停止了争吵，当夜在大帐中举杯和解。
《惩毖录》
当日军诸将举行军议时，宣祖和朝臣也在举行朝议。众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有人主张逃离王京，也有人指出，此举定会让朝廷丧失民心。此外，抛弃宗庙，无颜面对祖宗。计划征召30000人的军队守卫王京，如今仅存7000人，许多人不等朝廷下令就悄悄逃走。宣祖还指望天堑能阻止日军进攻，其实，如果利用得当，本来是有希望的。然而，李镒认为，王京绝无法坚守。他既然亲自和日军交过手，他的意见颇有分量。
宣祖和朝臣都希望逃往平壤，在该地坚守到明军来援。宣布这个决定后，朝鲜君臣泣不成声，皆无颜面对他人。宣祖不久前才封光海君为世子，将他派往南方各道，他又将另外两位王子临海君、顺和君派到东北各道。宣祖和朝臣希望王子能激励各道勤王。临海君奉命前往东北的咸镜道，顺和君前往王京东边的江原道，后来又和临海君在东北会合。
王京连日几乎空无一人。宣祖泣诉：“二百年休养之中，无忠臣义士一至此。”据说，王京民众向逃离的宣祖一行大肆辱骂，投掷污秽，高呼：“国家弃我去，我辈何恃而生也！”暴乱分子洗劫店铺，烧毁官府文契，尤其是奴隶和囚犯的档案。一名官员奉命保护宣祖的撤离，竭力守住王京，拖延时间。少数前来勤王的军队，也有些人跟风抢劫，然后逃散。宫殿和库藏，连同文武官员的宅邸，皆被洗劫一空。
宣祖一行离开王京时，已是夜漏四鼓。李恒福（1553—1618）冒着瓢泼大雨手持火把带路，宣祖华丽的龙袍也淋湿了。在他们身后，或许有百名官员随之而逃，眼睁睁看着王京上空被火海染红。队伍蹒跚跋涉了两个小时，才抵达东坡驿，宣祖悲叹：“民弃吾也！”到了驿站，大部分当地官员已经逃走。最后，宣祖一行终于遇上数百名步兵和五六十名骑兵，而且饥肠辘辘。
《惩毖录》
蛇之尾：朝鲜获救
1593、1594年，明朝大举出兵，支援朝鲜，对抗日军。其中，发生在1593年3月的幸州山城之战，被誉为壬辰战争三大捷之一，经此一役，日军的处境变得颇为不利，不得不放弃进攻的计划，退入王京。
万历帝向宣祖承诺，除了明军，他还向吕宋和琉球要求派兵；他还保证为宣祖光复全部旧疆。兵部重申了悬赏丰臣秀吉、“恶僧”景辙玄苏、小西行长、宗义智及其他日军将领的首级。
《大明王朝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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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碧蹄馆战役之前不久，明朝还派使节前去和加藤清正联络。当时加藤清正表示，释放朝鲜王子的最低条件，割让朝鲜八道的四道给日本。明朝使节当场拒绝。明使称丰臣秀吉为“日本秋津洲小国王的臣下太阁”，并告诉加藤，百代以来，诸小邦一直受惠于天朝之恩。如今，天朝只好调集大军来惩罚日本的狂妄，另有400000大军已在辽东集结。加藤回答，日军可在短短40日内击溃400000大军，还说，即使以玉山（为赂）也不足以阻止日军。他发誓要进军北京，焚毁宫殿，将万历帝像朝鲜王子一样俘虏，并以此受封明国四百州。
加藤清正虽大言不惭，日军虽在碧蹄馆小胜，处境仍然十分艰难。各军团都遭受了明显的兵员损失。小西行长军团减员60%—65%，小早川隆景军团减员44%。到1593年春，第一批登陆朝鲜的160000余名日军士兵，大概剩不到100000还保持战斗力。朝鲜的冬季对日本占领军来说漫长而难熬，许多士兵死于冻伤、饥饿和疾疫。企图固守王京的日军遭受严重的粮草短缺，此后还会继续恶化。朝鲜义兵发动的袭击也让日军十分苦恼。从东北各道向南退入王京的途中，一些日军士兵甚至丧生于饿虎之口。
中、朝联军得知这些消息备受鼓舞，开始考虑进攻王京。查大受率领一小队人马前往王京，烧毁了100000担（6666吨）粮储，击杀日军3人，俘虏1人，由此也了解到日军处境确实岌岌可危。王京城内当时约有30000至40000日军，他们打算弃城，却不得不等候秀吉的命令。尽管预计会有200000人的援军渡海，守军并不知道他们到底何时抵达。宋应昌判断，10日内泥泞地面就会干燥，便利明军将火炮运抵王京城外，像在平壤城下那样猛轰敌军。
此时，中、朝联军希望和王京南边的朝鲜义兵建立更密切的联络，主要是因为亟需粮草。然而，义兵中不少人对朝鲜宫廷能否长时间恢复和稳定秩序心存怀疑，态度并不积极。郭再祐等义兵领袖对朝廷的掣肘十分不满。其他人一心只想将倭人首级呈给朝廷领赏。还有些人指望从朝廷得到补偿，虽然他们作战并不踊跃。此外，明军和朝鲜官军在北方取得胜利，往往加剧日军在南方肆意报复，不少朝鲜民众也对此感到不安。
《鸣梁海战》
弃守王京之前，日军试图占领附近的幸州山城。加藤清正和锅岛直茂在王京与友军会合，日军诸将打算迅速攻克该城，给士气正盛的朝鲜人当头一棒。幸州城距离王京西南不过14公里，地处汉江岸边的一座小山上，由权栗负责守卫，他麾下共约有10000人，包括1000名僧兵。权栗还获得了一批制作精巧的“火车”，其中有一种双轮木车，顶着一个多管部件，可发射火箭百支或小箭两百。这类武器虽然笨重，但能对密集的阵型造成毁灭性打击。幸州城地处陡峭的山崖上，是部署这种武器的理想地点。
日军于3月14日发动进攻。由于攻方占有明显的兵力优势，可分批轮流攻城。权栗命令朝鲜弓箭手向日军发射箭雨，协防的军民则投掷石块。城中妇女也用裙裳将矢石运上城头。“火车”的作战效果极佳。日军尸积城下，据说还妨碍了攻方的进一步行动。朝鲜守军矢石耗尽的关键时刻，恰逢其时地得到了增援。日军连续发动九次突击，都被击退；山城内四处火起，也让守军疲于奔救。防御山城西北角的僧兵战斗尤为英勇。朝鲜守军击退日军后，共斩获首级110颗，缴获了727件武器。驻王京的大将宇喜多秀家也在交战中负伤。日军得知明军正在逼近，又看到一支朝鲜援兵也赶到了汉江岸边，便放弃进攻，撤回了王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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