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文化与河东的早期文明

运城古为河东。“河东者”，以其雄距于黄河之东而得名。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蜿蜒如带的黄河，曲曲折折，忽而向东，忽而向西；忽而咆哮，忽而平静；忽而怒涛，忽而安祥；顺着山势，盘桓绕行，河山环抱，山河依恋，流过了九千九百九十九道弯。尔后，入河口，穿峡谷，飞腾千里，从北向南在中部作九十度大转弯，向东汹涌澎湃，越豫穿鲁入大海。在它的臂弯里留下了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古称河东的运城。作为行政区划，自秦始皇以“河东郡”始，下迄汉、唐、宋、元、明、清、民国或称潞、或称道，沿袭千年而不绝。这里襟山带河，环境幽僻，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河东，汲巍巍中条之灵气，纳涛涛黄河之膏泽，接皑皑盐湖之薰风，承殷殷后土之深情，乃帝王之乡，华夏之祖，炎黄之根，中国之本。
    考古学家断言：河东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在漫长的华夏文明史前时期，河东地区是中国原始人类聚居的集中场所，之后又是古代帝王尧、舜、禹的活动区域和建都之地，沉淀了极其丰富而深厚的古文化层。因此，古河东地区在华夏文明起源及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占据特殊的重要的地位。大量的历史文献记载和越来越多考古资料充分说明，河东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正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所说：“晋南地方是当时的‘帝王都所’。‘帝王都所’曰‘中’，故曰‘中国’，而‘中国’一词的出现正在此时。‘帝王都所’意味着古河东地区曾经是华夏民族的先祖，创建和发展华夏文明的活动中心。”这位考古学家还进一步指出，晋南这块地方“曾保留远至7000年前到距今2000余年前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
    历史学家评论：“中华”、“华夏”之称谓起源于河东。中国称为“中华”，中国人称为“华族”“华人华裔"。是由于先民居于华水、华谷而得名。《水经·汾水注》曰：“汾水又西与华水合，水出北山华谷，西南流经一故城西”。正是由于河东先民住在华水流域，而最早称为“华人”，这华水、华谷就是现在的稷山县化峪镇一带。
    地理学家界定：九州之中心乃河东也。中国历史上分为九州，曰：冀、豫、雍、扬、兖、徐、梁、青、蓟。九州之中心在冀州。根据现存于台湾图书馆中国最早的地图记载，冀州就是古河东地区。顾炎武《目知录》曰：“古之天子（尧、舜、禹）常居冀州，后人因此为中国之号”。这就说明冀州是由河东地方而得名。
    华夏文化源远流长，河东文化在华夏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河东垣曲县寨里发现中华曙猿化石，推翻了世界上许多古生物学家“高等灵长类起源于北非地区”的这一论断。曙猿是生活在距今约4500万年以前的灵长类动物，主要活动在热带或亚热带地区的温暖湿润的林地里。是人类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最小的灵长类动物。它是低等灵长类动物向类人猿进化的过渡阶段，兼具有二者的部分特征。中华曙猿的伟大发现将人猿进化向前推进了500万年。
    位于黄河岸边的芮城县境内西侯渡文化遗址，是一处更新世早期文化遗址。180万年以前，河东先民就生活、生存在黄河流域，开始用石片加工制造工具，首开世界上最先使用石器的先河。尔后，河东先民又燃起一把文明圣火，掀开了中国人类历史用火记录新的一页。过去考古学家认为50万年前的北京人首开用火记录。而西侯渡遗址的发现，把中国人类用火的历史推前130万年。这不仅是中国人类用火的最早记录，也是世界人类用火的最早记录。创造用火是河东先民对全人类进步、发展的伟大贡献。
    后土是较炎黄更早更远的华夏民族最古之祖，是以至上权管理神州土地的最尊之母。“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皇天后土--女娲就是人们常说的三皇之一的地皇，是中华民族最早的母系氏族部落的首领。位于黄河与汾水交汇处古为汾阴（现为万荣县）的庙前村，一座总面积为25260平方米的宏丽古祠就是后土祠。祠里供奉着一位姿容清秀、仪表端庄、体格丰满、气韵静娴的女祖，人称后土圣母。就在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女娲引绳于泥，抟土造人，繁衍生息，建立了母系大氏族部落。当大祸降世，灾难临头，她率众炼五色石以补天漏，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于是冀州平，狡虫死，天地恢复，苍穹复建，化育自然，繁衍人类，神州华夏得以繁荣。女娲功劳盖世无双，创造和导演着千秋万代的华夏文明的进程。
