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本文原文发表在2016年11/12月份出版的美国《空军》杂志（AIR FORCE Magazine）上，原作者是《空军》杂志的特约编辑约翰·T.科雷尔（John T. Correll）。科雷尔曾担任过18年的《空军》杂志主编。译文所配图片有改动。
“历经七十五年的时光和十次官方调查，人们的怀疑和指控却依旧没有结束。”
往事回首
珍珠港遭受袭击后，沿着“战列舰大街”散发出的硝烟还没有褪尽，人们的疑问就已经开始了。为什么美国海军和陆军在1941年12月7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而且几乎是完全没有防备？谁该为此而受到谴责？袭击过后的第二天，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便专程从华盛顿飞到珍珠港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诺克斯部长在提交给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中指责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赫斯本德·E.金梅尔海军上将（Adm. Husband E. Kimmel）和驻夏威夷陆军部队司令沃尔特·C.肖特中将（Lt. Gen. Walter C. Short），指控的原因是他们在面对攻击时缺乏准备。当年12月16日，金梅尔和肖特被解除了司令的职务，他们二人的军衔也被永久性地降为二星少将。
同样是在1941年的12月份，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欧文·罗伯茨（Supreme Court Justice Owen Roberts）的带领下展开了第二次调查，调查结果指控金梅尔和肖特“失职”。 他们两人都被降级退役并被赶出了军界──肖特是在1942年的2月28日，金梅尔是在1942年的3月1日。
“记住珍珠港！”瞬间成了这个国家团结一致的呼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续时间最久的一句口号，在美国的公众文化中也作为一个符号而流传了许多年。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以同样的方式记住珍珠港的。
基本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一支下辖六艘航空母舰的日本机动舰队在人们毫无觉察的情况下抵达了瓦胡岛以北220英里（约350千米）处，当空袭从1941年12月7日这个星期天的清晨7点55分发起时，夏威夷群岛上的美国海军和陆军正在轻松地度周末。
1941年12月7日正在遭受攻击的“战列舰大街”。位于照片中央的正在燃烧的是美国海军的“亚利桑那”号战列舰，该舰之前发生了一次大爆炸，导致1100多名海军官兵遇难。“亚利桑那”号左边的是“田纳西”号战列舰，再左边的是“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田纳西”号战列舰在空袭中幸存了下来，“西弗吉尼亚”号则被击沉，但不久即被打捞出水并修复
日本飞机在前后两个攻击波中袭击了珍珠港，以及希凯姆（Hickam）和惠勒（Wheeler）两处机场。8艘战列舰和10艘其他舰船被击沉、倾覆或重创，76架美国飞机被击毁。共有2403人死亡、失踪或伤重不治身亡，另有1178人受伤。
14名美国飞行员履行了他们的使命，他们驾驶着自己的P-40和P-36战斗机升空并击落了10架参与空袭的日军飞机。
幸亏美军的航空母舰在海上，否则损失会更惨重。9个小时之后，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军部队再次遭到突袭，在菲律宾的美军空中力量都停放在地面上，而且毫无防备。约100架飞机被摧毁或破坏了，美军遭受的伤亡为225人（驻菲美军负责的指挥官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应对这一切）。
1942年1月，罗斯福在报纸上发布了罗伯茨的调查报告，许多报纸对此进行了全文刊登。后来人们普遍认为：“失职”的结论太苛刻了，但是因为战时保密，金梅尔和肖特在1945年之前没有任何反驳的机会。
“珍珠港事件”发生时任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和美国舰队总司令的赫斯本德·E.金梅尔海军上将
