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北京城的由来


▲北京建城记


2018年,北京城已经3063岁了。

3063年,古老得让人有点晕,说得直白点,从周武王时起,北京就已经诞生了,然后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存活到今天。


明清北京城平面图


它是从“蓟”一路走到今天的。

《礼记·乐记》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蓟,就是武王灭商之后分封的蓟国国都——蓟城。历史学家考证推断,这一年,是为周武王十一年(公元前1045年),也就是说,北京城的历史起源是从公元前1045年开始的。

武王伐纣之牧野之战

不过,蓟国并没有存续多长时间,燕国兴起,蓟国被吞并,国都蓟城被改为燕国国都,直到秦统一中国,建立历史上首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蓟城为广阳郡治所,依然延续着地方治所的城市地位,并在随后自汉、晋、南北朝以至隋唐的千余年间,地位日渐重要,成为北方独当一面的一座军事重镇,隋炀帝与唐太宗连番征伐高丽,便是在此调集军队粮饷,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

到了辽代,蓟城为陪都,又称燕京、南京(因其地处国都以南)。金朝继起,迁都南京,改名中都,正式拉开北京建都的历史序幕。元朝建立大都,明迁都于此,改名北京。之后,清承明制,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座古城依然保存完整。

从一个分封小国,到北方军事重镇,最终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如果背后没有利害攸关的自然社会因素,怎么都不可能落到这么一个偏远的蛮荒小城身上。那么,这个从穷山恶水的边缘地带一路走过来的城市,究竟有着怎样征服历史的背后逻辑呢?

我们慢慢盘点。


《水经注》所述蓟城位置


今天,太行山-燕山山脉仍然是北京从西向北的天然屏障,这里三面环山,群山环绕,三千多年前,“北京湾”就从这里孕育而出。

穷山恶水的地理环境,长时间地使这里成为南北交通往来的极大障碍,以至于只有在崇山峻岭之中分布的一些峡谷隘口,成为南北往来的通道,如西北角的南口、东北角的古北口和东端的山海关。

在这样的地理位置上,要进行南北往来,当然相当不便利。如果沿华北大平原北上,由于路西一带几尽高山峡谷,路障难行,而路东一带虽为平原,然而散布着众多得沼泽湖泊。所以,唯一的路径就是沿着太行山东麓一线的高地行进才能顺利地进入北京小平原,不过在这途中还要越过从太行山发源流出的许多大小河流,永定河就是其中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条河流。

这里,我们需要对永定河渡口作一下简要的地理分析:

从永定河古代渡口进入北京小平原,大路开始出现分歧:西北一路出南口,直上蒙古高原;东北一路出古北口,穿越一片平缓的山地丘陵,将通向东北平原;而沿正东一路,沿燕山南麓直趋海滨,出山海关,将直抵辽河平原。

那么反之,若北下直至华北大平原,不管经由何条路线,亦必须先汇集于北京小平原,继而经由古代的永定河渡口,才能最终合为一条路径,然后沿太行山东麓南下。

如此一来,永定河古代渡口就成了南北往来的必经之地。然而,由于永定河流量不稳定,尤其在夏季,洪水暴涨,泛滥无常,如此,古代由南到北的大路在穿越永定河进入北京小平原后,仍要继续前行,最终在距离渡口最近而又不易遭受洪水威胁的地方,就形成了一个原始的居民点,成为当时沟通南北交通的枢纽。

蓟城,便由此发展而来。


永定河渡口


牧野之战,周朝继起,天下分封。(在这里,似乎有必要地指出一点:按照中国历史朝代的演变逻辑,周朝似乎才应该是中国封建制的正宗,除了汉朝曾经有一段分封制,也属于封建制,其他自秦以降以至明清,应当称为帝制,更为妥当。)史书记载,武王“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乐记》),“又封召公于北燕”(《史记·燕召公世家》)。

蓟,就是今天北京城的前身——蓟城,考古与历史学家推断,它就位于今天北京城的广安门一带。1995年,为纪念北京建城3040周年,北京市政府特意在宣武区广安门外的滨河公园,建起一座“蓟城纪念柱”,并请北京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撰写《北京建城记》,立石为记,永志不忘。

