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批评法律与宪政下的自由概念，也批评一些旨在落实该自由概念的制度设计。这些批评者说：光只是免于官吏任性妄为施加伤害，尚不足以使个人自由。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他们如果想借由强调这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来反对自由，那么就是挥拳落空、文不对题。因为，从来没有哪一个倡议自由的人曾经主张，只要约束官吏任性妄为，便可使人民自由。在社会生活容许的限度内，将尽可能多的自由给予个人的，其实是市场经济的运作。约束政府权力的宪法与人权法案并未创造出自由。它们只保护市场经济竞争体系给予人们的那种自由，使之免受警察权力的侵害。
在市场经济里，人们才有机会争取他们希望在社会分工结构中达到的位置；他们可以依各自的计划，自由选择个人想为同胞提供服务的职业。但在计划经济里，个人就没有这种选择权利，在那里，有关当局决定每一个人的职业。要晋升某个人到某个较佳职位或拒绝他晋升到该职位，全凭上司的自由裁量，个人完全仰赖当权者的恩宠。
但在资本主义下，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挑战每一个他人的既得利益；只要他自认为有能力，以比他人更好或更便宜的方式供应大众的需要，他便可以努力证明自己确实有这种能力。即使资金欠缺，也不可能阻挠他的计划；因为资本家无所不在，到处搜寻那些能以更为有利可图的方式利用他们资金的人。个人事业经营的成败，完全取决于是否获得消费者的青睐。而消费者只买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赚取工资者的命运，也并非任凭雇主武断决定。一个企业家如果没能雇佣最适合相关工作的工人，并且支付足够多的酬劳以免他们另谋高就，就会蒙受净收入减少的惩罚。雇主并没有对他的雇员施恩。他雇用他们，只是作为他事业成功不可或缺的手段，就像他购买原料与工厂设备那样；工人也可以自由寻找最适合他自己的就业机会。
在市场经济里，决定每一个人职位与收入的挑选与淘汰过程，时时刻刻不断进行着。一方面，一些巨富正逐渐萎缩而终归完全消失；而另一方面，有一些人出身微寒，逐步攀登显著的位置取得不菲的收入。只要没人有特权，只要政府不保护遭到比较有效率的新人或新企业竞争威胁的既得利益者，那么，过去已取得财富的人，就不得不天天设法面对所有他人的竞争，试图重新取得财富。
在分工下的社会合作框架里，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取决于消费大众（而他自己就是其中一员）对他所提供服务的评价。每一个人在决定买或不买的时候，宛如是某个最高法院的一位成员；这个最高法院给所有人（从而也给每一个成员自己）分派某一确定的社会地位。在这个给某些人较多收入，而给其他人较少收入的分配过程中，每一个人都发挥了自己的影响份量；每一个人都享有自由，尝试提供同胞准备以较高收入分配给予报偿的服务。资本主义下的自由意味着：个人仰赖他人自由裁量的程度，不大于这些他人仰赖他自己自由裁量的程度。只要生产活动是在分工下进行，就没有其他可能想象的自由；而我们这个世界，并不存在完美的人人经济自给自足。
这里无须强调：我们之所以赞成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基本理由并非社会主义必然会斩草除根地废除一切自由，并把所有人民转变成当权者的奴隶。社会主义绝不可能落实成为一个经济体系，因为实施社会主义的社会没有任何采用经济计算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不能视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经济组织体系。它是使社会合作解体并导致贫穷与混乱的一个手段。
在处理自由这个议题时，这里并未指涉资本主义和socialism对立所涉及的基本经济问题。确切地说，这里指出：和亚洲人不同，西方人完全是一个适应自由生活，也在自由生活中形成的生灵。中国、日本、印度以及近东回教国家的那些文明，就这些国家在熟悉西方生活方式之前的文明状态而言，无疑不能简单揭过、视为野蛮。这些民族在数百年前，甚至数千年前，便已在产业技术、建筑艺术、文学和哲学，以及教育制度发展方面，创造出许多了不起的成就。他们曾建立与组成一些强大帝国。但后来，他们的活力彷佛遭到拘禁、限缩，他们的文化变得麻痹、不活泼，失去成功克服经济问题的能力。他们的求知与艺术心灵枯萎；他们的艺术家和作家毫不客气地抄袭传统范式；他们的神学家、哲学家与法学家沉迷于古老经典一成不变的注疏。他们的祖先所竖立的一些宏伟建筑倒塌崩溃了；他们的帝国瓦解了。他们的人民失去活力与精力，在面对不断恶化的衰落与贫困时变得麻木不仁。
古时候，东方的哲学与诗歌作品，可以媲美西方最有价值的创作。但是，东方已经有好几个世纪，未曾产生任何重要的书籍；最近几个年代的思想史和文学史，几乎未曾记录哪一个东方作家的任何名字。对于人类的知性追求，东方已经不再有任何贡献；搅动西方思想界的一些问题与争论，东方一无所知。在欧洲思想界是大骚动；在东方则是停滞、懒散与无动于衷。
之所以如此演变，理由非常明显。东方欠缺最为根本的东西，也就是摆脱国家机器宰制的自由理念。东方从未竖起自由的旗帜，它从未尝试强调个人的权利，以对抗统治者的权力；它从未质疑独裁者的任性妄为。所以它从未建立有效的法律架构，以保障公民的私人财富，对抗独裁者的没收动作。相反地，由于它误信富人富有是穷人所以贫穷的原因，所有人民都赞同统治者动辄剥夺成功商人的做法。于是，大规模资本的累积受阻，因而所有那些需要相当大的资本投资才可能达成的进步改良，东方各民族也都错过了。没有什么“资产阶级”能发展起来，也就没有什么大众来鼓励与资助作家、艺术家和发明家。对于东方的年轻人来说，出人头地的途径只有一条，其余尽皆遭到封闭；他们只剩下服侍君主一途，只能在这条途径上努力前进。西方社会是由众多个人平等互动形成的一个共同生活圈，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争取各种最高、最珍贵的奖赏；东方的社会则是一群围绕君主、仰承其鼻息的奴才臣民所形成的凝结体。在西方，机灵的年轻人把世界看成一个公开的自主行为场域，他可以在其中赢得名声、荣耀、勋章与财富；相对于他的雄心壮志来说，一切障碍似乎都不算太困难；在东方，父母所生温顺的子孙，除了因循周遭可见的惯例，不知道有什么别的行为追求目标。西方人高贵的自恃自立精神，在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安提格涅》（Antigone）歌剧合唱队那种对个人与个人努力创新进取的吟咏赞叹，以及在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里那种酒神赞美歌，找到胜利欢乐的表达。在东方，从来没听过有这种慷慨欢呼、合唱的曲调。
有没有可能，白种人文明创建者的子孙竟然抛弃他们的自由，而自愿顺从万能政府的宰制呢？他们可不可能甘之如饴、安身在一个受控制的体系里寻找满足，尽管在那个体系里，他们的唯一任务将像齿轮那样，在某个全能计划者设计与操作的一部庞大机器里，完成预先设定的功能？有没有可能，东方那种不自由、宛如遭到禁锢的文明（arrested civilizations）所习见的心态，会压倒西方那个曾有无数人为之牺牲性命、予以高举的理想呢？
塔西陀（Tacitus）在谈到Tiberius统治时期的罗马人时，悲痛地说：Ruere in Servitium——他们急急忙忙跃进奴役的宿命。
——《反资本主义者的心境》谢宗林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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