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原稿，后经修改，和孙老师共同署名发表于《温州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在命运的思索中寻找存在的意义
——以史铁生的《命若琴弦》、《我与地坛》、《病隙碎笔》为中心
作者：张佳佳（01级汉语言文学01021236） 指导老师：孙良好(副教授)
摘要：由于自身遭际的不幸，史铁生对命运产生了持久的思索，命运问题贯穿他的创作始终。他的创作从叙述残疾人的故事，残疾命运的不幸拓展到人类整体存在和命运的思索中。其中小说《命若琴弦》、散文《我与地坛》、人生笔记《病隙碎笔》代表着他不同时期不同文体以及把握命运上的推进，本文以这三部作品为主来探究其在命运的思索中寻找存在的意义。
关键词：史铁生；命运观；存在的意义；命若琴弦；我与地坛；病隙碎笔Y B
李泽厚说：哲学探索命运，文学表达命运，宗教信仰命运。[1][1]何为命运？在当今人们的意识中，并不是客观地去理解命运一词，而容易把“命运”等同于“宿命”，总是意味着对某种神秘事物的肯定，充斥着迷信色彩。“今天的人们把对命运的感受、体悟和沉思，排斥出理性的领域，唯在审美领域里留出一席之地。但这并非从来如此，命运之为观念，恰恰是理性之思的产物，是哲学在其诞生时代可深为关注和认真探索的主题之一”[2][2]。人类渴望勘破命运的真相却永远也难以尽知命运的真相，渴望勘破命运真相是人类渴望认识客观世界认识生存大背景的一个方面。温网博客3hY){D#g\O
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的的第一句话这样解释命运：“所谓命运，就是说，这一出‘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调换。”[3][3]史铁生在几十年中不断地遭遇身体上的不幸，屡次濒临生死边缘。史铁生中学时即去延安地区插队，后患病回到北京，在“最狂妄的年龄”双腿残废而坐上了轮椅，后来又双肾失灵，不得不以血液透析维持生命——他失去了一个健康人本应有的物欲，却获得了精神空间自由自在的驰骋和天上地下的思考求索，所以在写作中对命运有着长期的执着的思考。“命运”一词在他的文章中出现频率颇高，他对命运的认识也逐步深入。
史铁生自1978年投身创作以来，潜心求索，几乎在每个年代都留下了他鲜明的足迹。从他的创作数量可以看出史铁生的创作由纪实体叙述模式的小说到精神建构的散文这样的创作侧重面的转变。1979年到1989年，史铁生主要通过小说来描绘形形色色的残疾人的故事，倾诉残疾的不幸和阴郁的命运。集中描写因残疾所造成的具体困难，工作上的，爱情上的，更专注于对生理的伤残造成命运困境的述说。在八十年代后期尽管还是写残疾人题材，但已带有象征的意味。从世情描摹到生命感悟，由故事构筑到寓言象征的变异。这是一个接受命运的过程。小说《命若琴弦》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1990年以后，他的主要创作方向转向散文，他的散文创作也很快步入了鼎盛期。散文《我与地坛》是史铁生第一次超越自身的残疾命运把目光投向芸芸众生,作者从关注残疾对个体生命的打击开始拓展到对人类整体存在和命运的思索中。他默默思索自己因残疾而变得苦涩不堪的人生，并逐渐超越了个体命运的挫折与苦难，进而感悟宇宙的浩淼与生命的永恒，进一步理解命运。九十年代末以来史铁生仍然在继续着散文创作，他用舒缓、淡然、但潜藏着深深伤感的语言叙述着自己的所思所想，以及人生体味，命运观有所超越。《病隙碎笔》便是集大成者。
一、《命若琴弦》——以生存的目的接受命运
《命若琴弦》中师爷让老瞎子用心弹断1000根琴弦，然后取出藏在琴槽中的“药方”去求医取药，就能获得光明。老瞎子在垂暮之年终于弹断1000根琴弦，不料取出的“药方”却是一张无字白纸，老瞎子由以前的“希望”深陷“无望”的渊谷。但老瞎子在痛苦之后终于明白了生命的真谛在于无休止地追寻。于是他便急切地要把小瞎子从“失恋”的绝望中拯救出来，把同样的谎言告诉小瞎子，从而让小瞎子获得生命的再次复苏。