蓟城纪念柱

蓟并未维持多长时间,就被东周时期兴起的强大燕国(据考古工作者考证发现,燕就位于今天北京房山区的琉璃河,附近的董家林村就是当时的燕国国都)吞灭,蓟城也以其重要的战略区位成为燕国国都,北京后来被称作燕京,就起源于斯。

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222年,400余年时间,以蓟城为国都的燕地一带身处边陲,与中原来往稀少,在那个以农业文明为主宰的时代,燕一度十分落后。春秋时期,山戎的入侵,更是几乎让它遭到亡国灭顶之灾,有了齐国的“尊王攘夷”方终得保全。

后来,燕昭王继位,礼贤下士,广纳贤才,集聚了一批如苏秦、乐毅、邹衍、秦开等人才,“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一番励精图治,终于再度走向中兴,跻身战国七雄之列,将燕国推向了空前的鼎盛时代。今天,残存于建平北部一带长达200多里的燕长城,就是在那个时候修建的,尽管历经风雨侵蚀,残存破败,但是依稀可见当时燕国的强盛气象。

燕昭王一死,燕国走向衰弱。公元前222年,秦国统一六合,囊括宇内,开创秦朝,中国进入了新纪元。

蓟城,也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秦灭六国


今天,如果我们纵观历史,就很可以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我们这个拥有着多民族——尤其是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融合的过程中——的国家历史上,始终存在着内地的汉族与边疆的少数民族、中原的农业文明与塞外的游牧文明你争我夺的南北较量。其结果,就是当中原政治清明,政治安定,经济发展时,统治者无不兴兵攻伐,对边疆一代开疆扩土,欲谋求万世之基业;反之,当边疆少数民族崛起时,必定兴兵南下,令中原政权不堪其忧。

如此一来,那些地处边疆的城市,势必就成了双方关注的焦点,从而成为双方的战略攻防之地,对于蓟城而言,也便具备了战略要冲的军事地位,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作为燕山南麓南北沟通的交通枢纽,蓟城的这种区位优势自然就会凸显出来,它是繁荣时期中原政权向北方扩张的前沿基地,又是式微之际严防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略的军事重镇。设想,一旦防守失利,东北的游牧民族乘势南下,蓟城则以其地处华北大平原的门户,成为双方的必争之地,进而成为进一步南侵的据点。

秦皇扫六合,一统宇内的功绩,当然值得大歌特歌,这是他为中国历史作出的贡献,结束分封割据,开创帝制时代,自称始皇帝,他的确是该得。虽然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7年,前后总共存续了不到20年的时间。不过,我们似乎应该为这个敢于第一个吃螃蟹,与天下交兵,创立有史以来第一个统一的帝国王朝点赞,毕竟在一个缺乏管理空前的地域规模,背负一个不曾有如是经历的守护四方的沉重压力,继而殚精竭虑,积极思索治国防患之策,它没有经验,那么短暂夭折,不能对它过于苛责。

秦始皇

作为三十六郡之一的广阳郡的治所——蓟城,要在这种情势之下,以边陲小城之力,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与危机重重的边防忧患中经受战争洗礼,艰苦成长,就是它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代价,正是如此,它才有可能在外患与内忧的情势下,自我崛起,锻炼成为一座抵御北部游牧民族南下袭扰,独当一面的北方军事重镇。

而事实是,从秦朝以至隋唐,它都在抵御外侵,维护边境安宁,保护中原文明免受外来破坏方面,立下汗马功劳,北方军事重镇的地位日益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坚不可摧的北方屏障。

秦三十六郡


今天,历史学界普遍认为,无论是隋朝时的涿郡,还是唐朝时的幽州,作为治所的蓟城,其地位已经从秦汉以降1 000余年的北方军事重镇发展到顶峰。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隋炀帝的三征高丽,以及唐太宗的征伐高丽,这两起事件可以说将蓟城的军事重镇地位演绎到极致。

