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 | 暴力论的批判

自由主义政策的基础（八）

作者| 米塞斯

翻译 |韩光明、潘琪昌、李百吉

暴力论的批判

十八世纪民主的先驱者们在宣传民主思想时曾经援引当时的社会实例，他们指出，诸侯和大臣们的道德堕落败坏，不可救药，而人民却是美好、纯洁和高尚的，人民具有智力上的天赋，他们总是能够识别和贯彻正确的事物。实际上，这种宣传同宫庭中的谄媚者吹捧诸侯君王具有美好、高尚品德的做法别无二致，毫无意义。人民是单个公民集合而成的整体，每个公民就其个体而言，其聪明才智和品德高尚与否尚且参差不齐，那么，由这些参差不齐的个体组成的整体势必是有差异的。

人类以过高的期望跨进了民主的时代，自然他们就会很快感受到失望的痛苦。人们不用费多大周折就发现，原来民主也会犯错误，其错误至少与君主制和贵族统治的错误一样多。

他们将那些通过民主程序选举的政府最高领导人与皇帝和国王任命的政府首脑加以比较，其结果丝毫不那么有利于新的当权者。法国人习惯说的一句成语是：嘲笑能杀人。现在，民主以及民主推选的国家首脑四处被人嘲笑。旧政府的首脑人物至少在外表上给人以高尚的印象，而取代他们的新人却因其行为举止而遭到人们的蔑视。自从德国和奥地利的皇帝被推翻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上台掌权。他们的言谈举止充满了空洞无物的吹嘘以及愚不可及的虚荣，没有任何人比这些人给民主带来的危害更大了。

无论在哪里，凡是在那些民主掌舵的地方，都迅速出现了全盘否定这种制度的理论。这种理论声称，多数人的统治是毫无意义的，还是应当由最优秀的人来统治国家，尽管最优秀的人是少数人，但他们最有治国之术。种种迹象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各种不同的反民主流派的追随者的人数呈有增无减之势，民主推举的最高领导人表现得越拙劣，人们对他们的蔑视心理就越强烈，因此，反对民主的人数就越多。

然而，反民主的理论有着严重的思维缺陷。究竟什么是最好的或最好的一批人？没有评判标准。波兰共和国的人民把一位钢琴演奏家推选为国家首脑，因为波兰人民认为他是当代最优秀的波兰人。实际上国家领导人必须具备的素质无疑与一位音乐家必须具有的素质大为不同。我们大概可以把反民主人士常常挂在嘴边的“最好的”这一表达方式理解为，最好的，就是指那些最适合从事政府领导工作的个人或若干人，尽管他们也许不太懂得音乐或对其他事情不那么在行。但是，同样的政治问题仍没能得到解决，即究竟谁最适合？是迪斯雷利最适合？还是格拉斯通最佳？托利党人看中的是这位，辉格党推举的是那位。如果不让大多数人来选择，那么究竟由谁来作最终的决定呢？

这里，我们触及到所有的反民主理论的一个共同的核心问题，不管这些理论是来自贵族阶层的遗老遗少，还是出自世袭诸侯的追随者，或是来源于工联主义、布尔什维克和社会主义者，这个核心问题就是暴力论。反民主的理论主张少数人有权使用暴力夺取国家权利，从而达到统治大多数人的目的。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有其道义上的理由，因为这些少数派真正理解统治的力量。评价某人是不是最佳人选，主要看他是否具有独立的统治能力、指挥能力和号召力，看他是否具有敢于违背大多数人的意志奋勇向上，从而出人头地，成为统治者的胆识和本领，如此等等。在暴力这个问题上，无论是法国工联主义行动派理论，鲁登道夫和希特勒的理论，还是列宁和托洛斯基的理论，都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人们可以用不同的理由来驳斥这种理论，也可以根据个人的世界观、宗教信仰提出有力的论据，作出各种不同的判断和评价。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无法达成统一的认识。我们也不可能逐一分析和解释这些不同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大都是无关紧要的。研究民主的基本观点，对于我们分析这个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少数人认为他们有权使用暴力，藉以成为高居他人之上的统治者。如果这一主张占居上风，就会造成永无休止的内战。而内战与我们如今实行的社会劳动分工是水火不相容的。现代的劳动分工经济需要以持久的和平作为保障。如果我们面对着持续内战和无休止的内部争斗，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将劳动分工倒退到至少以地区经济为单位的水平，甚至倒退到以村镇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水平。也就是说，在商品输入被切断的情况下仍可以独立维持食品供给。它意味着生产力的巨大倒退，也意味着地球只能养活现有总人口的一小部分。反民主的思想体系要使人们退回到中世纪的经济秩序里去，每座城市、每个村寨、甚至每所独立的住宅都是设防的堡垒，它们均可在紧急情况下实行自卫防御。而且每个地区的经济都必须尽可能地自给自足，以减少对其他地区的依赖。

