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歌妓的进一步增多，在士人中间，声色享乐、冶游狎妓之风盛行。浮华放荡的士人与歌妓舞女的交往更加频繁而直接。这不仅意味着文人个性、情感的一定程度的解放，同时也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吟咏女性姿容、表现男女艳情的艳诗创作兴盛起来。元稹、白居易、李贺、温庭筠、杜牧、张祜、李商隐、唐彦谦、韩偓、韦庄等人都创作了大量的艳诗。
一
安史之乱结束后，虽然唐王朝仍充满内忧外患，但国家自上而下，奢侈之风极度盛行，世人大多沉溺于游玩享乐之中，重视感官的愉悦，观花、游宴、乐舞等声色之乐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旧唐书·穆宗纪》说：“国家自天宝已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1]（P485-486）李肇《国史补》卷下则说“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有所蔽也。”[2]（P60-61）这种“至于贞元末，风流恣绮靡”（杜牧《感怀诗》）的享乐之风首先由皇帝提倡继而在士大夫之中盛行。而士人们在经历了十年乱离之后，也消磨了建功立业的壮志理想，产生了苟且偷安的心理，急于补偿失去的欢乐，在世俗欲望的满足中获得慰藉。宪宗即位后虽政治上有所起色，但奢侈享乐之风未减，尤其是元和后期，宪宗骄矜自满，大兴土木，服食丹药，任用聚敛之人为相，因而所谓的元和中兴只是唐朝历史上短暂的一瞬。在这种崇侈尚靡的风气下，士人们自然是“追欢逐乐少闲时”（白居易《追欢偶作》），而声色享乐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宴饮和狎妓冶游，那些姿容艳丽、明眸善睐、能歌善舞的红粉佳人也便成为他们注目的对象。此一时期上至宰相，下至地方牧守、藩镇属吏无不热衷于此，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温庭筠、张祜等中晚唐诗人都有过狎妓冶游的经历。白居易曾对自己“放情自娱，酩酊而后已”的生活作过详细描述，除了饮酒、作诗、出游之外，歌舞也是不可缺少的内容：“若兴发，命家僮调法部丝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欢甚，又命小妓歌《杨柳枝》新词十数章。”[3]（P3782）他还曾在诗中夫子自道：“征伶皆绝艺，选妓悉名姬。”（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他回忆在苏州杭州等地的冶游生活是：“修娥曼脸灯下醉，急管繁弦头上催。”（《忆旧游》）“绿藤阴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妓船。”（《西湖留别》）《南部新书》戊集说：“白乐天任杭州刺史，携妓还洛，后却遣回钱唐。故刘禹锡有诗答曰：‘其那钱塘苏小小，忆君泪染石榴裙。’”[4]（P49）元稹早年与白居易一起“密携掌上乐，偷宿静坊姬”（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后来在江南和蜀中亦是处处留情，“玲珑，馀杭歌者。乐天作郡日，赋诗与之。时元稹在越州，闻之，重金邀去，月馀始还，赠之诗，兼寄乐天云；‘休遣玲珑唱我词，我词