隋炀帝开凿自余杭到涿郡、长达2 000多公里的大运河,成为中国历史上沟通南北的一条极有分量的交通大动脉。征伐高丽,便是由这条大运河的北段永济渠踏上征程。

为调集军需粮草,隋炀帝利用大运河这条水上通衢,耗费巨力,将河南黎阳仓、洛口仓所储粮食调集涿郡,以至于在运河上出现过这样的景象:运粮船队络绎不绝,“船舻相次千余里”(《资治通鉴》,大业七年,秋七月)。粮食运毕,又征调全国军队“皆集涿郡……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资治通鉴》,大业八年,春正月)。随后,数百万众从蓟城出发,浩浩汤汤,其气势“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然而,这次大规模的兴师动众,并未让隋炀帝在征讨高丽的军事行动中获得胜利,相反,还以隋朝军队的彻底失败而收场告终。

千载繁华一水牵——京杭大运河

不甘失败的隋炀帝,随即又“征天下兵”,“募民为骁勇,集于涿郡”,再一次地对高丽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最终还是大败亏输,铩羽而归。

唐太宗也于644年(贞观十八年)发动远征高丽的战争,但最终也以失败告终,并没有图到一个好下场。

虽然,唐朝军队似乎有意从隋炀帝的失败中吸取了足够教训,所以作了更充分的战前准备和军事部署。比如,唐朝军队一路分兵莱州,从海上直趋平壤,一路由太宗率主力,从陆路经蓟城至辽东,并在蓟城南郊大举誓师,妄图通过海陆夹击,令高丽疲于应对,形成腹背受敌之态。

反讽的是,30年前,隋炀帝发动规模空前的三次军事行动,最终无一不在高丽顽强的抵抗下丢盔卸甲,溃不成军,以至于惨败收场。这一次,历史再度重演,让强大的唐王朝在对外扩张的战争中颜面扫地,大败而归,退守至蓟城。

太宗从这场惨败的失利中醒悟过来,为安抚军心,在蓟城东城墙偏南一带,建造一座悼念阵亡将士的庙宇——悯忠寺,就是今天北京宣武门外教子胡同南端东侧法源寺的前身,是今天北京城内最古老的名刹。

北京法源寺

站在今天的角度,隋唐时期的蓟城无疑见证了重大的历史时刻,其意义不可谓不深远。作为朝廷经略东北的基地,常年整军备战,车辚辚,马萧萧,将这座北方军事重镇发展到极致,似乎整个中国都在用异样的眼光瞩目和审视着这座边陲老城将怎样带给它的王朝以光辉璀璨。然而,它却以近千年的镇关经验,冷眼旁观地注视着好大喜功的统治者的自矜功伐:一连串的征讨令,最终不仅未能完成攻克大业,反而劳民伤财,葬送了整个大隋江山,就连英明神武的唐太宗,也在用兵高丽的这场战争中,吃罪不小,声名扫地,好在及时醒悟,建庙悼亡,安抚军心,给唐王朝留下了修养喘息的机会。

及历史发展到唐中叶,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唐玄宗后期,一场“安史之乱”将整个唐朝几乎折腾到山穷水尽的穷途没落,值此中原政权式微没落之际,边疆一带的少数民族却在迅速崛起,他们乘虚而入,连连叩打中原政权的门户,作为北方军事重镇,蓟城无疑首当其冲,眼看着刚刚收拾完朝廷经略东北后的战争烂摊子,旋即又要面临着塞外民族叩打中原政权的战端。

安史之乱

历史何其反讽,想当年玄宗皇帝为加强边关防御,沿河北到新疆北边一带,设立包括范阳节度使——蓟城为其驻地——在内的八个节度使,谁能想到,这个基于有效防范北方少数民族南下袭扰的举措,最终却成为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联合外族发动叛乱的基地,让原已危机四伏的唐王朝雪上加霜。

从公元755年到公元763年,8年战乱,虽然总算将叛乱平定下来,然而战争留下的千疮百孔和满目苍夷,早已让曾经恢弘大气的汉唐气象灰飞烟灭,如河北一带,叛军所至之处,烧杀抢掠,触目惊心,以至于“焚人室庐,掠人玉帛,壮者死锋刃,弱者填沟壑”,竟成常态,惨遭洗劫的唐王朝,在元气大伤之下,已经走上了不归路。

此时,兴起于东北西辽河上的契丹族,在杰出首领耶律阿保机的带领下正如日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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