小说截取了“师爷—瞎子—小瞎子”一段谎言命运循环的模式，所用的叙事模式“接受谎言——实践谎言——谎言揭穿——传递谎言”是在不同时空中重复着的同样的生存历程和心理历程。所需弹断的琴弦的根数是个变量，是人为虚设的一个变量而己。这种命运模式曾经在老瞎子的师傅、师爷、师爷的师傅、师爷的师爷们身上上演，这像是一个人类生存的寓言，这样的命运还会在小瞎子们及其后辈身上重复上演……
对于史铁生，瞎子一族的残疾命运正是自己的不幸的寄托。曾经千方百计寻找自杀机会的史铁生，之所以能活下去，是因为他为活着找到了充分的理由。他选择了写作，写作成了他的生存目标和生存方式。写作“就是要为生存找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便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而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4][1]史铁生算得上是经历过命运的苦难了，苦难要么把人彻底击垮，要么使人归于宁静。史铁生属于后者。在为自己找到活着的理由之后，史铁生在为别人寻找活着的理由。每个人活下去的这个理由就是一个支撑点，支撑着老瞎子七十多年所受的全部辛苦，就是为了最后能看一眼这个世界的愿望。他近乎一无所有，物质与情感的双重贫穷，拥有的仅仅是那么一把琴，那么一门手艺，每天都盼着、盼着一根根琴弦断去，但是最后，这种盼望被那张无字的“药方”所吞噬，至此已没有东西吸引他活下去、走下去、唱下去。庆幸的是，老瞎子认清了谎言的过程和意义，在此，“老瞎子”已经不仅仅有着一种洞彻生命奥秘的成熟的心智，更具有着一种找到归宿的尘埃落定的安然。这也是史铁生所想通的本真存在，其实他没有很玄妙的“精神武器”，他承认荒谬和虚无，而且正视这种理想主义致命的弱点。他认为人有三种根本的困境：第一，人生来注定只能是自己，人生来注定是活在无数他人中间并且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这意味着孤独。第二，人生来就有欲望，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他欲望的能力，这是一个永恒的距离。这意味着痛苦。第三，人生来不想死，可是人生来就是在走向死。这意味着恐惧。[5][2]这些困境是永远无法克服的，它们构成了虚无感的生存背景。每一种困境都意味着生命的残缺，人生注定是残缺的，荒谬和不圆满的。体现在《命若琴弦》里的主要是前两种困境：一、瞎子一族失明的孤独。他们和外面的光明世界以及他人有着无法消除的隔膜；二、瞎子一族失明的痛苦。希望看到这世界的欲望无法实现。但是史铁生并不妥协于这些困境，事实上，他的所有困境，所有痛苦都始源于自身的痛苦。史铁生从命运中的困境出发,看到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看到了人的尊严，人的精神，人的意志。史铁生对困境的沉思,其实质是现代人在为精神寻找出路,为灵魂寻找归宿,为生存寻找精神上的理由。
《命若琴弦》笼罩着淡淡的深刻的忧伤, 他的文字有着对彼岸的渴望，以及无法抵达渴望的悲凉。老瞎子和小瞎子的悲惨故事就是人类的生存困境的直接隐喻:人其实就象瞎子一样,在黑暗中摸索,带着残缺、不完满和心灵的创痛,老少相传,人生代代无穷已,重复着人类的悲壮的孤独旅程。现实世界使这些渴求理想的人承担着比常人更多的失望，于失望甚至绝望中眺望希望。这种眺望是这类人获得心灵自由与精神自由的缝隙，而在创作中则表现为悲剧性的生命体验。老瞎子和小瞎子的苦难的命运悲剧到极点，但是在悲剧的后面，史铁生赋予了悲剧超越苦难的精神意义：“目的虽是虚设的，可非得有不行，不然琴弦怎么拉紧；拉不紧就弹不响。”[6][3]史铁生接受了苦难的命运如小瞎子一路边走边唱……
二、《我与地坛》——以存在的意义理解命运
找到了生存的目的后，史铁生仍在继续思索。因为任何目的,都会被第三种困境“死”所摧毁,“死”会把任何目的变为虚无。如他自己所说的：“而且他豁达了又豁达还是忘不了一件事——人是要死的，对于必死的人（以及必归毁灭的这个宇宙）来说，一切目的都是空的。”[7][4]那么,怎样才能摆脱虚无,从死亡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呢?史铁生后来对于生活本身认识的思想飞跃，以及对于生命意义的探索与感悟，都是在地坛这个特殊环境和背景中完成的。