    轩辕黄帝伐蚩尤于涿鹿之野，平息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部落战争，控制了盐池资源，抚万民得以安宁，将其女娲作为至高的圣母对待，在汾阴睢上，先设坛而后立祠，即修茸，而又扩建，顶礼膜拜、虔诚祭祀。“轩辕氏扫地为坛于睢上，二帝八元有司，三王方泽岁举。”
    农耕文化是衣食之源，文明之本。河东农耕文化是由漫长的原始采集，原始狩猎孕育而来。狩猎中识别兽类，把野牛、野猪、山羊、野鸡、野鸭等过剩的猎物圈养、驯化、逐渐变成家牛、家猪、绵羊、家禽。除了供食用、祭祀外，不断繁衍后代，成为人类定居生活的伴侣，这是自然选育的结果。人类把采集到的植物叶茎、种子等种植在居室周围，开农业种植先河。当植物不能满足人类生活需要，人们就拿起石块、棍棒猎取野兽充饥，同时也为了防止自己被野兽伤害。石器正是在木竹、骨器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在用石块的过程中，需要对天然石材进行加工，从而产生了旧石器。随着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由旧石器发展到中石器（细石器）、新石器。人类由前石器时代进入后石器时代。河东新石器遗址已发现400多处，在较大的遗址中多数为陶器。如荆村遗址，王村遗址等。新石器文化是人类对于定居或半定居状态下创造的一种家、牧、渔猎文化。新石器文化遗址在河东分布广泛，代表了河东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的发展水平。也代表了华夏农耕文化的前进方向。
    嫘祖养蚕缫丝，始有绫罗及世。1925年，我国考古学者李济在河东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半个人工割裂的蚕茧标本，是河东先民人工饲养家蚕的物证。（该蚕茧标本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河东先民在长期的原始采集过程中，首先发现桑树上的野蚕。经过长期观察，发现野蚕可以吐丝结晶茧的奇异现象，以好奇的心情，把野蚕拿回家里，从野外采集桑叶饲养。野蚕逐渐驯化，经过长期努力，变为家蚕，然后在居住周围裁桑，在家中养蚕。
    文献记载：“黄帝斩蚩尤，蚕神献丝，乃称织维之功”。（《绎史》卷五引《黄帝内传》）又“（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嫘）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嫘祖，河东夏县人，黄帝元妃。嫘祖生活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制末期，父系氏族初期。当时河东气候炎热多雨，夏县西阴一带长着一片茂密的桑林。那时人们穿树叶、兽皮，尚不会织布，做衣服。嫘祖把驯化的家蚕茧煮熟后，套在木棍上用“手撕”念线，所以后人就把线叫“丝”了。有了丝，织成帛。后来她受到蜘蛛织网的启发，又织成布，人们称"绸"。帛、绸代替了树叶、兽皮，人们有了衣穿。很快家茧孽生繁衍，传遍了整个河东地区，人们尊称嫘祖为“先蚕娘娘”。考古与传说、文献互相印证，黄帝时代人类进入了养蚕缫丝织布的新时期。
    河东，古往今来兵家必争之地。世有“不得河东不雄”之说。在河东的争战，遍充史篇。公元前2684年的黄帝战蚩尤,中国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部落战争就发生在古河东地区，谱写了中华军事文化的华章。
    自人类进入原始社会时期起，社会上便展开了两种斗争，即人类自然界的斗争和人类内部斗争。在原始公社解体之前，又表现出这一氏族与那一氏族之间的斗争。直到阶级社会开始，社会上的斗争才表现为阶级的斗争……在原始社会，人们为了衣、食、住、喝，就四处寻找丰盛的水源、草源、牧场、山林。以便进行狩猎和农耕。氏族就为争夺自然资源产生了纷争，各个有着相同利益的部落就结成联盟，以夺得压倒对方的优势。在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两个氏族部落，为开辟黄河中游争夺优厚的自然条件而因引的纠争，就是争夺河东盐池资源发生了"涿鹿之战"。当时，河东盐池在部落首领蚩尤的控制之下，使这一部落因吃食盐而强悍无比。黄帝联合炎帝为控制河东盐池资源，争夺“帝位”，得到更大空间的控制权，以利于部落的生存和发展，到黄河中游的优越自然条件的河东，向蚩尤的控制权提出挑战，从而引起战争。
