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典籍卷佚浩繁，翻阅众多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以及文学批评著作，不难发现，有很多对建安文学进行批评的材料，如历代文人所著的诗话类作品。诗话，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种存在形式，对建安文学进行批评的大部分且集中的史料都蕴含其中。另外，古人所作序跋、书信等作品中，诸多涉及建安时期文学现象、文学特征、历史人物以及文学作品的批评。再者，明代诸多总集、选本中，很多都著录有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正所谓选择即是批评，对这些总集、选本中的内容进行梳理、比较、分析，亦不难窥见编选者的审美意向和批评态度，而且有些选本含有大量、集中的建安文学批评史料。
大图模式对建安文学的批评，早在建安时期便随着文人自身的创作而产生。自此以后，历朝历代都留下了或多或少的批评史料。有明一代，文人学者对建安文学的关注度明显上升，对建安文学的研究亦明显增多，与前代相比，表现出批评材料明显增多，批评范围更加广泛，批评内容更加繁富。此时，建安文学批评开始进入繁荣、深化的阶段，为清代建安文学批评总结期的到来莫定了基础。对这一时期的批评史料进行搜集、整理、分析时，笔者发现其中蕴含了不少的建安文学批评内容。而通过这些批评内容，无论是对建安文学总体的评介，还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品评，它们有些只是只言片语，有些则是大量集中的批评，我们可从中窥见明人对建安文学的批评态度，结合明代近三百年各个时期主流的文学主张，以及当时兴盛的文学思潮，可以扩宽我们对建安文学研究的范围，开拓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明人对建安文学的批评概况。
探溯源流，突出承继关系
宋镰字景镰，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史，明初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代表作有《送东阳马生序》、《朱元璋奉天讨元北伐檄文》，有《宋学士文集》一书存世。宋镰之诗学主张乃为本乎经，重乎道，“力低风花雪月、流恋光景之非”，其于《答章秀才论诗书》一文中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师古观:该书信中，作者的主旨虽然是反驳张秀才所持之“疑历代诗人皆不相师”的观点，指出前后出之诗人自来便有师承之关系。
大图模式而且师承古人有上、下之分，“其上焉者，师其意，辞固不似而气象无不同;其下焉者，师其辞，辞则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尝近也”。同时，其以简短的语言，肯定了曹氏父子在建安文坛上的主导之功，以及建安七子对当时诗坛的辅翼之绩。
并且，其指出以曹氏父子为首的邺下文人集团创作的诗歌，符合诗道的传统与宗旨，“诗道于是乎大盛”这一句简短的话便表现出了他对建安诗歌的褒赏之情，而这也正好符合宋镰的诗学主张。
另外，其在指出曹氏父子、建安七子在诗歌创作上师承李陵的基础上，并以大量的篇幅探讨后世名家对建安诗风的承袭，如“陆士衡兄弟则效子建，潘安仁、张茂先、张景阳则学仲宣，左太冲、张季鹰则法公干”;“三谢亦本子建而杂参于郭景纯”，并认为“三谢”之诗“气骨渊然”，颇具西汉风气。
但少含雄浑之气，而多刻镂雕琢之感;沈约、王元长、江淹、阴铿、何逊、徐陵、庆信“远式子建、越石，近宗灵运、元晖”，但“方之元嘉则又有不逮者焉”;李白则是“宗风、骚及建安七子”;岑参、高适、刘长卿、孟浩然、元镇之侍，亦“取法建安”。这里，不仅指出了历代诗人文者除了在诗歌风格之上有师承，在诗歌意象的取用上也远绍建安，也指出了建安文学对后世诗歌创作的深远影响。
大图模式宋镰对建安诗歌的批评，即是对建安文学的某一方面进行的批评，比较明显地表现出了他的批评态度，以及他的师古观。虽“诗道于是乎最盛”句用以评价唐诗，对唐诗的首肯不言自明;“诗道于是乎大盛”句用以评价建安、黄初、正始时期的诗歌，亦表明了对建安诗歌的偏重和尊崇，“他不仅主张学盛唐李、杜和汉魏曹、刘，对宋代苏、黄诸作也并未排斥在学习之外”。可见，其所持并非狭窄的师古观，而是通达的师古观，不拘囿于一时一代，一人一派。
