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记者 李政葳
《国家宝藏》中的“千岁少女”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如何雕制而成的？一尺长的“白玛作”毛笔笔杆尾端为何被削尖了？被称为“天下第一简”的《仪礼》木简上记录着哪些秘闻？萌态可掬的大耳陶罐、插兜陶俑隐藏着哪些制陶技巧？
其实，这些文物以及背后的趣闻轶事，都与甘肃的历史文化密切相关。从5月中旬到7月下旬，中国国家博物馆与甘肃省文物局、甘肃省博物馆联合主办的“丝路孔道——甘肃文物菁华展”中，就刚好解答了这些历史疑难。
史前大地湾文化、甘肃彩陶文化、河陇青铜文化、汉魏晋唐时期河西文化……这场颇具特色的展览以时间为轴、文化交流为线索，以考古发掘的甘肃各历史时期的516件（套）文物为基础，从8000年的大地湾文化到宋元时期多元民族文化，从甘肃东部、中部一直到河西走廊最西端。
“丝路孔道——甘肃文物菁华展”在国博举行（李政葳/摄）
“黄土高原上的文化奇迹”
走进展厅，最先看到的是一个圆鼓腹、平底、梳齐刘海儿的细泥红陶小人儿。她就是曾在《国家宝藏》中出现过的“网红”、甘肃省博物馆镇馆之宝、马家窑文化前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这件文物在1973年从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出土。人们细看发现，陶人的两眼为圆孔洞，显得目光深邃；鼻子呈蒜头形，雕有鼻孔；嘴较小，微微张开，好像正在言语；两耳外展，皆有穿孔；瓶体从上至下以黑彩饰三层大小相同、由弧线三角纹和斜线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以示华丽的衣物。
另外，陶瓶人头像的器口运用了不同的制作手法，头发、嘴系雕刻而成，鼻、脸是捏塑而成。人头像五官整齐、面庞秀丽，器身造型典雅，与人物形象浑然一体，既是大地湾文化彩陶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史前集彩绘、雕塑与造型艺术于一身的杰作。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李政葳/摄）
与这件陶瓶展位相隔不远，一个彩陶盆看似平平无奇，但其腹部却有明显的写实鱼纹。这个细节学界争议很大，有些认为鱼是大地湾先民的图腾，有些则认为鱼的繁殖较快，鱼纹寄托着先民繁衍后代的希望。“鱼纹彩陶盆既是仰韶文化的代表性陶器，也是中国史前文化的象征和标志物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王志强说。
考古发现，位于甘肃省秦安县五营乡的大地湾遗址涵盖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考古文化（距今约8000年至5000年），前后赓续3000余年，被称之为“大地湾文化”。
而在大地湾遗址内，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拥有较高水平的史前宫殿式建筑，早期旱作农作物粟、黍的炭化标本，精美又质朴的早期彩陶样式，原始粗犷的艺术以及神秘的刻划符号（记事符号）等。这些都足以证明，远古时期大地湾先民曾创造出灿烂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因此，大地湾文化也被称之为“黄土高原上的文化奇迹”。
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之冠”
在河陇大地上，彩陶文化遗址星罗棋布，出土彩陶数量巨大、器型丰富、纹饰精美、工艺精湛，极具艺术性。其中，尤以马家窑彩陶最为闻名，代表着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艺术的高峰，也让其在世界新石器时代彩陶艺术中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被公认为世界“彩陶之冠”。
一件“陶罐”远看是一名双手插兜站立的男子，栩栩如生；走进一看，人像短发、高鼻深目、双耳开孔、表情生动，身着短上衣，颈部至胸前的网格纹，就像是带有精美的项饰，下身着网格长裤群，双手插在裤兜里，硕大的双脚上穿着肥大的高腰靴子，一幅怡然自得的样子。
这件文物是1988年玉门火烧沟征集而来，一直藏于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现场专家告诉记者，陶男子的装束或许代表了四坝文化时期河西走廊地区的流行风尚；且人体中空，可以盛水，插入裤兜的双臂形成陶罐的双耳，设计大胆精巧。
在这名“陶男子”的旁边，一件“大耳朵”的陶罐也很有意思。这件文物名叫“回纹双大耳彩陶罐”。从外观来看，陶罐中腹内敛，小平底、双大耳，口沿内是网格纹，外饰宽带纹。最为特别的是，两耳及下腹部粘贴有大小不一的多片绿松石，这在彩陶文化中是较为罕见的。
人形彩陶罐（李政葳/摄）
古老、绚丽的彩陶艺术，是华夏民族的伟大创造。策展人说，大地湾先民将他们对自然万物的观察和认识，装饰在陶器上，陶器不仅代表大地湾先民高超的制陶技艺，也蕴含着思维认识与审美情趣。
因此，甘肃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彩陶之乡”。据记载，从距今8000年的大地湾文化一期起，到距今2500年的沙井文化，甘肃彩陶文化延续发展了5000多年，经历了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和沙井文化等阶段，形成了其独立的彩陶文化体系和完整的发展史。
从彩陶文化衰落，到中原青铜文化西进
马家窑文化因最早发现于甘肃临洮县马家窑村而得名，距今约3300至4050年，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丰富，有蛙纹、鸟纹、鱼纹等动物纹，以及旋涡纹、水波纹、圆圈纹、锯齿纹、网格纹、弧线纹、菱形纹、三角纹等几何纹。