《我与地坛》是作者以往十年创作思想的艺术性总结，概括了他残疾后十几年的人生道路和精神探索的艰难历程，作者直接而真实地借这篇散文倾诉了前阶段的思索所沉淀下来的可以说是精华部分。作者对地坛的光顾，最初只是一种逃避，对不幸命运的逃避。后来，地坛为史铁生透视自己的心魂提供了富有诗意的处所。在各种问题中，这三个问题煎熬着史铁生“第一个是要不要去死？第二个是为什么活？第三个我干嘛要写作？”[8][5] “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②史铁生从地坛这个特定的环境中,感悟了人的生死只是上帝或自然法则的一种安排。死是一种必然,一种天意。死神是最守信用的,早晚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在你没有力气生存的时候,死神肯定会来搭救你。在史铁生眼里,死成为一种回归。这些理解使他的死亡观超越了世俗的生命感受。他终于从自己的不幸中走了出来,变得平和而宁静。他悟透了死。温网博客4m+h)t;l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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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死的默想”其实质是对“生的沉思”。因为,对死的恐惧必然导向对生之意义的追问,提出为什么活的问题。而“生”在史铁生的作品中具有不公平性、偶然性、宿命性。温网博客7Ir ^z^ e"c T
史铁生《我与地坛》说：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③此时的语气已不似前期小说中对命运不公的言说中含有责怪之意，这里更多的是一种感叹。他似乎开始理解命运，命运不公是本该如此的。接受命运可以说多少有些被动，而理解命运则是一种主动，是一种思索走向成熟的表现。文中作者将自己置于一座神秘而富有象征意味的古园背景上，在母亲的关爱下，思索着人生的凄惶与寂寞，探求生存、写作、死亡的意义；这不是一个年轻气盛的史铁生所能做到的。病痛仍然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史铁生,但作者已经从自伤身世、自我怜悯中解脱出来,而以自己的病痛体验作为拷问自我与人类灵魂的契机,对人类的精神现象作自己独特的洞察。史铁生还在《我与地坛》中谈到:“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④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立而存在,一者必须在另一者的映衬下才能显现自身,那么必定要有人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也要有人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与快乐? “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有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⑤这里史铁生强调了偶然性的作用。
像史铁生在小说中叙述的那样,站在过去看未来,仿佛有无数条可能的路在敞开。但站在现在看过去,每个人的生命轨迹都是一条路,一条命定之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只能是这样。因为我们在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已被投入某种生存境况之中,在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时已被历史、语言、周围世界和自身境况所规定,只能接受而无任何选择的自由。