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3日，“忆上海先贤，明爱国之志——明末爱国科学家徐光启诞辰450周年纪念会”在徐汇区光启公园举行。纪念会拉开了“徐光启诞辰450周年纪念系列活动”（包括中外专家学者研讨会以及徐光启雕塑落成仪式等）序幕。社区居民、中小学生、徐氏后裔代表等在内的400多名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了纪念会，共同纪念这位被外国友人称为“徐上海”的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1562年4月24日（明嘉靖四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诞生于松江府上海县南太卿坊祖宅内,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1633年11月8日（明崇祯六年）去世。他是明代中国向西方追求科学和真理的先行者。徐光启逝世已近四个世纪，各类纪念、追思徐光启的活动连绵起伏、颇具特色。他超越了时间和地域的局限，受到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敬仰和缅怀，值得今天的人们追溯回忆。
一、徐家汇的兴起
伫立在商贸繁华、引领当代时尚潮流的徐家汇，也许人们怎么也不会把它与300多年前的一位老人相联系，他就是明末爱国科学家——徐光启。
徐光启逝世后营葬于上海县城西门外十余里的法华乡西北，也就是在光启生前从事农业实验与著书立说的徐家农庄别业。这里有徐光启居住的后乐堂，其中堂有御赐“儒宗人表”，有董其昌书额的“春及堂”，为徐光启耕读处。在此，徐光启曾不远千里引入救灾粮食甘薯，并不辞辛劳试种推广；撰写了《芜菁疏》、《种竹图说》等书，并着手编《农政全书》。以后，建老天主堂，旧舍移西改置，徐光启孙子尔默、尔路后裔在此繁衍生息。时称“徐家厍”、“徐家湾”，后逐渐扩大发展成为集镇。徐光启墓地附近有通黄浦的肇嘉浜，有通吴淞江的法华泾，也有从西南而来的蒲汇塘，它们在此交汇，1812年（嘉庆十七年）名“徐家汇”。
徐家汇逐渐兴起要在鸦片战争以后。1847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进入徐家汇，在这里他们建立了耶稣会总院。随后几十年中，新老教堂、大小修道院、中小学校、藏书楼、博物院、天文台等机构在徐家汇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在后来的约百年的时光里，徐家汇宗教文化建筑鳞次栉比，各类机构齐全完整，成为在中国土地上最具规模、最有影响的西方文化中心、中国天主教的文化重镇。这种现象不仅在上海乃至在全国都没有第二处。
新中国建立后，上海市划分行政区域。1950年因为徐家汇地名的关系，“徐汇区”诞生了。而今的徐汇已发展为上海繁华的商业、文化中心区域之一。追根溯源，徐光启对于徐家汇的开拓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现在上海市区有三条以徐光启命名的马路，它们是黄浦区的“光启路”、“光启南路”、徐汇区的“文定路”；另有徐汇区的光启小学、光启公园等。
二、中西合璧的海派葬礼——徐光启逝世八年归葬
明末是动乱年代，奸臣当权，倭寇侵扰，天灾频繁。面对危机四伏的形势，徐光启为政奏疏编译；为官清正廉洁；为民呕心沥血。1633年（明崇祯六年），72岁的徐光启溘然长逝。朝野上下，黎民百姓都失声痛哭。崇祯皇帝为失去这样一位社稷肱骨老臣深为悲痛，辍朝三天，以示哀悼，追赠太子太保，亲谥“文定”，特派礼部尚书李康主持丧祭，并派专人护灵柩运回上海。
徐光启之子徐骥扶柩南归，次年2月抵达，暂放上海县城南门外的双园别墅。因国家多难，暂且搁置。1641年（明崇祯十四年），“李自成去江南稍远”，即筹划光启葬礼。其时，上海“城内信友数千，都感念文定公的大恩大德，教外官绅，又都为公的门生故吏，都愿前来参与”。（高龙鞶《江南传教史》）光启既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又是天主教徒。到底是采用中国传统的落葬习俗，还是天主教的安葬仪式？中西文化的差异着实让人左右为难。徐光启之子徐骥只好找天主教潘国光神父商议安葬大礼。最后决定圣俗并用，以便让教内教外人士皆能满意。
