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以八十年和九十年初上海改革为背景，描写了一群市民及个体户追逐财富中的争斗与情感的纠葛，加上著名电影导演王家卫执导，演员阵容的强大与演技的出众，吸引了观众的眼球，成为2023年热捧的电视剧。
当电视剧播出，我作为上海人，又是上海当时改革的参与者，自然很有兴趣，可是看了两剧，我就放弃了，原因是太假。一是黄河路红红绿绿、光怪陆离的霓虹灯招牌，与文革刚结束、改革刚起步的上海格格不入，完全是旧上海和香港的格调。二是作为主角的宝总，没有参与所谓“414”事件，居然因为误会被车撞伤。导演显然是把这件突发事件作为吸引观众的引子，制造误会是文艺创作常用的手法，但编的过于牵强与拙劣，我不能接受。
当然，看电视本来就各有各爱，能够卖座也算成功，没有必要较真。但后来《繁花》越来越受到追捧，反倒引起我的兴趣，我也就继续观看。文艺作品来于生活，超越生活。为了吸引观众，可以设计人物、编造情节、制造悬念。但是，有两条红线要遵守，一是事件的背景要符合历史的真实，二是人物的行为要符合正常的情理。涉及专业的作品，外行看得懂，内行能接受。非常遗憾，《繁花》的主要人物的设计和贯穿全剧的主要情节，造假太过，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起码的严谨。
一、
作为全剧主角宝总的第一个身份，是香港外贸公司驻上海的代表。他做的第一件生意，是拿了500万的订单，到上海外贸总公司要求出口指标。他在拥挤的人群中，完全不被重视，金科长轻蔑的一句话“半年后再来”，就被打发了。他也没有被外销员汪小姐放在眼里，汪小姐全神关注的一件事就是帮金科长从信封上揭下一张张邮票。当时的阿宝帮了她忙，汪小姐与宝总的戏从这里开始。
这个情节很真实。改革之初，企业进出口全部由外贸垄断，当时外贸是最吃香的行业。企业出口必须通过外貿，而外貿要负责那么多行业、那么多企业、那么多产品，当时只能大量通过香港转口贸易。由香港贸易公司拿到海外的订单，再由外贸分配给企业做。上海的企业也就是来样加工。
我当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应汪道涵市长邀请，于1984年9月来沪讨论上海的发展战略。我认为：“上海的最大优势、起主导作用的功能、对全国应作的主要贡献，应是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对外经济关系，逐步成为我国最大的外贸中心和远东、国际的贸易中心之一。”
为此必须改革外贸体制。1984年10月10日我写了《关于上海服装行业面向国际、扩大出口的建议》，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安子文批示：“道涵同志：我看了这个建议，觉得很好，符合外贸体制改革方向，盼你促其尽快试验，并请各有关单位予以支持。其他由徐景安同志向你汇报。”
我的建议，先从上海服装行业入手，选择衬衫行业组建由生产企业与外貿公司合作的出口联营公司，这样外贸就成为出口的代理，使生产企业能夠直接对接国际市场。我希望由此打开缺口，改变外贸垄断的局面。
道涵同志非常重視，就成立衬衫出口联营公司专门做了批示。
我的建议得到了服装生产行业，尤其是衬衫生产企业的积极响应。这项改革试验，将外贸由垄断变为代理，从根本上损害了外贸企业的利益，遭到外贸企业的强烈抵制，尽管我是拿了“尚锋宝剑”来推行改革，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在八十年代的历史背景下，《繁花》中的汪小姐作为上海外贸总公司的外销员，怎么会成为香港外贸皮包公司宝总的跟班？汪小姐首要任务是要完成外贸总公司的业绩，宝总后来没有接到过一个海外订单，她却与宝总印影不离，反过来成了宝总的业务员、代理人？作为汪小姐的顶头上司金科长居然不闻不问。宝总给她的礼物，要么拒收，要么上交。汪小姐图什么？这个人物的设定，行为与动机完全违背常理。
宝总的成功之举是为杭州的三羊体恤打入上海，与沪联商厦合作牵线。宝总的角色莫名其妙地从外贸变成了内贸。且不说，这完全超出了经营范围，对宝总来说也只不过拿点中介费，戏里俨然成为主角。后来又与三羊的高仿公司合作，搞起了什么四羊、五羊。请问王家卫导演，你的用意是要把宝总打造成创造民族品牌的推手？但宝总的身份承担不了这个角色。
二、
宝总第二个身份是炒股，这个角色定位的变换更是格外离奇。第一个角色，他是深圳A先生私募基金的受害者，血本无归地从深圳来到上海。后来A先生的核心成员強总，又说宝总占了什么便宜，耿耿于怀地要复仇，至宝总于死地。人为地制造矛盾、对立、冲突不说，八十年代深圳根本不存在所谓私募基金，完全子虚乌有。