    黄帝联合炎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其结果不仅是使黄帝牢固地继续控制河东盐池，得到、巩固了“帝位”。更为重要的是使黄帝族与炎帝族的部落得以融合，形成了春秋时称为华族，汉以后称为汉族的初步基础。而在战争中的蚩尤部落一部分逃到现在的海南、贵州等地，形成了夷族、黎族、苗族等部落；一部分逃到现在的韩国。而各部族中的融合，才把黄帝推到“华族始祖”的崇高地位。这就是后来河东地区流传的“炎黄子孙”、“黎民百姓”俗说的来历，也成为华夏大地的氏族文化。而蚩尤成为中华历史上的战神，被供奉在中国军事博物馆。由此看来，黄帝、炎帝、蚩尤同为河东人民的祖先，也是华夏民族的先祖。
    黄帝虽为五帝之首，但当时人类处于定居或半定居状态下，黄帝没有建立自己固定的都城。帝颛顼高阳，帝喾高辛也没有。而在他们之后的尧、舜、禹都有建都之说。而且，所建之都城又都在河东一隅，即建在黄帝部族主要活动的地域。这也是黄帝为他们的建都奠定了根基，而他们选择这一地域建都与河东盐池息息相关。
    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但据杜佑《通典》说：“尧旧都在蒲”。《晋地理志》、《太康地道记》均称：“虞旧都安邑鸣条地带”。这就是说，尧先都蒲坂，后迁平阳（今临汾）。舜先都安邑鸣条，后移都蒲坂（今永济蒲州）。禹都的安邑，实际上是现在的夏县境内的禹王城。
    尧、舜、禹建都之地以平阳离河东盐池为最远约为140公里；其次为蒲坂，约为60公里；再次为安邑（禹王城），约为20公里。这些地方都靠近河东盐池。虽然是帝王所建之都，实际上是部族聚居和活动的中心。在原始公社时期、物质极为贫乏，商品经济极不发达，河东盐池盛产食盐，人们食用皆仰给于河东盐池。占有这笔食盐财富的部族的经济应该是最为发达的。一方面可以促使本部族得以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用食盐作为部族间交换的重要手段，从而起到吸引其他部族，甚至导致前来依附的积极作用；这就成为尧、舜、禹走上部族盟主地位，先后在此立国建都之本。从黄帝到尧、舜、禹在河东盐池地区频繁活动的大量史实证明：河东盐池以她丰富、博大、持久的盐吸引、凝聚、发展、壮大着我们的祖先。使河东地区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是一种历史现象，在社会物质生产的过程中，伴生着与之相辅相成的文化现象。可以这样说，正是河东盐池最早产生了盐文化，继而盐文化催生了河东文化、黄河文化，黄河文化最终繁衍了中华文化。河东盐文化正是以此为基点，闪烁出灿烂的生命和智慧的光芒，确定了她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地位。对此，史书以：“无解池，即无中华文化”作了记载确认。
    作为原始社会既将结束，阶级社会即将产生时期的一代圣君--虞舜，他知道为政之道，首要的是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才能实行民主政治，创造出一个仁爱礼义的社会。“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这首发自他心灵深处的《南风歌》就体现出了他的施政策略，民本精神，发展经济和道德教化的思想。同时也可看出他对盐池的经济认识和国计民生决定作用的真知灼见；“解愠”，是搞好精神文明建设；“阜财”是搞好物质文明建设。即有了盐利，才可以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消除人民的烦恼怨恨；解决了温饱问题，人民才能投入更多的精力到扩大再生产中，社会生产才会有更大的进步，进而收取更多的盐利，让人民过上更加富足安康的生活。而在应时的南风吹拂下，不仅食盐丰收，解决了百姓的贫困问题，更是产生了教化睦德、舒体暖心“薰”的效果。