盛大的葬礼整整持续了三天。第一天，一百余人易孝服、执火炬列队向桑园前行；第二天依仗更盛。护柩队伍迤逦往城外十二里的肇嘉浜西侧前进。柩前光启之子徐骥，依中国俗礼，由诸仆扶持前行。棺柩上罩白绸一幅，绣十字及降生纪年。一路旗帜飘飘，旗帜周围有一队人执宫灯香盘；又有人数更多的一队携各种食物；最浩荡的一队执封诰玉轴和官衔依仗。继后行者鼓手乐班，有铜锣二十面，声响喧天。一路行去，齐集墓道。墓前支一大席棚，以行教礼之用。第三天，举柩入圹时，不仅有上海县令率全班吏员赍奉朝廷钦赐礼物，还有覆盖于棺木上的拉丁诔文一道，白绸金字，以表耶稣会酬谢恩人之至意。清初一书中谈到徐光启葬礼时写道：“及葬时，全城吊唁执绋，极荣哀之盛”。
当时，徐光启墓地面积方圆达20多亩，相当气派。墓前牌坊上刻有“经文纬武”四个大字。牌坊之前有四个碑亭。中间为香炉鼎，中其之一为潘司铎用拉丁文撰写的碑文。前面神道两侧是翁仲、石马、石羊等。为了纪念徐光启，明崇祯年间，徐光启第五个孙子尔路，在离九间楼不远的光启南路上（旧名阜民路）建了一座徐光启祠堂。清光绪四年，在西面扩充三间，旧祠改为徐氏宗祠，放了列祖列宗的牌位，而在新祠内置徐光启塑像。如今塑像已毁，祠堂仍保留着明代时的横梁和斗拱。期间，上海县的官吏士绅奉旨在县基路口造了一座石坊，额板为董其昌题写的“阁老坊”。1931年因石坊和下面石狮均有坍倒危险，当时上海工务局不愿修理，而全部拆除，拓筑马路。徐氏后裔提了意见后，县基路改名为光启路，以作纪念。
三、久违的纪念——徐光启入教三百年
徐光启逝世仅十年，明朝即灭亡。清皇太极为报复徐光启生前的抗清行为，禁毁徐光启《徐氏庖言》等著作，更不容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在清兵南下时，太卿坊遭火灾，徐光启的万卷藏书和手稿，悉成乌有。三进房屋亦只剩后进一排，共有九间，人称“九间楼”。“八·一三”抗战遭轰炸焚毁二间，如今只剩七间。九间楼后门在今乔家路。现已湮没在普通民居之中，仅存古井一口。
30多年后，清康熙帝为巩固统治，笼络江南士人，对明朝一些闻人名臣加以表彰。光启墓由是得以修补。墓前建大石牌坊，前面两侧立一对石望柱，及坟后面的大托山。大托山形似大土坝，比前面月牙形小托山高大。东从今气象台旧墙外至西边怀安街。然而，清朝前中期的200多年里，见诸史册的纪念活动也仅此而已。
真正意义上的老上海第二次纪念光启活动，竟要在近300年之后的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江南天主教会为纪念“保禄”阁老徐光启入教300周年与逝世270周年，对光启墓地进行了重新修葺。在月牙形的小托山内，共有10个墓穴，安葬光启及其夫人吴氏，左右是四个孙子及孙媳妇。其顺序自西向东为黄氏-徐尔默、李氏乔氏-徐尔爵、吴夫人-文定公、俞氏-徐尔觉、王氏-徐尔斗。当时，墓前石人、石马、华表等物仍在，碑、坊已损毁散失。如1641年潘国光神父撰写的拉丁文碑，在清廷对天主教的高压政策下，早已难觅踪迹。天主教会又在墓前另置大理石十字架一座，基座面南部分是重新篆刻的拉丁文字的墓志铭，其他东西北三面是马相伯撰文、娄县张秉彝书写的“徐文定公墓前十字记”碑。重修后的石牌坊为四柱三楼冲天式，上用仙鹤、云朵等浮雕装饰。正中额曰“文武元勋”，右曰“熙朝元辅”，左曰“王佐儒宗”。正中额下题曰“明故光禄大夫太子太保赠少保加赠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文定公墓阙”。牌坊柱子上镌有对联，上联是“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下联为“出将入相一个臣奋武揆文”。墓前两侧有石亭四座，西边为鼓亭、碑亭；东边为衣亭、碑亭。亭为重檐歇山顶。光启生前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世人尊其为“徐阁老”，他的坟墓也因之成为“阁老坟”，这种叫法流传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的修缮活动还在光启墓地旁竖起了一块刻有拉丁文碑文的重修石碑。这块石碑后来一度淡出了公众的视野达百年之久，似乎深深埋入了历史的烟尘中。2003年6月，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徐汇区人民政府修复徐光启墓地时，出人意料地发现了一块拉丁文石碑，经专家学者确认，这块石碑即是1903年重修时立的石碑。柳暗花明，失而复得，冥冥之中似有天意。而今，这块带有传奇色彩的石碑安放在徐家汇光启公园内，供游人观瞻。
