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下如果抱团，领导就会倍感孤独，任何一个领导都不会允许出现这种情况。
虽然崇祯引用东林党人打击魏忠贤集团，但他真正厌恶的是大臣植党，而不仅仅是“阉党”，因此，铲除魏忠贤集团以后，东林党的问题就渐渐突出，引起了崇祯的注意，他把目光投向那些无党派背景的“孤臣”身上。
崇祯二年三月，崇祯帝在文华殿单独召对周延儒，君臣二人密谈了一晚，会谈的内容旁人不得而知。不难想像，与领导的关系达到私聊的地步，提升是指日可待的，一些大臣得知此事，心生嫉妒，上疏弹劾周延儒，试图阻止这种可能转变为现实，周延儒也上疏力辨，得到皇帝的“优诏褒答”。年底发生的己巳事变，对东林党人的打击很大，促成了无党派新兴力量的崛起。
危机面前，东林党人盘根错节的关系使崇祯倍感孤独，加大了他对东林党的负面看法，他开始大力提拔启用政治清白的新人，周延儒和温体仁这两个无党派人士迅速崛起，12月，周延儒在己巳事变的销烟中火线入阁，半年以后，一直与东林党人作斗争的温体仁也进入内阁，他的入阁与他在己巳事变中及其后积极清算当事的东林党人有关。
温体仁认为，己巳事变是东林党人辽东经略袁崇焕和内阁辅臣钱龙锡、兵部尚书王洽等人一手策划的胁和大戏。在当时朝中东林党人势力庞大，没人敢站出来说真话的时候，温体仁毅然站出来指出这个“皇帝的新装”。
温体仁的家书详细记载了他斗争东林党的整个过程，事变发生后，他上疏揭发“奸党”，指出事变的实质（后金入犯，是袁崇焕以五年灭虏欺皇上，而暗中与阁臣钱龙锡、兵部尚书王洽密谋议和，勾引后金兵长驱直入，以达成城下之盟）。
他的上疏与袁崇焕下狱不无关系（崇焕之擒，吾密疏实启其端）。袁崇焕被捕后不久，祖大寿引军叛逃，崇祯皇帝十分犹豫，温体仁再次上疏，帮助皇帝坚持判断（及逆督既擒，奸辅胆落，复挑祖大寿引兵东行，以为怙逆地，吾不得不再疏以坚圣断）。后来，温体仁还先后五疏力主杀袁。崇祯诛杀王洽，逮捕袁崇焕和钱龙锡，并最终作出处死袁崇焕、流放钱龙锡的决定，温体仁上疏起了很大作用。
凭心而论，温体仁在己巳事变中的表现可圈可点。在东林党人把持政治和军事大权，朝中无人敢于挑战东林党的情况下。温体仁奋不顾身，大声疾呼，进行揭发和抨击，这种不随波逐流，敢于和强大的利益集团作斗争的精神，十分难能可贵的。
温体仁的行为也招致东林党人的报复，一些人恨之入骨，千方百计阻挠他的前程，对此温体仁表现出了淡薄功名的态度，说道：“不知此时七尺之躯，尚无安顿处，何问功名哉”。不管他是否如他所说的那样不计个人得失，还是出于表现自己孤忠的形象以博取皇帝的信任，他的做法都应该给予肯定，因为我们不能要求人的动机纯而又纯，就像我们不能怀疑一个救人的警察是出于职守还是出于立功的目的一样。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崇祯三年六月，温体仁进入内阁，很显然，崇焕对他在己巳事变中的表现是肯定的。
明史记载：“（温体仁）为人外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并将其列入《奸臣传》。然而仅就己巳事变中的表现看，温体仁似不宜列入奸臣传，许多结党营私之人比他更有资格进入《奸臣传》。至于“外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对付小人必须比小人更阴险，否则就无法对付小人。我们不能用世俗的观点来看待政治人物，没有一个政客会像傻根那样没心没肺，“外谨而中猛鸷”不是问题，“机深刺骨”也不是问题，关键看用在哪里，如果用来对付结党营私之人，适得其所。
在钱谦益案和己巳事变中，正是因为温体仁“外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才能把搞小动作操纵人事权以及胁迫议和的东林党人打得满地找牙，这没有什么不恰当的。