“生理上的残疾和由此而生的忧郁充斥于史铁生的回忆中,而他就在这些回忆的过程中感叹这些不幸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又为什么竟会以这种方式发生?如此反反复复”。于是,“把宿命当作一种存在,史铁生才会得到最后的心理平衡和归宿。如果残疾是史铁生强迫自己回忆的生理的和现实的动因,那么宿命便是他的心理的和潜在的动因”。[9][6]史铁生对命运奥秘的思索超越了现实人生遭际,展示了人与世界的复杂关系,让人在看到主观意志作用的时候也看到“宿命”的一面。他认为,对于“宿命”的一面,人除了接受别无办法。但接受并不是逆来顺受,而是在接受的前提下勇敢地与之抗争,在抗争中改变命运。这是一种清醒而理智的人生态度,一种成熟而健全的命运观。 命运的不公平性、偶然性、宿命性使史铁生意识到人生的残缺和困境，但他却将它们看作获得生命意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对生存意义的追问，是人文精神的骨髓所在，也是人区别与动物的主要标志。像维克多·弗兰克在《活出意义来》中反复强调的：无论处境多么悲惨，我们都有责任为生命找出一个意义来——这正是他“意义治疗法”的精髓。他认为人类的生命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有其意义。这种无限的人生意义，涵盖了痛苦和濒死、困顿和死亡。在弗兰克看来，只要有“求意义的意志”存在，不仅生命和爱，就连“苦难”和“痛苦”都深具意义。人必须选择一种东西作为生存意义的证明。史铁生选择的是写作。而在史铁生看来，写作便是一种意义的证明，“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作。”但是，写作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存在？若作为一种生存的目的，作为一种具体的，功利的目标，那么人就会被写作囚禁起来，“活得像个人质”，[10][7]就会失去生存的意义本身。对生存意义的不断拷问,让他明白了活着和写作的关系:“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
正如俄罗斯思想家弗兰克在其《生命的意义》所说：“生命的意义不是被给予的，而是被提出的。”生命的意义在于自我升华和精神世界的充实。这种充实是物质世界所不能给你的，只有你自己不断地努力构建才能达成。史铁生走过漫长的路之后,终于明确了具有终极意义的精神寄托,这就是:“过程”。“过程！对，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但是，除非你看到目的的虚无你才能够进入这审美的境地，除非你看到目的的绝望你才能找到这审美的救助。”[11][8]他认为只有“过程”才能摆脱“虚无”,才能赋予人生以意义,才能从精神上超越死亡困境。人永远在劳作的途中，这是最真的意义，也是最终的意义。
三、《病隙碎笔》——以信仰的精神超越命运
《病隙碎笔》中，史铁生在富有诗意的语流中，将对人性、社会、历史的批判深深融入那欲辩忘言式的追问与化解。书中没有刻意的“文以载道”，不见人为的经营雕琢，却最是逼近思想的质地和灵魂的本色。激烈的否定与批判和他无缘，他有的是达观超然与不置可否，因而它的揭示也更能刺激、震撼人心。
“看见苦难的永恒，实在是神的垂怜——惟此才是真正断除迷执，相信爱才是人类唯一的救助，这爱，不单是友善、慈悲、助人为乐，他根本是你自己的福，这爱，非居高的施舍，乃谦恭地仰望，接受苦难，从而走向精神的超越。”[12][①]他用舒缓的笔调真诚地写出生存的苦难，执着地寻找灵魂的栖息地，沉重地表达个体探索精神故乡的孤独，并以此抵抗和超越出世俗关于苦与乐所识。扑向苦难，并超越苦难获得崇高的生命体验，以“在生存的绝境中营造出精神的净土”作为自己的精神归宿。苦难的重压似乎正是激发人的精神力量磨砺人的信仰的必由之路……正像周国平所说的“看到并且接受人所必有的限制，这是智慧的起点，但智慧并不止于此。如果只是忍受，没有拯救，或者只是超脱，没有超越，智慧就会沦为冷漠的犬儒主义。可是，一旦寻求拯救和超越，智慧又不会仅止于智慧，它必不可免地要走向信仰了。”[13][②]