在此期间，美国海军和陆军又进行了六次调查和讯问，并指出了在相当大范围内发生的错误和过失，不过美国的两大军种（陆、海军）总是认为对方才应该承担更多的关于失职的责难。
指控首先发生在1944年的总统竞选活动期间，当时，可能是出于政治目的，一些秘密信息似乎要证明珍珠港事件的罪责将“扩展到华盛顿的高层”。散布这些消息的主要是一些零散的政治活动家，而当时身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托马斯·E.杜威（Thomas E. Dewey）与此则没有任何关联。
“珍珠港事件”发生时任驻夏威夷陆军部队司令的沃尔特·C.肖特中将。肖特中将和金梅尔上将两人都因为缺乏准备而饱受指责，并被迫退役
然而，进一步调查的呼声导致美国专门成立了一个“国会联合委员会”对珍珠港事件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听证会从1945年的11月一直持续到1946年的5月。这个委员会所积累的如山的数据和证词仍然是我们今天关于“珍珠港事件”所知道的和所谈论的一切的基本信息来源。
在日军空袭珍珠港时降落在希凯姆机场上的一架B-17轰炸机，从背景中可以看到升起的滚滚浓烟。这架飞机很可能是卡尔·巴特尔默斯中尉（1st Lt. Karl Barthelmess）驾驶的，巴特尔默斯中尉后来在地中海战区服役期间因为作战勇敢而荣膺银星勋章
该联合委员会称：“夏威夷群岛上的司令官们所犯的错误是判断上的错误，而不是渎职。”该委员会还承认，华盛顿的陆军和海军高层可以而且应该提供更多的信息。
不过，这并没有让金梅尔和肖特摆脱被谴责的境地。调查发现，他们没有“根据从华盛顿收到的警告、他们所拥有的其他情报来源和相互合作的指挥原则”来履行他们的职责。
委员会在报告中指责了夏威夷群岛上的美军指挥层，称他们疏于整合各自的努力并一起工作，没有“在其能力范围内进行有效的侦察”，没有保持一种“战备状态”，还指责他们没有“利用他们的资源击退日本突袭者或减少日军成功的攻击所造成的影响”。
金梅尔和肖特则继续努力以挽救他们的声誉。肖特在1949年去世，金梅尔在1968年去世，但他们的家人──特别是金梅尔的家人──始终在进行挽回其名誉的活动。美国政府曾时不时地考虑是否应该在退役名单上把金梅尔和肖特晋升到他们最高的战时军衔，但在1957至2015年间美国政府又九次决定不这样做。
福特岛海军航空站的水兵们目睹了在远处的美军“肖”号驱逐舰（USS Shaw）发生的爆炸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出现了一场“修正主义”运动，参与这场运动的人士认为罗斯福事先知道日军的攻击计划，但却故意让它发生，这就是为了实现他个人的目标──裹挟着美国投入战争。更极端的是，一些阴谋论者指责是罗斯福故意挑起了攻击。
历史学家戈登·W.普兰奇（Gordon W. Prange，译者注：普兰奇博士也是《中途岛奇迹》一书的作者之一）研究珍珠港事件研究了将近四十年。他工作的成果在1982年以《我们沉睡在清晨》（At Dawn We Slept）一书的形式出版，该书的观点基本上与1946年国会联合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一致。普兰奇的研究被广泛认为是决定性的。
有关珍珠港事件的争论主要沿着两个大的方向进行：华盛顿和夏威夷的情报官员们在攻击发生前究竟知道些什么？以及，作为他们所了解的一切的结果，他们究竟采取了何种举动？
预兆和警告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军在1941年12月7日发动的攻击是一场偷袭，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它又不是。对珍珠港的空袭是自1928年以来在美国一年一度的舰队演习中的一个标准“剧本”，而日本人对太平洋沿岸的侵略和对美国的敌意更是广为人知。
“对瓦胡岛遭受空袭这一危险的普遍短视”，这是1941年8月14日出版的《檀香山广告商》（Honolulu Advertiser，译者注：这是夏威夷当地发行的一份日报）的标题。该报纸后续的标题采用了更急迫的语气──11月30日出版的《檀香山广告商》的标题是“日本人将在周末发动攻击”，12月5日出版的《檀香山广告商》的标题是“太平洋战争倒计时的零点接近了”。
正在珍珠港中燃烧的美国海军“加利福尼亚”号战列舰。“加利福尼亚”号属于“田纳西”级，在日军的空袭中被击沉，但后来被打捞和修复
1940年，美国人已经破译了日本人的外交密码，美国人将其称为“紫色密码”。被截获并破译的“紫色密码”情报被称为“魔术”。