钱龙锡玩火自焚
己巳事变是东林党人闯的一个大祸，清算在所难免。正在砧板上的“阉党”残余想乘机转移焦点，把矛头直指己巳事变的“嫌疑犯”东林党阁臣钱龙锡、兵部尚书王洽。
钱龙锡、王洽与袁崇焕关系密切，在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以及己巳事变这两件大事发生前后，两人与袁崇焕书信往来频繁，在清算己巳事变责任的时候被扯上了关系。
王洽在己巳事变发生的第一时间就被用来杀鸡敬猴，所以清算主要是围绕钱龙锡展开。
御史高捷首先发难，上疏弹劾钱龙锡是己巳事变的幕后人物，钱龙锡应声落马，被免职。崇祯命令锦衣卫掌印官刘侨就“斩帅”“主款”两事审讯押解在狱的袁崇焕。很快，刘侨的审讯报告出来了，结论是：“斩帅一事则龙锡与王洽频以书问之崇焕，而崇焕专断杀之；而“主款”一事，则崇焕频以书商之洽与龙锡，而洽与龙锡未尝许之”。接到刘侨呈上的供词，八月十六日，崇祯在平台召对群臣，宣布了处决袁崇焕的决定，同时令廷臣议钱龙锡私结边臣、蒙隐不举之罪。
九月初三，三公九卿诸臣在中军都督府开会公审钱龙锡，审议的结论是：袁崇焕杀毛文龙，虽钱龙锡启其端，但两次致书袁崇焕，有“处得妥当”“处得停当”之言，其意不专在诛戮可知。因此，斩帅自属袁崇焕之过分举措。至于讲款，是袁崇焕首倡，钱龙锡始则答以“在汝边臣酎量为之”，继则答以“皇上神武不宜讲款”。总之，两事皆自为商量，自为行止，钱龙锡虽不该承担责任，但以辅弼大臣关系疆场安危之大事，而不能抗疏发奸，罪责难逃，但人在八议，宽严当断之宸衷。
从上述两份报告我们可以看出，钱龙锡有以下三条罪行：
第一，私交边臣。按照明代法律，朝臣不得结交边臣，以免威胁皇权。钱龙锡不仅结交袁崇焕，而且联系非常密切。当然，作为东林党成员，他们连结党都敢，当然更不会把这项制度放在眼里。正是因为东林党人布列朝堂，且有钱龙锡、王洽等人在朝中做奥援，袁崇焕才敢做出如此胆大妄为的事情。
第二，钱龙锡在杀毛文龙这个事情上表现非常积极。刘侨的报告说他“频以书问之崇焕”，而群臣公审的结论认为他“启其端”。两个报告都指出钱龙锡在杀毛文龙一事上非常主动，结合袁崇焕赴任之前，钱龙锡主动上门找袁崇焕“低徊私商”时，袁崇焕有关“入其军，斩其帅，如古人作手，臣饶为也”的讲话，有理由相信，诛杀毛文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中东林党人追杀“阉党”的延续，所以代表东林党的钱龙锡才会表现得如此积极。而对于袁崇焕来讲，除了这个目的以外，还有为胁迫议和扫除障碍，取信于后金的目的。
第三，钱龙锡明知道袁崇焕策划胁迫议和却知情不报。当袁崇焕“频以书商之”的时候，钱龙锡和王洽没有及时阻止袁崇焕的做法，也没有及时上报皇帝，而是采取了放纵的态度，作为身居要职的辅臣，难辞其咎。正如群臣审议的结论中所说：“钱龙锡以辅弼大臣关系疆场安危之大事，而不能抗疏发奸，罪责难逃。”
因此，崇祯毫不犹豫地降旨：遣锦衣卫缇骑逮捕钱龙锡。十二月，钱龙锡从松江府的家中被逮入诏狱。几经周折，最终钱龙锡免于一死，在关押了很长时间以后，于第二年五月被发配浙江定海卫充军，直到明朝灭亡，才重获自由。虽然钱龙锡确实有问题，但是针对钱龙锡的攻击动机并不单纯。攻击钱龙锡的大多是亲“阉党”的人员，他们攻击钱龙锡不仅是针对钱龙锡个人，还有打击东林，为阉党报仇，进而为阉党翻案的目的。
就这个问题，我们既不能忽视“阉党”攻击钱龙锡的深层次原因，也不能因为“阉党”有意翻案就忽视了钱龙锡的罪行，钉是钉，铆是铆，必须要分得清清楚楚。
崇祯上台伊始，在没有弄清群臣流品以及党争真面目的情况下，就大规模地对党争一方进行清洗，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因此，逆案中不少人觉得冤枉的，企图翻案的人不在少数，“阉党”成员翻案有一定的合理性。