信仰是什么？它是怎么产生的？史铁生认为，信仰是在苦弱无助时候的希望。他说：“上帝不许诺光荣与福乐，但上帝保佑你的希望。人不可以逃避苦难，亦不可以放弃希望——恰恰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上帝存在。命运并不受贿，但希望与你同在，这才是信仰的真意，是信者的路。”
“上帝”在史铁生笔下是个使用频率颇高的词, “上帝”总是会令人想起主宰人类和世界的神秘力量,也就是命运或者说宿命力量的最高化身，他的上帝不是宗教意义的上帝，而是精神意义的宿命。这个词在史铁生笔下还具有某种实在的意义,他指的是宇宙中客观存在的超人力量或存在和自然本身。
如果你看到他推出了上帝或命运你就以为他信仰宗教，那只能说是为文字的指向和语言的表象迷惑了。在史铁生超然无奈的达观背后，是一种真正执着，只有一个真正的体验过生存绝望而又怀揣着崇高信念的人才能有这样的达观。就拿一个普通人来说，真正达观的认识不会无止境的玄想追问的，真正想得开的认识不会有那么多自我拷问的，正因为着拷问不曾放弃，对世界与生命的思索一次比一次更深入，更靠近自己的生存体验，这种对追问的执着才深入灵魂，成为习惯性思维方式。“任何一种信仰倘若不是以人的根本困境为出发点，它作为信仰的资格也是值得怀疑的。”④
“上帝”、“信仰”、“希望”，作为精神向往的对象，人们的心理习惯是“看到”，是“落实”，但这些恰恰是不能落实也无法落实的。在《病隙碎笔》中，史铁生反反复复地申述着一个意思：信仰是一条路，一条不断追寻之路，神就在这条路上与你同行——“人可以走向天堂，不可以走到天堂。走向，意味着彼岸的成立。走到，岂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终结、拯救的放弃。因而天堂不是一处空间，不是一种物质性存在，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恒途。” [14][③]完满不可一日而达到，超越永无止境，彼岸永远存在，如此信仰才得以延续。“皈依并不在一个处所，皈依是在路上。”[15][④]这条路没有一个终于能够到达的目的地，但并非没有目标，走在路上本身即是目标存在的证明。物质理想和社会理想的实现要用外在的可见的事实来证明，精神理想的实现方式只能是内在的心灵境界。所以，凡是坚持走在路上的人，行走的坚定就已经是信仰的成立。
精神家园的建构是史铁生表现苦难生存场景的最终目的，它体现了作家的终极关怀。因为精神家园的建构基于对生存意义和价值的终极追问，他的现实否定精神和对理想的追寻，补充了现实的世俗、平庸与理想价值的失落，他为读者呈现出一种美好的、非异化的精神存在，呈现出人格的力量。他引领人们寻觅诗意人生，超越世俗功利，去获得心灵自由。
史铁生曾说:“我想,写作肯定不是为了重现记忆中的往事,而是为了发现生命根本的处境,发现生命的种种状态,发现历史所不曾显现的奇异或者神秘的关联,从而,去看一个亘古不变的题目:我们心灵的前途,我们生命的价值,终归是什么?”[16][⑤]史铁生对于命运的最初感知,便来自残疾的事实。史铁生在被命运捉弄的孤独煎熬中,思索着自我生存的本质,并延伸到对人类的本然处境的体认。“作家的缺失性体验当然是对自身的缺失状态的体验。正因为如此，这种体验才是强烈的。但从另一方面看，作家自身的缺失性体验又往往进而感悟到社会的缺失、人类的缺失。…… 超越自身具体的缺失，进而感悟到更为普遍的缺失，这对于作家的创作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当作家感受到更为普遍的缺失时，个人的缺失性体验就已注入了社会的、时代的内容，使他们的体验一方面既是独特的、个别的，另一方面这种独特的、个别的体验又是社会的、时代的乃至全人类的。”[17][⑥]由个体生命的不幸扩展上升到全体生命永恒的流转,史铁生终于超越了自我,所体现出对苦难的承受不再是悲痛的绝望,而呈现为对人类的整体存在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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