外交信息透露了很多关于日本战略意图的情报，但它们并未包含太多真正的军事情报。然而，位于华盛顿的陆军和海军情报部门正满怀嫉妒地守卫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小秘密。从“魔术”中截获的日军情报并没有被发送给金梅尔和肖特。
惠勒机场上一堆几乎无法辨认的飞机残骸。这堆残骸中包括至少一架P-40战斗机和一架双引擎的水陆两栖飞机
所有的预判情报都是不明确的。任何一位美国官员都无法明确地知晓即将来临的攻击。金梅尔和肖特──特别是作为太平洋地区高级将领的金梅尔──从截获的日本通信中直接了解到的情报几乎与华盛顿方面一样多。
金梅尔和肖特两人都知道日本大使馆和领事馆被指示销毁他们的大部分密码和暗号，并烧掉他们的秘密文件。而且他们两人都知道，日本主要的舰队兵力已于11月离开日本本土水域。
此外，金梅尔还被告知，在数个星期之内都没有来自日军航空母舰的无线电通信情报，而且日本海军部队在一个月内两次改变了呼号。金梅尔同样没有把这些情报与肖特一同分享。
11月27日，金梅尔和肖特得到了具体的“战争警告”的消息。“与日本人的谈判似乎终止了”，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向肖特传达了一条这样的消息。“敌对行动可能在任何时刻发生。”
“这种调度被认为是一个战争警告”，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R.斯塔克海军上将这样向金梅尔建议道。“预计日本将在未来几天内采取进攻行动。”
金梅尔后来说，“战争警告”一词在海军官方的用语中没有固定的含义，他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
在攻击期间，一架从加利福尼亚飞来的B-17轰炸机在着陆之后被一场突然来临的猛烈轰炸和扫射所摧毁
金梅尔和肖特都不知道截获的从东京发往华盛顿的“紫色密码”情报──这里说的是在1941年12月6日至7日分成十四部分发送的，且最后一部分是在星期天的早上发送的那份电报。日本大使馆被要求销毁密码机，并在美国东部时间下午1时（夏威夷当地时间上午7时30分，预定攻击时间开始前半小时）向美国人传达信息。
这份电报没有透露任何有关计划攻击珍珠港的事，也没有宣布开战或断绝外交关系。该电报所要求的是停止谈判，因为“已不可能达成协议”。
尽管如此，令人震惊的是，马歇尔将军又向太平洋地区的陆军司令部发出了一次战争警告──包括夏威夷地区。肖特直到攻击发生后才得到这份警告的副本，但马歇尔在这份警告中除了告诉肖特他已经知晓日本人的计划外，几乎没有谈别的内容。
没有给金梅尔和肖特的最重要的情报是在10月初破译的所谓“秘密轰炸网格坐标图”（Bomb Plot，译者注：日本间谍吉川猛夫在潜伏珍珠港期间建立了港区的网格坐标地图以便于日军轰炸。吉川猛夫根据收集到的信息确定了五十三个美国海军的码头、泊位和锚地的情报，并用代码指定了每个地区，即所谓的“秘密轰炸网格坐标图”──Bomb Plot，然后将该情报用“J密码”发送给了驻华盛顿的野村大使，此情报在发送过程中被美方截获并破译）情报。日本驻檀香山领事馆接到指示，要求其报告在珍珠港内某些特定区域的舰船的确切泊位。日本人基本上对停泊在锚地里的各艘舰船都确定了其在地图上的坐标方位。
贝洛斯（Bellows）机场上一架严重受损的P-40战斗机。在空袭期间，14名美军飞行员驾驶着他们的P-40和P-36战斗机升空作战，并击落了10架日军飞机
后来，金梅尔抱怨称这条情报是在强烈地暗示日军正在计划发动空袭──他这么说是有道理的。金梅尔之所以没有被告知，因为身在华盛顿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顽固地坚持把这份情报报告限制在他自己的小圈子内。
被截获的神秘信号
当约翰·托兰（John Toland）在1982年出版了其著作《美国的耻辱：珍珠港事件内幕》（Infamy: Pearl Harbor and Its Aftermath）并加入了那群“修正主义者”的行列之后，这群“修正主义者”们顿时获得了可信度。托兰曾因为之前的工作而获得过普利策奖，他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罗斯福提前好几天就知道了一支日本舰队正在驶往夏威夷。
“托兰回应了批评，承认他在今年4月发行的书中有多达百分之五十的新信息可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美国合众国际社（UPI）在1982年12月份的一次有线新闻报道中这样说道。“但是，华盛顿方面知道日军舰队即将到来的证据太多了，多到不能忽视──托兰是这样说的。”
