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鄱阳县双港镇乐亭中学王庭顽
他，A老师，是有罪的。有什么罪？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小心谨慎地处于同事之间，不苟言笑，更不肯发表自己的意见。上班，他像一台被操纵的机器人一样：有课，上课；没课，他埋头做着一切自己该做的事。偶尔也闭目养养神，但从未越雷池半步----参与同事间的闲聊。总之一句话：他把自己禁锢在自己的心房内不肯出来。
尽管他如此小心，尽管他把自己锁得紧紧，但还是免不了招来许多非议。同事们指责的不是他的清高，而是他的品质，进而否定他的能力，并对他进行围追堵截。我，我就是其中被动从犯之一。
说起来惭愧，我曾被动的参与过对A老师的“围追堵截”的阴谋，不过后来阴谋没有得逞。这事还得从十多年前说起,准确的说是从2003年说起，当时正是我在事业上渐逐成熟时期。那时候，一种年轻人爱出风头的冲动，总使我想在同事们面前异军突起。我教学很卖力，和学校领导也走得很近。又和校长沾亲带故的拉上了些亲戚关系，是以我很快就成了学校的中坚力量，并担任初三数学学科的教学任务。我这么年轻就教初三，固然有我工作认真的因素，但在当时的我们学校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个个奇迹。我没有骄傲，我清楚地知道，教学是我一辈子的事，我不能因眼前的一点点成绩而满足，我还需继续努力。否则的话，我在同事们心目中的地位将不保。我继续努力着，我要在同事们心目中成为一个最完美的形象。因为我的努力，我在学校的地位越来越高，俨然是一个没有上级批示的校委领导。
大家都知道，2000年前后，正是我国各地学校快慢班风气最盛行时期。快慢班的危害，说起来至今仍叫人心疼。我们学校就是在那时候分的快慢班。记得2003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是在初三暑期补课上半阶段刚刚结束的时候，我应邀和几位校委领导一起去村酒店喝酒。当然被邀的还有一位和我一样，与领导关系很铁的教历史学科的奎老师。我们先是边喝酒边说着一些相互打趣的话，气氛很热闹。喝着聊着，我们自然地聊到了当年初三的中考成绩。闲聊中，我们对初三的中考成绩进行了各方面的分析，最后归结为一点：本镇共有六所中学，其中有两所兄弟学校初三分了快慢班，中考成绩比较好，是我们学校初三中考成绩在本镇排名不够理想的最大原因。忽然，教导主任D老师提议说：“为了我们学校明年能取得更好的中考成绩，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向兄弟学校学习，向校长建议，新一届的初三也分快慢班？”也许是酒正喝到兴头上，大家都没有半点思考地纷纷表示赞同教导主任D老师的意见。我听了心里则很不是滋味，我是刚刚从学生中出来的，高中时期我是快班学生，亲眼目睹了快慢班对学生造成的许多伤害。实事求是的说，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学生学习的劲头本来就不足，学生厌学的现象时也有发生。从中考的角度考虑，学校分快慢班，如果是两快一慢还好一点；如果是一快两慢，明显地我们将抛弃三分之二的初三学生。更何况快班成绩靠后的学生，也将被逼得逐渐厌学。这样一来，被我们抛弃的初三学生，又何止是三分之二呢？但这不是我心里不是滋味的主要原因，我心里不是滋味的主要原因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任何人都一样，工作归工作，作为人来说，私心多少都有一点儿，我也不例外。凭我的资历，能够担任初三的数学教学任务，已属不易。如果分快慢班的话，我只有教慢班的份了。那样，我在学校出人头地的梦想，就幻为泡影了。正当我心里默默难受，不知说什么好的时候，政教主任G老师发话了：“分快慢班，我估计校长会同意。问题是快班老师的搭配，校长很难处理。”G老师的话一说完，我就看到教导主任狡黠D老师的一笑，眼睛扫视了一遍大家，暗示性的问道：“我们在座的，哪一个不是学校教学骨干？”听教导主任这么一说，大家都会心的笑了，我心里也宽松了许多。于是，我们开始斗酒，直到在座的每一个都酩酊大醉。
尽管我酒喝得很兴奋，尽管有了教导主任D老师先前喝酒时的一番暗示，但我心里仍很忐忑。我很清楚，凭我的资历，一个毛头小伙子，初三第一次分快慢班，学校领导就让我教快班，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我的前面，有的是资深的数学老师。从学校的角度来说，不能不从各个方面去慎重考虑。人总应该有个自知之明吧，我总不能把什么都当做梦幻，多少也应该有点现实的眼光。我想我应该反对初三分快慢班，这样对我太不公平，这样会扼杀我的教学潜能。可是，我反对得了吗？迎合领导的意旨，我就千好万好；忤逆领导的意旨，我就什么都不是了。像我这样的年轻老师，不管曾经取得多么优秀的成绩，在学校领导面前，在众多资深老师面前，要说什么都不是就真的什么都不是，这一点我很清楚。现在学校领导中既然有了初三分快慢班的说法，兄弟学校又有先例在前，为适应新的教育发展趋势，我们学校初三分快慢班将一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心里觉得很委屈，我怀着满腔热忱，只想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在教育这块净土上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成为一个处处受人尊敬的好老师，怎么就这么难？我怨恨自己，我怎么就生在这样一个浑浊的、没有教育公平可言的时代！我在心里一遍遍追问自己：难道靠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努力，在教育战线上打自己的一片天下也是一种错误码？我很想向在座的学校领导提出我的反对意见，可是我不敢。不惟不敢，还必须要迎合喝酒的气氛，不能让学校领导看出我的情绪来。否则，我就真的什么都不是了。
好不容易散席了，大家相互稀里糊涂的道着别，然后各自往自己家的方向摇晃而去。我怀着心事，昏沉沉的走在回家的路上，连自己的摩托丢在村饭店也没有骑回来。一路上，我不避行人，也不避车辆，就那样无意识地、机械地、木讷地往前走着，至于有没有行人让我，有没有车辆让我，我不知道。我难受！我痛苦！我委屈！我相信我能教好初三快班，但我害怕我没有资格教初三快班！如果被分到教慢班，我就没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我就修不成正果，我就实现不了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好老师的梦想。可是，谁又在乎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年轻教师的想法呢？我终于挨不住了，我随意地扶着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使劲地呕吐起来。我大口大口地呕吐着，我要把心中的委屈、痛苦、不平，全都呕吐出来。吐完了，心里好受了点儿。我慢慢地挨着那块大石头，在大石头上坐下来歇息，我想等身体舒服了点儿再走。这时候尽管身旁围了几个行人看我的热闹，但我并不在意。我心想，你们想看我醉酒的样子，你们看就好了。我在石头上坐着，歇息着。阵阵凉风迎面吹来，人舒服了很多，但我还在想我的心事，我的心里还是很痛苦的。忽然，一个机灵的想法从我的脑海闪过：既然初三分快慢班将是不争的事实，我何不抓住这个机会，活动活动？早活动总比等着强吧！如果我能教初三快班，说不定这是一个绝好的机遇。对，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我要尽快地在学校出人头地，我要早日修成正果，我要成为一个事业有成、受人尊敬的老师。这时，我自然的想起了我的父亲来。对，去找父亲，他会有办法的，他会有办法让我教初三快班的！想到这里，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快速从大石头上跳下来，大踏步往回家的方向奔去。把那几个看我醉酒的人，木呆呆的丢在大石头旁。
我回到家时，父亲正好也在家。父亲见我喝醉了酒的样子，刚要张嘴准备说我几句的时候，我赶紧把父亲拉到一边，低低地把喝酒的情况和我的想法对父亲说了一遍。父亲听了很是支持我，说：“只要你有信心教好初三快班，其他的一切我来想办法。”学校初三分快慢班我找父亲帮忙，也许你们会觉得很奇怪，是吗？不要奇怪，我找父亲帮忙绝对没错。我的父亲是我们村委会的主责干部------村委会主任，在我们村是个脸面十足的人物，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谁要是有什么事找我父亲帮忙，没有处理不好的。我很尊重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尊神，一尊无所不能的神！
我很关注分快慢班的事。初三暑期下半阶段补课的时候，听说是为了初三的稳定，要等到正式开学后再分快慢班，可开学后却一直迟迟没有分。尽管没有分快慢班，但初三分快慢班的事却吵得沸沸扬扬，不时有家长来学校打听初三分快慢班的情况。我总是很留意听同事们关于初三分快慢班的谈论，只是装作不在意，表面上努力上好自己课的样子罢了。听同事们那谈论的口气，总好像是马上就要分班似的。后来我终于听清楚了，校长对于分快慢班的意见还是比较认同的。至于分一快两慢还是两快一慢，校长一时还拿不定注意。按校长的意思，分两快一慢，可对要配备两套快班老师，又觉得师资力量不够。分一快两慢，校长几乎是否定的。学校大多数校委领导则主张一快两慢，说是这样中考成绩更有保障。说白了，就是校委领导与校长意见不一致，还有就是有些实际情况让校长感到棘手，是以初三迟迟没有分快慢班。看来初三分快慢班是势在必行，于是老师们纷纷猜测初三哪些老师将是快班老师。老师们的猜测是没有一定的确定性的，他们有时候说某某老师有可能教快班，有时候又说某某老师教快班的可能性不大。总之，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但有一点是比较一致的，就是被猜测教快班的老师，大多数是校委领导。这样一来，我心里更慌了。我想如果安排我教慢班，我不如下去教初一或初二算了，可这事我能说了算吗？我很着急，有时候在家里问爸爸有没有活动好。爸爸总是随意的说：“问什么问，你安心教你的学就是。”在学校不敢打听，在家里爸爸又含糊其辞的，弄得我心神很不安宁。
最让我难堪的是，有些老老师拿我开玩笑：“小B，听校长说，你教初三快班的数学。怎么样，先分分喜糖预喜预喜！”还有跟着起哄的老师，威吓我说：“小B，不分喜糖可以。到时候校长宣布决议，我们集体坚决反对，把你拉下来，可别怪我没提醒你。”瞧那架势，好像非要我当场分喜糖似的。这种玩笑弄得我很窘，不知说什么好。可是又不得不应付，我只好羞涩的说:"我还很年轻，没有什么经验，需要向各位前辈学习学习。不过我会努力的，争取以后教快班。"我得体的回答，看拿我开玩笑老师的样子，就知道他们很满意。A老师从未参加过类似的谈论，他对初三分快慢班的意见怎样，我们不清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如果我教快班，他是比较认同的。我是从他听同事们快我玩笑时，他那轻易不能觉察的神态中感觉到的。下面我就说说我和A老师的关系吧。