翻案行动由浅入深，进行得很婉转，方式有两个：
一是试图重新启用逆案名单中人。吏部尚书王光永在会推天津巡抚人选时，故意把列入逆案名单中的王之臣排在候选人的首位。御史田惟嘉上疏推荐逆案中人杨维垣、贾继春，政通使章光岳推荐逆案中人霍维华、徐杨光等人。
二是另立一个针对东林党人的逆案，对冲之前的逆案。
这两个方面的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原因是：
在人事上，崇祯皇帝不可能拉屎往回坐，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把自己钦定的逆案翻过来的。刚刚入阁不久的周延儒揣摸圣意，也反对起用逆案中人，当崇祯皇帝拿着王光永的候选人名单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道：“如果王之臣能起用，那么逆案中的人都可以起用，而魏忠贤和崔呈秀也可以平反昭雪了。”听了周延儒的话，崇祯更加坚定了决心，无论如何也不会打开起用逆案中人的口子。在另立逆案上，“阉党”人员计划从兵部发难，但是兵部尚书梁廷栋关键时候反悔，不敢造次，使得计划中途夭折。
终崇祯一朝，翻案和反翻案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息，这造成了两个方面的后果：
一方面导致崇祯朝人才缺乏，既使在最缺乏人才的时候，崇祯也决不启用逆案中人，他频繁起用新人，结果交了大量学费；
另一方面，由于内讧始终存在，群臣不能齐心协力共赴时艰，这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南明建立以后，两股势力仍旧“纠缠不己”，“日费提防”，最终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满清消灭了南明政权，明朝失去了挽救民族危亡，保持半壁江山的最后机会。虽然崇祯没有因为东林党人捅了篓子就给阉党好脸看，但是他扇东林党的耳光却是实实在在的。
崇祯二年十二月，己巳事变发生后，周延儒、何如宠、钱象坤入阁，不久，韩鑛、李标等东林党阁臣相继离职，六月，温体仁、吴宗达入阁，不久，东林党首辅成基命离职，周延儒递进为首辅。从这些人事变动可以看出，无党派新兴力量正迅速取代东林党掌握最高权力，这表明经过己巳事变的洗礼，崇祯对东林党的态度悄然巨变。
周延儒早节不保
虽然温体仁和周延儒一起对付过东林党，并在崇祯对东林党产生疑虑的背景下入阁，但是两人在人品心事方面，在对待东林党的态度上并不完全一样。
周延儒没有政治立场，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和利己主义者，为人机警善变，擅于揣摩圣意，见风使舵。他早年在党争中左右逢源，既与东林党人交好（始延儒里居，颇从东林游，善姚希孟、罗喻义），又与“阉党”重要成员冯铨关系密切（与同年生冯铨友善）。
在会推事件中，周延儒得罪了东林党（既陷钱谦益，遂仇东林），于是东林党人误认为他与亲阉党的温体仁是一伙的。 所以，当崇祯二年三月崇祯帝单独召见周延儒长谈后，东林人士异常惶恐，纷纷对其发起攻击。
这的确是对周延儒的误解，会推风波只是一次偶然事件，他并非出于反对东林党才与温体仁联合攻击钱谦益，他与钱谦益是个人恩怨，由于钱谦益暗中损害了他的利益，他才不得不与其斗争。对他来说，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一切都从个人利益出发，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结党不是问题，东林党也不是问题，他并非不在乎正邪忠奸，但是他对正邪忠奸的态度，要服从他个人的利益。