四、隆重盛会——徐光启逝世三百周年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上海人民爱国激情空前高涨，抗日救国的热潮如火如荼。为了向民众表示抗日爱国，民国政府于1933年11月24日，也参与了徐光启逝世300周年纪念活动，使这次纪念活动办得十分隆重，规模超越了前两次。政界、学界、宗教界、新闻媒体、普通民众都积极自愿参与。
这次纪念活动缘起天主教会。早在1932年1月和1933年1月，徐家汇天主教教刊《圣教杂志》两次发文，倡议纪念。纪念前两周，南京教区主教法国人惠济良发出请柬，“议决于徐子逝世日开一追祷大会，柬请中西政商学界参与典礼”《〈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纪念文汇编〉绪言》。国民政府与商学界积极响应。黄节、向达等30多名学者报刊上崇论宏议；在紫金山天文台纪念会上，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将光启与同时代的英国科学家培根、意大利的伽利略、波兰的哥白尼相提并论；上海《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南京《中央日报》等几十家报刊出专号或刊论文以表纪念。纪念新闻不仅传遍全国，“欧美亦满传此纪念事矣。”
1933年11月24日上午8时30分，在徐家汇大教堂举行追思大礼，法、比两国驻沪领事、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先生等出席；10时15分，在徐汇大修院开演讲会，会上由丁宗杰等作了《徐文定与利玛窦》等演讲，中间又伴有音乐及纪念歌；最吸引人的是下午3时，在徐光启墓前召开的追祷大会。大会前，主办者在圣母院桥和天文台路搭建牌楼三座，以壮声势。我们可以从十一月廿四日《申报》的报道一窥当日追祷大会的盛况：沿途插有十字旗帜，并有保安队站岗。墓前搭彩牌楼及席蓬。教友眷属附近民众，均往瞻仰，参与盛会，法总领梅理蔼，吴市长代表，公安局长文鸿恩，暨各界领袖等，亲往观礼，盛极一时……开会前大放鞭炮……参加追祷大会的各界人士超过万人，达到了老上海纪念徐光启活动的最高峰。
翌年四月，光启十六世孙、主持徐家汇藏书楼的徐宗泽先生将这次活动的成果汇集成《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纪念文汇编》，由95岁老人马相伯题名，老上海著名的土山湾印书馆印制发行，保留了珍贵的史料。而最轰动一时的，要数在清初被禁毁的明末重要军事著作——徐光启的《徐氏庖言》出版。因清初禁毁后，国内已无收藏，幸好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了明刻本《徐氏庖言》孤本，徐宗泽先生将原书拍摄后回归，于纪念活动期间，据影印件排印，第一次正式在中国出版发行，一时传为佳话。这次活动还使“阁老坟”得到修缮。然而好景不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接踵而来，社会动荡，徐墓逐渐荒芜，更谈不上举办大型纪念活动了，直到新中国建立，徐光启纪念活动才又在新上海逐渐开展起来。
五、新上海的纪念活动
清末光启墓地面积为18亩，解放前，大部分已成菜畦，仅留下石牌坊，十字架和残缺的石马、石羊及几杯黄土。20世纪50年代，徐光启十二世孙徐海林先生提出将徐光启墓和祠堂交给国家管理。1957年，上海市文化局负责修复了徐光启墓，重筑了基台，在一座大墓内有十个墓穴。而徐光启父亲和儿子徐骥、五孙尔路，都葬在陆家浜祖墓，现都已不存在。市园林管理处对徐光启墓的周围进行了绿化，开辟成“南丹公园”。上海天主教爱国会在墓地周围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弥撒礼仪。两年后，徐光启墓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适逢徐光启诞辰400周年，上海各学术团体举行隆重纪念会、发表纪念文章。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印出版《徐光启手迹》，研究学者王重民先生编撰出版了《徐光启集》。