说A老师老，在当时是错误的。因为在我国，像我们这样的农村中学，当时的主要教学力量是一些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毕业考师范的中师毕业生。早先的师资力量，上了一点年纪的人都知道，民办教师多，教师整体水平不够高，能够胜任初中教学任务的老师不多。所以那些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的师范毕业生，理所当然的成了初中老师。不比现在，小学教师中也有很多本科毕业的。又加上我们学校原先是从属于乐亭小学，是后来从乐亭小学分离出来的。这就给我们学校的教师结构造成了一种怪现象：几乎是清一色的八十年代师范毕业生。真正年纪大的有两个，是文革前的老牌师范毕业生，现在都已经退休了。还有两个是稍微年轻一点的，也是九十年代初期的师范毕业生。我刚分配来的时候，我是学校唯一的年轻老师，因为他们年龄最小的，也要比我大十来岁。现在年轻老师开始多起来了，那是在我分配来以后补充进来的。说一句俏皮的话，我是年轻老师群体中的元老。我们学校老师群体这种不老不少的年龄结构，应该是最具活力的一个群体。也许是这个群体中缺少新鲜血液，也许是教学负担过于繁重，这个群体并不显得怎么有生气。先从外貌上来说，他们当中当时有的头上就已经过早出现了华发。咋一看，有几个确实是像到了快退休的样子。A老师是这个群体中年龄偏大的一个，华发尤其明显。再从心理上来说，他们的心理状态普遍偏老。因为他们平常聊天的时候，总流露出早点退休为好的意识。我的到来，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生气，反而造成一种强烈的反差，使他们尤其显老。他们看到我时，总爱说一句“还是年轻人好”，那语气中是充满了羡慕。
由于家教的原因，我自小就养成了见人问好的习惯。每天上班，我都会主动的“王老师早”“李老师好”向这些老师问好，他们又都热情地回我以“小B早”“小B好”，有时候还会说几句有趣的话来逗我。向A老师问好的时候，情况则完全不同。每当我向他问好，他总像是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一样，先面无表情地看看我，然后微微一点头，轻轻地回我一声“小B早”或“小B好”，那声音我估计是低得几乎是他自己都听不见。接着就埋头做自己的事或走自己的路，没有了第二句话。
哦，忘了告诉大家我们学校当时排课的具体情况，现在我来说说吧。那时我们学校排课非常稳定，具有“终身制”的性质。即教初一的老师年年教初一，同理类推，教初二初三的老师也是固定不变。像A老师，他那时教初二语文，如果不是后来他“冒学校之大不韪”，破坏了我们学校初三快慢班制，击垮了我们学校的“名师团”，使我们学校实行了循环教学的形式，我估计到他退休的时候，他还是只能教初二的语文。在这里我顺便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当时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是所有的校委领导都集中在初三，没有不是初三老师的校委。老师的任课安排，虽然偶尔也有些许的变动，但没有规律可循。像我这样一个教学没几年，就教初三，是那些初一初二的老师想都不敢想的。老师们就天天这样按部就班的工作：课程不变，班级搭配不变，年复一年的教着同一门课程。学校排课的这种稳定性有一个好处：给教导主任省去了许多麻烦，同时也给老师们钻研教材减少了许多烦恼。用家长的话来说，你们这些老师，年年教同一本书，不用背也能随口说出来。大家都各自适得其所，彼此相安的工作着。从学校管理的角度来说，不能不算是一大妙招。
正因为学校排课的这种稳定性，教师的备课和其他一切相关教研活动，都只能是形式。校长不止一次在教师会议上说：把形式做好，上级教育部门来检查时，各级领导脸上都有光。教师们的教学生活平静得很，没有半点波澜。就像一潭深深的死水，任你怎样搅动，也搅不出半点浑水来。出于对教育事业的热爱，那时我曾试探着和几位数学老师开展一些教研活动，当然是请他们做指导老师，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我每次话还是刚刚出口，他们就都赶紧摇着手制止，说：“不要搞得太麻烦了，把形式做好就可以了。你要是没有听课笔记、万字教学心得，拿我的去抄。”说着就从办公桌抽屉里抽出他们那保管得特别好，一年誊写一遍的各种本本来，让我拿回来抄。并嘱咐我一定要做适当的改动（注：是“改动”，不是“修改”），不能人人千遍一律，否则领导会没面子的。以上这些，都是我当时所感受到或后来才明白的。下面我们回到正题，接着说说初三分快慢班的事情。
我就这样在煎熬中，日复一日的苦苦地等待着，等待着命运对我的宣判。我期盼，我祈求，命运千万别宣判我教慢班的数学。对于我来说，教慢班，无异于宣判我的死刑：从此，我将会是一具行尸走肉。即使下一个学年，我教初一或初二的请求得到允许，我心理上也接受不了，因为我永远失去了教初三的机会。正当我饱受痛苦煎熬的时候，命运的宣判悄然来临。初三第二次月考的前一天下午，办公室的黑板上出了一条通知。通知的内容如下：
通 知
经校委会研究决定：1.初三第二次月考后分快慢班，一快两慢；
2.初三分快慢班，师生均以第二次月考成绩为唯一依据；
3.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第二次月考试卷委托他校（非本镇学校）老师代为阅改；
4.为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试卷不作任何反馈。
鉴于以上几点，望初三老师认真组织好第二次月考，严格执行监考纪律。
特此通知
乐亭中学校委会
Ｘ年Ｘ月Ｘ日
尽管我天天关注初三分快慢班的消息，但真正一看到确切的通知，又觉得太突然了。我有点不知所措。月考开始了，月考完全是按照中考的要求进行的：试卷保密、科目安排、考试时长等，都具有中考性。如果要说有不同的话，就是监考老师是本校初三全体老师。说真的，学生考试时，如果允许的话，不要说帮助学生作弊，就是替学生代考的心我都有。可是监考是那么严格！我们这些监考的老师，简直不是在监考学生，而是在相互监督。学生呢？考试时是前所未有的安静，除了几个成绩特差的学生外，谁都把自己的试卷捂得严严实实的，生怕有其他同学偷窥到自己的试卷。考试刚一结束，教学大楼前就来了一辆的士。接着是校长和试卷一起失踪了，就像是被从地球上抹去一样，谁也不知道去向。
校长失踪了两天！校长失踪了整整两天！
在校长失踪的两天里，初三师生表面看起来非常平静，其实是师生人心皆惶惶：决定学生命运的时刻来临了！决定老师荣誉的时刻来临了！谁都希望自己被分到快班，学生如是！老师如是！在校长失踪的第三个晚上，我受不了这近乎窒息的等待，在自己的房间无情无绪的摆弄着书页。就在我摆弄着书页的时候，父亲进来了。父亲没有在家吃晚饭，他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不知道。父亲一进来就高兴地对我说：“好儿子，恭喜你！这次考试你们班数学成绩第一。你们校长说，这次考试成绩很客观，你不需要特别关照，现在你是初三快班的老师了！”听到父亲这么一说，我惊讶的从椅子弹了起来，赶紧问：“爸爸，真的？”爸爸满意的看着我，点点头：“真的！刚才我还和你们校长一起喝酒来着。”不等父亲说完，我就兴奋地张开双臂，一下子搂住了父亲，抱着父亲在房间里旋转起来。我一边旋转着，一边大声的嚎着：“爸爸，谢谢您！谢谢您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吓得父亲在我的肩头捶了一拳：“你这混小子，你就不怕把你老爸的骨头摔坏！”我笑着放下父亲，俏皮的说：“这么好的爸爸，我怎么舍得摔坏呀？”父亲站在我面前匀了会儿气，瞪了我一眼：“严肃点！”不过脸上还是笑眯眯的，没有半点怒意。等我平静下来，父亲接着嘱咐我，不能泄露任何消息，特别是在校长宣布决议之前，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不能有任何半点反常举动，说是年轻人应该学会稳重。我一一答应着，父亲才放心的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去上班，我刚一进办公室，便发现校委领导都早早地来了。这是从来没有的，特别是这么早，又这么齐，更是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大概是有几个和我一样习惯于早起的老师也在办公室，气氛显得有点压抑。我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我装作不知道。我一一向这些老师问好之后，便按照自己的惯例，不管是不是自己的早班，先去班上看看，陪陪那些早到的学生看书做作业，等班主任或相应的学科老师来了，再回办公室备课改作业。那天早晨，正好是我的早班，我中途没有回办公室，直到放早学的时候才回办公室。至于这段时间，校委领导有没有开会或其他什么的，我不知道。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政教主任G老师正站在办公室门口嚷道：“初三的老师请留下，到会议室开会！初三的老师请留下，到会议室开会！……”我们陆陆续续的来到会议室，校委领导们早等候在那里。看看人到得差不多了，校长先来了个简单的开场白，又简单的说了说初三分快慢班的必要性，然后就今后初三快慢班的管理、中考奖金的分配、快慢班先进教师的评定、快慢班班级规模等做了详细的要求和说明，并希望快慢班的老师各负其责，达到初三稳定、提高中考成绩的目的。接着是教导主任通读第二次月考成绩，然后根据成绩的高低，宣布了快班老师的名单：班主任李老师（会计兼副教导主任），语文G老师（政教主任），数学B老师，英语D老师（教导主任），物理C老师（总务主任），化学李老师，政治王校（副校长），历史奎老师。快班老师的名单一宣读完毕，初三老师们以前脸上的那种人人紧张、焦虑、神秘的神情，一下子没有了。变成了快班老师面有些许喜色，慢班老师轻松坦荡，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强烈反差。即使是我自己，也没有那种日日盼望的兴奋。最后校长在总结的时候特意提到了我，校长说:“小B老师上进心强，在我们乐亭中学教师队伍青黄不接的情况下，能凭借自己优异的成绩，成为快班的老师，我感到非常欣慰。这是我们乐亭中学的一大幸事，说明我们的年轻教师正在成长，并逐渐成熟。这是我们乐亭中学的希望，我们这些老老师再也不用担心后继无人了。我恳请和希望在座的各位老师，特别是快班的班主任和老师，要对小B老师多加指导和帮助。”校长说完后，又对着我个人说，他也希望我能多多谦虚，虚心地向老老师学习和希望我拿出年轻人敢打敢拼的冲劲，为快班中考立一大功。我一一答应着，然后散会。
没有人恭贺我，也没有人向我要喜糖，我心里感到有一些失落。初三学生分班，是校委领导早晨根据月考成绩已经分好了的，第一节课由三个班主任整理班级。初三老师，除了三个班主任，都各自回家吃早饭，我也跟着回家吃饭。
用了不到一节课的时间，我便吃了饭回到学校。其他的初三老师一个也没有回校，因为学校老师当中，除了校长，就只有我一个人有摩托。我回到学校时，正好刚刚下第一节课。班主任见我来了，临时安排我上第二节课（初三功课表需要重新安排，因为初三的老师不再是原来的搭配。同时，只有快班的老师已经确定搭配，另两个慢班的老师搭配，校委们正在会议室研究，两个慢班的班主任只有自己辛苦了），匆匆交代了几句就回家去吃饭了。
没想到快班的课竟这么好上。教材是没变，主要是课堂纪律和学生的接受程度让我兴奋。分快慢班前的课堂纪律虽说不是很差，但绝不能说好。以前讲课的时候，总时不时的有那么一两个学生弄出一点小动静来，搞得我无法专心上课。欲待不说，又怕这种小气候波及全班。所以在讲课的时，不得不在必要的时候，适当的提醒个别学生注意课堂纪律。遇到麻烦的时候，我就得像班主任似的，用大半节课来训话。可想而知，那种情况下，教学任务有时是无法按时完成的。最令我气恼的是，有时当我按照教学设计进入最佳状态时，忽然有那么一个学生弄出大动静来，打断我的思路，我不得不停下来管管课堂纪律。当我平复课堂纪律再去重拾思路，已兴味素然，茫然不知所措了。这样的时候，是我最气恼的时候。我认为这不仅仅是破坏了课堂纪律，更是毁坏了一件我精心创作的艺术珍品。我为这样的气恼，曾几次差点和学生发生激烈的冲突。可是有什么办法，气恼归气恼，他们毕竟是学生，课你还得继续上。如果你不接着上课，任性的甩手而去，那么下一次的课堂纪律会更差。因为淘气的学生会认为老师好欺负，会变本加厉的扰乱课堂秩序。这种常识性的错误，我在学生时代就清楚。我只有接着上课，只有照本宣科。这样的上课，我觉得讲课的我不再是我，是一具摆在讲桌边的木偶。