我是1987年应李灏书记邀请来到深圳担任体改委主任，参与了深圳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的建立。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成立。当时只有5个上市公司，3个营业点，实行柜台交易。股民全是散户。1991至1992年发行新股后，证券公司增多，设立网点，开始有大户室。八十年代初在深圳炒股的阿宝，只是一个散户，当时既没有机构投资者，更没有私募基金。直到2001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2003年8月，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发行“中国龙资本市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标志着我国首支投资于二级市场的以信托模式发行的私募基金诞生。所谓的A先生私募基金提前了20年。由此编造了A先生由于私募基金崩盘而自杀，情人陈珍改名李李逃到上海开了“至真园”。整部剧的支撑点建立在历史事实捏造的基础上，这个错误只要查下百度就可避免，王导拍了三年不能派人查一下？
宝总炒股的第二个角色成为上海的大户，他没有应邀加入麒麟会。也没有买进麒麟会操纵的“414”，居然被倾家荡产而自杀的受害者的儿子蓄意开车差点撞死。在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前，与深圳一样，上海股票都是柜台交易，全是散户，根本没有大户，也不会有什么麒麟会。这场开场戏又是胡编的。
后来宝总又奇迹般地与证券公司合作成为上海服饰公司的上市顾问，同时也成为服饰公司的原始股东。宝总以服饰公司发展，带来众多就业岗位的陈述，说服了评委，争得了上市资格。于是最精彩的一幕拉开。强总与宝总争夺上市名额失败，于是在股市上强宝大战开打。宝总自有资金300万，应该以5元4角的价格购入原始股。宝总心目中的开盘价为10元，强总为获得筹码拉到10元8角8分。序幕这一战，宝总的自有资金翻了一倍。为了在二级市场搏弈，宝总从宁波老板与台商各筹了一个亿，由宝总代为操作，钱依然在两位金主账上。宝总又从西国投按1比1融资了2亿。強总先是在股市上将服饰公司股票价格拉升到25元，宝总在17元7角4分抛掉50万股，18元8角8分又抛掉50万股。与开盘价10元8角8分比都是赚的。强总对宝总采取“折断两翼、斧底抽薪”的战术，让宁波老板将1亿资金抽走，这应该违反了与宝总的协定，如果盈利应按比例返还宝总，如果亏损与宝总无关。台商的1亿资金，让李李撤销担保而撤走，但返利宝总300万。“折断两翼”的战术，只是使宝总失去了二级市场的主力资金，并没有造成宝总的实际损失。最后強总把股价从25元打回10元8角8分。这样做，强总作为市场主力，首先亏损累累，有什么利可图？其目的就是搞死宝总。剧情告知，股价跌到10元8角8分，西国投就要对宝总的融资强行平仓，宝总的自有资产归零。一路看来，宝总只是被抽走了市场的主力资金，且一直盈利，没有情节显示宝总在二级市场操作失误。只有一种可能，股价跌破发行价5元4角，宝总才会遭此下场。这场宝强大战的戏，打的莫名其妙，居然全戏就这样高潮结束，宝总的自营盘被麒麟会接走，而宝总退出江湖。
文艺作品涉及专业领域，不仅要精通专业，而且能够引人入胜，在处理矛盾、冲突中充满智慧，让观众在美的享受中还增加了知识。一般还请专家作为顾问，避免错误。《繁花》的作者与导演，无论从宏观上对股票市场的了解、微观上对股票市场的操作都是外行、无知，却大胆编造。
三、
《繁花》中出现的是炒股的股民、开饭店的老板娘，还有杭州的小老板。其中宝总出尽风头，还有“至真园”的李李，“王美林”的卢美琳，“夜东京”的玲子等等。黄河路还出现了饭店大战。
中国改革八十年代是什么情况，上海又是什么背景？
八十年代初安徽年广久炒瓜子出名，称为“傻子瓜子”，成为中国个体户的第一个百万富翁。随着经营的扩张，他雇工12个人。立即引来舆论的巨大反响。有人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断：“雇工到了8人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 年广久就从个体户变为资本家。雇工8人成为不可逾越的红线。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出面为“傻子瓜子”解围：“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 1986年年广久又因搞有奖销售而入狱。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再次提到“傻子瓜子”，年广久才被宣告无罪释放。
