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VS司马懿：谁更胜一筹
诸葛亮与司马懿可谓“死对头”，《三国演义》将之描绘得淋漓尽致。诸葛亮在第九十四回曾说：“吾岂惧曹叡耶？所患者惟司马懿一人而已。”可罗贯中笔下的司马懿，充当了诸葛亮的陪衬，不仅屡败屡战，且一再感叹“吾智不如孔明也”。但历史上的他们，究竟谁更胜一筹呢？在此特作一番比较。
一、战略思维方面
诸葛亮最为经典的战略规划，是人尽皆知的《隆中对》。时值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三顾茅庐问计，诸葛亮胸有成竹，认为曹操“不可与争锋”，孙权“可以为援而不可图”，荆州刘表、益州刘璋平庸软弱，可伺机夺取，继而凭借天然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即可争霸天下。一席话令刘备茅塞顿开，而历史的脚步也基本遵循了这一预判。《三国演义》称“孔明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真万古之人不及也”。小说的渲染虽当不得真，诸葛亮是超一流的战略思想家却毫无疑问。
但作为对手的司马懿，也是十分厉害的角色。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征讨张鲁。司马懿指出：刘备用诡计取得成都，蜀人尚未依附，却与孙权争夺江陵，这正是破蜀的良机。他预料在汉中驻军扬威，益州就会震动，再进兵逼迫，势必令敌方土崩瓦解。可叹曹操不愿得陇望蜀，没有采纳此计。事实证明司马懿的远见，也将遗憾留给了曹操。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水淹七军，声势“威震华夏”，曹操感到威胁而曾打算迁都。司马懿认为，这是向对手示弱，使淮河、汉水一带人心不稳，并认定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前者得意非后者所愿，建议让东吴予以牵制，樊城之围自可解除。曹操依计派人联络，孙权果然从后方袭取，使关羽失地丧命。延康元年（220），孙权率军西向，朝臣认为樊城、襄阳缺粮，不能抵御吴军。司马懿料定对方刚打败关羽，正想与曹魏结好，不会发起进攻。曹丕却未听其言，仍然令曹仁放火毁城。后来孙权确实没有入侵，让曹丕悔之晚矣。
司马懿的上述献策，影响力难与《隆中对》相提并论，那么可否判定诸葛亮更具远见？这就需要分析《隆中对》的难度系数。甘宁归降孙权之初，即已提出先取荆州、再攻巴蜀的建议。周瑜不仅在赤壁之战后北上夺得南郡，还进一步规划了“得蜀而并张鲁”“据襄阳以蹙操”的战略步骤。荆州、益州是天下所剩无几的未被曹操所据的地盘，又均在庸主手中。瞄准两地以图进取，无论对刘备还是孙权，都是基于时势、地缘考虑的大概率选项。当然，诸葛亮的分析更加高屋建瓴、系统透彻。如果说甘宁更多是出于朴素的职业嗅觉，诸葛亮则进行了全方位的理性思考，战略的深度和广度非前者能比。但夸赞为“万古之人不及”，却有过誉之嫌。
尤其值得探讨的是，自蜀汉建兴六年（228）至十二年（234），诸葛亮不顾蜀、魏实力悬殊，以一州之地五次北伐，屡屡无功而返，自己最终也病逝五丈原。北伐往好处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若不留情面，可谓逆势征战。长期以来，曹魏奉行西守东攻战略，即将战争的重心置于孙吴。曹丕在魏黄初三年（222）、黄初五年（224）、黄初六年（225）三次伐吴，却未曾主动与蜀国交兵。司马懿在回答曹叡关于征讨吴蜀、以哪国为先的题问时，脱口而出是伐吴。综合比较国力，最弱的蜀汉本应韬光养晦，凭依崇山之固先文后武，并借助政权间的三角关系以小博大——东吴恰恰赚了蜀、魏相争的便宜，成为三国之中最长命的。从国家战略考量，这不失为明智之举。但为报先主之恩，或许更由于恢复汉室的使命感，诸葛亮却体现了他的“顽固”。
诸葛亮的北伐战争，对蜀国是冒险的资源透支。他曾称孙权智谋与能力不及，所以只能据长江自保，并非力量有余而不取实利。但问题是，蜀汉是否有余力？事实上，由于连年征兵，益州诸郡人力已严重不足。诸葛亮每次投入一线的兵力仅数万，故难以像魏、吴那般能几路并进。不仅如此，蜀军补给也大成问题。孙子曾说：大凡兴兵作战，必须有轻车千辆、重车千部，全副武装的士兵十万，并能向千里之外运送粮食，由此带来的军务开支每天要消耗千金，这般准备之后，十万大军才可走上战场。可以说，诸葛亮多次因粮草不继退兵，根本的症结不在运输，而是国力难以承受战争的巨大耗费。从一定程度上讲，蜀汉北伐既缺“天时”，又无“地利”，也没有足够的“人和”保证。