再看看现在的课堂纪律，就一个字：棒！尽管快班的班级规模比我原来的班级规模要大（分快慢班前，学校就考虑了要尽可能少的放弃初三学生，分班时适当地加大了快班的班级规模。所以，快班的规模要比原来的平衡班级任何一个班都要大，也算是学校尽了最大的一点努力，采取了不是补救措施的补救，我在这里补充出来），可是纪律却好多了。看着学生们那专注的神态，你想不认真上课都不行。因为你不认真上课你会觉得自己是在亵渎神圣的灵魂。学生们的接受能力也特别强，一道数学例题只要老师那么轻轻一点，就明白了。不用问，我不习惯问学生“听懂了没有”。我从学生们听课时满脸发光的神采，以及烁烁闪亮的眼睛可以看出来。我很快就进入了状态，我陶醉在一种自己创造的艺术意境之中而不能自拔。学生们也听得津津有味，不时地点点头，脸上溢出满意的神采。后来有一次我和大学同学在一起，谈到我的第一节快班课，我曾自豪地说：“如果把我给快班上的第一节课当场录制下来，那绝对是一等一的、没有半点课前演练的、原生态的好示范课。”时间过得真快，一节课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如果不是慢班学生站在教室的窗外，我们都不知道已经下课了。一节课下来，我感受到了极大地愉快，这愉快，是我教学来从未有过的愉快。以前每次下课时我都觉得很累，不仅是觉得体力有些不支，更是觉得心很累。那时候下课，如果不是出于礼貌的话，有时回到办公室，那些老老师打趣我，我都懒得应承。可是第一次上快班的课，给我的感受是这样的完全不同。虽说体力上觉得有些许的透支，可身心却是从未有过的愉悦，那是一种精神上的从未有过的亢奋。当我回到办公室时，我发现班主任李老师还没有返校，我默默地做好了接着上第三节课的准备。这是我们学校老师的一个不成文的好习惯，并非我一个人的优点：当同事临时有事不能来上课，总会有老师主动帮忙上课，不需要教导处另外安排。再说我在家时，父亲总经常对我说：“在学校和同事相处时，你要主动地多做些事，锻炼锻炼自己的能力。”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就是“力气是浮财，白天用完了，晚上还会回来。”因此我从小就养成了主动做家务的习惯。更何况在学校，站在我面前的都是些老老师，年轻的包括我在内，也就三五个，我不做谁做！学校有事时我总是这么想的。“铃铃铃……”，上课铃响了，十分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拿着教案站了起来，正准备去教室上课。语文老师即政教主任G老师把我叫住了：“小B老师，这节课你休息，我去和学生见见面。”然后又风趣的冲大家笑笑：“我现在是名师了，我去尝尝做名师的滋味。”说罢，夹着教本，教案也没带，颠簸颠簸的离开了办公室。然而他的风趣没有引来笑声，初一初二有课的老师相继跟着出了办公室。初三慢班的两个班主任最后也慢慢的挪动着脚步，跟着出了办公室，因为两个慢班的老师搭配还没有宣布，只有他们自己去上课。
初三的老师渐渐返校，办公室的人多起来了。不知道为什么，一向很活跃的初三老师，今天都不怎么说话。除了例行公事的话语，根本听不到往常风趣的语音。初一初二的老师向来低调，今天好像也受到什么限制，更没有说什么话。即使说上一句，也是低低的耳语，接着又很快的埋头做自己的事。那样子，简直像突然接到上级检查通知，赶紧补充自己欠缺的材料一样滑稽。初三的老师呢？有的在分开作业本，有的则干脆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抽烟，眼睛漫无目的的望着窗外或盯着办公室的黑板。坐在自己位置上的老师，如果不是因为抽烟的需要而偶尔动一下手，真让人怀疑那是不是活物。一节课就这样在沉闷压抑的空气中慢慢度过。快下课的时候，班主任李老师匆匆返校了，满头的大汗。他一来，就把我叫出办公室，在办公室的走廊上和我说话。我记得清清楚楚，他当时和我说的是，适合快班的特点，要求我讲课的进度要做适当的调整，不能像平衡班级那样讲课，以及一些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正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下课铃响了。旋梯的拐角处，传来雄哥不成曲调的、杀猪似的嚎叫声：“我们的队伍像太阳，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他正唱着，拐过墙角看到我们时，歌声戛然而止，像换了个人似的，朝我们点点头，匆匆走进办公室。
说到雄哥，我不得不停下笔来介绍一番。雄哥，我叫他雄哥，那是大错特错。雄哥的年龄比我父亲小不了几岁，也就和A老师一个年龄段，属于长我一辈的人。我应该叫他叔叔或老师，可我确实是一直叫他雄哥，不能怪我。他真名叫胡俊红，为人性格随和、乐观。可以这么说，我们学校有一半的笑声，是他制造出来的。听说雄哥以前是某小学的校长，因和上级领导关系不够融洽，被调到乐亭中学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平调。因为那时候中心学校的领导多次在全镇教师大会上说，中学老师和小学校长平级。小学教师教学成绩优秀的，可以提拔到中学教学。而中学教师教学成绩特差的或极不负责的老师，会被降级到小学教学。所以我们乐亭中学，至今仍有“人人皆校长”的说法，不过是一正多副，副到三十几副校长。他来乐亭中学，也只比我只早一年。我们乐亭中学的老师，不管年龄比他大，还是比他小，就是那两个快退休的老老师，也都一律叫他“雄哥”。好像“雄哥”不是对他的称谓，而是他的名字似的。至于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叫他“雄哥”，却是有来历的。
那是我刚来的时候，因为听见大家都叫他“雄哥”，我就叫他“熊老师”，结果惹得大家纷纷大笑起来。我还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话，木木的站在办公室里不知所措。老老师们你一句，我一句的纠正我，要我叫他“雄哥”。我不敢，以为大家又在打趣我。谁知雄哥却拉着我的手，问我：“老弟，你看得起老哥吗？”
我窘得直点头，说：“我怎么会看不起你!”
“好，那以后就叫我雄哥！”雄哥这样逼迫着对我说。
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叫他“雄哥”。刚开始叫“雄哥”，我还真有点不习惯，后来也就慢慢适应了。我很佩服雄哥，我佩服雄哥倒不是因为他教学成绩有多突出，而是他的喝酒。
雄哥是我至今见到的唯一一个真正喝酒的人。
记得有一次，放学了，学生们纷纷涌向食堂（那时候学校有食堂，后来因为管理不善，随即停办了）。我从抽屉里拿出碗，随着学生的人流，向食堂走去。虽说心里不急，可我敢肯定，我走路的速度应该不是很慢。我消化能力特强，是一个饿怕了的人。教学以后，我一直保持这一个习惯：如果最后一节课是我的课，不管上课的内容有多重要，也不管我上课有多投入，当然也包括学生偶尔犯错误，需要我教育批评他们的时候，只要下课铃一响，我会条件反射似的把手向教室门口一指，下课！下课仪式也都免了。想当年自己读书时候的那个饿，肚子里实在是受不了。看着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我怎忍心让他们压堂挨饿。所以在我的意识里，无论什么事，都没有吃饭重要。用我们农村的话来说就是“千事万事，吃饭是大事。”我是真正做到了这一点。那天也是这样，下课铃一响，我二话没说，用手朝教室门口一指，下课！当我来到食堂门口的时候，学生的长龙已经排到食堂门口。
食堂里的学生很多，很嘈杂，也很拥挤。有排好了队的，有匆匆去洗碗的。还有已经打好了饭，怕回到饭桌的路上遇到碰撞的人而小心走路的。当然还有一些“散兵游勇”在晃荡，大概是想见缝插针吧。我这个让让，那个避避，好不容易进到教师用餐的里间。我是第二个进里间的老师，第一个到的是第四节课没课的华老师。我进来时他已经在吃饭了，我边洗碗边和他打招呼。盛好饭后，我随手拖过一碟菜，在华老师的侧面坐下来吃饭。老师们陆陆续续的来了，相继坐下来吃饭。
雄哥刚盛好饭，准备坐下时，王校来了，他冲雄哥诡秘的一笑，说：“等一下，后面来酒了！”说着，把空饭碗往我旁边一放，坐了下来。雄哥面无表情的看了王校一眼，还是准备坐下来。雄哥旁边的一个老师赶紧逼着雄哥把饭倒回原处，并拉着雄哥坐下来。不一会儿，果真G老师拿着一个红色的酒盒进来了。G老师站在我的对面，一边开酒盒一边说：“嘿，今天的酒很贵，肯定好喝。”我当时是不喝酒的，酒的好歹与我无关。我看了一眼那酒盒，“沱牌大曲”！酒瓶红红的，酒瓶上还反盖着一个小小的红色酒杯。G老师刚把酒瓶打开，雄哥旁边的老师就把雄哥的饭盒拿过去，让G老师倒了些酒在饭盒里。至于倒了多少，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不会少，看那饭盒就知道。那么大的一个铁饭盒，底部浅浅的一层酒白色液体。
开始喝酒了。几个喝酒的老师皱着眉头各自呷了一小口，嘴里“吧嗒吧嗒”的，砸吧着嘴唇。接着各自拿起自己的筷子吃菜。这时候，他们的眉头皱得更凶了。他们一边咂巴着嘴，一边啧啧称赞“嗯，好酒！”“啊，好酒！霸口！”“香，好喝！”……唯有雄哥不一样，更和平时在办公室的样子判若两人。只见他端起铁饭盒，先是眼睛很专注的看了看饭盒里的浅浅的白色液体，鼻孔几乎是不易觉察的微微张了张。然后一仰脖子，“咕咚”一声，喝下一大口。我没有看到他皱眉，倒是看到他的身子随之一震，肩膀一下子宽阔了许多。看他那样子，好像那酒不是无形液体，而是一根笔直坚硬的钢筋棍似的，一下子把他的腰撑直了许多。接着，他放下饭盒，用筷子夹了一口菜。他脸色平静坐着，眼睛漠视着，没有说一句话。那样子很专注，好像那酒使他很满足、很享受似的，一副超然物外的样子，同时又让人觉得，他是在自斟自饮。在整个喝酒的过程中，他都很少说话。当有人和他碰杯时，他也只是冲对方淡淡一笑，不说一句话，端起饭盒，“咕咚”一声，喝下一大口，然后又恢复他那自斟自饮的神态。看人喝酒的次数很多，可是他这种喝酒的样子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的喝酒，改变了我对喝酒的看法。是的，喝酒能喝到他这种程度，也不失是一种人生享受，也不失是一种人生修养。我心里这样想着，也随即在心里泛起了一丝丝对他、对喝酒的好感，还有对他的亲近感。后来我学会了喝酒，也常和他一起喝酒。他的酒量并不是很大，可他喝酒的那副神态却让我越来越佩服。我们的关系也就越来越近了，叫“雄哥”的次数也就越来越频繁了。
下课的老师陆续回办公室，我们站在走廊上，班主任李老师还在和我谈着一些关于快班教学需要注意的事项。忽然A老师的老婆A师母来了，匆匆的样子，挟着满脸的怒气。学校其他老师的老婆我很少见到，A师母我是认识的。她来过学校几次，每次来都是找校长告A老师的状。可每次来，都被校长说得哑口无言，然后灰溜溜的回去了。我刚想和她打声招呼，她却先开口了，是问班主任李老师的：“李主任，你们校长在学校吗？”
“师母来了，好！到办公室坐坐。”班主任李老师边客气地招呼着边回答道，“校长今天没来，他到中心学校开会去了。”
校长明明在学校，怎么说没来呢？我正诧异班主任李老师为何撒谎时，A师母又开口了，大声责备班主任李老师道：“李老师，你们这班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总是合起伙来骗我。快说，你们校长在哪里？”
也许是A师母的嗓门太高，办公室里的老师都出来了，还引来一群围观的学生。“是去开会了，我骗你干嘛？”班主任睁着眼睛说瞎话，并指着我说，“不信你问问他！”弄得我一脸窘态，不知怎么办才好，心里暗暗责怪班主任撒谎怎么扯上我了。这时雄哥挤上前来，问A师母道：“弟媳妇，来找A老师吧？他不是在家帮你挣钱吗？我刚刚从你家门口经过，我们还打招呼来着。”
“他是在家做事！”A师母一点儿也没有隐瞒的意思，但还是怒气冲冲的样子，说，“我是来找你们校长说理的，自己学校的老师也不好好管管！”
“嘘，不能再说了！”雄哥竖起一根手指在自己鼻尖前比划了一下，说，“校长正在参加中心学校组织的全镇教育大检查，说不定马上就要来了。A老师上班期间躲在家里挣钱，被中心学校领导知道了可不是小事！”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A师母尽管仍然嘴硬，嗓门却矮下去了许多。
