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另一译名为“托马斯·索维尔”）
美国经济学家、社会评论家、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长期任职于康奈尔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艾姆赫斯特学院和其他学术机构以及智囊团，并担任美国政府部门经济学顾问。
如果想要更好地了解历史，就必须尊重历史的完整性。如果一段历史就其本质而言只不过是当下的理论和假定对过去事件的投射，那么它就无法检验这些理论和假定的真伪对错。为了美化群体形象而对过去进行搜索并将搜到的内容记录下来，这些内容不能被称为历史。同样，无论因为何种原因，如果在过去的记录中剔除了让今人感到尴尬或为当代群体发言者所否决的内容，那么余下的内容也同样不能被算作历史。
索维尔文化三部曲
《种族与文化》
《移民与文化》
《征服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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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与文化：一种世界观》
[美] 托马斯·索威尔 著
谢欣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3年12月
当代人根据其对过去人的认知所做出的假定更不能被称为历史。个人认知的局限性无可避免，但通过诚实的努力和有力的阐释，很多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在这些限制范围内实现。但是，假借他人视角看待历史的行为不过是为支撑当下的理念而找寻对应的亡人的经历。在今天，表达对被征服民族的坚定支持并不需要与其祖先持有相同的看法——他们的苦痛可能只是因为未能征服、压迫敌人而倍感失望。很遗憾，直到近代，征服、压迫他人（或是被人征服、压迫）才被普遍视为一种错误的行为。
历史能否抚慰人们受伤的自尊也同样令人怀疑。在艰难适应的时代，美国的爱尔兰移民所经历的情形也同样存在于很多国家的很多群体当中。
到了1916年，美国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几乎已同爱尔兰毫无关系。它是良好的感觉和糟糕的历史的大杂烩，移民以此填补了他们的文化空白。
斯里兰卡的环境与之截然不同：人口占多数的僧伽罗人和占少数的泰米尔人也同样创造了各自的虚构历史。僧伽罗人坚信他们是种族纯粹的“雅利安”——在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的理论一度在他们当中颇为流行——尽管考古学和人类学证据所揭示的结果与之完全相反。泰米尔人的“历史”认为，他们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几个世纪之前便已发现了美洲，并且《圣经》当中前往伯利恒的三位智者当中有一位也是泰米尔人。在美国，不切实际的族群神话已经成为大学民族研究项目的常见成果。
即便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有过辉煌，但对于其当下的发展而言，这段历史也更多的是一种阻碍，而不是助力。没有一个国家在文化上比中国拥有更悠久的辉煌历史。然而，往昔的辉煌却成了其近代化过程中的一大障碍。19世纪末，中国同领土面积远小于自己的日本交战，却遭遇了灾难性和耻辱性的军事失利。在此之后，中国依然沿用着已经过时的练兵方法（如弓马骑射），要通过军官晋升考试还需要引述一部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的经典军事著作。华人的发达和国内民众的贫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迫参与现代竞争的人士同长期受旧文化（或最近受意识形态教条主义）禁锢的人士之间所存在的差异。面对军事上和文化上都输给自己的欧洲文明的不断崛起，奥斯曼帝国却依然沉浸于自满的情绪之中，这也是他们最终被日益强大的欧洲人甩在身后，并逐渐在政治、军事和文化上受制于人的重要原因。过往的辉煌（即便真的存在）绝不是开启未来进步大门的魔法钥匙。
历史上，像苏格兰和日本这样从寂寂无名的小国发展成跻身世界文明前列的强国的国家比比皆是。相比之下，能够重现数百年前辉煌的国家则为数不多。无论实用主义者们会因为将历史为己所用而感到如何得意，虚幻的辉煌史很难能比真实的辉煌史带来更多的成功。此类荒诞不实的东西只会让人们流连于浪漫的想象，忽视艰苦、平淡的工作，而后者才是真正成功的基础。
有人认为，历史应该教会不同文化“相互尊重”，这一说法也颇为可疑。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有诸多不值得尊重之处，对于价值观不同的其他民族而言，一个民族的历史中有多少不值得尊重之处，这是一个大问题，也很难回答。从根本上说，尊重需要自己赢得，而不是靠他人施与。它不是门票奖。“同等尊重”是一种矛盾的说法，因为“尊重”本身就意味着不同的对待方式。所有人都应被以礼相待，但并非人人都能享有同等地位。如果认为历史应以相互尊重、一视同仁为目的，则会对事实产生先入为主的预判，并将自我的价值判断强加于人，同时，这种做法也是对历史完整性的一种亵渎。从很多民族的历史和相关的文化研究中，我们能够学到很多颇为宝贵的东西，但这只有在事后的具体情况中才能确定下来。先入为主地将一切一刀切的结论不是历史，而是一种独断论。把这些结论强加于人非但不是教育，反而是一种恐吓，这恰恰有悖于其所倡导的“相互尊重”。