因此当东林群臣对周延儒发起攻击时，他发出这样的感叹：“诸臣说的都是莫须有的事，指责我的事无非是‘想当大官’‘为阉党翻案’，这实在是防我太深，太小看我了。希望不要杯弓蛇影，庸人自扰了”。意思是要撇清自己与阉党的关系，告诉东林党人：我不是阉党一伙的，你们咬错人了！
温体仁就不同了，他虽然以无党派孤臣的面目出现，但事实上他的政治立场是反对东林党的，因此在钱谦益案和己巳事变中，他才勇敢地站出来挑战庞大的东林党利益集团，他是东林的政敌。
两个人差异巨大，又都不是省油的灯，很快就渐行渐远，并产生了矛盾。
进入内阁后，周延儒为了固巩自己的地位，主动修补了与东林党人关系，并着手建立自己的关系网（门户）。
建立门户，网罗门徒的一个快捷方式是主持会试，主试能决定一个考生的命运，明代没有标准化试题，也没有机器阅卷，作文的主观性很强，同一篇文章，说好有一千个理由，说不好也有一千个理由，能否中进士，全凭主考官的大眼一瞟，大笔一挥。 所以那些新科进士必须对主试感恩戴德，视之如再生父母，他们称主考官为座主，他们都是主考官的门生，在一次会试中得中进士的人称为同年，他们很容易成为一派，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再生父母（座主）。因此，通过主持会试，可以将天下名儒网罗到自己的门下，扩大自己的势力，周延儒这样的无党派高官只有权没有势，因此他迫切需要主试一次会试，购入一大批潜力股，做一次长线。
然而按照惯例，内阁首辅政务繁忙，主试一事应该交由次辅担任，崇祯四年春举行会试之时，次辅是温体仁，理应由温体仁主持会试。但是急于扩大门户的周延儒越俎代疱，剥夺了温体仁的主试资格，亲自出任主试，引起了温体仁的不满。
事实上，周延儒之所以如此不要脸，还不完全出于培植自己势力的考虑，他还要对这次会试进行操作，实现诸多即定的目标。
周延儒的亲戚（连襟）陈于泰，老友吴禹玉之子吴伟业（一代名儒，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是娄东诗派开创者）都将参加这次会试。他们都是周延儒要确保实现的目标。在周延儒的操作下，陈于泰廷对第一，而吴伟业则高中会元。
值得一提的是，复社的创始人兼党主席张溥也参加了这次会试并得中进士。复社是东林党的分支，在东林被取缔后继承了东林的事业，势力极其庞大，复社成员，抗清志士夏允彝评论：“时又有复社之名，与东林继起，而其徒弥盛，文采足以动一时，虽朝论苛及之，不能止也。”
张溥是顾宪成式的人物，而吴伟业又是复社的重要成员，他们都在周延儒主试的会试中脱颖而出，周延儒在次此会试中有提携东林的嫌疑。
结合己巳事变时，周延儒反对起用逆案中人王之臣一事，有理由相信，此时的周延儒己经倒向东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温体仁和周延儒才彻底的貌合神离，并开始在暗中交手。
应该说周延儒毕竟还是年轻，仕途上过于顺利，缺少失败的教训，当上首辅后，以为有皇帝宠着，东林撑着，就无所忌惮，在为自己谋利益的道路上，胆子太大了一点，步子迈得太快了一点，以至于在自己的屁股上留下了不少的污迹。
周延儒任用私人，卖官鬻爵，所提拔的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都是他的亲信，并从他们那里收受了大量的贿赂。他的哥哥周素儒冒籍于锦衣卫千户，连他家的奴仆周文郁也都成了副总兵，他的家人纵横乡里，占尽江南美田良宅，激起了民变。
周延儒在工作上除了迎合毫无建树，在生活上快速腐化堕落，引起了舆论的抨击，朝臣们在私下谈起周延儒的时候，都恶心得想吐，对他的弹劾时有发生。 正在这时山东发生了孔有德叛乱，周延儒所提拔的心腹孙元化在处理叛乱时表现极其低能，把山东局面搞得一团糟，这引爆了人们对周延儒的不满。