当然，诸葛亮北伐自有其内在逻辑。由于汉末混战主要在北方，中原人口锐减，而益州、荆州、扬州地处边缘，战事的激烈程度有限，且吸纳了不少南迁流民。据《文献通考》的相关资料，曹魏虽据九州，户数却不及吴、蜀的合计量，在以人口为核心要素的冷兵器时代，意味着南北抗衡有着相应的实力基础。但就蜀汉而言，人口大致占魏国的五分之一，略少于东吴的一半，显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但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一差距将是历史的最低点！因为曹魏有着广阔的疆域，有占压倒性优势的人口基数，修养生息的潜力岂一州之地所能比拟？！假如相安几十年，实力的天平势必更加偏向曹魏，蜀汉将坐以待毙。另一方面，时间也不等诸葛亮。蜀军的中坚是刘备长年苦心经营的四方精锐，“非一州之所有”，他们正陆陆续续老去。诸葛亮深知自己一旦去世，国家将更缺乏进攻中原、对抗曹魏的人才。此外，曹魏当时受辽东公孙渊、北方轲比能等牵制，吸引了幽、并、青州大量的兵力，对蜀汉北伐也相对有利。因此，诸葛亮是在抢抓难以再现的时间窗口，可惜天不遂愿，他终究没有找到突破的机会。
相比之下，司马懿却能更好地把握主动。作为一名战略家，他不仅远见卓识，而且展示了实施层面的精妙。与诸葛亮对阵，司马懿总以守为攻、以逸待劳。按魏国的兵力，并非不可来一次对决，但他不图一时之快。司马懿料定粮草供给是蜀军的软肋，坚壁拒守正是高明的耗敌之举。看似消极的防守，由于立足不败，从而以时间换空间，恰恰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巧妙应对。同时，司马懿在魏国面临的局势也极其微妙。他与蜀汉交战，既不能惨败，又不可大赢，以免功高震主，引得魏主忌惮、同僚嫉妒。司马懿必须拿捏好分寸，他做到了，甚至甘愿承受“畏蜀如虎”的耻笑，这体现了战略上的炉火纯青。反观诸葛亮，虽殚精竭虑却一无所获，在方略上不能不说存在着一些盲点。
诸葛亮无疑提出了三国史上最牛气的战略规划——《隆中对》，而司马懿则是战略思想与战略实践的完美结合者。魏景初二年（238）正月，魏明帝命司马懿赴辽东讨伐公孙渊，当问到敌方可能采取的对策，他认为弃城逃走是上策，凭借辽水抵抗为中策，坐守襄平属下策，那将被俘虏，并断定公孙渊不会取上策。关于战事的延续时间，司马懿明确答道：“往百日，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一年足矣。”此后的战局演进，无不出其所料。由于准备充分，司马懿打了漂亮的一仗，彻底铲除了积数十年之久的辽东割据势力。以思维的全局性、周密性衡量，三国也许无人居诸葛亮之上。但以谋事、成事的实效考量，司马懿的战略观应胜过对手。
二、用兵智术方面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有数不尽的锦囊妙计，有草船借箭、八卦阵等半人半仙的故事，更以空城计智退司马懿十五万大军。遗憾的是，这些纯属虚构或张冠李戴。陈寿认为诸葛亮不擅长临机应变，但后人对此也存异议。唐肃宗时期建武庙，诸葛亮便与田穰苴、孙武、吴起、乐毅、白起、韩信、张良、李靖、李勣并称“十哲”。而依据史料，他与司马懿以谁更加多谋呢？
不容回避，诸葛亮并无前线统兵的太多辉煌战绩，尤其在刘备时代，他主要承担后勤主管事务。比如，赤壁之战后，刘备任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让他督领零陵、桂阳、长沙三郡，征收调运赋税，以充实军用物资；刘备平定成都后，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让他镇守成都，使前方有充足的军粮供应和兵力补充。直至刘备去世，诸葛亮才真正成为蜀军主帅。蜀汉建兴三年（225）春，他率军南征，深入不毛之地讨伐雍闿、孟获，秋季即予平定。此番征战有七擒孟获之说，但战事的对抗强度不高，难以衡量用兵能力。只有北伐，才充分考验诸葛亮的军事韬略，而与之抗衡的主角正是司马懿。
