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前面提到这个数据到底能说明什么问题。93.1%状元上的是普通幼儿园，这其实很好理解：幼儿园阶段所谓的“重点”，主要指的是一些“示范性幼儿园”，硬件上可能会比较出色，但因为不可能有什么考试选拔机制，生源方面跟普通幼儿园不会有什么区别，有些地方甚至还没有重点幼儿园之说。72.4%的状元上的是普通小学，道理也是类似。顺着这个思路，41.3%的省级状元来自普通初中，看似出人意料，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稀奇——毕竟不少地方小升初也基本是按照就近入学原则进行的。
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初，《中国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研究》课题组曾对高中学生的社会分层和教育机会获得的相关情况进行过专门研究。数据显示普通初中学生进入重点高中的比例能达到42%；而重点高中的生源中，来自普通初中的比例接近一半，比重点初中还要多。
近年来，为了促进教育均衡，教育部更是一直大力推进“配额制”，即把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比如2014年，北京市有83所优质高中参加名额分配招生，招生计划7370人，其中面向优质高中所属初中计划2505人，面向其他普通初中4865人，分别占名额分配计划的34%和66%。
这样就使得，即使一个学生念的是普通初中，也有相当机会进入公认的“一流大学关键跳板”——重点高中。事实上，如无意外，这29个省级状元都是来自重点高中。
这是否真的就能让家长们相信，“起跑线”没那么重要了呢？
相信在不少家长看来，“四成状元来自普通初中”，实际上只是一种“结果论”。孩子教育是中国家庭的“头等大事”，对于很多家长来说，能让孩子的升学率提升一点点的事儿，家长都愿意去做。前述对高中教育的研究也显示，虽然普通初中学生进入重点高中的比例能达到42%，但重点初中学生可以达到70.5%。这接近30%比例的差别，足以让中国的家长们想方设法让孩子挤进重点初中。家长们也相信，这种传递在更早的阶段也同样存在，上了重点小学就有更大机会读重点初中，读了重点幼儿园就更有机会读重点小学。
总而言之，家长们相信，要为孩子选择好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以确保自己的教育不仅不能输在起点，也不能输在中点，更不能输在终点。这不仅是家长们的认识，还是一种社会共识，不仅有一种民间“合理性”，甚至成为一种习俗和文化，牵动着人们的教育行为，导引着人们的教育选择。有几位状元上的是普通初中，既不能改变我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现实，也无法改变择校热的形成机制，自然也就无法减轻家长的择校焦虑。
而目前正在推行的义务教育九年一贯制则可能加剧这种焦虑，这是因为在过去的“幼升小”、“小升初”阶段，家长有两次择校的机会；而在九年一贯制下，家长只能有一次机会。为了孩子的未来，家长提前十年就要开始为孩子的学校进行谋划。
家长们的择校焦虑，还源于教育资源的进一步集中。随着城乡教育发展的失衡，教育资源的不断向大城市集中，各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超级中学”，这些超级中学的学生不仅能包揽本省全部的名校自主招生的名额，出国比例也很高，参加高考的学生也常年大比例考入一流大学。
以陕西省为例，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和西安高新第一中学两所“超级中学”，2010年两校各有83人和60人考入北大清华，合计占全省名额的62.2%，而在2004—2010这七年产生的15位文理状元中，11位出自这两所学校；河北的衡水中学2013年又104人考入清华北大，独占清华北大招生人数的80%。
“超级中学”崛起的背景正是城乡教育资源越来越不均衡，教育资源向大城市集中，而这些学校在这一过程中席卷了当地和周边地区的最优生源和教师，形成了“一家独大”的局面。进入这些学校，学习成绩基本上都会比在普通高中有更大的提升，因此家长拼命想让孩子进入这些学校也就不足为奇。更进一步，这也导致“超级高中”成为一流大学的“预备学校”，为了拿到超级中学门票，家长、孩子们在初中乃至小学期间就开始进行激烈争夺。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认为，人大附中这种超级中学，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是在初中部入学时进行选拔性考试，并招收小学生提前培训“掐尖”，这一模式在北京名校的普遍实行使北京“小升初”择校热和小学“奥数热”持续高温。
正如上文所说，家长之所以产生择校焦虑，不仅在于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而且在于这种“好中差”的差别意识已经深入社会骨髓。要改变现状，号称“绝对公平”的日本公立教育，其经验就值得借鉴。
按照《学校教育法》的规定，日本的地方政府有责任设立中小学以使适龄儿童都能入学接受义务教育。而在学校的设置上，从教育经费、教学设备、班级编制和师资配备等方面，都制订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以统一的规格保证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校无差别发展，甚至对小学和中学的校舍面积和运动场面积提出了标准的计算表，以保证各个学校在学校设施上的的均等化。没有政府的特殊扶持，使得日本的学校并没有重点和非重点的区别，《2002年中国教育绿皮书》曾提到，（日本的中小学）说不存在城乡差别并非言过其实。
为了保证师资力量的均等化，日本的公立基础学校还在校际之间实行教师的“定向流动制”，如东京地区要求每位老师原则上在一所学校不能连续工作六年以上，每位老师在执教生涯中至少要在三个以上不同的地区工作过，不仅包括东京西部偏僻的山区，甚至包括距市区1000公里之外的小笠原群岛，这种制度性的流动避免了优秀教师向某个学校集中的现象。
虽然日本的均等化教育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均等化下一些公立中小学体制僵化，学生积极性不高，让一些想要培育英才的“教育型”父母情愿把孩子送到花费不菲，为强化升学考试而设置的“精英学校”，或者花钱让孩子去念各种强化补习班。但公立学校则依旧坚持均等化的教育理念，日本的《学校教育法》特别附带了一个决议条款——凡设置公立初、高中一贯制中等教育学校的, 一律不得变相成为“考试精英学校”，所在日本的公立学校几乎不可能出现什么重点和非重点。虽然各个学校之间也还是有不同的“偏差值”（表示学校水平的一种指数），但整体来说，比中国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之间的差别要小。
所以，日本的这种做法，对于“择校狂热”已经持续多年的中国来说，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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