“你真的不管？”雄哥的声音突然提高了八度，像是要吵架的样子，“我告诉你，这是要扣工资的！你自己掂量掂量，不要说我没有提醒你！”最末一句话尽管带有威胁性，但语气却柔和得多。旁边的几个老师都赶紧来打圆场，没几下，A师母也就就坡下驴地走了。
A师母走了，上课铃也响了。有课的老师去上课，没课的老师回办公室。我刚坐下，办公室门口传来校长的声音：“雄哥，还是你行！”我抬头一看，校长正笑着走进办公室。
“不行行吗？”雄哥随手递给校长一支烟，顺道也给抽烟的老师每人分了一支，他边分边说，“你看A多么好说话，多么辛苦，她总是这样，动不动就到学校来闹，而且还总是她有理。”听他说话的语气，有些激动似的。接着这些老老师们谈起了A老师的家庭情况。他们说A师母是个好人，也很能干，只是个性太强，非常霸道。A老师呢？表面上比较温顺，话语不多，其实个性刚强，是个外柔内刚的人。A老师家原来生活非常贫困，是A师母的能干，家庭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A老师家现在的生活条件很好，在我们镇教育界，很少能有几个老师能和A老师家相比，可以说A老师家在我们镇教育界也算是一个大户子。从家庭挣钱的角度来说，A师母当然辛苦。A老师则更辛苦，既不能耽误学校工作，又要搞好家庭产业，只有课余时间全身心投入。有时候在没课的情况下，还要偷偷地跑回家去帮忙。在说到这些的时候，校长说：“我也是没办法，其实我什么都清楚。像老A的情况，原来生活多困苦，工资又低，他有时候上班时间躲在家里帮忙挣钱，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在他教学成绩还好，每次全镇统一考试，他班上的成绩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第三几乎没考过。要不然严格按照考勤制度来，他家的生活永远不会有起色。那样他家的矛盾，会闹得更不可开交。”和A老师共事几年，不是这些老老师谈起，我还真的一点儿都不知道。不过A师母的霸道，我倒是亲眼见识过一回。那是一天上午，刚刚开始上第一节课，我们几个没课的老师都在办公室备课改作业。当时我大概是在向A老师要一份什么材料或什么的，总之我就在A老师旁边，忽然一个人冲进来朝A老师脸上“啪”的一巴掌，我还来不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紧接着就是听到一阵急雨似的责骂声。我抬头一看，是A师母，样子很凶，吓得我赶紧退到一边，幸好其他的老师赶过来扯开师母。我看到A老师站了起来，一个红红的手掌印烙在气得发黑的脸上。A老师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圆睁着眼睛瞪着叫骂的师母。A师母还在不停的叫骂，是那些老老师好说歹说，才把A师母劝走的。那天整整一个上午，尽管有几个老老师过去试图劝慰A老师，但A老师始终没有说一句话。我心里不禁暗暗同情起他来，一个人要承受着这样大的压力，那得多难受啊！似我，要是找这样的老婆，我宁可单身到老，当时我心里暗暗的这样想着。
一节课就这样在谈论A老师的家庭情况中过去了，谁也什么事都没做，包括我在内。放学了，饭后午休时，我想起班主任说的关于调整课程进度的事来。我一年一个新台阶，年年的教学进度我是跟着同级同学科老师的，自己没有操过心。教上一届初三也一样，时不时的问问另两个平衡班的数学老师进度，快了就找些习题来让学生们练习练习，等等同级同学科老师的进度。现在是快班，不能比照慢班的课程进度，也不能机械的按照上学年初三课时进度表进行授课，是要做适当的调整。怎样的调整才合适呢？我先想了想眼前，按照我上午上课的进度来推算，本学期内应该能够结束新课。但是不是快了？我不知道。我想我应该把握好这个尺度，既要有利于明年的中考，又不至于课程讲得太快或太慢。我苦思冥想着，丝毫没有头绪。忽然，一个“何不参照一下其他学科老师”的念头滑过我的脑海，我有些兴奋起来。是的，那些老老师比我有经验，对于课程进度的把握会有他们自己成熟的意见。我应该先问问同班的其他学科老师，问他们什么时候结束新课程合适，然后根据数学的具体内容，自己制订新的教学进度表。那样我的数学教学，就能有序进行，至少不会出现慌乱。
下午第一第二节课我有课，分别是初一一个班的音乐和初二一个班的美术，第三节课没课。上完两节课后，我看到总务主任，即快班的物理老师C老师在办公室看书。我走了过去，把自己的意思大致的对C老师说了一遍，然后征求他的意见，什么时候结束新课最好。C老师说他的新课程进度还没有想好，要过几天才能动手制订，但是C老师给了我一条原则性的建议：新课程结束最早不能早于正月元宵，最晚不能晚于3月10日。并提醒我在这个时段内，课程进度宜快不宜慢。我问他为什么？C老师解释说：“3月10日之前没有结束新课，你只剩下3个月的复习时间，那么多的复习内容，要想完成任务，很难。本来新课结束越早越好，有充足的复习时间。但必须考虑到两点实际情况：1.学生的实际接收能力，新课讲得太快，学生不容易接受；2.初三复习资料的问题。按照我们江西中考往年的惯例，初三的中考复习资料一般要到元宵后才下发。如果提早结束了新课，一两天的时间问题不大，即使没有资料也容易应付。如果时间太长了，你做老师的没东西可讲，学生又没有书可学习，怎么办？只有打发时间。仅仅是打发时间没什么可惜，反正后面复习有的是时间。问题是在你打发时间的期间，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情绪，一不小心，甚至可能养成学生的坏习惯，从而影响他们的中考斗志，这才是最要命的。”
后来我又问了其他几个学科的老师，他们关于新课程结束的时间大体差不多。不同的是有的老师认为新课结束慢一点好，学生的基础知识可以夯得实更扎实一点，复习起来便得心应手；有的老师则认为新课结束早一点好，总复习时间充裕，可以从容应对复习后期铺天盖地而来的各种各样的试卷。年轻人大都性子比较急，我也不例外。我联系快班的实际，综合各老师的意见，选择了寒假补课期间结束新课，下学期一开学就转入总复习。我这样做的理由是：一、我现在教的是快班。什么是快班？快班就是学生在学习基础、接受能力等方面，与原来的平衡班级学生相比较，都要强得多的班级。相对来说，除了个别严重偏科的学生外，快班学生各科成绩均在原平衡班级的中上游。慢讲夯实基础这一点，可以不用考虑。二、资料能够及时下发最好，不能及时下发也关系不大。因为我可以利用资料下发之前的一段时间，复习中学生普遍薄弱的数学知识点：应用题的解答！这一知识点倒不是我们江西数学中考的必考点，重要的是这一复习环节有助于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用中文专业的术语来讲，就是：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有助于思维的发展和提高。同时这一知识点的逻辑性很强，对以后复习几何证明等有帮助。反正我年轻，有的是精力，弄些题目来抄写在黑板上，应该不是问题。再说，正月开学期间，我们农村规矩中的事比较多，谁也保不准不耽误那么一两次。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开学前结束新课，与元宵后结束新课没有区别。再从做事的角度来说，先完成任务总比后完成任务好。于是，我花了两个晚上专门用来制订新的教学进度计划。
到了我大显身手的时候。白天在学校，除了偶尔去初一或初二上节副课，我的整个身心都扑在初三快班的数学教学上。我总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辅导学生学习数学。晚上回家还要检查自己白天有没有什么疏漏，明天需要补充复习什么内容。或者思考怎样才能使学生更好地接受知识。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时我有我的目标：明年中考数学成绩在本镇绝对第一，在全县必须是前二十名。我们县近百所初中，初三有多少班我不知道。因为仅二中初三就有二十多个班，县城还有几所中学，每所中学初三都在十个班以上。也许你们会认为我的目标定得有点高，我不怕。小时候爷爷常对我说：“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一炮打响，否则你将很难有出头的机会。要么，你干脆不要去做。”爷爷这话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读书时的成绩就一直很好，在很大程度上，与爷爷的这句话有关。我教学的时间不长，但无论是教初一初二，还是教初三，我的教学成绩不要说在本校，就是在全镇也是公认的。不过我这个人比较低调，特别是在这样一个老老师比例占绝对优势的群体中，我更需要保持低调。再者对我来说，有惊险才有刺激，才有成就感。所以我做事不会怕难，更不会把目标定得太低。
我怀着复仇者一样的心理，时刻不忘自己的目标，努力地工作着。幸好学生都很争气，配合得也默契，班级整体成绩有了很大的提高。只有两个严重偏科的学生，成绩一直远远地落在后面。可以看得出，她们也很着急。我仔细地观察了她们，发现她们的数学理论基础并不差，比方说，她们对数学公式、定理的记忆和理解都不错。尽管有些内容存在一知半解的现象，但稍稍一提醒，都能马上明白过来。可一遇到具体的数学习题，特别是带有综合性的习题，她们就束手无策了。可是数学学科是一张巨大的网，有几道数学题不牵涉到其他数学理论？她们这种情况，我还真的感到挺棘手。试想，如果她们只是在以前的某个知识点存在盲区或不够清楚，我可以慢慢帮她们补上来，无非是多花点时间而已。也许有的老师会说，这就是数学题目做少了，应该用题海战术来解决问题。没错，题海战术是解决这种问题的一个不错的办法。我试过了，收效甚微。我分析了没有效果的原因：主要是学生课业负担太重。作为初三的学生，她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专攻数学。这两个学生语文英语成绩都特别好，每次考试，她们的语文英语成绩都在110分左右，英语成绩有时还会更高，应该很不错吧！可我不能叫她们耽误语文课和英语课，来补习数学。还有，她们的语文英语作业是必须做的。算一算，初三七大学科（当时我们江西中考是七门课程，后来加了地理和生物，现在是九门课程），每门课程的课一定要上，每门课程的作业一定要做，得要多少时间。并且初三每门学科的老师都抓得很紧，认真的学生一天下来，连自己都不是自己了，哪有精力再去题海冲浪。更何况数学成绩差的学生，往往物理化学成绩也不够理想。而她们有时候还想用物理化学成绩来弥补一下数学成绩的不足，对她们来说，时间就更紧张了。在学生思想高度紧张、时间远远不够支配的情况下，再要学生去题海冲浪，那太残酷太不人道了。再就是她们解答数学习题所花的时间太多，我们都知道，越是难题，越需要我们花时间去解答。这两个数学成绩很差的学生，她们做数学作业所花的时间，比其他同学多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思考着怎样提高她们的数学成绩。后来，我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以退为进。我先向总务主任C老师要来几张复写纸和一叠信纸，每天有选择性的解答好一道数学题，然后给她们每人一张，要求她们必须看懂，并相互讲给对方听。同时允许她们，数学作业如果不会做，可以抄其他同学的。前提条件是，老师上课所讲的理论知识，必须要听懂，抄写的时候一定要弄懂解题思路。她们答应了，接着我教她们怎样看我给她们的习题解答，怎样去把握解题思路。最后我向她们说明，以后我每天只向她们提供一道解答好了的习题，其他我什么都不管。数学成绩能不能提高，就看她们自己。两个星期后，我发现上数学课时，她们的脸上渐渐有了喜色，主动性也强了很多。我知道是有了一定的效果，但我践行我的诺言，只做我该做的事。中期考试的时候，她们的数学成绩还是不理想，但已不再是那甩的远远的尾巴。如果把她们的数学成绩放到慢班比较，也可以算是中游的成绩。我们这样又再坚持了一个月，到第三次月考的时候，她们的数学成绩有了明显地提高，已是班上下游靠前的成绩。我问她们可不可以回归班级群体，她们都高兴的说：“老师，我们也在想向你提出这个要求!”
“优惠待遇取消，什么都按照班上统一要求做，行吗？”我问她们。
“放心吧，老师！请相信我们！”她们自信的回答我.