诸葛亮与司马懿曾经三番对阵。第一次是蜀汉建兴八年（230）秋，曹魏兵分三路攻蜀，其中司马懿由西城进发，诸葛亮于城固驻军。时降大雨三十余日，司马懿随后班师。第二次是蜀汉建兴九年（231），诸葛亮出祁山，司马懿都督关中驻将拒敌。史书对此战的记载迥异：据《汉晋春秋》所载，司马懿有意尾随蜀军，却又在山上扎营，不肯交战，此后派张郃攻击祁山之南蜀军，还自据中路与诸葛亮对峙。后者命魏延、高翔、吴班迎战，魏军大败，蜀军俘敌三千人。而据《晋书·宣帝记》所载，司马懿列阵以待，两军刚交战，诸葛亮即退至祁山，屯兵卤城，占据南北二山，并隔断河水形成重围。司马懿随后攻破敌围，诸葛亮夜间逃走，魏军俘获斩首合计万人。两则史料难辨真假，但蜀汉终因粮尽退军却无疑问。第三次是蜀汉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由斜谷出兵，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懿对垒。前者一再下战书，还致巾帼妇人之饰激将，后者隐忍不出。如此相持百余日，诸葛亮病故于军中。
综合两人的交战史，总体上打了平手，但司马懿是最终赢家，这并非出于偶然。其实，蜀军兵力在局部并不处劣势。诸葛亮曾说：己方在祁山、箕谷时人马都多于曹军，却反而被打败，问题不在于兵少，而在于将领。对老对手诸葛亮，司马懿作过“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的点评，认为对方虽率十万大军，却已坠入自己谋划的圈套，击败蜀军是肯定的。当蜀汉遣使求战时，司马懿撇开军事，反询问诸葛亮的起居饮食情况。当获悉他饭量明显偏少，二十军棍以上的处罚都需亲自阅批，便料定诸葛亮将死。在知己知彼方面，司马懿略胜一筹。
诸葛亮用兵偏向稳健。从汉中北入关中，有褒斜、傥骆、子午三条谷道由西向东跨越秦岭。其中，子午道最为险远，但谷口在长安之南。魏延曾主动请缨，希望带兵从褒中出发，经子午道向北，认为不超过十日可到长安。诸葛亮以此招太过冒险，便未予采纳——笔者总体倾向于诸葛亮的选择，但不可否认，风险与收益往往相对称。三国史的不少战例，如曹操远征乌丸、邓艾偷渡阴平，都是因适当冒险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魏延常说诸葛亮胆怯，这从司马懿的一次谈论中也能得到呼应——当年两军在渭水对垒，司马懿指出，诸葛亮若是勇者，应从武功依山东进；若西上五丈原，则魏军无忧。明代王志坚评论诸葛亮用兵的弊病在于“不能出奇”。假使蜀汉国力占优，中规中矩、步步为营也许不失为上策，毕竟耗得起时间，也铆得住劲。可蜀汉本就弱势，再不“出奇”更难“致胜”。
诸葛亮与司马懿还有一次重要角逐，发生在孟达叛魏投蜀之际。当是时，诸葛亮怕孟达反复无常，便有意泄露信息，促使他速叛。司马懿知悉后，一边写信麻痹孟达，一边日夜兼程行军。孟达估计司马懿的路程，且还要上表天子，以为带兵前来至少需一个月时间。哪知对方先斩后奏，仅八日就兵临城下。孟达随即被杀，而诸葛亮虽曾写信告诫防范，却没有配合有效措施，不能不说输给了司马懿一招。
但司马懿对诸葛亮也不无忌惮，这从《汉晋春秋》“死诸葛走生仲达”的典故中可见一斑。诸葛亮有卓越的统兵能力，这首先得益于革新军制。与曹魏的都督制、孙吴的部曲制不同，诸葛亮在全国编户齐民、统一征兵，由此打造了隶属于国家的一元化军队，故动员的效率高于对手。在排兵布阵方面，诸葛亮更是独具匠心。由于治军得法，蜀汉即使撤退也从容不乱，并屡次反歼追兵，曹魏名将张郃、王双都因此毙命。诸葛亮去世后，司马懿在巡视留下的蜀营时盛赞对方“天下奇才也”。但这一声赞叹，终究是笑到最后的赢家给予伟大对手的评价，从一个侧面也印证了诸葛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虽然将行军扎营等做到了极致，却不足以赢得辉煌的战果。