到晚唐，这种声色享乐、狎妓冶游之风更是愈演愈烈，这一时期城市经济繁荣，许多文人仕途失意之时往往徜徉其间，纵情放浪形骸。诗人韦庄在诗中描绘当时长安的奢侈之风是“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竞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咸通》），“昔年曾向五陵游，子夜歌清月满楼。银烛树前长似昼，露桃华里不知秋。西园公子名无忌，南国佳人号莫愁”（《忆昔》），秦韬玉描绘当时长安豪家生活则是“宝马竞留天上乐，香车争碾古今尘”（《天街》），“按彻清歌天未晓，饮回深院漏犹赊”（《豪家》）。当时的扬州、苏州、杭州等地商业都十分发达，也是名姬佳丽云集之地，据《太平广记》卷273引《唐阙史》说：“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6]（P2151）“十里珠帘，二十四桥风月，其气象可知。张祜诗曰：‘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诗曰：‘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是承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7]（P166）城市的声妓繁华，吸引了大批诗人纵游其间，“姑苏碧瓦十万户，中有楼台与歌舞。寻常倚月复眠花，莫说斜风兼细雨。”（吴融《风雨吟》）“一年江海恣狂游，夜夜倡家晓上楼。”（吴融《到广陵》）
因而，晚唐及唐末诗人的狎邪放浪生活更多了些狂放气质，更加放浪而无所顾忌。杜牧“恃才，喜酒气。初辟淮南牛僧孺幕，夜即游妓舍，厢虞候不敢禁。”[8]（P621），《唐摭言》记载了他与张祜一起在酒席之上与歌妓饮宴调笑的情形：
张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时杜紫微为支使，南座有属意之处，索骰子赌酒，牧微吟曰：“骰子逡巡里手拈，无因得见玉纤纤。”祜应声曰：“但知报道金钗落，仿佛还应露指尖。”[9]（1693）温庭筠则是“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1]（P5079）“咸通中，失意归江东，路由广陵……既至，与新进少年狂游狎邪。”[1]（P5079）
《玉泉子》则载：他“初从乡里举，客游江淮间。扬子留后姚厚遗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钱帛，多为狎邪所费。”[10]（P11）
此外，赵光远乾符年间“恃才不拘小节，常将领子弟，恣游狭斜。”[9]（P1669）罗虬与营妓杜红儿的故事更曾轰动一时，也导致他作了百首《比红儿诗》。
除了与官妓、营妓或市井私妓狎游之外，士大夫之家也多蓄养家妓，白居易便曾蓄养家妓，据《本事诗》记载：“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因为杨柳之词以托意”[11]（P13）。此外，白居易还有菱角、谷儿、红绡、紫绢等家妓，宴饮待客之时往往会让家妓出来歌舞娱乐，以侑宾客，“侑食乐悬动，作欢妓席陈”（白居易《郡斋旬日假始命宴呈座客示郡寮》）便是写的令歌妓招待宾客的情景。
在狎妓冶游的生活中，文人们暂时抛开了兼济天下的壮志宏图，忘却了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儒家教义和尤物牵情、红颜祸水的荒谬理论，从而彻底放松自己的感情和欲望，在温柔乡里徜徉。这种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士人在婚姻之外对红颜知己和内心对真挚爱情的渴求，在另一个空间中实现了他们关于才子佳人的爱情美梦。歌妓们不仅容貌姣好，而且歌舞兼擅，工诗能文，很容易与文人产生心灵的共鸣和惺惺相惜的知音之感。此外，文人与歌妓之间还有一种相互倚重的关系，文人的作品往往由于歌妓的传唱和吟诵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扩大诗人的影响，提高其声誉，而诗人对此也是颇为看重的，元稹、白居易便曾对“马上递唱艳曲，十余里不绝”的盛况十分自得，津津乐道。另一方面，歌妓也往往会因文人的赞美诗作而身价倍增，相反若是贬抑之作则会使其“门前冷落”，如白居易《与元九书》中自述：“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娉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另据《唐才子传》卷第六记载，崔涯，“亦工诗，与祜齐名，颇自放行乐，或乘兴北里，每题诗倡肆，誉之则声价顿增，毁之则车马扫迹。”可见文人士子对妓女的评价会直接影响她们的声名和生意的好坏。