然而，马家窑文化发展至马厂时期，甘肃彩陶文化也显现出了衰退之势。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处于洮河流域的齐家文化兴起，人们开始制造并使用一些红铜或青铜器，进入铜石并用的时代。冶铜业的发展逐渐影响到了彩陶的主体地位，齐家文化陶器主要是泥质红陶和夹砂红褐陶，还有少量的灰陶，彩陶数量较少，器型单一。
在随后兴起的辛店文化中，甘肃彩陶进一步走向衰落。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陶胎较为粗糙，彩陶比例大为降低。沙井文化是甘肃境内年代最晚的一支，含有少量彩陶的青铜文化，年代约为西周至战国时期，以夹砂红陶为主，且多无纹饰。沙井文化彩陶被称为“甘肃彩陶文化的绝响”，之后甘肃彩陶文化逐渐消失。
这时，便不得不提中原青铜文化的西进。考古发现表明，夏商文化已深入甘肃东部，对当地文化形成强有力的影响。
青铜文化兴起（李政葳/摄）
记者现场了解到，马家窑文化林家遗址出土的一件含锡青铜刀，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器，这与世界范围内最早出现青铜的年代相当，也让河陇大地成为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萌芽地。
其实，当时的齐家文化冶铜技术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铸造逐渐取代锻造，成为主流，不仅能铸造双耳竖銎铜斧、带钮铜镜、人首铜匕等，还铸造铜项饰等装饰性铜器。与齐家文化相比，辛店文化的冶铜业有较大发展，铜器以刀、锥、矛、匕等为主，并出现青铜器残片和冶铜炉壁残块等。
甘肃地处东西交通要道，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圈在这里相交，中西文化在这里汇流，河陇青铜文化受到了中原青铜文化和欧亚草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双重影响，也决定了甘肃青铜文化的独特性，即既保有商周中原青铜器的基本特征，又融有域外青铜器文化的独特风貌，甚至对中原青铜文化发展也产生了影响。
“千里走廊”的多元民族文化
在黄河兰州段以西，也就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和祁连山之间，有一条绵延1000多公里、宽百公里至数百公里的天然狭长地带，是中原腹地通往西域、中亚的重要通道，世称“河西走廊”。
在这里，多元民族文化深入交融。
展览现场，一件西汉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白玛作”毛笔，吸引了不少观众。笔杆为竹制，浅褐色，端直均匀，中空，用以放置笔头；笔芯及锋呈黑紫色，外覆黄褐色狼毫；笔杆中下部阴刻有隶书“白玛作”三字，这是秦汉时期手工业“物勒工名”的传统，“白玛”为制作这支毛笔的工匠名。另外，此杆毛笔通常与汉制一尺的长度相差无几，这也与东汉王充《论衡》中所谓的“一尺之笔”相吻合。
“白玛作”毛笔与《仪礼》木简（李政葳/摄）
更有趣的是，这杆毛笔尾端被削尖，是为了书写者停笔时便于插入发簪所专门设计的。出土时它在墓主人头部左侧，说明墓主人可能是一位从事文书工作的官员，也印证了汉代官员有“簪笔”的习俗。据记载，“白玛作”毛笔是迄今所见汉代毛笔中保存最完整的一支，也被称为汉代毛笔的代表作。
同样出土于武威磨咀子汉墓的还有《仪礼》木简，共469枚、27298字。除少数竹简外，绝大部分是松木制成的木简，用汉隶书书写。《仪礼》简是目前所见儒家经典《仪礼》最早、最完整的写本，在版本校勘学上具有极高价值，被誉为“天下第一简”；简上隶书结体扁平，字句宽阔，疏密相间，极富节奏韵律，呈现出一种空远的意境之美，对研究隶书风格的发展演变和章法布局具有重要价值。
“白玛作”毛笔、《仪礼》木简等，都是民族融合的象征。汉武帝时期河西归汉后，汉廷加强对河西走廊的开发与经营，在移民屯垦实边的举措下，河西地区农业得到较大发展，逐渐形成“农牧并序”格局；西晋“永嘉之乱”后大量中原民众迁入，他们带来的“二牛抬杠”、大型铁犁铧等先进农耕技术，也促进了河西走廊农业的发展。
丝路交响，文明共生
在展厅里转了一圈，发现占地最大的一组展品是12套铜车马出行仪仗俑。记者了解到，当时在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仪仗阵列，共计99件，由三十八匹铜马、一头铜牛、十四辆铜车、十七位持矛武士佣和二十八个奴婢俑组成。
根据铜马、铜俑胸前所刻铭文“守张掖长张君”“冀张君小车马御奴一人”等推断，雷台汉墓的主人是一位张姓将军，曾任张掖长，后又兼武威郡左骑千人官等。看着这组铜车马出行仪仗队，可以想象到墓主人生前出行时气势宏伟的壮观场面，彰显了汉廷在河西走廊地区的统治力，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铜车马出行仪仗俑（李政葳/摄）
胡人陶俑（李政葳/摄）
不仅如此，现场还展出了汉代悬泉置木简、乌孙贵人传舍制度简、折垣国贡狮简、悬泉墨书纸；唐代鎏金狩猎纹杏叶形铜牌饰、镶绿松石金壶、瑞兽凤鸟葡萄纹铜镜；汉晋时期丝织品团窠动物纹刺绣剑臂、“大汉乐”铭黄地蓝绿云纹织锦；希腊文铅饼、波斯陴鲁斯王银币等。
张骞“凿空”西域，开创了连通东方与西方、农耕与游牧等不同文明的丝绸之路。这是一条以古都长安为起点，沿甘肃走廊，经葱岭以西的中亚、西亚、南亚等地，最终抵达北非和欧洲的古代陆路商业通道。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盛，创造了“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传奇景象。东西方珍宝在这里交流互通，农耕与游牧文明从碰撞到交流互鉴，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从陌生到熟悉，再到融合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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