也许是我太自私，过于专心自己的事，对学校发生的一些不正常现象，我竟视若无睹。直到有一天，我才发现学校的不正常。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一天下午放学时，我随着人流下楼回家。在走到一楼旋梯的时候，突然感觉背后有一股巨大的碰撞力狠狠地撞了我一下，我的身子随之不由自主地失去了平衡，要栽倒下去。幸好我右手本能的往旁边一抓，抓住了旋梯的扶手，才不至于滚下楼去。要不然一个倒栽葱滚下去，我自己受伤没得说的，还要伤及许多无辜的学生，真的是把我吓了一大跳。待我回过神来查看原因时，那股巨大的碰撞力已经涌下楼了。看背影，就知道是初三的学生，因为个子都比较大，其中还有我认识的学生，不过都是慢班的。说真的，我当时并无发火的意思，我只是冲着他们的背影大声提醒道：“以后下楼注意点，不要……”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其中一个学生竟回转身来冲着我大声说道：“你管得着吗？”
“什么？！”听他这么一说，我火了，冲着他大声喝道。
大概是被我的威严所震慑，那学生被吓得赶紧掉转头去，和他的同伴们一起跑了。不过那学生在掉转头的时候，还是抛给我一句话：“我说你管不着！”我当时真想快步冲下楼去，抓住他问个究竟，为什么这样要无理，为什么这样不顾其他同学的安全。可是等我下到一楼，他们已经没有了踪影。
第二天上午上班课余时，我把自己下楼差点被学生撞倒的事，当做稀奇事讲给同事们听，慨叹有的学生怎么能那么冒失，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谁知同事们听了，都笑我“书呆子”，说我“少见多怪”。我忙问为什么，他们都笑了。其中一位老老师盯着我的眼睛看了一会儿，反问我：
“你没发现最近初三被叫到办公室的学生越来越多吗？”
“我没注意！”我回答说。他们又都笑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又笑了，并且笑得那么开心，像在逗引小孩一样开心。我认为学生被叫到办公室进行教育是正常不过的事，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所这么大的农村中学，哪天没有一两个不遵守课堂纪律的学生。不过被叫进办公室的大多数是初二的学生和少数初一的学生，初三被叫进办公室的学生是少而又少，不能说是没有。我们初中的老师都知道，初一的学生年龄小，又是刚刚进初中，不熟悉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好管理。初三的学生课业负担重，也比较成熟，对老师抓得紧早有心理准备，比初一还要好管理。初三课堂纪律除个别学生外，任课老师基本能当堂解决，不需要带到办公室来进行教育。初二则是初中最为特殊的一个年级，他们年龄不大不小，环境熟悉，课业负担也不那么重，又正值青春好动期，叛逆心理强，课堂管理最麻烦。所以大多数初中学校挑选初二班主任老师的标准是：狠、稳！狠，就是管得住学生；稳，就是老师在管理学生的时候，管理适度，不给自己带来麻烦，也不给学校带来麻烦，不会踩法律红线，并且学生家长都能接受。
可他们为什么说初三的学生呢？我不明白。
同事们笑过之后，纷纷说我是“书呆子”“单纯”，还有的打趣我，说我真正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圣贤书”，真令人羡慕。接着同事们断断续续地告诉我，说现在被叫到办公室的学生，有一半以上是初三慢班的学生，并且还在呈上升趋势。这些初三的学生被叫到办公室进行教育，不是一般的课堂纪律问题，而是在课堂上成群捣乱或公开与老师顶撞，甚至逃课上网，几天不来上课的。当然，初一初二的“犯罪率”也在呈不断增长的趋势，但远远比不上比初三两个慢班的异军突起。听同事们这么一说，我整个人都懵了，心想学校风气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糟。这时候教导主任，即初三快班英语教师D老师愤愤不平的说：“初三两个慢班，他们的老师我不知道是怎么上课的，也太不负责任了！”
同事们散了！没有谁再说一句话。
初三分快慢班后，慢班的纪律比原来的平衡班级纪律要差些，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严重。自那以后，我便开始注意起这种不该有的变化。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初三的一个慢班出大事了！
一天上午开始上第三节课的时候，王校（学校副校长，喜欢听同事们叫他王校。初三历史老师，教快班和一个慢班）去慢班上课，刚到教室门口，看到一群男学生正往外走。王校提醒他们已打上课铃了，不要出去。没想到其中一个叫做王斌的同学竟口出粗话：“老子出去玩会儿，碍你什么事？”
矛盾就这样发生了，并且很严重。
王校要王斌同学道歉，王斌同学二话没说，照王校当胸就是一拳。紧接着其他几位学生把王校推挤到墙根，并且从座位上还来了几个帮忙的学生一起推挤王校，不让王校还手。倒是王斌同学实在，在王校头上又擂了拳。幸亏当时班上动静太大，慢班班主任顺老师和其他没课的老师及时赶到，把这群闹事的学生带到办公室。
在办公室，王斌同学还是非常嚣张，无论哪个老师问他，王斌同学都直说他就是要打王校，并且早就要打王校。我们老师叫王斌同学承认错误，他理都懒得理。当班主任顺老师责问另几个学生为什么要帮王斌同学打王校时，他们都说没有，理由很是冠冕堂皇：劝架！顺老师又问他们那么多人，为什么只拖王校而不拖王斌同学。他们的理由也很充足：王校是大人，王斌同学是小孩，他们认为王斌同学打不伤王校，不需要去管他。他们的班主任顺老师又向他们调查王斌同学打王校的原因，他们则闭口不开，集体缄默。顺老师又去班上调查，也是无果而返，因为班上的学生也都集体缄默。
如此明显的蓄意围殴老师，学生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我很是气愤，老师们也都很气愤。为了让王斌同学道歉，他们的班主任顺老师用报案来吓唬王斌同学，没想到王斌同学居然说：“报案就报案，你以为我怕什么！”事情闹到这一地步，顺老师只有电话请求正在中心学校开会的校长赶回来处理。校长从中心学校赶回来，也处理不了。校长在电话征询王斌同学家长意见后（王斌同学家长在杭州打工），只有报案，交由派出所来处理。
气愤归气愤，但谁也不想把事闹大。校长报案后，有几个老老师做好的对王斌同学说，先躲避一下，不要等派出所来人真的给抓走了。王斌同学倒挺硬气的，一点儿也不在乎，还说怕什么派出所。
这场官司只有等派出所来处理，谁也没有办法！
派出所真的来人了，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
校长迎下教学楼去，我们也都跟着下了教学楼。一个警察跳下车来，问校长那个是闹事的学生。还没等校长回答，王斌同学英雄赴难般，雄赳赳气昂昂的双脚一跨，上车了，连给我们拦住的机会也没留，甚至我们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下的教学大楼。那警察和校长又说了几句话，上车了。紧接着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随即警车屁股冒出一股白烟，警车走了，王斌同学也随那车消失在我们眼前。校长简单的向教导主任D老师交代了几句，随即跨上摩托，载着王校和顺老师也去了派出所。
问题的解决是个悬念。第四节课有课的老师去上课，因为上课铃响了。没课的老师会办公室，但回办公室的老师没有一个备课改作业。我们都在谈论这关于王校和王斌同学闹矛盾的这件事。我们都很痛心，现在的教师法把老师捆得紧紧的，老师们不能根据客观实际有针对性的去灵活管理班级，导致学生越来越难管理，教育一片混乱。我们也很惋惜，王斌同学小小年纪，便被“请”进了派出所，会不会留下心理阴影。一节课的时间很短，但我们也杂乱的谈到了教育气候、教师职业良心等问题。在我们回办公室，还没进办公室时，听到教导主任D老师义愤填膺的说：“是要把他抓走，他以为派出所的警察和我们老师一样好说话。让警察把他打个半死，看他还敢不敢再猖狂。”
“教育是应该教育一下，”华老师一边走进办公室坐下一边说，“只是年龄太小了，要是警察真打就有些可怜兮兮的。”
“我们老师教育学生，只是吓唬吓唬，是真正的嘴狠手不狠。”教初一数学的猛老师说，“警察跟我们可不一样，他们打人不下死手，怎么对付得了那些罪犯。”
大家都坐下了，有的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有的随意的找个位置坐下，纷纷说开了。
“唉，何苦呢！”一老师叹了口气说道，“学生不读书就算了，管他干什么。他们不读书，长大了不照样挣钱吃饭？我们这样管他还要弄得个自讨没趣。”
“有什么办法？学生毕竟年纪小，不懂事。看着他们不读书，我们谁能做到真正不管？”教初一英语的平老师说。
“不管怎样，管是一定要管的，”雄哥说话了，“不过不能踩法律红线。好在今天王校是被打，没有还手。要不然，我们学校一夜之间就全国出名了，看我们谁还能在这里坐得下来？”
……
下午上课前，校长和王校都回来了，王斌同学的爷爷也送了王斌同学来学校。看王斌同学的样子，不像是挨了警察的打。王斌同学的爷爷代王斌同学向王校赔礼道歉，然后就送王斌同学到班上去了。至于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们谁也不知道。不过后来听消息灵通的老师私底下传闻，王校之所以挨打，是因为王校在慢班上课，课堂纪律不好，多次谩骂慢班学生是垃圾，要全部扔进垃圾桶。慢班的学生们听到王校这么骂他们，都很气愤，有几次在课堂上学生就就准备动手打王校。至于传闻的真假，我估计没有多大的假。因为王校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在我们老师面前如此，在学生面前应该更是如此。
下午放学后，校长主持召开了初三教师会。会上，校长肯定了快班的成绩，同时就慢班的管理，向慢班的老师特别是慢班的两个班主任提出希望，希望慢班老师齐心合力，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管好课堂纪律，至于学生学习不学习，随他们自己去，那是没办法的，学校只要求以后不要再发生类似的学生殴打老师事件。
一切都在照常进行。老师们照常上课，学校照常混乱。校委领导们的会议多起来了，初三慢班的老师会议也单独开了几次，可是学校的混乱不见有半点好转，并且后来又发生两次比较严重的学生打群架事件。也许是学校领导看到学校管理过于混乱而心里着急，有时会在公开场合埋怨慢班老师工作很不尽职。这些埋怨无非是责怪慢班老师在不管学生成绩的前提下，居然连课堂纪律都管不好。提出这种批评的主要是教导主任D老师和政教主任G老师，慢班的老师听到了，多半是走到一边，没有人辩解。初一初二的老师，多半会自动的借故离开。最后，办公室剩下的只有初三快班老师。
一天上午快放学的时候，校长从中心学校开会回来，到办公室来和没课的老师聊了几句闲话后，突然说：“中心学校的校长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单独和我谈话。说是我们县来了个感恩教育团，有一个县委领导找到他，希望能在我们镇各所学校全面开展感恩教育，要我们学校带头。带头的学校有一个优惠，免收感恩教育演讲费，以后其他学校开展感恩教育，视学校大小，要收取500----800元的演讲费。”然后征求我们老师的意见，看看我们学校需要不需要举行一次感恩教育活动。在座的老师讨论了一番之后，都认为有必要开展一次这样的活动，理由是：学校太混乱，感恩教育活动，可以使学生懂得感恩，知道老师的辛苦，对学校管理有帮助。吃午饭的时候，校长又征求了所有老师的意见，大家都认为我们学校应该开展一次这样的活动。于是，感恩教育活动就这样定下来了。经过校长和中心学校校长的交涉，我们学校的感恩教育活动定在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一下午举行。
一场声势浩大的感恩教育活动展开了！
第二个星期一上午第一节课前，校长就布置了任务：各班主任各自到班上，交代学生下午一定要带家长来参加感恩教育活动；上午第四节班课主任组织学生打扫卫生，并把课桌凳搬到操场摆放整齐；主席台设备演讲团自带，下午小B和几个年轻的老师帮助演讲团布置主席台并帮助做些服务工作；所有教师下午不得请假，一律到校帮助班主任维持会场秩序。校长布置完毕，差不多就要上课了，各班主任忙跑到班上布置任务。第一节课有课的老师在上课铃向了几分钟后才慢慢的去教室，因为要等班主任布置好任务之后才能上课。时间过真快，转眼就下第三节课了。刚一下课，各班学生不等班主任到场，就纷纷行动起来了：清理清洁区的清理清洁区，搬课桌凳的搬课桌凳，忙得不亦乐乎。一节课就这样，在学生们的忙碌中结束了。午饭后，我和几个年轻的老师没有午休，直接回到办公室，等候演讲团的到来。大约下午一点钟的时候，演讲团的人开着车来了。他们人不多，只有三个人。我们先帮他们把设备搬下车，然后根据演讲团领队的要求，布置主席台。其实没有什么事是我们可做的，无非就是搬几张办公桌和几把办公椅到主席台给演讲团的人和校委领导们的坐。再就是帮演讲团的人打下手，在主席台铺上他们带来的红地毯。他们的设备非常简单，因为怕我们不懂，由他们自己摆放好。主席台很快就布置好了，因为不仅是只有我们几个年轻的老师和演讲团的人，还有那些早到的学生也跟着帮忙。站在操场向主席台望去，整齐的主席台位配上红红的地毯，很是威严。