崇祯四年十一月，言官们掀起了一个弹劾周延儒的高潮，言官们把周延儒批成一个“卑污奸险的小人”，周延儒的人则纷纷上疏申救，控辩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口水战。
在这场战役中，温体仁一直在暗中使劲，希望能一举扳倒周延儒。温体仁手里的资源是吏部，吏部尚书闵洪学是温体仁一手提拔的心腹干将，唯温体仁马首是瞻。虽然温体仁没有从正面弹劾周延儒，仿佛只是一个旁观者，但实际上他一直躲在背后下刀子，在他的授意下，凡是攻击周延儒的，都得到提拔进步，凡是为周延儒辩护的，都受到压抑。
周延儒也逐渐看出了其中的门道，他一方面忙着辩解，一方面也指使自己人将火焰引向温体仁，最后，这场批斗演变成周延儒和温体仁两人的较量，而崇祯则在一边冷眼旁观。温体仁发动太监王坤、给事中陈赞化先后劾周延儒，使他陷入困境，崇祯六年六月，崇祯批准了周延儒的退休请求。
周延儒深恨温体仁，临死之前还想咬他一口，朝中的东林党人也不愿让温体仁当权，于是两者联合起来，试图阻止温体仁出任首辅。他们共同向皇帝推荐起用退休在家的前阁臣何如宠，何如宠原先在阁中排名在温体仁之前，如果何如宠复出，很可能会出任首辅，这样就能阻止温体仁的晋升之路。另一方面，他们指示打手上疏弹劾温体仁，请求皇上将其罢免。
崇祯看出了周延儒和东林党人的把戏，他处分了上疏弹劾温体仁的刑科给事中黄绍杰。何如宠本来就担心自己不是温体仁的对手，一直犹豫不决，逡巡于路，看到皇上处分黄绍杰，知道皇上坦护温体仁，更不敢赴任了。
于是温体仁取代周延儒成为首辅。周延儒之所以败给温体仁，除了以权谋私以外，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不仅自立门户，而且还和东林党保持密切关系。
关于党争，明人云：今日之争，起于门户，门户起于东林。
门户是小规模的结党，结党是大规模的门户。门户是小团体，结党是大组织。且不说门户和党派中的成员个人流品如何，光就门户和结党的形式来看，确实不是好现象。我们说，没有好的形式，哪有好的结果？没有好的集体，哪有好的个体？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用考虑其标榜的理念，也不用考虑个人因素，放心大胆地嗤之以鼻就可以了。
崇祯虽然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是在打击门户和结党这个问题上一点也不含糊（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一上台，就让阉党入土，己巳事变后，又让东林靠边，他只用无党派的“孤臣”。 夏允彝在《幸存录》中指出：“（崇祯）知两党各以私意相攻，不欲偏任，故政府大僚俱用攻东林者，而言路则东林居多。”
可以看出，在阉党被废之后，结党的主要方面来自东林，因此崇祯在用人时多启用东林的对手压制东林，自己居中平衡，正如夏允彝所说，东林的反对者掌握实权，东林则掌握监督权（话语权）。
崇祯原以为周延儒也是一个孤臣，所以对他格外器重，让他当了首辅。在观看了群臣的口水战之后，崇祯确信周延儒在结党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有亏欠，于是他不得不忍痛割爱，让周延儒提前退休。事实上，他的内心深处对周延儒还是十分眷注的，因此，若干年后，他又重新起用了周延儒，然而周延儒带给他的是更大的失望。
大忠若奸
周延儒的家乡宜兴是复社的势力范围，当周延儒回到家乡时，他就掉进了复社这张大网里。性格投机的他，不可能像屈原一样“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只能是“淈其泥而扬其波，哺其糟而歠其醨”，与复社打成一片。在朝时，他是张溥的座主，张溥是他的门生，到了家乡，张溥是他的教父，他是张溥的门徒。周延儒躺在复社这个大网里荡悠悠的时候，温体仁则站在朝堂的最高处孤独地战斗着。
