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孙膑谋略
弟子周敬研究吴起谋略，写道：
吴起，古时与孙武齐名，为中国谋略之大家。他为战国时卫国人，出身殷富之家，少时周游四方，以舞刀击剑为乐。乡民造谣诽谤他，他便杀死30多人，与母亲起誓诀别道：不做卿相，就决不回来与母亲相见！于是，他投往鲁国，拜孔门弟子曾参（另说为曾参的孙子曾申）为师，日夜苦读，所学渐成。齐国大夫田居至鲁，嘉其所好，以女儿许之为妻。不久，吴起母亲病故，他想起誓言，没有奔丧，只仰天三号，旋即收泪，诵读如故。重视孝道的曾子知道后，与之绝交。吴起只好改学兵法，三年学成，在鲁国任为大夫。其时齐国兴师伐鲁，鲁穆公欲以吴起为将御敌，但由于吴起之妻为齐人，故犹豫不决。吴起知道后，回家取了妻子人头，献给穆公。穆公虽恶其残忍，但爱其才能，于是拜吴起为大将。吴子在军中与士卒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马，见士卒伤口未愈，便亲口吮其脓血，深为士卒所爱。及战，吴起先是示弱，然后突发制人，终于大败齐国。
此后，齐相国田和实施离间计得逞。他派使者张丑求购美女二人，加上黄金千镒，似馈吴起，名曰齐鲁通和。吴起贪财好色，见即收下。张丑出门后，故意到处宣扬，闹得沸沸扬扬。吴起怕治受贿通齐之罪，于是逃奔魏国，任西河守27年，创建“魏武卒”，立下赫赫战功。魏文侯崩，吴起受到继位的武侯猜疑，于是又逃到楚国，不久任楚相。其时，他大胆变法，奖励耕战，抑制豪强，使得楚国迅速强大起来。但楚悼王崩，吴起被守旧的贵族大臣乱箭穿身而亡。
郭沫若称：吴起“是中国历史上永不会磨灭的人物”。
吴起的兵法谋略有：
立国战略。强调“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两者不可偏废。吴起说：“修德废武，以灭其国家”，“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他指出，军事斗争必须以和谐的政治为基础：“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又说：“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
练兵教战。吴起主张要对士兵“教”、“戒”、“励”：“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凡治国制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又说：“故师出之日，明死之荣，无生而辱”。
严行赏罚。吴起认为领导者必须严格用法，树立威信，使“居则有礼，动则有威”，“夫发号施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做到：“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不从令者诛，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阵矣”。
爱兵重将。吴子指出，将军必须仁爱士卒，国家必须选好将才：“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与之临难，则士以进死为荣，退生以辱矣”，“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组织完备，井然有序），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戒骄戒躁），虽克如始战；约者（简约），法令省而不烦”。
用兵谋略。吴子主张随机应变，刚柔变换，他说：“因其形，而用其权”，“兼刚柔者，兵之至也”。他像孙子一样，提出：“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用兵必须审度虚实，而趋其危”。他还主张：“用众者务平易，用少者务险隘”；“见可而进，知难而退”。
周敬评论曰：吴起的天性中有许多中国人的残忍暴戾、刻薄寡恩的成分，但他又有如历代明君，善于对士卒施恩，假仁假义，“爱兵如子”，所以，获得成功；他不愧为大谋略家，既有谋略实践，又有谋略理论，比他略晚的孙膑也是这类谋略巨子。欲评论中国谋略，不能不了解他们。
相传孙膑曾与庞涓一起跟鬼谷子学习兵法，庞涓自愧才能不如孙膑。后来，庞涓成了魏国将军，便将同学孙膑骗到魏国，假借法令对他处以膑刑（砍去膝盖骨的刑罚）。孙膑假装疯癫，最终逃到了齐国，被待为上宾。不久，齐国将军田忌赛马，开始时输多赢少，孙膑建议：“第一局用您的下等马同对方的上等马比，第二局用您的上等马对付对方的中等马，第三局用您的中等马与对方的下等马较量”。三局赛毕，田忌两胜一负，赢得齐王的千两黄金。从此，田忌格外敬重孙膑，并将他推荐给齐王，被拜为将军。
公元前354年，魏国攻打赵国，赵国向齐求教。孙膑避实击虚，围魏救赵，迫使魏军放弃了邯郸之围；接着，孙膑在桂陵设伏，截击回师的魏军，大获全胜。
公元前341年，魏国联合赵国出兵攻韩，韩国向齐求援。齐威王派田忌为将军，孙膑为军师，率军直取魏都大梁。魏将军庞涓急忙从韩国撤军，与齐军遭遇。孙膑遂向田忌建议：利用魏人向来轻视齐人的心理，示之以弱，减灶诱敌；假装败退，在退却中第一天挖灶十万个，第二天挖灶五万个，第三天减为三万个，让魏军误以为齐兵大量逃亡，因而全力来追。果然，魏军中计，一直追到马陵。庞涓刚看清树上写着“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几个大字，便遭万箭齐射，他中箭自刎而亡。齐军大胜，孙膑也因此名扬天下。
孙膑的谋略在《孙膑兵法》中得以充分地体现。
孙膑强调用兵必须有良好的政治基础作保证，他说：“义者，兵之首也”，“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为政必须使民“素信”，不可“伤民”。
孙膑主张先了解敌我情况，充分估计形势，加以分析，然后制定出作战方案。他说：“善战者，见敌之所长，则知己之所短；见敌之所不足，则知己所有余”，“用兵移民之道，权衡也”。
孙膑认为作战方案制定后应作军事上的充分准备。他告诫：“事备而后动”，“兵弗如，勿与持久；众弗如，勿与接和（交战）”。
孙膑重视人的关键作用，指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得众，胜；左右和，胜”，“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同时，他要求将帅必须具备很高的素质：“将者不可以不义”，“不可以不仁”，“不可以无德”，“不可以不信”，“不可以不智胜”。
孙膑强调兵势的运用，称：“所谓善战者，便势利地者也”，“其巧在于势”，“有所有余，有所不足，形势是也”，因此，孙膑主张得势时“赞师”（增加力量），无势时“让威”。还应努力促成形势的变化，“避而骄之，引而劳之”，“营而离之，并卒而击之”。
孙膑主张“胜不可一”（不固守一种方式），应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指出：“奇正无穷，分也。分之以奇数（奇谋术数），制之以五行”，“凡兵之道四：曰阵，曰势，曰变，曰权”。
周敬曰：中国两千多年前就有如此丰富的军事谋略理论，而古希腊、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未闻有此，足见中国战争之酷烈、人性之机变；而且，政治寓于军事之中，兵法实为政法，两者的原则是一致的，可见中国的政治家亦如军事家，多为多谋善变、玩弄权术之辈，他们根本不知诚实、正义为何物。几乎可以说，中国自古多是政客，少有政治家！还有，中国人把兵法运用到人生处世，自古就有《三十六计》《人生兵法》《处世韬略》之类的书，人人不学自通，这样，中国社会的确成为战场，不讲规则，唯以取胜为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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