作为一名军事统帅，诸葛亮缺少能进入教科书的经典战例，却有失街亭的惨败，还有率数万精兵攻不下千余人守卫的陈仓之耻；而司马懿除了与蜀军交战，以及先后击退诸葛瑾、朱然、诸葛恪等吴将外，更写下了平定辽东的华章。魏景初二年（238），公孙渊依辽水围堑二十余里阻击魏军，司马懿佯攻南线，暗中却以主力渡过辽水，逼近敌方襄平本营，继而三战皆捷、乘胜合围。汉水此时因连降大雨暴涨，魏将纷纷打算迁营，司马懿使出霹雳手段，下令敢言迁营者斩。公孙渊乘雨打柴牧马，他又制止魏将出击。有人问先前疾速擒杀孟达，今番为何行动缓慢？司马懿表示，孟达兵少而粮食能支持一年，己方人马是孟达的四倍，粮食却不足一月，以一月粮对付一年粮，怎能不速战速决？四打一，即使一半人伤亡，仍然可行。而今敌众我寡、敌饥我饱，又遇大雨，想速战也不可能。他自称不担心敌人进攻，却怕他们逃脱，鉴于包围圈尚未合拢，假如去抢掠牛马，将逼敌逃亡。
可见，善于机变是司马懿所长。史载他“每与大谋，辄有奇策”，连孙权都评论“司马公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敌”。反观诸葛亮，过于小心，太求万全，便容易使用兵走向平庸。而对计谋之高下，诸葛亮其实颇为自知。他曾称刘巴在运筹帷幄方面远胜过自己，这虽然有谦虚的成分，但至少也可作为侧证。相对而言，诸葛亮在用兵智术上要稍逊一筹。
三、内政外交方面
刘备称帝的蜀汉章武元年（221），诸葛亮即以丞相之职录尚书事。当然，真正开设独立的丞相府署，则要等到刘禅登基的蜀汉建兴元年（223）。这一年，诸葛亮获封武乡侯，还兼任益州牧，从此政事无论大小都由他决定。随着刘备的去世，诸葛亮牢牢把握了蜀国内政外交的方向盘。
对于诸葛亮的治政能力，时人给予高度评价。贾诩称“诸葛亮善治国”，刘晔称“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史载他安抚百姓，善用礼仪法规，精简官职，能开诚布公因时制宜。凡为国尽忠的，即使仇人，他也奖赏；对犯法懒政的，即使亲信，也严厉惩治；对认罪悔改的，即使罪行深重也给予释放；对巧言掩过的，即使罪责较轻也处以极刑。如果说北伐不算成功，诸葛亮治政可谓卓有成效。陈寿将他与管仲、萧何相媲美，甚至连司马懿的孙子晋武帝都曾感叹：假如让我得到此人的辅佐，怎么会有今天这般劳累呀！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身为读书人，诸葛亮终究怀有儒家的品格；但作为蜀汉丞相，他却擅用法家的手段，因而是一个内儒外法的施政者。所以，其治蜀颇为铁腕，曾因刑法严厉而引发不满。据《蜀记》所载，法正以刘邦入咸阳“约法三章”事例，一度劝他“缓刑弛禁”。诸葛亮认为，秦朝昏庸无道、刑罚苛严，导致民怨鼎沸；而刘璋之治，只靠一些表面的文书、法令来维持，并养成相互奉承的恶习，导致德政不施、威严不足，如此则失之于宽，自然不能沿用汉初法度。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诸葛亮下了一剂以严济宽的“汤药”。纵观那些惯用申韩之术的历史人物，大多都遭后世谴责、诋毁，但诸葛亮由于施政公道，却得到蜀人普遍的敬畏与热爱，虽行严刑峻法却罕见怨言，可谓非同一般的高明。
诸葛亮是富有理想的，但又极具理性。虽然频繁北伐，他却深知立国强基之根本，所以注重“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多年来，他鼓励从事农业，不侵扰耕种收获，着力减轻赋税，不耗尽百姓财物，以此富国安家。诸葛亮后来屯田汉中，实行“十二更下，在者八万”的轮换制度，即让十分之二的士兵换防休息，以兼顾兵农。特别是建兴十二年（234）的北伐，更以屯田作为长久驻扎的根基，以致耕种的兵士与渭水岸边的居民混杂相间，却对百姓秋毫无犯。诸葛亮还重视兴修水利，尤其对都江堰保护甚力，曾设置专职堰官，并遣壮丁一千二百人予以维护。为增加国家财力，诸葛亮还实行盐铁官营，设置司盐校尉和司金中郎将，仅盐业一项即获得丰厚利润。经过有效治理，蜀地出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的格局。
在处理与孙吴的关系上，诸葛亮的头脑始终清醒。蜀汉建兴元年（223），南中地区趁刘备去世而叛乱。“欲攘外者，必先安内”，但诸葛亮却不急着平乱，他打的首张牌是与孙权重新结盟——这是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诸葛亮由此修复了因夷陵之战而走向对抗的双边关系，为以后南征、北伐创造了必备的外部环境。吴黄龙元年（229），孙权登基称帝，蜀汉不少大臣要求与之断绝盟约。假如从“天无二日，士无二王”的政治高度细究，这是必然要作出的外交反应。但诸葛亮看得更透，他认为孙权打算僭号篡逆已久，文武将相又团结和睦，不可能一朝平定；要是蜀、吴长期对抗，只会让魏国从中得利，若与之友好，蜀汉北伐便没有东顾之忧，曹魏黄河以南的部队也难全部向西调动。正因如此，对孙权僭逆之罪便不宜细究，蜀国还专派使者前往祝贺。诸葛亮这一策略，是不被名号牵住鼻子的务实精神，展现了纵横捭阖的灵活性。