二
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士人的宴饮享乐、狎妓冶游风尚为文人创作艳诗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和土壤，许多艳诗往往都有着艳情的本事，是在他们听歌观舞的绮艳环境中即时创作的。宴饮狎妓生活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情感体验，正是在这种温软香艳的环境中，在依红偎翠抑或与歌妓知音相赏的情感体验中，文人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灵感，同时也更加近距离地了解了那些美丽而不幸的歌妓的内心哀怨，并把这些形之于诗篇，这就形成了艳体诗兴盛的局面。
（一）率意为之的赠妓诗与嘲妓诗
狎妓冶游往往与诗和酒是分不开的，在酒宴歌席之上，面对莺歌燕舞的红粉佳人，一向喜欢以诗才风流自诩的文人往往会兴致颇高地写诗咏叹，以显示诗才和文人风雅，而在这样的场合作些严肃的所谓的“言志”之作来抒发壮志情怀显然与眼前的笙歌奏乐、佳人起舞的情景不合，也有些大煞风景、不解风情的意味，而即景生情、描写眼前妓人的宛转的歌声、曼妙的舞姿、娇媚的神情、美艳的姿容等应该是情理中事。因而诗人们往往以丰富的想象将她们的才艺表现得形神毕肖、异彩纷呈、魅力无穷，描绘出一个个容颜娇美、感情丰富、歌舞精湛的歌妓形象，从而使其成为美的化身，成为一种理想的寄托。
在六朝及初盛唐的艳诗中与妓女相关的诗题多为“观舞”、“观妓”之类，而中唐以后，“赠妓”、“嘲妓”之类的诗明显增多，所谓“观”是隔着一段距离欣赏，双方之间还没有密切的交往，而“赠”则是以妓为赠与对象和读者，双方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和情感上的交流。在南朝及初盛唐艳诗中，关于妓女的诗较少歌妓的真实姓名，而在中晚唐的士人赠妓诗中，大量出现了歌妓的姓名，这不仅意味着诗人与歌妓的关系更加密切，熟悉其名字，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歌妓在诗人心目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不再以简单的“妓”称之，而是呼其名字。白居易的诗中提及到名字的妓女便有30余位，如：《醉歌》题下自注“示妓人商玲珑”，再如他有诗《代谢好妓答崔员外》、《寄李苏州兼示杨琼》，诗题中即出现了歌妓的名字，《小庭亦有月》一诗中“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名下注：“菱、谷、紫、红，皆小臧获名也。”
以诗歌来赞美歌妓的才艺或者是出于内心的真诚，或者出于久已形成的文字上的惯例而具有夸张的成分，总之都会为宴席增添无限美妙的亮色，或许还会博得佳人的嫣然一笑。同时，宴席之上，戏谑调侃也是必不可少的，它往往会为宴饮增添轻松热闹的气氛，这种戏谑当然并无明显的恶意，但也缺少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它只是在一种逢场作戏的场合说的调侃玩笑之言，嬉戏笑闹的气氛中博众人一笑而已，谁也不会当真。文人们常以“戏赠”、“嘲”某妓人为题来作诗，如白居易有《醉戏诸妓》、《谕妓》、《同诸客嘲雪中马上妓》，李群玉有《同郑相并歌妓小饮戏赠》、《戏赠魏十四》，冯衮有《戏酒妓》，吴融有《戏》等。