沉没在珍珠港中的美军“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现在在沉没船体的残骸之上矗立着的是一座“珍珠港事件”纪念碑
托兰的观点严重依赖一位前美国海军一等兵的证词，他在书中只是用一个孤零零的字母“Z”来指代这位海军一等兵──“Z”被金梅尔的儿子说服后与托兰进行了交谈。在1941年12月时，20岁的水兵“Z”是美国海军位于旧金山的第十二军区（Twelfth Naval District）的一位电子技术员。12月2日，美国商业有线电视公司报告称他们检测到了一个无法识别的无线电信号。水兵“Z”标出了那些接收到上述无线电信号的地点，并推算出了可能的最初的信号发射源。
根据托兰的说辞，水兵“Z”向他的上级推测，信号可能来自于失去了踪影的日本航母部队。这是“常识”，托兰说，而且“Z”的上级是罗斯福的“私人朋友”，可以直接进入白宫。由此得到的假设是，罗斯福已经“及时被告知”了那些无线电信号。
《纽约时报》和其他媒体很快就找到了水兵“Z”，他的名字叫罗伯特·D.奥格（Robert D. Ogg）。奥格说，将这些无线电信号与日本的航空母舰联系起来是纯粹的猜测，他并不知道如何跟踪或识别这些信号
奥格和他的同袍们都知道，“这些信号可能来自一艘利比里亚货轮、一支商业捕鱼船队，或者是一辆偏离了预定路线的黎巴嫩出租车”──这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在一项分析中说的。奥格的上司在此时已经去世了，但没有发现任何记录可以表明他向罗斯福汇报过这件事。
“水兵Z”的故事是几个据说能够证明已经探测到日本航母机动部队的证据之一。事实上，从11月26日起，日本舰队从抵达位于千岛群岛的集结地开始就始终保持着绝对的无线电静默状态。
参加偷袭行动的日军舰艇在白天通过信号旗进行通信，在夜间则通过指示灯进行通信。无线电发报机被禁止使用，而且任何人都不被允许接近这些设备。根据制订了偷袭计划的日军军官源田实的说法，飞行员们同意不使用他们的收音机，即便是他们的生活依赖于收音机也不行。
12月7日，一架B5N2从日军航母起飞，飞向珍珠港
“风暗号”
托兰还重新翻出了“风暗号”这一话题，这一问题也是由国会联合委员会在1946年披露的。1941年11月，美国情报部门在截获的无线电通信中发现，日本人创建了一套“风”暗号体系，用以在正常的外交通信中断的情况下传递消息。用暗号编码的警告和指示将通过常规的短波无线电广播来传送。
例如，短语“东风雨”（East wind rain）就意味着很快将会与美国交恶。“北风云”意味着苏联，“西风晴”可能是指代英国。为了避免弄错，“风暗号”消息将使用规定的形式和重复的方式使其具有独特的格式。
接下来要说的是关于一条臆测的、并会让人抓狂的有关“风暗号”的消息，它原本可以让美军做好准备。在20世纪40年代，一位海军情报军官劳伦斯·F.萨福德上尉（Capt. Laurance F. Safford）宣称，一条包含有上述三个单词的“风暗号”短语消息早在1941年12月4日就被破译了出来，破译后的情报向人们展现了这样一条线索：战争即将开始。
在国会听证会上接受过质询后，萨福德上尉便无法再证实他所说的一切了。一份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摘要中写道，萨福德“不断改变他的故事，他的‘证据’只不过是一些臆造、猜测、记不清了、搜集的谣言和充斥着纯粹的错误的观点而已”。
这个故事在20世纪70年代又发生了“反转”。当时，一位前美国海军负责截获摩尔斯电码的操作员拉尔夫·布里格斯（Ralph Briggs）说，他的确在1941年的12月4日接收到了一条“东风雨”的消息。他的证词有多处经不起推敲的地方，而且他也无法提供任何证据。尽管如此，托兰还是把他的话当成一个可信的来源而引用了。
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12月8日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一个耻辱的日子》的讲话，在他后面的是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和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Sam Rayburn）。位于罗斯福左侧的是他的长子詹姆斯·罗斯福，战争期间，作为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小罗斯福由于作战英勇而荣膺了一枚海军十字勋章