    读懂了舜帝的《南风歌》不仅有到“安邑观盐”的周穆王、秦穆王，更有秦人“和之美者，大夏之盐”的赞颂为证。“大夏之盐”就是有“华夏”起源的河东之盐。只有盐的丰收，才会有百姓安居乐业，华夏才能富强，达到国泰民安的境界。河东盐池在数千年的发展中，有着先天文化之灵气，形成了独特的盐文化现象。对此，著名历史学家李元庆作了这样生动的概括：“河东文化源远流长，在华夏文明史前时期，河东是中国原始人类聚居的集中地带，积淀了极其深厚的原始文化层，以华夏文化起源及其发展历程中，河东是华夏先民的活动中心，华夏文明的直接源头；在奴隶制向封建过渡的春秋战国时代，河东是新兴的封建势力的策源地，晋与三晋文化的主要载体，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河东文化的发展构成中国封建文化历史长河中的一股强流，集中再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本质特点。总之，河东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河东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缩影。”
    盐池不仅孕育了盐文化，而且还孕育了中华商业文化。巨商富贾的“贾”字源于“盬”，而“盬”即河东解州池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猗顿、计然、范蠡、白圭等人扛起了中国商业文化的大旗。《史记·货殖列传》载：“猗顿用盐起，而邯郸郭纵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这猗顿本是春秋时鲁国的一介穷士，种地、蚕桑都是事倍功半。只好向陶朱公范蠡求教致富之道。经点拨后，他远离家乡来到河东猗氏（今临猗）这块地方，大搞牛羊畜牧，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后开始经营盐业。把池盐运出去，东向齐鲁，西向秦蜀，销路定然广阔。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池盐的滞销和积压；另一方面可以开辟新的运输线，使畜力、人力投入新的生产，扩大经营，开辟河东商业新纪元。如此十年，终成富豪。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指出：“中国最古的文明，实兴于河东盐池附近。我想夏、商、周三代的国都大体上都位于消费河东池盐的地区，毫无疑问，盐池就是三代文明的经济基础。中国商业的起源也同盐有关系。最初的重要商品恐怕就是盐，最早的商人恐怕就是晋商。”晋南如此辉煌，在于他们一脉传承自开山鼻祖猗顿的商业文明精髓：“一时失望，但终不绝望；一时泄气，但终不丧气；脚踏实地，永不满足；聚财有道不失时不冒进；散财有方扶困济危。”还有商业先辈们“论其余不足，可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生意经。由此，挟盐池盐利盐资，秉商行商业商规，艰苦创业，行之实践，诺之商场，逐步积累成为明清时期执全国商业牛耳的光辉成就，大展了200多年前晋商叱咤历史的雄风。
    水是人类生命之源，而中华民族的治水之源却要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大禹治水”。河东便是大禹的故乡。在古尧舜时代，黄河流域洪水泛滥，民无安宿之所，物无萌生之地。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之事，最后推举鲧去治理洪水，鲧采用堵截之法，连治九年未见成效。相反，堤破水决，殃民甚尤，尧治罪于鲧。尧王禅让，舜做了国君，命鲧的儿子禹子承父业，继续治理洪水。禹改变鲧的治水办法，采用疏导之法，把洪水引到大海之中。禹率领千万民夫不畏寒暑，不避艰险，奔波13载，终于把洪水治服，百姓方可安生。据《尚书、禹贡》载：大禹治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河津禹门就是因禹凿龙门而得名。禹继任帝位后，定都安邑（今夏县禹王城）。
    大禹治水，最为感人的便是他那种艰苦卓绝，坚忍不拔，公而忘私，人定胜天的精神；大禹治水，千百年来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独有精神，激发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百折不挠，锲而不舍，成就惊天伟业；大禹治水是通过人的努力，战胜洪水，不怕困难，形成了独特的河东水利文化。从大禹治水始，先后在河东大地出现了李冰、姚暹、元清、猗顿等治水英雄，开创了中华民族治水之伟业，为河东水利文化谱写了辉煌的一页。
    千百年来，古河东一直是中华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人民生活安居乐业，戏剧文化发展较快，是梆子戏鼻祖——蒲剧的发源地，也是元杂剧《西厢记》故事发生地。河东戏剧渊源历史悠久，剧种多样，艺人云集，戏剧活动广泛普及而被誉为"戏曲之乡"。它是勤劳智慧的河东人民智慧与劳动的艺术结晶，是河东根祖文化中一枝奇葩。它不仅是中国戏剧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千古绝唱。