艳诗的写作点缀又往往使他们的狎妓冶游生活更富浪漫色彩和风流情调，也更易在文人圈中被传为佳话。所以，这些充满戏谑意味的艳诗常常是与艳情本事共同流传的，显露出作者风流不羁的个性特征。据《本事诗》记载：“刘尚书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司空罢镇在京，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席上赋诗曰：‘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11]（P10）刘禹锡的《梦扬州乐妓和诗》的序中则说：“禹锡于扬州杜鸿渐席上，见二乐妓侑觞，醉吟一绝。后二年，之京，宿邸中，二妓和前诗，执板歌云。”与刘禹锡相近，杜牧也有过公开问妓的放诞之举。《唐才子传》卷第六中记载了他的一则故事：
牧以御史分司洛阳，时李司徒闲居，家妓为当时第一，宴朝士，以牧风宪，不敢邀。牧因遣讽李使召己。既至，曰：“闻有紫云者妙歌舞，孰是？”即赠诗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四座，两行红袖一时回。”意气闲逸，傍若无人，座客莫不称异。[12]（P203）
作为掌管“风宪”的御史，竟然在宴席上公开问妓、旁若无人，还当场作诗相赠，实在是放诞至极，而这种行为非但不被人指责反倒被传为佳话，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本是如此。李商隐的集中也有一些这类诗作，用艳情的暗示来与席上的文人好友相互调侃，既活跃了气氛，又见文人风雅。此类诗中也有的写得很有情调，风情婉转，颇含情韵，如《赠歌妓》两首其二：
白日相思可奈何，严城清夜断经过。只知解道春来瘦，不道春来独自多。
诗中说，白天里相思之情已难以忍受，无可奈何，清夜里相思则严城夜禁，断绝经过，更加不堪；后两句说你只知道我春来消瘦，却不知道我春来经常是独自一人啊。全诗含戏谑自嘲口吻。
这种调侃和戏谑多从妓女的身份上联想，进行色情的暗示，多以巫山神女旦为朝云、暮为行雨的传说及其与楚襄王之间的故事暗示出性的内涵，或以
文人在狎妓宴游生活中所作的赠妓、嘲妓等艳体之作由于多是即席所作，即兴发挥，有时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表现出太多的随意性和游戏性，往往脱口而出、秉笔而就，缺少深思和艺术上的雕琢，所以诗作往往没有什么深意，语言多平俗易懂，用典不多，而且多具有口语化的特征，也有些往往流于平庸低劣和猥亵色情，前人对此曾提出过批评，如
（二）诗酒风流、此唱彼和
由于文人的宴饮冶游往往是一种集体性的活动，所以，他们的赠妓诗不是一个人的寂寞吟唱，往往可以助兴和增添文采风流，而且一作既出，常常有其他文人来酬和，借一个题目频频吟咏，如李商隐有《和郑愚赠汝阳王孙家筝妓二十韵》，显然是对郑愚赠妓诗的和作，李讷作有《命妓盛小丛歌饯崔侍御还阙》，诗云：“绣衣奔命去情多，南国佳人敛翠娥。曾向教坊听国乐，为君重唱盛丛歌。”此诗有多首和作，崔元范作有《李尚书命妓歌饯有作奉酬》；杨知至作有《和李尚书命妓歌饯崔侍御》；卢邺作有《和李尚书命妓饯崔侍御》；封彦卿作有《和李尚书命妓饯崔侍御》，关于这些唱和的艳诗，李讷在《纪崔侍御遗事》中作了记载：
李尚书夜登越城楼，闻歌曰：“雁门山上雁初飞”，其声激切。召至，曰：“去籍之妓盛小丛也。”“汝歌何善乎？”曰：“小丛是黎园供奉南不嫌女甥也；所唱之音，乃不嫌之授也。今老且废矣。”时察院崔侍御自府幕而拜，李公连夕饯
文人经常在一起宴游聚饮，狎妓生活更加公开化与合理化，某个文人与妓女之间的风流韵事也就往往被其他文人所熟知，所以以此为题材相互作诗取笑便也就不足为奇了。段成式有《嘲飞卿七首》，嘲戏温庭筠的狎妓生活，另有《柔卿解籍戏呈飞卿三首》，段成式还有《戏高侍御三首》。宴席之上，文人间拿这些风流韵事相互调侃取笑则更是常事，因为其中未必有多少真情的成分，所以这种调笑往往无伤大雅，也不会伤及被戏谑者的感情，双方都会把这视为一种可以接受的玩笑，如白居易有《代诸妓赠送周判官》，杨汝士有《贺筵占赠营妓》，李贺有诗《谢秀才有妾缟练，改从于人。秀才引留之不得。后生感忆。座人制诗嘲诮。贺复继四首》，这四首诗都是想象性地描写其妾别后的相思心理，均为艳体之作，“座人制诗嘲诮”说明当时宴席之间对这一风流艳事进行戏谑的远不止李贺一人。随着放诞士风的增浓，文人间这种以艳诗相互调侃唱和的现象更多，李群玉有《同郑相并歌妓小饮戏赠》，还有《戏赠魏十四》：“兰浦秋来烟雨深，几多情思在琴心。知君调得东家子，早晚和鸣入锦衾。”是嘲谑魏十四与某妓之间的艳情；李商隐有《饮席戏赠同舍》、《饮席代官妓赠两从事》，都是借某文人与歌妓的艳情来调侃。