民主主义者也同样赞成让那些最优秀的人来统治国家。但是他们主张，个人或某些人要想证明他们是合适的统治者，最好的方法是说服人民，使人民自觉自愿地把管理政府的任务交给他们，绝不能用武力迫使人民接受他们的要求。如果其能力、品行和诸如此类的条件和理由不足以说服人民，而且不足以赢得人民的信任，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抱怨人民没有选举他们，而是推选了一些其他的候选人。

毋庸讳言，现实生活中，那些背离自由主义的民主原则，依靠欺骗和诱惑上台掌权的现象是有的，而且为数不少。此外，还有一些聪明睿智的人，当发现自己的人民或全世界人民在通往毁灭的道路上徘徊，而他们此时又没有力量说服人们接受其正确的思想，而允许他们采用的方法又不足以解决问题时，他们就会产生一种采取断然措施、拯救全体人民非我莫属的念头。此时此刻，强人政治、暴力统治以及少数派掌权的独裁主张就会冒头，而且可以立即找到其支持者。但自由主义认为，暴力从来就不是解决危机问题的手段。少数人的专制独裁永远不会持久，即使他们成功地使大多数人相信了他们统治的必要性，或至少让人相信他们的统治带来的好处，其统治也不会持久。为了保住他们的统治地位，最终还是不得不使用暴力。

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肆无忌惮地使用武力政策不能长期维持统治的例子。这里仅列举一个最近发生的、也许是人们最为熟悉的例子，以便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当布尔什维克夺取了俄国政权时，他们仅仅只是人民中的少数派，其纲领也只得到了极少数俄国人民的赞同，大多数人对他们的土地社会化纲领并不感兴趣。那些被布尔什维克称为“贫农”的农民唯一想干的事情是瓜分地主的士地。恰恰是这个由农民、而不是由主义马克思领袖提出的土改纲领得到了贯彻实施。列宁和托洛斯基不但承认了农民的土改纲领，而且还将这一纲领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纲领，藉以团结一切力量来保卫政权，保卫他们自己，藉以抵抗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干预与进攻。这一举措使布尔什维克赢得了大多数俄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自实行土改以来，布尔什维克没有以违背大多数居民的意愿的方式，而以赞成和支持他们的方式实行统治。

布尔什维克面前只有两种选择的可能性，要么接受农民的土改纲领；要么放弃政权。他们选择了前者，因此保住了政权。第三种可能——即以武力压制广大农民的意志，强行贯彻自己的纲领——是根本不存在的。布尔什维克同那些意志坚定、组织严密的少数派一样，采用暴力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并且已将其统治维持了一段时间。但从长远观点看，他们的政权也会与其他少数派掌握的政权一样，不可能维持得太久。在俄国，形形色色的“白色”行动均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行动违背了广大俄国人民的意愿。即使这种“白色”行动有一天终获成功，其胜利者也必须尊重人民的意愿，他不可能改变土改的既成事实，不可能把被剥夺的财产重新还给地主。

只有那些得到被统治者拥护的人才能长期执掌政权。谁要想按照他的意志统治世界，他就必须力求用智慧争取统治权。那种违背人民的意愿，企图长期维持一个人民拒绝接受的制度的做法是绝对行不通的。那些企图以战争的方式、使用暴力夺取政权的人，最终是注定要失败的。暴力夺权、挑动战争，其后果与人民推举的坏政府造成的不良后果相比较，前者造成的危害要远远大得多。违背人民的意志，同时又要他们感到幸福，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