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制瓷工艺在宋代达到巅峰,历来有“官、哥、汝、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其中“官窑”居首,指为适应宫廷特殊需要、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办瓷窑。北宋时曾在汴京(今开封)设官窑,造型多仿青铜器和玉器,釉色以素淡的天青色为尚,存世品罕见,北宋官窑遗址一直未被发现。
南宋沿袭旧制,在临安(今杭州)先后设修内司窑、郊坛下窑两处官窑,后者1930年初次发现,80年代后有大量考古发现,现已在遗址上建成南宋官窑博物馆;而修内司窑则长期无法由考古发现证实,加上历代文献记载都语焉不详,它的存在更显神秘。
世人因此将前者称之为修内司官窑,后者称为郊坛下官窑。郊坛下官窑,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所发现,待至80年代,经过科学发掘,就是现在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修内司官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杭州考古界在凤凰山麓万松岭修内司窑旧址附近遍寻不得,成为一大悬案。
1998年、2000年各发现素烧炉一座,周围堆积了大量的素坯残片。此层出土了大量的瓷片和窑具,瓷片大都为厚胎薄釉和厚胎厚釉,胎质以灰胎为主,黑胎次之,有少量的灰红胎;从釉色上看,分两大类:一类口沿部分施青色釉,口沿以下施青灰釉,灰中泛黄或通体施灰色釉,玻璃质感较强;另一类施粉青色釉,玉质感强,此类瓷片挖坑埋放。器型有碗、瓶、盘、盆、洗、鸟食罐、象棋子等,其中一碗底上釉下用褐彩写“官窑”二字。
从整体上看,元代瓷片质量较差,制作不及南宋时期精细,窑具有匣钵、支烧具和垫烧具等,支烧具上发现有模印文字和动物图案等,文字有八思巴文、“大吉”、“元”等字样,动物图案有模印虎、鹿的造像。
发现的南宋层分布于整个发掘区的北半部和西部,距地表深约1.1—3.3米,厚0.2—0.5厘米,黄褐色土,含较多的紫金土块。清理发掘的炉窑呈东西向,沿山势向上延伸,为长条斜坡式龙窑,破坏严重,仅存窑炉残墙及窑基等。窑长15米、最宽处2.1米,由火膛、窑室、出烟室三部分组成。火膛位于窑炉的东端,平面呈半圆形,窑室呈斜坡状,该窑炉东、南两侧用石块砌成挡土墙。 发现素烧炉遗迹两座,形状基本相同,平面呈马蹄形。其中保存完好的一座素烧炉隔墙底部用砖隔成5个出烟道。在炉的左右及后面发现了大量的素烧坯堆积,故推断该遗迹为用来低温烘烤坯件的素烧炉。
在南宋层中发现了大量的官窑瓷片及窑具,官窑瓷片不仅数量多而且器型丰富,烧制质量好。如3号灰坑,为一边长2米,深0.45米的正方形瓷片堆积坑,出土有一万余件瓷器碎片,仅完整或可复原器就达400多件,包括20余种器型。胎釉特征以厚胎薄釉、厚胎厚釉为主,薄胎厚釉少见,胎的颜色有香灰色、深灰色、紫色、黑色等。釉色以粉青、米黄色为正烧品主流,另外还见翠绿、灰青和浅紫色釉等。大部分瓷片釉面有裂纹,部分瓷片釉面有冰裂纹,部分器物紫口铁足现象明显。制作工艺以轮制为主,个别手制或模制。
出土量较大的器型有碗、盘、杯、罐、碟、壶、洗等日常生活用器,另有觚、琮式瓶、香炉、薰炉、器座、筷子架、花盆、灯盏等。所发现带圈足器物的圈足均外撇,少量器物圈足的底部有“戊”字。窑具有支烧具、垫烧具和大量的匣钵碎片,个别支烧具上有“戊记”两字。
经过三次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全面、完整地揭露了老虎洞窑址,得以了解这处重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全貌,为将来进一步深入研究南宋时期官营手工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等问题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出土了大批精美的瓷器和窑具。这些瓷器品种丰富,造型优美,制作精良,瓷器中不仅有高质量的生活用具,还有许多器型很大,造型仿青铜器的用于宫廷祭典的礼器,特别是在造型和制作工艺上明显与北宋时期的汝窑有承继关系。以上特征无不与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相吻合。
根据考古发掘地层叠压关系,老虎洞的遗存可分为南宋时期、元代前期和元代后期三个时期。其中南宋时期的遗存是修内司官窑,而元代前期和元代后期的主要遗存仍为与官窑瓷器面貌很相似的产品,表明元代时老虎洞窑址继续生产仿官窑的器物,这一情况是以前所不清楚的,为官窑瓷器的鉴赏提供了依据。尤其重要的是在元代后期的地层中出土了带有八思巴文铭记的窑具,为这一时期文化的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元代晚期的遗存中有一类器物与传世哥窑十分相似,经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进行科学测定,表明其化学成份和显微结构与传世哥窑相同,这使陶瓷史上的另一大悬案——传世哥窑的产地问题,也因此获得了极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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