有时，某一位文人与歌妓之间的真挚恋情也会感动一些人，使他们作诗咏叹或酬和，如白居易有《和杨师皋伤小妓英英》，刘禹锡也作有《和杨皋给事伤小妓英英》，赵嘏作有《代人赠杜牧侍御》，杜牧有《池州
徐州故张尚书有爱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予为校书郎时，游徐泗间，张尚书宴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欢，欢甚，予因赠诗云：“醉娇胜不得，风嫋牡丹花。”尽欢而去，尔后绝不相闻，迨兹仅一纪矣。昨日司勋员外郎张仲素缋之访予，因吟新诗，有《燕子楼》三首，词甚婉丽。诘其由，为盼盼作也。缋之从事武宁军累年，颇知盼盼始末，云尚书既殁，归葬东洛，而彭城有张氏旧第，第中有小楼名燕子，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幽独块然，于今尚在。予爱缋之新咏，感彭城旧游，因同其题作三绝句。[2]（P926）
关盼盼与张尚书之间的感情不仅感动了张仲素作《燕子楼》三首，而且这个故事及张仲素的诗作又使白居易感而赋诗，张、白二人的诗写得颇为动人，表现了盼盼“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的绵长思念，“自埋剑履歌尘散，红袖香消已十年”的黯淡凄凉以及“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的怀旧感今之意。
（三）才子佳人、知音相赏
歌妓之中有很多人工诗善文，颖悟聪慧，士人们与其诗文唱和更能获得心灵的共鸣，这些诗显然与单纯的逢场作戏之作不同，它在表达相互思念、爱慕等感情时也更多了些真挚，且有彼此欣赏、心灵相通的意味，如李群玉有《赠魏三十七》，是赠妓之作，还有一首《酬魏三十七》，显然是收到此妓人的诗之后的酬作，诗中说：“静里寒香触思初，开缄忽见二琼琚。一吟丽可风流极，没得弘文李校书。”对魏的诗才十分赞赏。再如薛涛，是一才华横溢的官妓，一些大诗人如白居易、元稹都有与其唱和之作，这些诗也不可与普通的赠妓之作同日而语，如元稹的《寄赠薛涛》：
锦江滑腻蛾眉秀，幻出
诗中表现出对薛涛诗才的由衷赞赏，而抒发的相思之情也含有了更多真实感人的因素。杜牧一生风流自负，曾有过“十载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的狂放生活，也曾与歌妓结下很深的感情，他能以相对平等的态度对待歌妓，视之为知音，他的艳诗充满了真情实感。如《赠别》其二：
多情却似总无情，惟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离别之际，心里明明很悲伤，却还要强作欢颜来安慰所爱的人，减少他的悲伤，而别宴上的蜡烛也似乎了解人的悲愁，替人垂泪直到天明。此诗于离愁别绪中蕴含了与情人的相依相恋，凄美动人。诗中之女子已不是那种单纯的狎玩对象，而成为与之平等的恋爱对象。
有时候，文人与歌妓之间的真挚感情也表现为沉痛的伤悼，中晚唐艳诗中，以“怀妓”、“悼妓”等为题的诗作大量出现，如刘禹锡的《怀妓》：
三山不见海沉沉，岂有仙踪更可寻。青鸟去时云路断，姮娥归处月宫深。纱窗遥想春相忆，书幌谁怜夜独吟。料得夜来天上镜，只应偏照两人心。
丽质佳人的香消玉殒本就让人易生伤感，而如果这佳人又是自己真心所恋之人，那伤感自然会更加强烈，再如杨虞卿的《过小妓英英墓》：
萧晨骑马出皇都，闻说埋冤在路隅。别我已为泉下土，思君犹似掌中珠。四弦品柱声初绝，三尺孤坟草已枯。兰质蕙心何所在，焉知过者是狂夫。