学生们渐渐地来了，家长们也渐渐地来了，人越来越多。平时显得比较宽敞的校园，一下子变得有些拥挤。各班班主任和课任老师都到自己班上的席位区，安排学生各自招待家长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好，等待演讲大会的开始。在这等待的期间，各班的老师都在陪家长聊天，谈谈学生在校的表现。上课铃响了，演讲大会开始了。扩音器的声音很高，是不是有20分贝，我不知道。因为我是服务人员，当时就站在主席台边，我看到校长拿起话筒说第一句话的时候，声音高得把他自己也吓得一大跳。校长每说一句话，他的声音都要在校园的上空震荡。校长简短的致辞后，演讲师开始演讲了。演讲师一开始演讲，感恩教育活动一下子就进入了高潮。演讲师的声音比校长的声音更大，他的声音不仅要在校园上空震荡，还震颤到人心里去了。全场一片肃静。演讲师那高昂的语音，那抑扬顿挫的语调，那扣人心扉、入情入理的话语，说得学生们一会儿脸露愧色，一会儿眼睛里充满感激之情，两个小时的时间，从演讲师的嘴里流出来，好像就是那么短短一会儿。那短短的一会儿，说得学生们搂着家长痛哭流涕，说得那些淘气的学生洗心革面，找家长、找老师承认错误，并保证以后一定会努力学习。那短短的一会儿，说得学生们都像换了个人似的，个个充满朝气，准备以最好的姿态迎接美好的未来。感恩教育的最后一个环节，签名售书：50元一本。几百本书，经演讲师拿着话筒轻轻一宣传，一抢而空。我看演讲师签名的时候，累得比他自己两个多小时的演讲还要累。不管有多累，演讲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在将书递给学生的时候，还是不忘和学生握握手，交代学生回去后要好好读，要不忘感恩老师，不忘感恩父母和爷爷奶奶。书售完了，学也早就放了。不用老师和家长交代，学生们都飞快的把课桌凳搬回了教室。有的学生看到我们收拾主席台比较慢，也主动来帮我们收拾。
感恩教育表面上看还真的挺有效的。第二天上课，各班的课堂纪律好多了。与以前的课堂纪律相比较，真是天壤之别。不过这种好局面，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夭折了。因为几天之后，那些不应有的现象又故态复萌了。一切都恢复了原状，恢复了那种不正常的正常。事后，我们老师就感恩教育活动进行了谈论。我们认为，这次感恩教育活动，从形式上看，组织得非常成功。特别是当活动进行到“拥抱家长，默想恩情”环节时，学校全体学生在演讲团主讲声情并茂的强大心理攻势下，几乎都是拥抱着自己的家长泪流满面，现场泣声四起，场面非常感人。就连我们这些站在一旁的教师，也不禁为之感动。个别情感脆弱些的女教师，则是满眼饱含泪花。是的，“人之初，性本善”的百分百准确尚有待考证，但“朽木不可雕也”的观点却非常值得怀疑。从这次活动来看，平常看起来非常顽劣的学生，都表现得非常投入。他们紧紧拥抱着自己的家长，泣不成声，似在追悔过去的一切错误。也就是说，演讲师的话，说到他们心坎上去了。由此我想到了我们的学校思想教育。实事求是的说，我国目前的学校思想教育，非常失败。不是说我们的教师没有对学生进行过思想教育，也不是说我们的教师对学生的思想教育进行的少。相反，我们的教师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是花费了不少精力，可收效甚微，甚至出现一种极为“入不敷出”的反常现象。为什么我们这些长期工作在一线的广大教师长年累月的思想教育，却比不上演讲师两个小时的演讲呢？是能力问题吗？我不认为演讲师在学生道德教育方面比我们普通的班主任强多少。演讲师在演讲时是有个表演的优势。但他的这个优势再强，也比不上我们班主任手中的那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第一手材料：即学生的家庭基本情况和我们平时对学生的基本了解。我们教师都是从事教育的专业人士，面对最有话语权的第一手资料，我们不可能做到无的放矢。也就是说，我们在教师在学生思想教育方面，不可能比演讲师差很多。那么，我们的学校思想道德教育为何如此失败？问题的症结在于，在当今经济思潮社会，我们的学校思想道德教育，没有强有力的社会道德作为思想道德教育支柱。没有了强有力的社会道德作为思想道德教育支柱，我们的学校思想道德教育不失败也要失败，这是一种哲学的必然。这次感恩教育不管有多成功，都只是一场思想道德教育的作秀，没有半点实际效果和意义。后来的事实也很快就证明了这一点，学校的不正之风没有改善。感恩教育进行到最后一个环节：签名售书。出乎我们意料的是，那么薄薄的一本书，售价再贵，市场价也绝不会超过30元一本。既然是感恩教育的书，其内容我们应该有个大概的估计。我们学校一位语文老师说，在信息化的今天，凭我们中学语文老师的能力，一个人一个月编辑一部这样质量的书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可书的售价竟高达50元一本，市场的功利性和道德教育是如此鲜明的对比，这样的感恩教育是成功的吗？受到演讲师蛊惑的学生们纷纷伸手向家长要钱买书，买回来的却是家长们的一声声“太贵了”。当时被迷惑的学生，事后就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吗？要知道学生的模仿能力是成年人的几倍，演讲师的感恩教育效果是不是值得怀疑？这次感恩教育还有一个败笔，就是滥用名人效应：签名售书。在判断意识比较淡薄的学生面前，滥用名人效应，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是难以预料的。因此，我们都认为这次感恩教育活动是失败的。
不管学校有多混乱，我想我都应该努力坚守好自己的工作岗位，努力做好一切自己该做的事。不为别的，仅仅从我的教学业绩来说，我也不能不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去做一些自己力能所及的事。再说，我们乐亭中学现在只剩下初三快班一点秀，如果连初三快班都没有搞好，我们乐亭中学就彻底的垮掉了。我有一种危机感，也有一种使命感。我在我们学校人微言轻，其他的一切都不是我的意愿所能改变的。我只有努力地工作，来忏悔自己的罪责。同时，也借努力工作来发泄自己内心的苦闷。
老师们工作越来越懒散了，上班聊天的多起来了。聊天的队伍由原来的临近座位的几个老师低声耳语，发展到后来的专业聊天，再后来就是两个办公室的老师常常聚在一起聊天。甚至有些有课的老师因为聊天气氛的感染，而推迟去上课。他们什么都谈：天文地理、政治新闻、生活琐事、学校生活等等。我真羡慕他们，怎么都那么见多识广，怎么都那么知识丰富。尽管他们有我羡慕的一面，但我还是很厌恶他们，痛恨他们。学校都这样了，怎么不尽心去工作，难道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学校垮下去？有时我真想冲他们大喝一声：工作时间，请凭良心做点自己的事吧！可是我不敢，几次话到嘴边，我又咽了回去。有时我又怨怪校委领导，怎么也不管管，就这么宽宏大量，任由他们自由散漫，难道一点责任也没有了吗？我只有埋头工作，管好我自己。我变得越来越孤寂，越来越沉闷，我不愿意同任何人说话。我的这些老师们，继续他们的聊天，也在增加着我对他们的厌恶和痛恨。然而有一次，他们的聊天，改变了我对他们的看法，让我真正认识到了他们的赤子之心，让我由对他们的厌恶痛恨而变为对他们产生敬佩之情。
那是临近期末考试的一天下午第三节课，暖暖的冬阳散发着怡人的热光。没课的老师大多提早回家了。只有几个不愿做家务的老师，聚在办公室前门最向阳的的阳台上，一边晒太阳一边聊天打发时间。我当时也没课，正坐在朝阳的窗台边的位置上改作业。忽然，从窗外传来雄哥一声深沉的叹息：
“唉!照这样下去，不出三年我们学校就彻底垮掉！”
“有什么办法，”教初二的语文老师Y老师接口说道，“规律就是这样，成也三年，败也三年。不试试三年，领导会相信。”
“真不知道领导什么意思，非要千方百计的想办法把学校搞垮。”教初一数学的武老师迷茫的说，“想当年我们学校是何等的辉煌，怎么一下子就变成这样了？”
“你还怪领导？”教初二物理的林老师愤愤不平的说，“你没注意到，现在初三快班的老师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卸给初一初二和初三慢班的老师吗？要怪，就怪我们自己没能力当领导！”
“唉，”雄哥想调转话头，“闲话我们少说一点，不要让领导不舒服。”
“管他什么舒服不舒服的？”Y老师几乎是愤怒地说，“我算了一笔账，如果我们乐亭中学真的垮掉了，我们乐亭地区的损失你们知道有多大吗？我按最小损失计算，一个学生到县城读书，一年就算多花7000元，600多学生，一年就是40多万。想想，如果加上家长陪读和请客送礼之类的，损失会更多，一年100多万是最小损失。”
“哼，100万？”那位教初一数学的武老师憋不住怒火道，“听说明年初二也要分快慢班！”
“哪不是在加速学校死亡吗？”教初二数学的俊老师诧异的说。
“哼哼！”一位老师嘲讽的说，“领导是在挽救学校！！你知道吗？”
“初二分快慢班！？那我教慢班。”Y老师语气中充满怨愤的说。
“你想教慢班？”雄哥反问，“初二谁愿教快班？”
“为什么？”武老师不解的问道。
“为什么？这你都问！”Y老师气愤的说道，“哪一年不是这样：初三中考考得好，是初三老师的功劳；初三中考没考好，是基础不好，责任全部是初二老师的。”
“也难怪那些初三的老师年年霸着初三教，既得名又得利，还没有责任！”武老师理解似的说。
“谁叫你不当领导？谁叫你不和领导搞好关系？”教初二数学的俊老师批评似的反问道。
“晚上快带两条烟去上级领导家玩玩，也捞个校委当当！”Y老师打趣道。
“好的，我会做个好梦的！”教初一数学的武老师风趣的回答道。
“哈哈哈……”他们大笑起来。不过他们笑得并不开心，而是有些凄凉和无奈。他们笑过之后，又接着聊天。Y老师说：“都是同事，为什么要分快慢班。教慢班的老师还能有什么业绩。现在的评模机制，只看表面不看实际，这不活活坑死慢班的老师吗？当然，在平衡班的基础上进行评比，你没有成绩，只能怪你不努力或业务能力不如别人。再说平衡班评比，差距不大，无论是自己还是他人，都容易接受这种差距。如果分快慢班的话，快班和慢班相比，本身就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教慢班的老师无论多能干，也不可能比得上快班。同时，教慢班的老师，也和慢班的学生一样，在领导的眼中，就是劣质品。评模的时候，谁还管你的客观实际。我看，要求分快慢班的人，都是些自私透顶的人。试想，有能力的人，哪一个怕公平公正。”
“唉，”雄哥认真的说，“我们应该想想办法，明年如果学校真的要把初二也分快慢班，我们怎么去阻止？”
“阻止还不好阻止，全部教慢班”，Y老师说，“没人教快班，计划自然取消。”
“就是不知道A怎么样？他在学校又不说话，在家有那么，商量都没办法商量。”初二数学的老师俊老师有点担心的说。
“没事，”雄哥很快地接着说，“凭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那么自私的！”
……
听着他们的对话，我心里不由得泛起一阵阵对他们的敬意。他们不仅有危机感，还有深深的社会责任感。他们站的高度比我高得多，看事物的目光比我更长远。我怎么反而责怪、厌恶和痛恨他们呢？我为自己的无知而感到惭愧，更为自己近来因误解他们对产生他们的偏见而深深自责。他们才是真正高贵的人，才是真正可爱的人。他们不像王校、G老师、D老师那样高傲而自私，一有点成绩就喜欢自我表现和相互吹捧。我再也没有心思改作业了。我很想走出办公室，去向这群平凡而可爱、却又很高贵的人道歉，表达我对他们的敬意。可是我没有那么做，不是因为我觉得那样做有些唐突，而是他们的对话把我击打得瘫软在办公椅上站不起来。他们还在聊天，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呆坐在办公椅上。“铃铃铃……”，放学铃响了，雄哥他们没有回办公室，他们随着放学铃声直接回家了。下课的老师们匆匆跑回办公室放下手中的教案教材，又匆匆跑出办公室回家了。没有人注意到我，只剩下我一个人呆坐在办公室。我由衷地对这些老师产生了敬意，他们的怠工尽管有错误，但不是源于他们对工作的冷漠，而是源于他们对工作的热情和无奈。我心里暗暗同情他们：报国何须铁骨铮言，拳拳之心也是一马平川。待我从办公椅上站起来，走出办公室准备回家时，整个校园空落落的只剩下几个打扫卫生倒垃圾的学生。