东林党人把各种屎盆子往温体仁的脑袋上扣去，甚至拿温体仁的姓氏作文章，将“温”与“瘟”联系起来，利用封建迷信对其进行诅咒。为阻止温体仁当首辅，刑科给事中黄绍杰向皇帝指出：自从温体仁进入内阁以来，没有一年不旱，没有一天太阳不昏暗，没有一地不受灾，没有一处不出现盗匪。因此，温体仁是一个不吉不利之人，应该让其辞职。
作为文人进行政治斗争必杀绝技的民谣，也开始对温体仁进行“歌颂”，京师民谣中说：“崇祯皇帝遭瘟（温）了！”另一首名谣更是对温体仁及其朋友破口大骂：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温）。这首民谣以姓氏和籍贯为影射，“乌归”即乌龟，指得是乌程籍的首辅温体仁；“王巴”即王八，指的是内阁辅臣四川巴县人王应熊；“篾片” 的意思是那些陪人念书、下棋、画画等帮闲的人，类似于现在的三陪，这里用来指另一位内阁辅臣吴宗达。
温体仁、王应熊、吴宗达三人在内阁的关系不错，因此东林党人把他们骂作是乌龟、王八和三陪，内阁也因为有这三个人被讽刺为妓馆。
东林党人的书没有白读，骂功十分了得。然而不论是市井的歌谣的简接诋毁，还是朝堂上直接的上疏弹劾，都没有撼动温体仁的地位，也没有让他失去皇帝的信任，那些攻击他的人不但没有扳倒温体仁，反而引火烧身，有的被罢官，有的被流放，有的甚至被廷杖打死。
温体仁反击的方式是“无言的伤害”，一切尽在不言中，手脚非常干净，从不露什么痕迹。
如果他要排挤一个人，他会耐心的等待机会，等到此人犯了错误，他就会上去落井下石，这个举动看上去公平合理，上下都不会产生怀疑。这招叫做“因事图之，使其机自发而发，上不疑也”，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乘势而上。有时他会假装宽宏大量，去为一个人说好话，实际上却将此人与皇帝忌讳的事联系起来，使皇帝更加生气，从而加重对此人的处罚。这招叫明救暗害。如果他要推荐一个人，他会暗中指使人去提议，他自己再发表见解。总之，无论他做什么事，都是从暗中出手，从不亲自出头露面。
从某种角度讲，温体仁确实是一个机深刺骨的家伙，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东林党人的围攻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在党争的浪潮中，官员们经常七上八下，很少有人能坐得稳，而温体仁却在相位长达八年之久，这很不容易。更难能可贵的是，温体仁是在下有一群东林党人排挤，上有一个换人如换衣的皇帝的环境下取得这一成绩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当然，机深刺骨只是东林党人的说法，如果站在温体仁的角度讲，那叫老成谋国。事实上，温体仁之所以成为政治不倒翁，除了机深刺骨以外，还有一些非常难得的优点。
首先，温体仁精明干练，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内阁政务繁忙，刑名钱粮，头绪繁多。每遇到复杂的难题，众位辅臣都皱起眉头面面相觑，只有温体仁一目了然，从来不出现错误和驳改，因此内阁其他的辅臣都很佩服他的敏练。
其次，温体仁清廉。考虑到自己得罪了东林党，有许多仇人，一旦被人抓住把柄，他将会死得很难看，因此温体仁把自己的屁股擦得十分干净，从不贪污受贿，就连把他纳入《奸臣传》的《明史》也不得不承认，温体仁“苞苴（意为贿赂）不及门”。