    追本溯源，戏曲源于歌舞说唱，歌舞说唱又始于劳动人民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号子和歌谣。远古时期的黄帝和蚩尤为争夺河东盐池而打仗时，曾击鼓助战，激励将士英勇奋斗；出生于河东尧富村的中华人文世祖，一代圣君尧王执政时期，就有《康忂谣》、《击壤歌》、《尧戒》等民歌流传。在河东蒲坂建都的舜帝是位很懂音乐的人，也能歌善琴，曾作音乐九章称为九韶。他到河东盐池巡视时，曾在盐池之畔的卧云岗上，抚五弦之琴，唱吟《南风歌》；到春秋之时，圣人孔子编辑了《诗经》，其中《魏风》、《唐风》就是流传于河东的民歌。这些民歌和民间锣鼓以及祭神祀天的舞蹈，逐渐形成戏曲的雏形。所以说戏曲的雏形源于河东。
    从春秋到秦汉，有表演歌舞、滑稽、杂技、散乐、木偶戏的出现；随唐、五代戏曲逐渐形成了，有了表演形式的参军戏，尤其是唐玄宗还设教坊、兴梨园，招收梨园弟子，河东闻喜县的礼元镇就是因唐代曾有梨园而得名。宋代已有杂剧活动，到元代，杂剧日趋成熟，达到高峰。河东的锣鼓杂剧更是盛极一时。明初，蒲剧出现萌芽，明中期，蒲剧脱颖而出，也称山陕梆子，唱红京都，清代达到鼎盛时期。蒲剧不仅在中国戏曲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影响衍生了众多梆子剧种，称蒲剧为梆子戏鼻祖当之无愧。河东作为蒲剧的发祥地，更为世人瞩目。历史戏曲艺人创造了珍贵的戏剧文物和无法估量的无形财富以及丰富多彩的戏曲文化。
    在华夏漫长的农耕社会里，神常是统治者用来控制人心的法宝。统治者极需要找一个能被最广泛阶层普遍接受的精神偶像，深明大义、忠贞不二，几乎毫无缺点的关公就被推到了前台。
    关公，河东解州人氏。解州当时在区域上划为京城直辖，直隶校尉部河东郡，此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河东有一个物宝盐池。西汉时期，武帝刘彻执政初年，首先在河东设立了专司盐业经营的盐官，并将所有收入直接递交给皇帝。历三百余年后，到东汉末期，汉王室失控，作为最大财政收入的盐业也一派混乱，关公故乡当然也成为政治与经济的杂乱的重灾区。关羽为乡里除恶出走，落得家破人亡，在引人敬佩之时，更加着乡里深切悲痛与怀念。特别是后来，关公当阳归天，一河之隔的曹操重葬关羽，终于演绎出了和亲友凭吊关羽故宅及关羽显灵显神、“魂归故里”的种种传说崇拜格局。应该说，关羽故乡与荆楚一地的南北伯仲规模之火，点燃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关羽崇拜—— 一种自民间的广泛，原始的关公文化。
    继公元260年，后主刘禅封关羽为壮穆侯以后，从宋真宗起，后来封关羽为“武安王”，明万历年间，封关羽为帝，乃至清代，凡历二十余次加谥，关羽至清代雍政年间，封号达26字之多；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宣德翊赞关圣大帝。毫无疑义，王室的谥封，使关羽地位至高无上，在肯定关羽崇拜的同时，又推波助澜，使关羽崇拜以及由之而形成的关公文化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
    关公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以关公的“所有行为”形成的忠、义、仁、勇。关公文化历经千余年的发展完美，使关公成为一个超时空的各种美好形象道德代表，并以“神”这个特殊的文化形象扎把在中华文明史中，与我们民族千百年同在，历尽风雨而永不泯灭。关羽仁勇，羲炳乾坤，生哲前贤，灵秀古地竞风流。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哺育河东这片灵秀圣洁的土地，历史的沧桑巨变成就了运城这里大气磅薄的圣贤英才。
    河东物华天宝，灵秀甲天下；运城人杰地灵，大气如昆仑。自古就是人才荟萃之地。千百年来，这里出现过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不仅仅以自己的短暂一生，创立了各自的业绩，而且还为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可以说河东历史传说俯首可拾，人文景观随处可见。
    “日出东山，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神奇的运城山水，绚丽的河东文化，令人心驰神往。新世纪的朝阳已冉冉升起，让我们怀着美好的憧憬，共同携手走进河东，走进这灵秀圣洁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