事实上，的确有过一条关于“风暗号”的消息。这条消息是在12月7日华盛顿时间下午7点02分广播的，这已经是珍珠港遭受袭击后六个多小时了，短语代码是“西风晴”，意思是日本与英国的关系处于危险之中。这条消息不是关于珍珠港或美国的。
然而，即便如此，所谓“风暗号”对战争的暗示──就像截获的无线电信号和罗斯福的秘密计划一样──始终生活在那些“修正主义者”的信仰里。
飞向希凯姆机场的B-17轰炸机发现空中出现了两架奇怪的飞机——日军的D3A俯冲轰炸机
我们沉睡在清晨
守卫夏威夷群岛主要是肖特的工作，但肯定也是金梅尔的任务，因为海军需要分担侦察和巡逻的责任。金梅尔和肖特都说，如果他们知道更多的情报，或者他们有更多的资源的话，他们肯定会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
另一方面，他们都接到了充分的一般性警告，而且，处在他们这种层次上的指挥官即便在没有来自华盛顿的详细指示的情况下也应当保持适当的警惕和防御。此外，他们也没有充分利用他们手头上所拥有的资源。
金梅尔和肖特一直在大声地抗议，称他们没有足够的飞机在夏威夷周围进行360度的侦察。金梅尔的PBY“卡特琳娜”水上飞机只能覆盖该地区大约三分之一的面积。金梅尔对侦察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南部，因为在那里有他的航空母舰。舰队适合在海上寻找和击败敌人，而不是保卫珍珠港。
肖特指出，他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架远程B-17轰炸机，而且他还声称他麾下的B-18飞机的作战半径是300英里（约480千米）。事实上，如果不携带炸弹负载的话，B-18飞机可以获得超过500英里（约800千米）的作战半径。
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B-18“大刀”式轰炸机（Douglas B-18 Bolo）是一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于美国陆军航空队及加拿大皇家空军的轰炸机。B-18是由道格拉斯飞机公司以DC-2飞机为蓝本设计而成的，是一款可用于战斗巡逻的轰炸机
由于无法配备完整的巡逻兵力，金梅尔和肖特便选择了几乎什么都不做，特别是在西北方向上──这恰恰是敌人最有可能前来发起攻击的方向。日本情报机构在11月22日报告称：“美国的空中巡逻在瓦胡岛南部和西南部地区开展得非常好，但在岛的北部则普遍开展得不足。”
肖特一再被告知，保护太平洋舰队是他的主要和最重要的使命，但他反对这种理念。“在他的心目中，肖特认为太平洋舰队的存在是保护他的驻夏威夷陆军部队的，反之亦然。”普兰奇这样说道。
更有甚者，肖特认为主要的危险是破坏活动，而不是敌人的攻击。他让驻夏威夷航空队的技术人员们离开他们的日常职责，把他们当成步兵进行跨兵种训练，然后让他们在机场和其他地点进行警戒工作。
肖特还把飞机从那些受保护的机库中移了出来，并把它们紧紧地集中排放在机场的中央，目的是为了便于守卫。飞机上的弹药都被装箱并存放在了仓库中。12月7日，美军停放的飞机几乎是翼尖挨着翼尖，这对日本人而言是再方便不过的攻击目标了。日军通过直接攻击那些存放有弹药的机库也取得了极大的战果。
在第二波攻击中被高炮击落的一架D3A
在此前一年的不列颠之战中，雷达是英国皇家空军击败纳粹德国空军的一大关键因素，但这显然没有给夏威夷群岛上的这些美军指挥官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美国陆军在瓦胡岛北岸的奥帕纳角（Opana Point）部署有六台机动式雷达，但在肖特的命令下，这些雷达只准在早上4点至7点之间开机。
1941年12月7日，有位雷达操作员想要进行一些额外的练习，这导致他在早上7点02分捕捉到了位于瓦胡岛以北136英里（约220千米）处日军第一攻击波的轰炸机群。但由于位于沙夫特堡（Fort Shafter）的情报中心在人手配置方面处于最低限度，因此忽略了雷达操作员的报告，并认为这位操作员的判断是一个错误。
这其实不会导致太大的区别，因为惠勒机场上的那些驱逐机联队都在度周末了。在经过一周的艰苦训练之后，海军的人员也在岸上自由地活动，在港舰艇上的高射炮并未进入有效的警备状态。
对珍珠港展开肆意攻击的日军飞机
第十次调查