个人认为，仅凭上述两点，温体仁似不宜进入《奸臣传》，《明史》之所以把一个清廉、能干的首辅纳入《奸臣传》，恐怕还是受到了被温体仁打击的东林党写手的影响，实在是有失公允。
东林党人是好人，所以排挤东林党人的温体仁是坏人，这就是《明史》的逻辑。这种逻辑是不要脸的婊子逻辑，是不讲理的强盗逻辑，是没脑子的猪头逻辑，骗骗上个世纪的人还可以，实在不值一驳。
事实上，打击东林，正是温体仁辅政八年的一个政绩，这使得明朝的朝政没有出现一边倒的局面，从而延缓了明朝的灭亡，而在此过程中表现出的机深刺骨，不是问题。
有人也许会说，温体仁辅政八年，没有什么政绩，民变持续发展。事实上，明代的内阁，只有辅政的功能，决策权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作为文秘部门的内阁，只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尤其是在军事方面，更是其鞭长莫及的。
在强势的、事必躬亲的崇祯皇帝手下，温体仁及其他大臣，更难有什么作为，让温体仁一人对民变的局势负责，是毫无道理的。温体仁下台后，明朝政局讯速恶化，接任的首辅无人更是无所作为，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温体仁在朝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温体仁马失前蹄
除了打压在朝的东林党人以外，温体仁对于在野的东林继承者复社也很“关心”。
复社和东林党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它们也有两点区别：一是复社更加注重把持科场，提携门人；而东林只专注于政治斗争，对科场不感兴趣。二是复社在政治上更注重控制地方，而东林的重点在中央。由于复社在掖进门人弟子方面“不遗余力”，大有把持科场之势，出现了“中式者皆复社之人”的复社现象，对此有人公开说：春秋两试，“孰元孰魁，孰先孰后，张溥已编定好了”。各地读书人因此纷纷登名社录，争入张溥之门，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入社，哪怕挂个名也好。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来了，投奔复社的人既有“才隽有文倜傥非常之士”，也有不少“嗜名躁进、逐臭慕膻之徒”。这样就使复社成员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复社也由读书会文之地而变为争逐势利之所。张溥等人借广收门徒以控制知识界、把持科场，最终达到左右政权之目的，引起了“执政大僚”温体仁的厌恶。双方开展了一场持久战，这是一场暗战，文斗武斗交错使用。
崇祯六年六月，温体仁当上首辅后不久，他的弟弟温育仁指使宜兴人吴炳作了一本《绿牡丹传奇》，影射复社的各种丑恶现象，温育人还命人将此书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四处演出。
浙江社友对此深感耻辱，他们联名致书张溥和张采，要求雪耻。二张为此专程奔赴浙江，会见了学臣黎元宽。黎元宽下令毁禁此书，并追究作者责任，将温育仁的家人逮捕入狱。通过此事，温体仁感到张溥虽然下野了，但仍能遥控朝政，于是他使出了独门“温氏阴招”，派心腹到张溥和复社的基地吴中一带做官，伺机找到张溥等人的错误并“伺其隙而中之”。
这年秋天，太仓歉收，二张写了一篇《军储说》，对救荒政策发表议论，苏州府推官周之夔指责二张“悖违祖制，紊乱漕规”。崇祯七年年底，听命于二张的黎元宽被撤职，八年七月，批评二张的周之夔也被罢免。周之夔认为自己下台是复社运作的结果，十分气愤，于是写了一篇《复社或问》，对复社和二张进行控诉。九年五月，太仓人陆文声控告二张“倡复社，乱天下”，温体仁将周之夔和陆文声的控告送有关部门审议，想借机兴大狱。