逝者长已矣，而其美艳的风姿，其兰质蕙心却依然让人难以忘怀。还有如前所述的罗虬在杀死歌妓杜红儿之后，也作诗百首缅怀，诗中亦不无伤感之情。
妓女们虽然看上去风情万种，千娇百媚，但内心却有着无法言说的辛酸，“虽然日逐笙歌乐，长羡荆钗与布裙”（徐月英《叙怀》），不管曾经生活得多么奢华，都难以摆脱晚景凄凉的命运。低下的身份地位决定了她们难以找到自己的归宿，即使才艺卓绝的薛涛也终身未嫁，并感慨“风花日将老，佳期尤渺渺。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春望词四首》之三）唐代的婚姻极重视门第，这直接影响到士人的仕途顺利与否，“不少士子虽与妓女发生恋爱，这种爱情也不能说不真实、不热烈，但一谈到嫁娶之事，情况往往就变得复杂起来，许多人就不能不顾忌家庭的阻力、仕宦的前途乃至个人的名声等等。在爱情与这些现实利害问题的矛盾冲突中，失败的常常是富于理想和浪漫色彩的爱情，常常是士子甘愿或不甘愿地放弃爱情，而把妓女一方置于被抛弃的地位。”[15]（P337）因而妓女的命运常常是很悲凉的，文人们在与妓女们长期的接触中，会更深入地体会到她们强颜欢笑背后的痛苦与无奈，了解到她们内心细腻复杂的情感，并在诗中表现出来。而文人们在仕途中也多坎坷失意，即使曾经风光一时，少年得志，一旦被贬谪，也会备尝流落之苦，这种自身经历的起伏变化往往使他们更易找到自身命运与妓女命运的契合点，他们的被贬遭弃恰如妓女的“门前冷落车马稀”，因而诗人对妓女不幸的身世命运的悲歌中因蕴含了自身悲剧经历的体验而具有了深沉的内涵，如刘禹锡的《泰娘歌》就是对妓女凄凉身世的咏叹。诗中，曾经经历过繁华生活的泰娘几经辗转，最终身处荒远之地，无人欣赏其才艺，只能抱乐器而悲，所以诗人对此十分感慨并作诗咏叹，诗人在诗中感叹“繁华一旦有消歇，题剑无光履声绝”，“举目风烟非旧时，梦寻归路多参差”，这实际上已超出了对妓女命运本身的悲叹，而融入了对世事人生的多重思考，融入了自己仕途失意所体验到的世态炎凉之感。
（四）追忆艳情，感慨今昔
诗人们不但在筵席上写些调笑谐谑的赠妓、嘲妓诗，而且，即使多年以后，还往往在诗歌中对年轻时代这种风流经历津津乐道，以叙事写实手法细致铺叙情爱过程中的种种细节和女子的姿容体态，既充满了感官刺激和香艳色彩，又抒发了一种旧游不再的感伤。这些诗中并没有对歌妓的真挚爱恋和平等交流，也没有着意于表现诗中之人的真挚情感，字里行间渗透出来的是才子风流表面下的欲望的放纵，所以其在多年之后带给人的并非对爱情的内省，而只是人生失意之时一种对自我心灵的抚慰，但因中间隔着一段漫长苍茫的岁月，诗人经历了一些仕途辗转和人世沧桑，所以，这香艳趣味中便多了一份对人生的唏嘘慨叹，含有了一丝风流云散的虚无和少年不再的感伤。两者结合在一起，使这些艳诗在表面的绮艳之下透出了更深一层的内涵。这也是这类诗中表现出的诗意。如白居易的《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一诗便是多年以后对“寓居同永乐，幽会共平康”的生活的追忆。“忆昔嬉游伴，多陪欢宴场。”二句为全诗奠定了一种追忆的基调。全诗先写欢会的环境是绿荫花丛、高墙相连的幽静之所，接着写妓人的妆束、舞姿和从人欢乐、恣情调笑的场面：
时世高梳髻，风流澹作妆。戴花红石竹，帔晕紫槟榔。鬓动悬蝉翼，钗垂小凤行。拂胸轻粉絮，暖手小香囊。选胜移银烛，邀欢举玉觞。炉烟凝麝气，酒色注鹅黄。急管停还奏，繁弦慢更张。雪飞回舞袖，尘起绕歌梁。旧曲翻调笑，新声打义扬。名情推阿软，巧语许秋娘。风暖春将暮，星回夜未央。宴馀添粉黛，坐久换衣裳。
再写夜深留宿与妓人共眠的情景：
结伴归深院，分头入洞房。彩帷开翡翠，罗荐拂鸳鸯。留宿争牵袖，贪眠各占床。绿窗笼水影，红壁背灯光。索镜收花钿，邀人解袷裆。暗娇妆靥笑，私语口脂香。怕听钟声坐，羞明映缦藏。眉残蛾翠浅，鬟解绿云长。
全诗充满了脂粉气息和色欲意味。最后诗人感慨“聚散知无定，忧欢事不常”，并写清晨分别的惆怅和别后与友人话旧追忆时的凄凉：“旧游千里外，往事十年强”，又回到了现实之中。全诗包含了冶游狎妓的真实过程的完整细致的叙述，诗中既表现了当时这种艳情给诗人带来的少年的欢笑，也饱含着多年之后诗人对它的追忆时的一种恍若隔世的虚幻感。在《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中白居易同样也回忆了早年的狎妓经历：