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我们乐亭中学在一种非正常化的正常中畸形地运转，一切都是那么有序，一切又都那么差强人意。我没有什么可以激愤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工作。很快，期末考试的时间到了，全镇统一考试。学生不动，老师交叉监考，紧接着就是阅卷。阅卷可热闹了，全镇的中学老师聚在一起，按学科分组阅卷。语文、数学、英语三组放在中心学校阶梯教室阅卷，我们一边阅卷，一边谈论着各自学校的情况。看来另外几所初三也分了快慢班的兄弟学校，平时状况和我们乐亭中学相比，大体也差不多。从兄弟学校老师的描摹来看，他们的课堂纪律也是一塌糊涂。除了初三快班外，其他各班老师也是没办法的。如果硬要找出区别的话，那就是我们乐亭中学有学生被“请”进派出所。不过不要认为几所兄弟学校就一定比我们乐亭中学好，因为他们在烦恼的时候，有几次也想请派出所“庇护”，只是他们没有那么做罢了。考试成绩出来了，我们乐亭中学的成绩很好。初三共七门课程，我们乐亭中学六个第一，一个第二，这当然是指快班的成绩。初三慢班和初一初二，六所中学各有千秋。
阅卷后的第二天，学校召开期末总结会议。开会时的情况基本是这样的，初一初二的老师围在一起，初三的老师单独一个群体。今年有所不同，初一初二的老师仍围在一起，初三快班的老师一个小群，初三两个慢班的老师自然地形成一个群体。我们都在会议室等待会议的开始。初三快班的成绩考得好，快班的老师自然显得格外兴奋。首先是总务主任C老师祝贺教导主任D老师取得英语全镇第一名的好成绩，接着又是政教主任G老师祝贺总务主任C老师取得物理全镇第一名的好成绩，王校祝贺政教主任G老师取得语文全镇第一名的好成绩……，总之是相互祝贺着，相互夸对方能力强，会教学，是我们乐亭中学的顶梁柱和名师。最会说话的是政教主任G老师，不愧是一位语文老师，好政教主任，说话很有水平。就在我们快班老师相互祝贺相互夸奖最热闹的时候，政教主任G老师忽然说：“我们乐亭中学有我们快班这些名师，考赢其他学校还有什么话说。”说着，头一昂，眼睛扫视了一遍会议室，脸上充满了骄傲的色彩。我没有主动参加他们的相互祝贺和相互夸奖，只是他们祝贺我的时候，我红着脸低声说：“我做得还很不够，需要各位老师多多指导。”然后低下头，默默地不说话。我觉得快班的老师成绩好，不仅不应该这么张扬，还应该低调。因为这是以牺牲其他老师的荣誉和放弃大部分学生为代价的成绩，是不可取的成绩。在我们初三老师相互祝贺相互夸奖的时候，坐得离我们比较近的初一初二或初三慢班的老师，陆续的离开会议室去上厕所，或是站在会议室的阳台上抽烟；坐得比较远一点的老师则在哝哝低语，好像快班老师的热闹气氛和他们没有半点关系似的。同在一所学校，我们的老师却像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我知道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我也替那些初一初二的老师感到委屈。
校长来了，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站在阳台抽烟的老师，上厕所逗留在外的老师陆续回到会议室。待老师们安静下来，政教主任G老师清点了一下人数，只有A老师和一个儿子马上就要结婚，在家准备办喜事的初三慢班的数学老师没有来。政教主任G老师征求了一下校长的意见，大概是知道A老师可能不会来，或是A老师来不来无所谓，会议开始了。第一个讲话的是校长，校长就学校一个学期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做了概括性的总结，高度肯定了各年级，特别是初三快班的成绩。同时对初一初二，特别是初三慢班存在的管理问题，向各班主任提出了委婉的批评。诚恳的要求各班主任下学期一定要管理好班级，不能再出现本学期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对于初三慢班，用校长自己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不要什么管成绩，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学生能勉强安静下来就可以，免得影响快班学生的学习。对于初一初二，校长的要求是，下个学期一定要管理好，至少要恢复以前正常的状态，绝不能给以后的中考埋下隐患。并希望初三快班的老师再接再厉，争取在中考的时候，取得更好的成绩，为全校老师做个好榜样。接着是教导主任D老师讲话。D老师先是宣读了全镇统考本校的成绩，然后就本校成绩与全镇各兄弟学校进行了比较，说初二尽管只有A老师一个人的语文第一，但整体成绩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们学校初二取得第二第三名的还是比较多，低于年级平均分的也只有两个课次，并且也只是低一点点。相对差一点的是初一，这是我们学校的摆脱不了的老把戏，年年都一样。我们乐亭中学初一年级，上学期的成绩从来没有考好过，一般下学期都会赶上来。倒不是说初一的老师教学能力很差，而是我们乐亭中学招生区的学生基础太差。初一学生从小学升入初中时的最高成绩，只有全镇小学六年级第一名学校的平均成绩。学校领导对这一点很清楚，也从来没有怪过初一的老师。最后就初三寒假补课的事做了重复性安排（期末考试前已安排好并通知了学生），无非是为了强调安全问题，怕有些校委值班不认真。事实上是，初三寒假补课期间，校委领导从来没有值班的习惯，除非是边上课边值班。
就在D老师讲话快要结束的时候，A老师来了。他随意的找了个位置坐下，正好坐在雄哥旁边。雄哥把他的肩膀一扒：“分根烟！”A老师没有说话，从口袋里掏出5元一包蓝盒的“月兔”，刚要自己分给雄哥一根，雄哥一把抓过烟盒去，反客为主，先分了A老师一根，第二根抛给了校长，接着自己抽出一根，然后把剩下的往会议桌上一丢：“来，老A的喜烟，抽烟的自己拿！”抽烟的不抽烟的那些老老师，都伸出手去自己拿烟，少了。就是满满的一盒烟，我们学校30多个老师，一人一根也少了，更何况A老师拿出来的烟盒里本来就没剩下几根。A老师仰起头来不解的望着雄哥。
“看什么看，考得好不分烟？”雄哥说，“做人要做满面情，还有老师没有抽烟，怎么办？”
"你应该让人有个思想准备啊？"A老师反问着说。
雄哥把右手朝A老师面前一伸：“有钱就可以！”
A老师没有说话，回转头用手在这个口袋摸摸，那个口袋摸摸。摸了好大一会儿，又仰起头来望着雄哥，似乎在说：“没带钱，怎么办？”雄哥看出了A老师没有钱，问A老师道：“欠我的，怎么样？”A老师点点头。于是雄哥从自己口袋里拿出一包烟，也是蓝盒“月兔”，一边往会议桌上丢一边说：“没动的，自己拿。”就这样闹腾了一会儿，我们又接着开会。
再接下来是王校、政教主任G老师分别敷衍性的讲话，最后散会。
初三寒假补课期间倒是挺安静的，两个慢班都没有出过什么乱子，大概是家长都回家来过年，慢班的学生不敢捣乱吧。当然一些家长很容易忽略的问题还是有，比如上午上第一节课时，迟到的特别多。但也有小部分学生没有来上课，那都是两个慢班的班主任与家长沟通好了的“特殊生”----因为家长也管不了他们,素性随学生的意愿，让他们在网吧好好玩。一个寒假就这样在顺利中结束了，我也如期的完成了教学任务----元宵前结束新课。为了不至于因等待复习资料而显得慌乱，我早早的准备好了过渡期间的复习材料，每个习题都是我有针对性的挑选出来的。这样，开学后即使没有及时来复习资料，我也不会出现无教学目标的应付课堂。
新的学期开始了，发书的时候，初三的复习资料竟随同新书一起发放下来了。我没有因为复习资料的及时发放而改变自己的计划，我按照原定的计划有条不紊地上课。刚好一个星期的补习一结束，就第五次月考。第五次月考是学校组织的，阅卷形式相当灵活。只要自己所教的学科已经考了，没有监考的时候，任课老师可以随时阅卷。我们初三三个数学老师，利用监考的空余时间，再加上一个晚班，月考还没有结束，数学试卷就改好了。考试一结束，我马上就进行试卷讲评。因为第五次月考试卷的内容，是整个初三学年段的内容，所以我特别注意学生的得失分情况。不是说要在讲评试卷的时候，可以把学生没有学懂的知识一下子补过来，而是提醒学生们注意，在总复习的时候，那些是他们各自需要特别注意的，如果老师在复习的时候有所疏忽，请他们自己提出来。我的要求是，任何学生都不能留下知识死角。试卷讲评结束后，我根据总复习资料的线索，结合班上的实际，展开了全面的总复习。
新年伊始，学校的秩序与上学期相比较，是大变了样。学校的秩序一切都很正常，正常的不可想象。初三慢班以前的一切不该有的乱象都没有了，只是偶尔会发现有几个初三慢班的学生躲在没人注意的角落玩耍。当他们发现有老师注意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自动的躲开，教你看不到他。他们以前的那种目空一切，我行我素的狂傲消失得无影无踪。初一初二的纪律也好多了，很少有学生被叫到办公室进行“教育”。是的，只要初三老大哥不乱，初一初二的学生管理起来要容易得多。至少初三乱起来的那种凶蛮劲，那种破罐子破摔的无奈样子，是初一初二的学生学不来的。初一初二学生的乱，至多是上课时自制能力较差而已，无法无天的嫉妒叛逆情绪，他们还没有胆量表现出来。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家长们刚刚出外打工，学生们的思想还在家长管束的余热之中。后来我无意听到同事的交谈，才明白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一天下午第三节课放学铃响后，我在班上安排了一下学生晚上的家庭作业，便端着讲义和教材回到办公室。在办公室，我发现雄哥和初二的一位班主任科老师没有回去。他们在聊天，大概是日子渐渐变长，不愿意早早回家吧。我向两位老师问好之后，就坐下来抓紧时间阅改复习试卷，以便赶在第二天上午讲评。他们也没有打扰我，继续着他们的对话。
“你最近有没有发现初三慢班的纪律好了很多？”科老师问着雄哥。
“这倒没怎么注意过，”雄哥接口道，“不过说起来应该是好了很多，这个学期没怎么看到初三被叫进办公室的学生。”
“知道为什么好了很多吗？”科老师接着问道。
“有什么为什么，”雄哥没有领会到科老师说话的意图，就事论事地说，“初三两个慢班班主任能把纪律管好，也算是真有能干。我看……”
“废话！”科老师不等雄哥说完，笑着打断雄哥的话，“又不是叫你评判能干不能干。我是问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纪律好了很多？”
“怎么？还有什么秘密？”雄哥疑惑的问道。
“你以为是真的好了很多？说起来其实是一种犯罪。”科老师不屑的说道。
“说来听听！”雄哥来了兴趣，赶紧说道。
“说了你也听不懂！”科老师卖着关子说。
“你不说，怎么知道我听懂。”雄哥分了科老师一根烟，接着又问我要不要。他知道我不抽烟，问我要不要烟也只是出于礼节，因为办公室只有我们三人。
他们这样的对话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我知道我们学校初一初二的老师与初三的老师向来不是那么和睦的。初三的老师说初一初二的老师有嫉妒心，初一初二的老师说初三的老师都是领导或是领导的得力干将，其实业务能力也就那么回事。不过我没有介入他们的纷争，我也没想过要介入他们的纷争。试想，一个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就和那些老老师串是斗非，会叫人怎么想。因为我的中立性，双方都不排挤我，说话也不用避忌我。用孩提时玩“老鹰叼小鸡”游戏的话来说，我是最小的“八哥”，游戏的双方不论输赢都必须全力保护我，否则会引起“公愤”。有时候，我为自己在学校能使这样一个角色而感到幸福。当然，我也不希望他们有纷争。他们也都很克制，一般不会当面说什么过分的话，毕竟同事一场，难得。从我观察的角度看，初三的老师比较强势，初一初二的老师则相对要温和得多，至多是背后发发牢骚。听雄哥和科老师的对话，就知道今天也是这样的。他们下面的对话，则引起了我的注意。
“有那么深奥？”雄哥激将似的说，“我看没有你说的这么玄乎吧！”
“玄乎不玄乎我不知道，但深奥是不骗人的。”科老师说了起来，“有一次在上班的路上，我听几个初三慢班的学生说，他们现在上课可好了，实行‘轮休制’。即每节课都有几个学生可以不上课，在校园内玩耍。要求是不能惊动学校领导，如果惊动了学校领导，则要给与相应的处分，甚至会引来全班的声讨。开始听说的时候我不那么相信，前几天我问了初三慢班的几个学生，都说两个班一样的，没假。怎么样，你有能力想出这么一个好办法来吗？”
“不错，好办法！”雄哥既气愤又有些不屑，并不无嘲讽的说道，“创新教育就应该有创新教学方法，真不愧是初三把关老师！不过你不要叫我学，这是在犯罪！还什么玄乎深奥的！”雄哥的最后一句话又像是责怪科老师似的。
接着，雄哥和科老师沉默了。