复社的基础工作做得也不错，提学御史倪元珙、海道副使冯元飏、太仓知州周仲连拒不执行命令，不惜降职，进行保护，使温体仁的计划遇到了挫折。
温体仁没有灰心，他要让皇帝亲自出面打击复社。十年二月，周之夔不远千里从福建入京，呈《复社首恶紊乱漕规逐官杀弁朋党蔑旨疏》，控告二张和复社诸人的罪行。崇祯皇帝命有关部门“速严查具奏”，二张惶恐不己。双方的持久战到了摊牌的边缘，局势对温体仁非常有利，就像两人打乒乓球，一方回球
六月，温体仁突然被批准离职，一场到手的胜利变成了彻底的失败。
一向小心谨慎，机深刺骨的温体仁怎么会败下阵来了呢？这还得说到钱谦益，对于温体仁来说，成也钱谦益，败也钱谦益。就在打击复社和张溥等人的同时，温体仁对老政敌钱谦益也开战了。崇祯十年，常熟县衙状师张汉儒告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法，作恶多端。这位状师发挥专业特长，共列举了二人五十八条罪状。这些罪名或许并非空穴来风，但是温体仁运作此事也不是子虚乌有，多部史籍均认为温体仁在背后起了作用。温体仁的操作使案件进展迅速，钱谦益很快被投入监狱，但同时他给人留下了把柄，给自己留下了隐患。
钱谦益被投入大牢后干了三件事：一是写诗抒发自己愤闷的心情；二是写奏章给皇帝为自己辩解；三是求助于大太监曹化淳。前两件事情没有收到什么效果，但是第三件事却扭转了局面，使他反败为胜。
曹化淳原本是太监王安的亲信，早年曾经到信王府陪伴侍奉五皇孙朱由检，后又回到宫中。天启初年，魏忠贤当权后害死王安，曹化淳受牵连被逐出北京，发配到留都南京待罪。崇祯继位后，将他召还，并委以重任，让他负责清理魏忠贤时代的冤假错案，协助查处阉党，在此后几年里，曹化淳因办事得力，深得崇祯皇帝的信任和倚重，至崇祯十年，曹化淳在宫中的地位已相当显赫。
王安是东林的人，曹化淳是王安的人，因此曹化淳很快也就成了东林的人。钱谦益曾经给王安写过碑文，与曹化淳有一些交情，走投无路的时候，他通过师座孙承宗之子求救于曹化淳。
温体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竟然把枪口对准了曹化淳，向皇帝告发他接受钱谦益贿赂，帮钱谦益脱罪。崇祯当面质问曹化淳，曹化淳十分恐惧，为了证明自己清白，他请求立案调查此事，得到了崇祯的批准。在此后的一段时间，曹化淳以奉旨清查的名义大加搜访，他掌握的东厂和锦衣卫不久就查出了温体仁在背后策划了此事。崇祯得知这个消息，一怒之下罢免了温体仁。
从表面上看，温体仁倒在了结党这个问题上，但是政治作为一种集体益智游戏，没人能够真正做到单打独斗，有一些帮手，是很难避免的事情，温体仁下台还有更深层次的背景原因。
在内忧外患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崇祯将问题原因归结到群臣不用心任事上，从而走上了治乱世用重典的道路，在借鉴列祖列宗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崇祯回归特务统治的传统，开始注重发挥太监的监督作用。
在治乱世用重典和特务统治的思想指导下，崇祯朝不时刮起吏治风暴，温体仁倒台仅仅是一个开始。
由于温体仁的问题不是很大，崇祯对温体仁仍留有一丝眷注，他虽然辞退了温体仁，但却听从温体仁的建议，破格提拔温体仁的心腹薛国观入阁，很显然，崇祯是把薛国观当作温体仁的代理人。第二年，温体仁病死，崇祯接到讣闻，深感惋惜，特下旨赠太傅，谥文忠，在崇祯用过的大臣中，极少有能得此殊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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