……徵伶皆绝艺，选妓悉名姬。铅黛凝春态，金钿耀水嬉。风流夸坠髻，时世斗啼眉。密坐随欢促，华樽逐胜移。香飘歌袂动，翠落舞钗遗。筹插红螺碗，觥飞白玉卮。打嫌调笑易，饮讶卷波迟。残席喧哗散，归鞍酩酊骑。酡颜乌帽侧，醉袖玉鞭垂。紫陌传钟鼓，红尘塞路歧……
但这种风流生活终究已经结束，旧事恍然若梦，就像他在另一首诗中所感叹的那样：“修娥曼脸灯下醉，急管繁弦头上催。六七年前狂烂熳，三千里外思徘徊。”（《忆旧游》这一类艳诗的叙事铺陈手法，其中对女子容饰及性爱过程的表现具有强烈的写实色彩，可见是对其狎妓生活的真实描述，这些诗细致逼真地再现了当时的狎妓情景。这一点与《游仙窟》之类的唐人传奇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中晚唐艳诗的兴盛与狎妓冶游之风的盛行有着密切的关系。狎妓的生活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情感体验和创作灵感，提供了写作艳诗的场景和空间，也使他们更多地了解了歌妓的生活与内心情感。而艳诗的写作又赋予了狎妓的生活以更多的诗意和风流情调，以及一定的追忆和内省意识。另一方面，狎妓、冶游生活的游戏享乐性质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艳诗的情感深度和艺术成就，使这些诗多谐谑、调笑的意味，缺乏深厚的情感蕴涵。由于有许多作品是即席而作，来不及推敲锤炼，加之赠与对象的原因，这些作品虽有情韵而略显轻艳，但总体的特质是轻、是浅，这一点与后来的词有许多相同之处。
参考文献：
[1]刘昫.旧唐书[Z].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李肇.唐国史补[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
[3]白居易.醉吟先生传.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4]钱易 .南部新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5]王书奴 .中国娼妓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6]李日方.太平广记[Z].北京：中华书局
[7]王懋.野客丛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8]周勋初.唐语林校证[M] .北京：中华书局， 1987
[9]唐摭言[M].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0]阙名.玉泉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11
[11]孟棨.本事诗[M]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C] .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10
[12]傅璇琮 .唐才子传校笺（第三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13]鱼同阳居士.复雅歌词序[A].唐宋词集序跋汇编[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14]董诰.全唐文[Z].北京：中华书局，1983
[15]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刘艳萍（1974- ），女，辽宁海城人，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