诸葛亮的非凡，更在于为蜀汉留下了可持续的制度遗产。在他去世后，继任的蒋琬、费祎继承诸葛亮订立的制度规范，遵循而不改变，使得边境无事，国家和谐统一。西汉开国之初，“萧规曹随”被传为佳话，但这样的历史总难再现。即使如明朝张居正般的治世能臣，虽曾大权独揽、力推新政；一旦病逝，便立马被抄家问罪，人亡政息可谓常态。难得的是在蜀汉当年，诸葛亮却能让自己确立的内政外交方略在死后几十年基本不变，这表明了原先制度的现实价值和生命力，也反映了诸葛亮生前的影响力并非仅仅源于政治权威。
关于内政外交，司马懿留下的史料不多。但在魏文帝时期，他多次奉命居守后方，内镇百姓，外供军资。曹丕曾用汉初萧何、曹参作对比，表明司马懿职责之重，叹言能使他无西顾之忧就行了。由此可见，司马懿具有突出的治政与管理能力。建安二十年（219），镇守荆州的关羽北攻荆襄，司马懿体现了敏锐的外交思维，建议曹操挑拨孙、刘之间的矛盾，以坐收渔利。不过，这些都属零星记载，与诸葛亮的业绩不可同日而语。
四、才情技艺方面
诸葛亮的民间形象，可谓上识天文、下知地理，左通诗书、右精阵法。尤其在罗贯中的笔下，如“用奇计孔明借箭”“七星坛诸葛祭风”“五丈原诸葛禳星”等，让他简直成了半个神仙。然而，诸多虚构的情节却无损一个事实：历史上的诸葛亮，毫无疑问是百年难得一见的通才型人物。
自古文以载道，曹丕更在《典论》中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文坛，诸葛亮应占一席之地。蜀汉建兴五年（227）的《出师表》，总结了汉室兴衰的历史经验，提出改革时弊、励精图治的建议，并表达了以身许国的满腔忠忱，是议论、叙述、抒情浑然一体的千秋名篇。《后出师表》阐述了诸葛亮的军事策略，其忠贞壮烈之气甚至超过前表。“鞠躬尽瘁，尽而后已”的名句让人感慨万千，读后肃然起敬。虽然有人视此表为伪作，但这已无需细究。诸葛亮晚年的《诫子书》，言简意赅，不事雕琢，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家训之一。单凭这些奏章、言论，他就足以立身、传世。
诸葛亮的艺术造诣也不同寻常。他精通音律，“好为梁父吟”。“为”字可作两解：一是治，即善于弹唱；二是作，即制作乐曲。唐代《艺文类聚》就将一首《步出齐城门》视为诸葛亮所作。不仅如此，他一定能焚香操琴、自弹自唱。据《中兴书目》记载：“诸葛亮曾撰《琴经》一卷”。盛弘《荆州记》、习凿齿《襄阳记》均称襄阳有孔明故宅，诸葛亮常登临一山，鼓琴以为梁甫吟，故取名乐山。诸葛亮据说还擅长书画。南朝陶弘景《刀剑录》、虞荔《古鼎录》等均叙及其书风笔迹。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写道：“诸葛武侯父子皆长于画。”《宣和书谱》也有记载：诸葛亮“善画，亦喜作草字，虽不以书称，世得其遗迹，必珍玩之”。
除了文学、艺术，诸葛亮还善于创造发明，诸如连弩、木牛流马、八阵图等都出自其手。连弩又称元戎，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是当时先进的射击武器。木牛流马，是诸葛亮为克服军粮运输困难的新型工具，“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这件神器虽已失传，却给后人留下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八阵图则是一种兵力部署的作战队型，在民间被传得神乎其神。甚至如孔明灯、孔明锁等许多物件，也被记在诸葛亮名下。这些难免有后人附会的因素，但无论如何，诸葛亮都无愧为横空出世的一位发明大家。
相比这么一位奇人，司马懿的业余生活一定显得枯燥。当然，他年少即博学而多闻，潜心儒学研究，想必颇具文才。司马懿征战辽东前夕，在会见父老故旧时曾编了一首歌：“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除此之外，司马懿没有留下什么传世之作，也没有其他值得书写的亮点。总之，两人的文学才华、创造技艺不只差一个档次。