正如文学和法律，历史的内在意义也遭到了人为的剥离。尽管爱因斯坦及更早时期的马克思将观察者的立场视为数据的组成部分，但二人并未称其为唯一的组成部分，也并未说过科学或历史可以简化为唯我论或政治练习。事实上，试图逃离、规避历史记载或剥除其合法性的行为，反而恰恰凸显了历史的力量以及其对一切摇摇欲坠的观念体系所造成的威胁。与之相反，对于真正想要认识历史的人（而非只是为了印证先入之见的人）而言，历史具有极大的价值，在评估当代围绕种族问题所展开的激烈争论时，这一点尤为明显。
索维尔著作《观念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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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抽象概念
历史需要概括，例如“英国人”、“日本人”或“阿拉伯人”。就一定目的而言，在一定限度范围之内，这种做法并无害处，也不可避免。然而，相较于概括同时代的人，对历史民族群体的概括会遭遇更多的陷阱。在漫长的历史当中，“英国人”这一称谓曾分别指代在全然不同的环境当中生活的全然不同的人群。最重要的是，如果一些行为的主体是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一群有血有肉的人，则不应将相关的道德责任强加到一个跨时代的抽象概念上。早在18世纪的时候，“英国人”曾是世界最大的奴隶贩子，而到了19世纪、20世纪，他们又成了奴隶贸易最坚决、最无情的敌人。这些事实之间并不矛盾，也不会相互抵消，也没有必要试图为英国人达成某种平衡。二者都是历史事实，只是因为我们用了“英国人”这一跨越时代的抽象概念来描述一个构成、理念和所致力之事都在不断变化的群体，所以造成了事实之间相互矛盾的假象。
“穆斯林”的概念也同样如此。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他们常为犹太人提供庇护，并在同一时期犹太人智识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到了20世纪，伊斯兰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人却与犹太群体势同水火，屡屡试图摧毁以色列国。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西半球和澳大利亚一些地区的土著曾经沦为有计划的种族灭绝的受害者。而在时过境迁之后，他们又会受益于补贴政策和法律特权。我们如果能够摆脱刻意而为的政策，放眼民族之间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就会发现实际情况甚至更复杂、更混乱或更矛盾。如果我们坚持要给“白人”或“亚裔”这类跨时代抽象概念赋予单一的含义，则情况更是如此。
索维尔著作
《财富、贫穷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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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抽象概念
随着统计数据（包括有关种族群体和民族群体在内的统计数据）的日益丰富及数据分析技术和相关电子设备的日益成熟，历史研究的手段也变得多种多样。正如人类所面临的大多数机会，以及科学本身一样，这些机会很容易遭人滥用（无论是有意而为，还是无心之举），这使得这些机会最终非但未能带来更好的结果，反而让事情变得更糟。
或许人们在使用统计数据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陷阱在于未能关注一个普通却又基础的问题，那就是所讨论的数字在最开始时是如何生成的。统计数据这项工作享有声望且令人兴奋的地方在于用重要的知识或政策分析、推导结果，这展现了操作者技术的精湛。但是，除非这些数字能够符合预期，否则最终一切都只是徒劳一场。
复杂的分析始于统计数据，但是很多数据要么不准确，要么范围不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所以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第六章的一个例子讨论了华裔和日裔群体的智力测试得分。由于采用了过时的测试以及落后了数十年的智力测试标准，并且在构建标准时所选的人群并无代表性，所以智力测试得分同现实情况大相径庭。在测试者发现这些因素并进行了纠正之后，得出了与此前结果迥然相异的结果。与此同时，大量的文献使用了这些无效的统计数字，人们不加批判地予以接受，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推测性的理论以及影响广泛的政策建议。
这种情形不只存在于智力测试的统计之中。由于定义方式、采集方式和使用方式的不同，经济统计、移民统计以及不计其数的有关其他社会变量的统计也同样会出现巨大的差异。在某种定义标准之下的澳大利亚德裔群体人口可能是其他定义标准下的统计数字的10倍。东南亚各国华人群体的人口数量也同样如此，以华人血统作为统计标准与以中国国籍为标准所得到的人口统计数字完全不同。此外，还有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对人数众多的两大群体——拥有部分华人血统的人士以及拥有双重国籍的人士进行归类。