以辨体为主;吴钠《文章辨体》对建安文学的著录与批评
中国古代出现的“选本”，是一种集鉴赏与批评为一体的文学形式，是批评与鉴赏的统一。
每个选者在面对历代文学作品时，按照一定的选择意图，设定需要达到的目的，遵循一定的标准，以自己的眼光对一定范围内的作品进行选择并排列，有其过程必然融入了选者的文学见解，并且有些更是包含选者对作品的品鉴。由于选家个人的文学主张及当时文学思潮的影响，选诗、选文的标准则往往大相径庭。
门户之见，宗派之争，诗坛文场之恩怨多存于世，亘古无此。故有不少选家学者，将编选诗、文选本作为推介本派文学主张主张、教示门人及后学的重要途径。另外，选本能够实现与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
明代总集在数量上十分可观。据伏俊琏、杨爱军考察得知，“《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共著录书目164种，其中明代45种，约占30%,'总集类存目’共著录401种，其中明代270种，约占70%”。其中著录有建安文学作品的选本也有很多。如《文章辨体》五十卷，外集五卷，吴纳编。是编采选前代至明初诗文，内集分五十体，外集分九体。《四库全书总目》云:“内集凡四十九体，大之以真德秀《文章正宗》为蓝本。外集凡五体，则皆骄偶之词也。”因以《文章正宗》为其编选蓝本，故具有相当浓厚的理学色彩。虽然，陆深对此书给予了高度的肯定，然四库馆臣认为该书“大抵到掇旧文，罕能考核源委，即文体亦未能甚辨”，于序中指出诸多失察、缺乏精审之处，认为该书“不足尚”，并将其列入存目中，有目而无文。
大图模式本文所据版本乃《四库全书存目从书》集部册291据吉林图书馆所藏明天顺八年刻本的影印本。书中，吴纳采辑建安文人8人，涉及赋、乐府、古诗、歌行、诏、檄、论、诛诸体共41首作品，其中魏武帝3首、魏文帝10首、甄后1首、曹植24首、王集41首、陈琳1首、刘祯1首、称衡1首。现列表如下:书中，其肯定曹植、刘祯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其于《古诗一》序中云:“三百篇尚矣。
以汉魏言之，苏、李、曹、刘实为之首。晋宋以下，世道日变，而诗道亦从而变矣。”他认为汉魏诗人，以苏武、李陵、曹植、刘祯为首，尚存《三百篇》之遗风，具备诗之六义。其论五言诗曰:“载于昭明《文选》者，唯汉魏为盛。若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固为一时之冠。究其所自，则皆宗乎《国风》与楚人之辞者也。”“至晋陆士衡兄弟、潘安仁、张茂先、左太冲、郭景纯辈，前后辈出，然皆不出曹、刘之轨辙;独陶靖节高风逸韵，直超建安之上”。
不仅肯定了曹植、刘祯在古体诗歌史上的地位，以魏诗为师古正宗之一，而且指出他们诗歌创作灵感源于《国风》与楚人之辞，还简单论及他们对晋代诸文人的影响。
结语
《文章辨体》一书的编撰主旨在于辨体，其中采录诗文，皆以体类分，体现了以“体制为先”的辨体观。只就分目而言，己体现了吴纳的辨体意识。复观其为每一目类所作之序，能更清晰的看见他的辨体观，书中所著四言诗，大抵符合其说:“大抵四言之作，拒于摹拟者，则有蹈袭《风》《雅》辞意之讥;涉于理趣者，又有铭赞文体之消;惟能辞意融化而一出于性情六义之正者，为得之矣。”故吴钠所采辑的四言诗，大抵为辞意融合，不见蹈袭之迹;吟咏性情、不出诗六义之轨辙。
可见，吴纳之诗学思想以及此书在编撰的过程中，明显地受理学思想的渗透与影响。
除了吴纳之外，周叙对汉魏之辞亦表现出重视和褒扬，主要体现在对五言古诗的论述中，其云:“凡作五言古诗，必以汉、魏为法。汉、魏之诗，最近风雅，语意圆浑，理趣深长，动出天然，不假人力，终篇一览，穆如清风。”
大图模式“故学五言者，必以《毛诗》为祖，魏为宗。”若学五言古诗，其以汉魏间诗为师法典范。指出建安文人创作的五言古诗，最近风雅之旨，且语意悠圆自然，理趣深长，自然不加雕琢，如清风般优柔和美，当成为今人创作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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