八十年代的上海，依然是国营企业一统天下，就是饭店同样如此。《繁花》中黄河路俨然成为个体户的天下。李李的“至真园”雇工几十人，这在当时的上海是不可能的。“王美林”老板娘卢美琳为首的一批饭店老板娘，进行了围剿“至真园”大战。把厨师全体挖走，进货的海鲜渠道封死，老板娘卢美琳的男友带了一帮人，居然掀桌子、砸窗户！这完全是旧上海青红帮的做派，几个老板娘哪有这个势力全面围堵加大打出手。上海还是共产党的天下，打下110就能把这帮人抓起来。王家卫可能导惯了旧上海的戏，忘记《繁花》拍的是改革之初的上海，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国营企业一统天下的上海。
个体户发展势头猛的是浙江。由于浙江靠近台湾，计划经济年代重大项目都没有投，几乎没有大的国有企业。浙江人多地少，资源短缺。发展个体经济成为唯一选择。温州靠个体经商、义乌靠生产小商品。《繁花》中的范总就是两台縫纫机起家的，创造了三羊丝光棉T恤品牌。但是他来到上海，身份是多么的卑微，靠包总才联系上国营的沪联商厦打开了市场。这个人物的塑造是成功的。
民营经济的发展，有深圳的重大贡献。1987年我未到深圳时，就发布了《鼓励发展民间科技企业的若干规定》，这为创办民营企业提供了合法性，又吸引了许多科技人才。华为、腾讯等一批民营高科技也就诞生在深圳。1992年我在全国体改工作会议上，建议按所有制划分为全民、集体、外资、私营的企业制度，改为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合作公司和无限责任公司。1993年制订的《深圳市经济体制改革要点》中提出：按照市场经济运作的要求，建立产权关系明晰、财产责任清楚的现代企业制度。这样个体企业，只要二个股东就可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并且可以发展为股份公司。这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适应的企业制度。
上海的腾飞是九十年代开发浦东，吸引海内外资本的进入。《繁花》把八十年上海的个体户描绘得如此张扬，完全背离了中国和上海的改革进程。
四、
《繁花》在几个主要人物的塑造上，存在明显缺陷。
关于汪小姐。这是全剧最假的人。先是放弃外贸的职责，给包总当跟班。包总给的任何礼物不接受，却花二万六买完全不符合身份的一对耳环。离职后没有任何启动资金却下海开公司。以近乎成本价与包总争夺沃尔玛的定单。只剩下一天的时间，如果找不到加工点，就要违约、赔款、坐牢，但拒绝接受5条闲置的生产线，却以高出市场价50%的条件选择加工厂。可是汪小姐能神机秒算，把赌注押在属于国家高度机密的汇率调整上。所有这一切，都是汪小姐为了与包总赌气。原先屁颠颠地跟着包总，是为了情，没有下文？下海视包总为敌，仇从何而来？从头到尾，不知道她在图什么？当国家外贸的销售员，不务正业。开公司、做生意，意气用事。用上海话讲，这个人神经有毛病。
关于玲子小姐。这是全剧最不需要的人。在日本偶遇包总，回上海包总送她一个“夜东京”做老板娘。“夜东京”年年报亏，包总不知图什么，就是为吃口泡饭。包总委托她送一付耳环给汪小姐，她用二千六进二万六卖。她要是为了图利，可以从“夜东京”经营中取，她这么做，完全不怕包总知道。这是生意场中最忌讳的事，可包总知道了没任何反应。送这副耳环，就是导演为了让汪小姐离开外贸，玲子则离上海去了东京。于是最奇怪的事发生了，玲子身无分文，不知哪里弄来的钱，重新打造了新的“夜东京”。她却对包总毫无愧疚之意，反过来与包总一刀两断，却送来“夜东京”的整套账本及盈利的存折。明明盈利却报亏损，玲子出于什么动机？亏损必须由包总不断投钱才能持续经营，不需要投钱可以持续经营说明不亏。财不大，气很粗的包总完全不当回事。她却与包总，既无情，又无义；图小利，又不谋财。玲子的存在对全剧、对包总都毫无意义，她的唯一作用就是送耳环，让汪小姐离职下海。
关于李李小姐。这是全剧最看不懂的人。她是私募基金A先生的情人兼操盘手，眼见A先生跳河自杀，带了一笔钱来到人生地不熟的上海。按理应该进入股票市场，她却在黄河路开了一家最大的饭店“至真园”。她不只是提供饮食，更是为老板做生意搭建平台。所以生意兴隆，抢了黄河路其他几家饭店生意，遭到了围剿。包总出于正义营救“至真园”，香港师傅一个团队从天而降。李李与包总微妙微肖的关系开启。李李与强总同是从A先生私募基金出来的，在强包股票大战中，李李不断暗示包总，也为包总从台商筹资提供担保。但当强总要她撤销担保，也毫不犹豫。李李的眼神非常诡异而神秘，永远让人看不懂、猜不出。这是我认为演得最好的演员。剧情末了，她抛售“至真园”所得，帮A先生还清了债务，自首入狱一年。最后让观众看明白，她的人品可敬可佩。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这是《繁花》塑造最成功的角色。
艺术作品要追求真善美，真的反映、善的导向、美的享受。但前提和基础是真，即编的情节、塑的人物，要符合历史的真实和行为的合理。《繁花》在演员技巧、拍摄画面上下了功夫，但主要剧情和主要人物不真太假，算不上是佳作。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