五、任人用权方面
诸葛亮、司马懿都是托孤之臣，但在蜀、魏的份量却有较大差异。蜀汉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刘备托付后事，称诸葛亮的才能十倍于曹丕，若自己的儿子可以辅佐，就辅佐他；如果他不成才，则可自行选取合适的人。同时托孤的还有尚书令李严，但他不久即被边缘化。可以说，诸葛亮是蜀国的实际掌舵人，连刘禅也认为政务都归诸葛亮，他只管祭祀一类的活儿。因此，诸葛亮面临的政治格局相对简单，可凭自己的意志充分行权，故更应对蜀汉的国祚负领导责任。
一个国家的命运，从根本上取决于当政者能否知人善任。诸葛亮并不用人唯亲，同母弟诸葛均终其一生，只做到长水校尉。作为亲贤重才的蜀汉丞相，他被评价为“能尽时人之器用”。但平心而论，识人实非其特长。用马谡守街亭，是最典型的例证。马谡本是不错的作战参谋，可在初次北伐这样的关键战役，诸葛亮却废弃魏延等大将，让缺乏经验的新人当前锋，无疑失之草率。刘备临终前曾表示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诸葛亮听后不以为然。而马谡确实不是草包，七擒七纵孟获就出自他的“攻心为上”策略。但是，由他统兵出战街亭，则用其所短，诸葛亮为此也跌了十分惨痛的跟斗。
在《出师表》中，诸葛亮向后主刘禅推荐了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陈震、张裔、蒋琬等文武大臣。郭攸之未在《三国志》入传，即使有两处零星记载，还被视作唯命是从，不值得与之成就大事。向宠在征讨蛮夷时遇害，几乎没有留下业绩。费祎被裴松之喻为“中才之相”，董允等人更算不上一流。诸葛亮后来提携了蒋琬、姜维，使他们分别成为自己的政治、军事接班人。两人可称干才，却不足以辅佐帝业，自然难以承继诸葛亮的遗志。
对一个自比管仲、乐毅的人，诸葛亮有着非凡的志向，只可叹一生呕心沥血，却换来“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究其原因，或许是国力相差悬殊，或许是遇到像司马懿这样的强敌，但另有一个重要因素，正如陈寿所分析的：过去萧何举荐韩信，管仲举荐王子成父，都是估量自己的长处，觉得不能兼有文武之才的缘故。诸葛亮的治国才能可与管仲、萧何等同，但蜀国却没有像王子成父、韩信那样的名将，故使功业衰败。然而，蜀国之所以缺乏一流名将，是否与用人的取向和机制有关呢？
当然，益州偏于西陲，本来就少人才。但作为蜀汉最高行政长官和军事统帅，诸葛亮长年征战，却任由魏延、杨仪在前方“有如水火”、互不卖账，无疑潜伏着巨大风险。虽然由于惜才，难以忍心偏废任一方，但对两人因私怨而致蜀军分裂的危机隐患，诸葛亮要么没有察觉，要么已然察觉却未有措施——无论哪种情形，对他来说都是极大的遗憾。反观身在东吴的孙权，早就视杨仪、魏延“牧竖小人也”，料定诸葛亮去世后必生祸乱，认为蜀国诸位糊涂，不知对此防备。对比孙权未雨绸缪调处孙皎、甘宁二人的矛盾，亲自树立周泰在朱然、徐盛之间的权威，诸葛亮显然存在差距。
两国相争，非一人之智的比拚。司马懿在识拔、调用人才上颇具功力。他从寒门提拔了邓艾、王基、州泰、贾越等人，而灭蜀的首功当计在邓艾名下，王基则在平定毋丘俭、文钦和诸葛诞之乱中大展英才。不仅如此，司马懿还精心栽培二子，通过言传身教，并在战场历练，司马师、司马昭皆成统帅之材。相形之下，蜀国在后诸葛亮时代明显青黄不接。后人用“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发感叹，其实汗颜的不该是廖化，而应是有权谋划梯队建设的统帅者。
在此需指出，司马懿所处的政治环境远比诸葛亮复杂，甚至可以说险象环生。曹操早就察觉他有 “狼顾相”，“非人臣也”，因而心存忌讳。幸亏魏文帝曹丕对其友善，还临终指定他和曹真、陈群、曹休为辅政大臣。魏明帝去世后，他又与曹爽受诏辅佐少主。但与诸葛亮不同，司马懿一直被曹姓辅臣防备。齐王曹芳即位后，他不久转任没有实权的太傅，渐渐地成为一具摆设。然而，司马懿的权谋也因此施展得淋漓尽致。他知道“力不能争”，故以退为进、先求避祸，于魏正始八年（247）五月开始装病，以奄奄一息的惨状，骗过了前来探风的李胜。同时，又在暗中周密布置，直至魏嘉平元年（249）曹芳、曹爽出城祭扫，才等来政变的机会。经年累月装病非常人能熬，可司马懿是老手，早在年轻时就借口风痹症卧床不起，以逃避曹操的征辟。司马懿的韬晦之术由此可见，而一旦瞅准时机，他立马出击扭转了乾坤。
