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的七个特征

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穆勒曾这样评价传统中国：“那是一个人才兴盛并且在某些方面极富聪明智慧的民族，以其难得的幸运，这个民族在草昧时代就有了一套特别优良的风俗制度。然而在取得超前成就后，他们却变得静止不前，而且一停就是几千年。”

这不是穆勒一个人的看法，类似的观点在众多西方思想大家中普遍存在。如黑格尔所说“中国本质上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不断重复着王朝的覆灭更迭。”又如马克思所比喻的：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旧中国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

为何众多西方思想家均有类似的表达？究其原因，这无外乎是他们看到长达两千余年的超稳定中国社会后，所得出的最直观感受。我们常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自传统中国与近代世界接触以来，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比较就成了中西方社会不停讨论的一个话题。由此，我们也得以跳脱出自己的历史视野，重新审视中国文明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不同特征。

著名学者赵鼎新在其经典著作《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一书中，就根据马克思、韦伯等人的观点基础，总结了传统中国与外界不同的几个显著特征，他说：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相比，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中，中国历史至少呈现出了如下七项主要政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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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且超长的帝国体制

世界史上其他帝国一旦灭隳则不复重兴，唯帝制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建立至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其间虽历经数番朝代兴衰更替，但一个相似的帝国政体却得以延运续祚、绵久不绝两千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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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熟的科层体制

早在秦朝统一前后，中国便出现了科层制政府并逐渐形成和完善了一套择优录用的科层选拔体制，远早于欧洲形成类似政制近两千年。而在韦伯的论述中，科层制是现代社会构成的重要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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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强国家传统

中国有世界几大文明中最为显著的强国家传统。强国家传统，就是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一方面，强国家传统具有快速组织军事力量与庞大工程的能力，另一方面，强大的国家能力压倒了社会、工商等其他领域，形成帝制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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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群体控制国家政治

在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军队将领一般拥有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力，而在中国帝制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军队由文官控制，除非内战乱世，武将一般没有干涉政事的能力。文官群体控制国家军事与政治，成了帝制中国亘久不变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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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土扩大依靠“汉化”，而非军事扩张

世界史上绝大多数帝国均凭借军事征服以实现领土扩张，而帝制中国的开疆拓土，特别是其在北方影响的扩展，常常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土之后自身汉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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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验宗教始终处于边缘

与其他世界文明体系相比，唯有在帝制中国，超验宗教未曾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因为宗教不能对国家构成威胁，因而一般情况下，政府对各种信仰抱持较高的宽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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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阶级始终处于边缘

与欧洲不同，商人阶级在帝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不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即使在商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臻至顶峰的北宋时期，亦是如此。而反观西方，商人影响政治的案例始终不断。

赵鼎新认为，上述帝制中国的七个特征，早在秦朝建立之前的春秋战国就已体现，而秦朝建立之后到西汉前期，这些特征逐渐成熟。他认为，促成帝制中国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东周时期频繁的战争，大规模的战争要求只有“强国家能力”者才能胜出，而至汉武帝独尊儒术，传统中国的意识形态权力与政治权力合二为一，稳定的帝制中国政体大大增强，而经济等其他社会权力则被彻底边缘化。

帝制时代与上述特征一直延续两千余年之久，直至晚清中国碰撞到全新的西方文明。正如马克思曾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

历史既是一种财富，也是一种负担，在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历史强劲有力的政治特征一方面促成了现代中国的高效，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种巨大的转型阻碍。因此，重新审视传统中国的种种特征、机制，对于现代中国与现代文明的转型确立，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