有相当多的高级军官认为金梅尔和肖特在这种情况下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并被不公平地挑选出来承受众人的谴责。在他们的支持者中，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军上将威廉·F.哈尔西海军上将（Adm. William F. Halsey）、前海军作战部长詹姆斯·L.霍洛威海军上将（Adm. James L. Holloway），以及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托马斯·H.莫雷尔海军上将（Adm. Thomas H. Moorer）。
表1.“珍珠港事件”发生前有关方面对情报的了解情况
时间情报华盛顿方面金梅尔肖特
1941年10月9日“秘密轰炸网格坐标图”的消息Y
1941年11月26-28日“风暗号”的消息YY
1941年11月27日“战争警告”的消息YYY
1941年12月1日航母呼号的改变YY
1941年12月2日“消失的航空母舰”YY
1941年12月3-6日日本人销毁密码本和密码机YYY
1941年12月6-7日分成十四部分的电报Y
注：标有“Y”者表示知晓，空白项为不知晓。上述“日本消息的日期”以情报被破译并被美方官员接触到的时间为准。
1995年，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主席、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根据当时正居住在他所在的州的金梅尔家人的请求而要求国防部重新审理这桩案件。从1941年算起，这已经是金梅尔的家人第十次提出这样的请求了。这次调查由负责人事和战备的国防部副部长爱德华·L.多恩（Edward L. Dorn）领导。
多恩在1995年12月公布的报告结果并不是瑟蒙德想要的。虽然该报告承认这场灾难的责任不应该完全落在金梅尔和肖特的身上，但该报告也称他们二人不能免除责任。
“海军上将金梅尔和陆军中将肖特所拥有的情报足以让他们采取更高级别的警戒措施，而不是他们在实际中所选择的维持现状那样”，报告中这样写道。“采取不同的选择也许不能发现敌人的航母舰队，也许无法防止攻击，但不同的选择──对手头上的资源进行不同的分配──是可以减轻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的。”
多恩的报告得出结论说，金梅尔和肖特并不是不公平的官方行为的受害者，报告也不建议在退役名单上恢复他们原有的军衔。对金梅尔和肖特的结论没有任何改变。
1999年，参议员小威廉·V.劳斯（William V. Roth Jr.，特拉华州共和党人）和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特拉华州民主党人）回应了在他们选区的金梅尔支持者，他们赞助了一项无约束力的决议以赦免金梅尔和肖特。这项“无约束力的决议”在参议院以52票对47票获得通过，但国防部拒绝采取行动。2015年，美国海军又一次拒绝了赦免金梅尔和肖特的呼吁。
“亚利桑那”号纪念馆
纪念活动在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珍珠港事件”留有切身记忆的人和人们对它的反应逐渐减少。“珍珠港事件”给人们的感觉越来越遥远、越来越不强烈了。
关于“珍珠港事件”的书籍和文章还在相继出现。传统的解释依旧大行其道，但是阴谋论者们已经在互联网上找到了一个适合他们胃口的新论坛。
2014年，在新罕布什尔大学的大学生中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这些“千禧年一代”对“珍珠港事件”只有有限的兴趣和了解。对他们来说，“9·11恐怖袭击事件”具有更大的意义。
1994年，美国国会宣布12月7日为“国家珍珠港事件纪念日”（National Pearl Harbor Remembrance Day），这一天的习惯是降半旗，但它并非一个官方的法定假日。在这一天，政府办公室、学校和企业都不会关门。
位于珍珠港的国家公园参观者服务中心（National Park Service visitor center）每年都会吸引150万游客前来参观。每年12月在历史遗址上举行的周年纪念活动仍然以日军的攻击和丧生的美国人为中心，但纪念活动的基调已经改变了。
在珍珠港即将举行的75周年纪念活动（译者注：本文发表于2016年）的主题将与去年相同──“和解之路：从交战到和平”（Pathway to Reconciliation: From Engagement to Peace）。国家公园参观者服务中心对此的解释是：“重点关注美日之间友谊的重建和巩固。”
今年珍珠港纪念活动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