就政治手腕和驭人手段来说，司马懿无疑炉火纯青。平定辽东后，他杀了十五岁以上的男子七千多人，但释放了被公孙渊囚禁的公孙恭，为受迫害的纶直等修墓，并宽恕了普通参与者。当曹爽被制伏后，即以谋反之名，诛杀曹氏兄弟及何晏、丁谧等心腹，但对鲁芝、杨综等人，却因其忠心可嘉予以赦免。司马懿颇有奸雄风范。在襄平城下，他以年老糊涂为名，将公孙渊派作使臣的相国、御史大夫一并斩首；魏嘉平三年（251），预先下赦书为王淩免罪，诱使对方投降后又予以拘杀，此种厚黑功夫非诸葛亮能有。
综合分析，诸葛亮重人才却不乏盲点，司马懿似乎更能知人善任；就政权的掌控力论，诸葛亮在蜀国的格局非司马懿可比，但论用权的阴鸷、老辣程度，后者自然盖过前者。
六、道德品格方面
“诸葛大名垂千古，宗臣遗像肃清高。”公忠体国的诸葛亮，可谓古代官员的典范。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将权臣、能臣与忠臣一体化。刘备临终作诏书训示刘禅，要求他对诸葛亮“事之如父”，这使两人形成既君臣又父子的特殊关系。诸葛亮在蜀国，用“权倾朝野”形容也不为过。吴黄龙元年（229），吴、蜀在盟约中竟不谈帝王，却独独赞颂诸葛亮的恩德威望。如此这般越规，充分表明谁是政权的重心所在。
但是，诸葛亮并没有专权擅势、一手遮天。他对刘禅始终持谦恭姿态，一份《出师表》写尽两朝老臣的拳拳之心。另一方面，诸葛亮“集众思广忠益”，认为采纳了正确的不同意见，就像丢掉破鞋而得到珍珠美玉一样，则自己可以少犯错误。在严于律己方面，他堪称标杆。街亭之败后，诸葛亮上疏“自贬三等”。而在当时的蜀国，任何人都没有资本撼动其权威，但他自我担责，体现了胸怀与品格。
诸葛亮的道德风范和人格魅力，不仅感染着身边的臣僚，还从诸多特定人士的口中得到印证。孟达降魏后，有人说诸葛亮恨之咬牙切齿，因此要诛杀其妻子儿女。孟达并不相信，表示诸葛亮待人善始善终，绝不会如此行事，而他对诸葛亮的信任和仰慕也未曾消失。司马懿曾写信表示，投降曹魏的黄权是爽快人，常常对诸葛亮赞不绝口。即使那些遭贬斥的官员，也因孔明凡事出于公心，对他仍抱着特别的期望。被放逐汶山的廖立，听到诸葛亮的死讯后，流着眼泪叹息说：我要变成夷人在这里呆一辈子了！被削职为民的李严获悉诸葛亮去世，因料想无人会重新起用自己，不久即发病而死。
诸葛亮临终留下遗言，要求葬于汉中定军山，墓穴只要容下棺材即可，以平常衣服入殓，不用任何随葬品。他还上表后主，称家中私产有桑树八百棵，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已富余，自己在外没有调取其他财物，不另作经营以增加财富；如果有一天死去，将不让家中有多余布帛，官任上有多余财产。事实果如其言。蜀国百姓对诸葛亮心怀追念，赞誉之声不绝于口。陈寿认为，即使用《甘棠》赞美召公、郑人歌颂子产来比喻，也不会相差太远。
如何评价司马懿的德行？应该说，他在官场有不错的名望。魏明帝好修宫室，服役者上万，百姓以此为苦，正是司马懿上奏予以停止。他对权位至少在表面上较为谦让。魏嘉平元年（249），司马懿诛灭曹爽及其党羽，开始大权独揽，但他坚辞天子所封的丞相职位，此后还谢绝九锡之礼。魏嘉平三年（251），又辞让相国、安平郡公等职街。史称司马懿“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难说诸多的姿态没有伪善成分。不过，司马懿尽管功勋日隆，却始终未曾张扬，也实属不易。他面对同乡长者常林，见了总要下拜，并告诫子弟：盛满是道家所忌，居高位要懂得减损，才可免于其祸。司马懿临终也要求筑土墓，不起坟，不栽树，以平时衣服入殓，不用随葬器物。但由于子孙篡魏，更由于司马氏全是残暴昏君，丢弃旧日纲常于不顾，司马懿的政声终究大打折扣。当然，无论怎么比较，诸葛亮的高风亮节非司马懿所能并提。
七、究竟谁胜一筹
诸葛亮与司马懿，无疑各有千秋、互有短长。三国吴人张俨认为他们正值风云际会之机，或者在蜀汉建功立业，或者在中原名垂史册，实乃“一国之宗臣，霸王之贤佐”。对这两位人杰，很难简单判定高下，关键是用怎样的坐标来审视，又基于多长的时间跨度来衡量？