在十年动乱中，南丹公园遭到破坏，地下也被挖成防空洞，幸好仅被挖掉点土，墓被保护了下来。1980年进行局部修整，并请著名科学家苏步青教授题写了墓碑。在1983年徐光启去世35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中，上海市人民政府修复了因文革期间受到严重损毁的徐光启墓。墓前原有小路扩建成150平方米的花岗石地坪，在墓碑的正前方15米处，新建了花岗石的徐光启半身雕塑像。在南市区（现黄浦区）的徐光启故居“九间楼”前，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举行勒石纪念揭幕仪式。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联合举办“徐光启文献展览”，展出的大部分史料是首次与公众见面。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了徐光启的未刊印的稿本和抄本，市科协还举行了徐光启讨论会。上海电视台摄制电视传记片《现代科学先驱徐光启》，以大量文献资料和旧址遗迹，表现了徐光启科学思想和毕生业绩。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了“上海市各界人士纪念明代爱国科学家徐光启逝世三百五十周年”座谈会，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汪道函在大会上高度评价了徐光启伟大的一生，倡导学习徐光启“伟大的爱国主义、发展科学的精神和态度，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上海市政府宣布将南丹路上的南丹公园改名为“光启公园”。
1988年1月，国务院公布徐光启墓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宣传弘扬徐光启的精神，1994年，徐汇区委宣传部在靠近南丹路的漕溪北路一侧，竖起了徐光启大型全身雕塑，因为没有文字介绍，过往行人多有疑惑，宣传部遂于2000年，在雕塑前用水泥材料做成书本样式，刻有“先辈奠徐汇”为题的一段文字，扼要介绍了爱国科学家徐光启光辉的一生。
2003年6月，徐汇区人民政府和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共同出资，完全按照1903年墓地的原样修复了徐光启墓地，墓地南面依次有华表、小桥流水、牌坊、神道、石人石像等。恢复的高达5米的十字架上横刻着“十字圣架，百世瞻依”八字。在光启公园正门巨大的勒石上雕刻有徐光启的头像。墓地样式中西结合，凸显了传统的海派风格。2005年初，“徐光启纪念馆”建成并向社会开放。纪念馆系利用明代宅第建筑“南春华堂”而建，坐落在徐光启墓地的西南角。
2007年是徐光启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出版《几何原本》四百周年。一系列国际学术研讨活动吸引了来自意大利、美国、加拿大、法国等九个国家和中国两岸四地60多位中外学者参与。其中，徐光启后裔徐承熙、与徐光启共同翻译《几何原本》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家族后裔路易吉 利奇，以及后来与徐光启合作修订《几何原本》和翻译《泰西水法》的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家族后裔倪波路，三个中西交流伟人后代的首次见面，续写了徐光启当年会通中西的诚挚努力，也成就了中意两国友好交流的又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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