一些情况下，移民统计数据并不可信，原因不仅仅在于统计数据生成过程中存在着不计其数的偏差，还在于对手头分析工作颇为重要的数据类别是否与官方的数据类别一致。例如，如果将所有来自俄罗斯的移民算作俄罗斯人，则人数众多的德裔、波兰裔及其他非俄罗斯民族的人就会被归入此类，由此得出的任何结论也会相应地毫无意义。在一些国家、一些历史时期，来自某一国家的大多数移民都不属于该国的多数人口群体。与之相反，19世纪移民加拿大的德裔群体当中大多数人并非来自德国，而是来自俄国。在此之后，移民玻利维亚的大多数日裔群体也并非来自日本，移民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希腊大陆人也并非来自希腊。
尽管有大量的统计数据可供参考，但是，想要断定一个国家某一特定移民群体的经济命运并不容易，即使是在一般情况下也是如此。例如，对于墨西哥裔美国人的经济境况，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1）他们如同先前到来的其他移民群体一样，正处于经济的上升期；（2）他们在经济上止步不前甚至出现了倒退。究竟会得出哪种结论，取决于人们是将所有墨西哥裔美国人归入一类，还是将在美国出生的人士同初来乍到、仍身处底层的新移民区分开来。在统计美国西印度黑人群体时也同样会出现这一情况。197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将其中在美国出生者同非美国出生者进行了区分，而1980年的人口普查则并未如此。1980年的普查结果指向了西印度黑人境况不佳，有人也借此否认基于1970年的普查数据而得到的推论，即西印度黑人移民后代的收入超过了美国白人。
尽管统计数据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对其弃之不用。盲目地怀疑与不加批判地接受一样危险。无论是非专业人士，还是颇具影响力的分析师，都应当思考同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数字源自哪里？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被定义的？在一些情况下，有必要考虑其政治根源和统计根源，在涉及有关公共政策的争议时更应如此。
例如，1991年，两个同期发布的统计数据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1）美国黑人所获得的产前护理远远少于美国白人；（2）美国黑人群体的婴儿死亡率远远高于美国白人。对此，人们广泛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两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而倡导政府加大产前护理资助力度的组织机构也纷纷对此大加宣扬。但同一研究的统计数据又表明，墨西哥裔美国人所获得的产前护理甚至少于黑人群体，该群体的婴儿死亡率却并未高于白人。对于将较高婴儿死亡率归咎于产前护理不足的无效推论，我们姑且可以称其所使用的数据为“拍脑门”式统计数据——这种分析在一开始就带有某种预设观点，一旦遇到与此相符的统计数据，分析者就会感到如获至宝。但问题在于，即便是对于同一组数据，人们也同样能够轻松地从截然相反的预设观点入手进行分析，并在某个时刻也获得这种“如获至宝”之感。
相较于能够给人带来更多乐趣和成就感的高级统计技术应用工作，审视定义、分析数据生成的过程颇为枯燥乏味，但是，只有充分地做好这一工作，我们才能借助统计更好地了解历史，而不是用其证明某种预设的观点。
索维尔著作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现实应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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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与完整性
历史作为一种对过去的记录，要维持它的独立性会面临重重困难，但这并不代表人们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也不应以此为借口放弃这一追求，更不应以此为借口用其他目标取而代之。正如在其他领域我们无法做到十全十美一样（也无须做到十全十美），我们在这一方面同样无须做到十全十美。
即便是一项历史调查，它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其作者，如同子女终将会离开父母、过上独立的生活。其他人可能会从同一段历史当中学到或发现作者本人都从未想过的东西。当然，将从历史中所得到的东西付诸应用会因时而异、因地不同。但是归根结底，历史的意义不在于即刻将其付诸应用，而在于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发生的事。历史无法解决现今的问题，但是，它可以揭示是哪些谬误导致了事情的恶化，或是哪些谬误遮蔽了解决方案或使之无法实现。最重要的是，历史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不是为了给我们脆弱的内心提供庇护，而是帮我们看清现实，以及现实的种种的局限和可能。没有什么比来自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互相理解更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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