听到这里，我不禁有些诧异。我第一个反应是：怎么能这样呢？也许是我的思想保守吧，但我认为，不管有多么激进的教育思想，创新教育绝不是置学生于不管不顾。我头脑中的创新教育是结合时代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孔子的“因材施教”原则，尽可能地把学生培养成博学或学有专长的人才。对于那些真正对文化课没兴趣的学生，如果条件允许，我们教师可以牺牲正式上课时间，根据学生的爱好，正确引导，挖掘出他们的学习潜能，培养学生的特长。当然，我们老师由于专业的局限性，不可能是通才，以及由于当前教育教学环境等多种因素制约，无法对学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教育，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只有采取保守教育，想办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或是采取适当强制性措施，迫使学生能学多少是多少。毕竟初中阶段属于基础教育阶段，不存在承担培养特长生的主要任务。慢班是有“慢”的无奈，但“慢”的无奈绝不是放任自由。对学生放任自由，会滋长学生极不良的习惯，对他们未来的人生会带来严重影响，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为了课堂表面的安静，采用“轮休制”的方式牺牲学生接受教育的机会，不是渎职，是犯罪！是犯了不可饶恕的渎职罪！同时我觉得自己也是犯罪分子之一。我很想和雄哥、科老师谈谈我对慢班的管理意见：只要我们尽心尽职，哪怕是为千夫所指，也无怨无悔。用剥夺学生接受教育的权力来换取课堂表面的安稳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雄哥和科老师都沉默了。一种可怕的沉默，让我觉得有如芒刺在背，内心深感痛苦不安。我不敢去看他们，我觉得雄哥科老师都在向我投来鄙夷的目光，那意思就好像在说：看，罪魁祸首在装模作样。我无力辩冤，我确实是罪魁祸首集团成员之一：没有快班，就没有慢班今天的现状。平衡班的责任制是不允许任何老师对学生不管不顾。有了快班，慢班老师对学生的不管不顾又像是自然而然之举。
“唉！”沉默了好一会儿的科老师，终于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回去吧！”
“回去吧！”雄哥机械的重复着科老师的话。我仿佛看见雄哥木讷地站起身，茫然无措的样子。
雄哥、科老师回去了，他们没有和我打招呼。我不知道他们是忘记了我，还是他们认为不屑与我打招呼。我痛苦的坐在自己办公位置上，就那样一直坐着，什么也没有做。直到天色黯淡下来，初三上夜班的老师问我为什么呆坐，还不回家，我才醒悟过来。我什么也没有说，默默地回家了。回到家时，父亲还没有回家，母亲正在等我吃晚饭。我努力地掩饰着自己的情绪，匆匆地吃饭，好不让母亲看出来，但最终还是让母亲看出了我的异样。吓得母亲不停的问我是不是病了，是不是挨校长批评了，是不是和学生吵架了。唠唠叨叨一大堆，说得我很心烦，但我不能发作，我知道母亲很辛苦。我推说什么都不是，只是工作累了，有些疲倦。没想到招来母亲更多的唠叨，说什么她要服侍我父亲，又要服侍我，如何如何的辛苦，要是有个儿媳妇该有多好。吓得我赶紧躲进房间，直到母亲收拾完家务，出去和邻居聊天了，我才出来洗涮。
我感觉自己越来越罪孽深重了，我思考着怎样救赎自己的罪过。可是，除了努力工作外，我还有什么可以救赎自己罪过的方法呢？我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了，只有那些老老师打趣我的时候，我才偶尔搭几句腔。同事们都说我变了，说我不到一年的时间，变得像A老师一样不爱说话了。我认为我和A老师完全不同，A老师的沉默寡言，完全是家庭问题。他工作并不热心，上班经常迟到早退，甚至没课的时候有时会躲在家里不来上班。无非是他的教学成绩还可以，一羞遮百丑。成绩的遮羞布，掩盖了他所有的过失。从教学的态度来看，我认为A老师绝对不是一个称职的老师。不管他的教学成绩有多好，我都这样认为。因为教学态度好，工作成绩会更突出，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有了点成绩，就可以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我的沉默寡言，与家庭没有半点关系。在家里，我有疼我爱我的父母。关于女朋友的事，是母亲天天催逼我，我才勉强有了尽快早点找的打算。不是我要上纲上线，我的沉默寡言是源于我对事业的热爱，是源于我对教育的忠诚，是源于教师的天然职业良心。我的工作是认真的，我的成绩是优秀的，这些不要说学校的领导，就是中心学校的领导也不得不认可我这个教学将近四年的年轻老师。从个人事业的角度来说，我完全不应该沉默寡言，因为我是成功的。但学校的现状却与我有关，使我越来越深感不安。我觉得我自己是在犯罪，并且不可饶恕。有时候我也这样想过，如果我有先知先觉的话，我一定会义无反顾的选择教慢班。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从学校的现状来看，教慢班不是丢人，而是对自己职业的敬畏。
我默默地埋头工作着，好在快班的学生学习都很主动，复习进展得很顺利，我沉闷的心理得到些许的安慰。心情还是刚刚好一点，麻烦的事又来了。第六次月考刚刚结束，来学校招生宣传的人是络绎不绝：有重点高中的，有普通高中的，也有民办高中的，还有中专职业学校和职业高中的，总之是应有尽有。学校可热闹了，前拨招生的老师还没走，后拨招生的老师就来了。有时候是竟然是两三拨招生老师相继而来，招生老师间的竞争相当激烈。这些招生老师来了，如果只是和学校领导或初三班主任说说倒没什么，要命的是这些招生老师的宣传都特别到位，都非要到班上去宣传自己学校办学的优质，好吸引学生报考他们的学校。我县两所重点高中的招生宣传做得比较简单一点，无非是分发一下招生资料，招生老师适当说几句话就结束了，耽误不了多长时间，让人容易接受。最让人厌烦的是中专职业学校、职业高中和民办高中的招生宣传。这些学校的招生老师一进了教室，没有一节课的时间他们是不会结束宣传的。特别是中专职业学校的招生老师，他们的招生宣传往往一节课还不够，经常要弄到下一节课的上课铃响了好一会儿，有些学生需要出去方便，才欲休未休地勉强结束宣传。初三的复习本来就挺紧张的，经过这些招生老师那么耽搁，我们的复习就更紧张了。我们的复习计划，往往因这些老师的招生宣传而打乱。而他们的招生宣传没有固定时间的，除了早晨，什么时间都有可能，常常弄得我们措手不及。我只有在心里暗暗默祷：招生老师，请千万不要在上数学课的时候来！可那些招生老师偏偏和我做对似的，我越希望他们不要来，他们有时候却越偏偏在我上课的时候来，弄得我懊恼不止。有时候我真想破口大骂他们：你们不要太自私了，也应该替学生考虑考虑！想归想，骂人实在是不敢骂。因为这些招生老师，和学校领导与老师都很熟悉：不是这个领导或老师的朋友，就是那个老师或领导的同学或同事；即使没有关系的，又是上级领导提前和校长打好了招呼，需要帮忙关照的。不仅这样，那些招生老师人人都有一张好笑脸，叫人无奈极了。好不容易等到初三学生报考结束，我们才能安心复习，又是后话了。
正在我为招生老师不停地来学校宣传感到懊恼不止的时候，学校老师暗地里流传一种说法：初三分快慢班是成功的，下一个学年，初二年级也要分快慢班，两快一慢，快慢班老师根据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定。至于消息的来源，谁也没有明说，估计是个别领导漏了口风。这下轮到初二老师紧张了。初二老师的紧张和初三分快慢班是老师的紧张不同：初三老师当时的紧张是谁都不想自己教慢班，初二老师的紧张是谁都希望自己教慢班。以前初三老师想教快班的可能性不大：一快两慢，每个老师只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教快班，并且还有校委领导参与竞争，难度可想而知。初二老师想不教快班的可能性很小：两快一慢，每个老师都有三分之二的可能教快班，同时没有校委领导参与竞争，绝对公平公正。故意不认真教学，任何一个老师都做不出来，初二老师的紧张也就不难想象。
准确地说，初二的老师不是不愿教快班，而是不敢教快班。其中有一个原因，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就是每年初三中考的时候，如果重点高中录取人数不够理想的话，初三的老师就一个劲的埋怨初二的老师，说是初二的老师没教好，基础太差，害得他们初三一个学年既要教初三的内容，又要重新补上初二的内容，人都累死了也考不出好成绩。用初三老师的话说，就是他们遇到了一群侏儒症患者，用死力再怎么拉，也不可能把这群侏儒变成高个子。如果重点高中录取人数理想的话，初三老师就又相互吹捧说他们如何如何的能干。如果没有他们这些初三老师的话，我们乐亭中学的学生是不可能考出好成绩的。用初三老师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如果乐亭中学缺少了他们这些初三老师中的无论哪一个，我们乐亭这些这台机器不是无法正常运转，而是无法运转，弄得初二的老师对初三的老师特别反感。二是初三分快慢班，从形式上看是成功的。快班的学生优秀率是比以前要大些，但为了这个优秀率是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两个慢班那么多学生，学习态度变得不能再差了。许多原先学习态度还比较好的学生，现在和那些不读书的学生没有两样。我以月考成绩为例，来谈谈当时慢班学生成绩差到怎样的程度。初三中考总共七门课程，总分为680分，（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两科合为一科>，每门课程各120分，物理、化学每门课程个100分），每次月考总分在350分以下的是两个班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更有甚者，总分居然不到100分。总分在400分以上的，两个班加起来也就那么十几二十个。这样的成绩，说起来都叫人心寒。如果初二就过早的分快慢班的话，用初二老师的话来说，就是过早地宣判了一部分学生的死刑，他们于心不忍。尽管初二的老师都反对分快慢班，但也只能是私底下反对而已。因为初二的老师和初一的老师一样，在学校是没有发言权的。干着急是没用的，等待他们的是学校领导的决定。然而一个巧遇，却让A老师给否决了。
那次大概是A老师夫妻又吵架了，估计还闹得特别凶。A老师有一个多星期没有回去，没地方睡，就睡在校长室的长皮沙发上。好在当时气温还比较高，勉强可以不用盖被子。否则的话，A老师非冻病不可。校长室在教学楼二楼西侧阳台尽头，紧靠着右边的教师办公室，喝茶倒水都很方便，是课余时间学校最热闹的地方。也就是那次A老师住在校长室，我才听说A老师因为家庭矛盾，多次睡在学校。天热的时候，用报纸铺在办公桌上睡。天冷的时候，就在校长室找几面锦旗，胡乱地盖在身上当被子，睡在校长室的长皮沙发上。不过以前都是偶尔一两夜，我也不那么清楚。在A老师那次家庭闹矛盾住校长室期间，一天晚上，我上完晚班到办公室收拾好之后，正准备回家。忽然慢班两个上晚班的老师顺老师和梵老师把我叫住了，说是校长叫餐馆的老板送来了饭菜，要我们三个上晚班的老师一起陪A老师吃晚饭。
我们来到校长室，看见酒菜摆放在校长室正中的小方桌上，校长则和A老师坐在紧靠办公室的沙发上说话，看样子是在等我们下课好吃饭。校长见我们来了，站起身来招呼我们。A老师也站了起来，和我们逐个打招呼，于是我们一起围着小方桌坐下来。校长坐首位，A老师、顺老师和梵老师三人分坐两侧，我坐在下首。我们刚坐好，校长就把酒瓶塞给了A老师，说：“老A,你倒酒！”
A老师微侧着身子，看了看校长，反问道：“你不知道我是不喝酒的？”
“倒酒和喝酒有什么关系？你倒酒就是了。”校长冲A老师诡笑着说并把酒瓶塞给了A老师。
“不！”刚接过酒瓶的 A老师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赶紧把酒瓶推还给校长，说，“你是想要我陪你喝酒。对不起，这酒我不敢倒。”
“我不要你陪，我自己喝。”校长还是很干脆地说，不过仍是诡笑着。
“嘿，你在诱我入陷阱！”A老师也笑了，指着我们三人说，“你不要我陪你喝酒，他们三个我怎么交代？”
顺老师和梵老师也只含糊地说：“有什么交代，你倒酒我们喝就是。”
我明白了校长他们的用意，他们是想借倒酒的事来逗引A老师开心。于是我也跟着起哄，要A老师倒酒。A老师可不是那么容易上当的，怎么也不肯倒酒。校长紧逼着A老师说：“你吃不吃饭我们不管，我们几个都没吃饭，现在酒菜就摆在桌子上，看你怎样安排我们。”
“这酒我不能倒！”A老师觉得有些理亏，可有找不到适当的话来回复，耍无赖了。梵老师和顺老师也帮着校长说话，要A老师倒酒。A老师说什么也不肯倒酒，说是一定要把话说清楚。说来说去，校长让步了：A老师只负责倒酒，不喝酒。A老师勉强接受了，于是拿起酒瓶准备给我们倒酒。我忘了是什么酒，只记得是当时我们这里比较大众化的一种酒。只见A老师拿过酒瓶放在腿上，一手稳住酒瓶，一手拧瓶盖。A老师弄了好半天，也没有把酒瓶打开。校长又故意催着要喝酒，逼得A老师很尴尬，责怪这酒瓶盖太紧了，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A老师愣是没把酒瓶打开，还是顺老师忍不住，把酒瓶拿了过去，用挂在酒瓶颈上的撬片在酒瓶盖旁边撬了几下，然后用手轻轻一拧，打开了酒瓶。很常见的一种开酒瓶方法，A老师却不知道，看来A老师是真的不喝酒。为这事，A老师又被校长他们奚落了一回，还说让A老师增长了见识。A老师心服口服的笑着，听着校长他们对他的奚落。顺老师知道A老师不会倒酒，于是他给我们每人各斟满一小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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