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面书城
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APP动态
“十三经”是对传统经典的统称，“十三经”这个说法，是逐渐演变而来的。
古人常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里的“六经”是指孔老夫子删定的“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因《乐经》佚失，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只有“五经”，汉代官学立“五经”博士。后人不断为五经作“注”，加入自己的理解。东汉末年，大学问家郑玄对诸经作注，得到普遍认可。
到了唐代，经学得到官方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由孔子后人孔颖达，对郑玄等人的“注“，进一步解读，称为“疏”或“正义”，有了“五经正义”。
“五经”之中，“礼”一分为三，为《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也一分为三，为《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左氏春秋》，这样，“五经”增加为“九经”，唐代把“九经”刻在石碑上，称为“石经”。
唐玄宗重视《孝经》，为《考经》作注。因为《论语》主要是孔夫子的言论，而且通俗易懂，利于规范人的言行，因而这本书成为读书人的入门必读书。《尔雅》相当于现在小学生“识字”课，是做学问必须首先掌握的。这样，到了唐代末年，这三部书列为儒家经典，与“九经”一起，合称“十二经”。注意，《孟子》在唐代还是“子学”，未列入“经学”。
五代时，《孟子》列入经典，因《孝经》、《尔雅》重要性不够，拿了下来，《论语》是孔夫子的，自然动不得，这样，又有了“十一经”的说法。
《孟子》地位起起伏伏，饱受争议。最终，朱熹将《孟子》列入四书，与《论语》以及《礼记》中两篇文章《大学》、《中庸》合称“四书”，“四书”的重要性一度超越“五经”。《孟子》地位确定后，唐代的“十二经”，到宋代朱熹，确定为“十三经”，最终定型。
二，阮刻“十三经”注疏
古籍雕版印刷，易出错，加之战火、灾害等，完整地保存下来很困难，需校勘整理。“十三经”注疏卷帙庞大，校勘整理是个大工程。好在清代大批一流学者，长于训诂考证，到嘉庆年间，由阮元牵头，组织一流专家，开展“十三经注疏”校勘，撰写“校勘记”，由江西书局印刷。阮元是个大学问家，做官也做得好，是封疆大吏，有充足的行政资源、人才资源，他召集整理校勘的学者，都是在某一经典研究方面，一等一的顶尖人物，参校了大量不同古籍版本。因此，阮刻“十三经注疏”是公认的善本。
阮刻“十三经注疏”毕竟是雕版印刷，卷帙庞大，放在那儿，真可谓“著作等身”，不便现代人阅读，民国年间，世界书局进行了缩印，建国后，中华书局（图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图二）、浙江古籍出版社（图三），对世界书局缩印本进行影印，并校勘补佚，各自出版了影印本阮刻“十三经注疏”。几个出版社在不同时期，对影印本进行重印。
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了“十三经注疏”（图四），未采用影印形式。
三，清人十三经注疏
清代学者不满足于前人关于十三经的注疏，他们在大量训诂考证基础上，对十三经分别进行新的注解，梁启超先生称之为“新疏”。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梁启超先生对清人十三经注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几乎认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达到了极高的水准，清代学者经过二、三百年反复研讨，把十三经研究透了。
清人十三经注疏中，“易经”注疏未出、“谷梁春秋”注疏不十分成熟，其余十一经的注疏，都是一流水平。
中华书局出版有“十三经清人注疏丛书”（图五）。当前清人十三经注疏的古籍版本并不贵，值得收藏一套。
四，新编新注十三经
201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新编新注十三经”（图六）。
这是一个现代版的“十三经”，“十三经”的概念内涵己发生变化。古“十三”是建立在“独尊儒术”的基础上的，所选经典都是儒家经典。全面审视传统文化，儒家之外，诸子百家中也有不少传世经典，是传统文化精髓，只不过封建社会拔高儒家地位，把它们忽视了。
袁行霈先生主编的这套丛书，把诸子百家优秀经典汇集一起，恰好十三部经典，契合古人“十三经”的传统提法，称“新编新注十三经”，内涵己发生不少变化。
新增六部经典：儒家《荀子》，道家《老子》、《庄子》，墨家《墨子》，兵家《孙子》，法家《韩非子》。
换下来的六部经典是：《周礼》、《仪礼》（保留《礼记》） ；《公羊春秋》、《谷梁春秋》（保留《春秋左传》）；《孝经》；《尔雅》。
“新编新注十三经”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跳出古人“今、古文之争”、“汉学、宋学之争”、“家、师法之争”，以现代理念审视经典，并根据考古发现新成果，修订完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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