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院肇创于唐，繁盛于宋元，历明清而不衰，赓续千年之久。迄至近代，才逐渐为新式学校教育所取代。在上千年的发展进程中，书院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形成了以人格修养为旨归的尚德精神、以经世致用为特点的务实精神、以薪火相传为特征的创新精神。
崇圣尚礼 人格养成
书院作为一种教学载体及教育制度，与官学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其办学目的是“为教育的而非为科举的”。书院教育从诞生之日起，就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确立起与一般官学教育不同的教学体制。
我国古代师授学承的教育模式几乎都是封闭式、教条式的。官学教育自不必说，即使私学教育，也大都由各家学派的创始人通过招收门徒，以私授的形式传递知识，师生间形成较为牢固的师徒传承关系。这种传承关系往往导致师说的神圣化和权威化，抑制学术的创新与发展，导致学术知识的僵化。株守的学习方式极大地阻碍着新思想、新学说的产生，限制学术文化的正常发展。
书院摆脱了官学教条化的束缚，其教育模式大多因师因学而确立各自的办学方针、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及授课形式，最主要的教学环节便是老师升堂讲说、学生分斋授课。升堂讲说又称升堂讲释，类似现代学校的课堂讨论，有主讲，有提问，还有辩难。分斋授课则是指生徒的大量时间是在斋舍或书楼自学，同时有师生间、同学间的相互切磋、质疑问难。南宋建康的明道书院规定，每旬“三八讲经，一六讲史”，“每月三课，上旬经疑，中旬史疑，下旬举业”，讲经与讲史即为书院山长的升堂讲说，经疑与史疑实则为分斋授课。
教学活动并非局限于讲堂与斋舍，祭祀、展礼、游览等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书院以多种方式发挥老师启发辅导、学生读书自学的优良学风，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各书院在课程设置上也多因时、因地而制宜，但一般都包含经学、史学、文学、诗学、小学、算学、制艺帖括等内容。宋代各书院主要设置“五经”课程，南宋朱熹集注“四书”后，“四书”课程的设置更为普遍，元代书院大多以《四书集注》为必读教材。同时，书院也设置其他课程，例如，濮州历山书院特设医学，内乡博山书院特设数学、书法等。除四书五经外，学生也选修前四史、文选、杜诗等课程，有的书院还辟有“射圃”以传授武学。
大多数书院都重视作为传统教学内容的“展礼”教育。祭拜先师、朔望祭祀等形象教育，成为书院不可或缺的常规课程，体现尊师重道、崇贤尚圣的精神。在“仰而瞻其容，俯而读其书”的氛围中，使学生养成对先贤的景仰与礼敬之情，由此形成书院崇圣尚礼、人格养成的尚德精神。
践履践行 经世致用
在“如何培养人”和“培养什么样的人”等方面，书院与官学有所不同。官学立足科举应试之道，着眼于选拔官僚人才。书院教育则强调弘扬“义理之学、修养之道”，以人格教育、繁荣学术、人才养成、传授知识为培养模式。
历代教育大师在大力倡办书院教育的实践中，都明确反对把书院办成攫取功名利禄的名利场，反对把专攻科举考试所需的文辞之学作为教学重点，而主张效法古代圣贤“教学为先”的办学理念，弘扬“以教化为先务”的优良传统，把造就“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的经世济国之才作为培养目标。例如，南宋学者张栻明确反对把科举利禄之学作为书院办学育人的指导思想。朱熹也说：“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他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学规，虽然要求书院必须为皇朝政治服务，把维护统治秩序的纲常伦理作为书院教育的方针，但同时更明确反对把“务记览、为词章、钓名声、取利禄”作为人才培养的标准，提出了“修身、处事、接物之要”的育人准则。针对官学和科举诱导士子“忘本逐末、怀利去义”的积弊，他强调书院教育应注重人格教育，提倡言行一致、克己为人、道德自律、修身养性等。朱熹制定的学规不仅为当时书院普遍借鉴采用，而且为后代大多数书院因袭继承，甚至影响到官学教育方针的制定。
书院教育重视道德教化，倡导真才实学的优良学风，强调以品德修养、学术文化为教育的基础，教育生徒要致力于躬行实践，不尚空谈，形成了践履践行、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
崇尚学术 兼容并蓄
书院教育强调为师者要忠信笃敬，毫发无伪，训警恳挚，言语肺腑，为群士景仰而为楷模。南宋时期，号称“东南三贤”的朱熹、张栻和吕祖谦，其学术思想的形成、学术地位的奠立，可以说与书院讲学是分不开的。许多书院教育大师主讲各书院时，多弘扬敬道崇德、知行合一、勤奋严谨、兼容并蓄的优良传统。因此，书院成为学术传播和学术流派的策源地。
宋代以后许多重要学术流派的形成，无不与书院紧密联系在一起。北宋的濂、洛、关、闽之学，南宋的朱子学派、湖湘学派、陆王学派，明清的泰州学派、东林学派、蕺山学派、浙东学派、颜李学派、桐城学派、乾嘉学派等，几乎都是在书院文化教育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一书中，就把不少学术流派直接以该书院名称予以命名，如“丽泽诸儒”、“沧州诸儒”、“岳麓诸儒”、“槐堂诸儒”等，表明了书院教育与学术发展的相继相随。
独具特色的会讲与讲会之制对书院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书院会讲，实为各书院举行的学术性聚会或研讨会，含有对时人所关心的重大政治学术问题的会同讨论、讲辩之意，由此形成一批“会讲式书院”。例如，南宋乾道三年（1167）张栻主讲岳麓书院时，即邀请朱熹到书院讲学，史称“岳麓之会”或“朱张会讲”，开创书院自由讲学风气。这些会讲开不同学派在书院讲学之先河，对促进书院教学、活跃书院学术气氛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也为书院发展注入了活力，反映了书院在学术上兼容并蓄优良学风的形成。
讲会之制则是诸教育大师凭借书院以传播其学术思想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成为书院教学的重要组织形式。与会讲之制作为学术交流活动的形式有别，讲会之制实质上是一种学术团体组织。黄宗羲《宋元学案·东莱学案》载，南宋淳熙年间，在明州诸书院讲学的学者杨简、沈涣、吕祖俭、袁燮等人，组织举办了学术交流组织“四明讲会”，不仅活跃了书院的教学活动，更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时，也设有讲会。后来，环绕庐山进行学术活动的朱氏弟子李燔、胡咏等数十人，定期集会，讲论师学。此外，具有讲会性质的还有文会、诗会等。由此，出现了一批讲会式书院，极大地活跃了书院的学术气氛，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为繁荣中华文化发挥了突出作用。同时，书院崇尚学术、兼容并蓄的文化创新精神得以形成，凸显了书院的文化传承功能。
中国书院发展史表明，凡书院昌盛之时，也是文化繁荣之期。书院因其浓厚的学术气氛，引领时代风气之先，在文化导向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突出了书院在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上所呈现的鲜明性格和独特气质。书院教育注重弘扬中华民族正心诚意、修身为本，讲求经世致用、学术创新等优良品德和传统精神，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书院文化不仅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方面发挥了不可泯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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