即使对于历史伟人，他们的命运也往往由性格决定。“诸葛一生唯谨慎”。相比司马懿的举重若轻，诸葛亮可谓举轻若重，这似乎预设了他一生的轨迹。但是，看似稳字当头的诸葛亮，其实不乏冒险精神。在诸葛三位同族兄弟中，诸葛瑾辅佐孙权，诸葛诞投奔曹丕，所谓“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而当初诸葛亮出山之时，曹操已“挟天子以令诸侯”，孙权承父兄之业雄踞江东，唯刘备寄人篱下，尚无立身之地。可见，如此抉择具有极大的风险。事实上，曹操不久即南下荆州，刘备在五千敌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的穷追下，“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一句“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表明形势之凶险，更表明诸葛亮独入龙潭的勇气。一个敢提着脑袋搏击江海的智士，虽然小心谨慎，在骨子里却有着大开大阖的气概。在“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大洗牌时代，诸葛亮无疑比两位胞弟更具胆略，最终也取得更高的风险回报。
明知国力疲弊，诸葛亮仍然主动挑起与曹魏的战争，这也与其冒险精神紧密相联。诸葛亮追随刘备，不会是简单地被对方三顾茅庐所打动。究其根本，刘备是当时兴复汉室的旗帜性人物，是既可能一败涂地也可能成就大业的雄主。诸葛亮出山，固然有基于利弊分析的功利因素，但可以肯定，他绝非为了高官厚禄、封妻荫子的实利，而是出于澄清宇内、一匡天下的使命。所以，他一开始选的就不是中规中矩的太平路。蜀汉偏踞一州，兵少将寡，以诸葛亮之识见，必定知道闭关守境的益处，也应能预估北伐成败的概率。但是，诸葛亮绝非守土偏安之人！在挫折与无为之间，他宁肯选择了行动而最终失败，也不会接受看不到希望的原地守候。
历史上并非没有以弱胜强的成功案例。早在战国时期，乐毅以区区弱燕之师，动员会盟五国之兵，长驱直入强大的齐国，以摧枯拉朽之势连下七十余座城池。年轻时以乐毅自比的诸葛亮，也许不难从中得到启示。诸葛亮初次北伐，一度也存在较好的机会。当时，“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又恰逢曹叡即位不久，猝不及防受到攻击，于是“朝野恐惧，陇右、祁山尤甚”；在前线对抗的魏将曹真、张郃也难与司马懿并提，关中守将夏侯楙更是胆怯无谋。假如此次用兵旗开得胜，并趁势夺取出产骏马、锐卒的陇右，再配合以孙权北上征战，局面难说不会呈河东、河西之别。因此，诸葛亮北伐是建立在理智基础上的战略性冒险。
然而，一个战略上相当大胆、激进的人，战术上却极其谨慎、稳健。这听似悖论，却是一种现实。诸葛亮的思维极端缜密，这既支撑起他在决策中的充分自信，又让其在操作时如临如履。一方面，诸葛亮能在纷繁迷离的形势下预判多种可能性，作为使命感驱动的人，只要从宏观层面有一线希望，就会放手一搏。另一方面，由于对实施中的各种环节及矛盾隐患有超常的敏锐，加上一定程度的完美主义倾向，他在微观层面就倍加精细，从而事无巨细亲揽，也更注重规避用兵征战时的具体风险。在我看来，诸葛亮的冒险与谨慎都源于非凡——因非凡之志而定非凡之策，因非凡之才而竭非凡之力，最终以一人之智左右蜀汉这部国家机器的运转。而一旦形成举国的心理习惯与思维定势，原本理性的战略冒险也容易走向偏执，其战术谨慎就导致事必躬亲、虑多决少，所以诸葛亮的“成”与“败”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
相对于诸葛亮，司马懿在魏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要弱许多，面临的政治环境曾较为凶险，但从军事对抗的角度，其难度系数却要小许多。自古用兵攻难守易，何况守方的总体实力本就占优。司马懿就好似统领一支打防守反击战术的顶级足球强队，已率先进球，又排出“五三二”甚至“六三一”的阵型；而另一支弱队不得不取攻势，却又不敢贸然采用“四三三”的组合。因为蜀汉不允许再次遭遇夷陵之战那样的惨败，诸葛亮北伐固然要积极建功，但终究横着一条在最坏情况下必须止损的底线。正因如此，他在战场上就很难豁出去，以致体现了一种中庸式的用兵之道。可见，诸葛亮与司马懿的交锋虽然没有占到便宜，倘若考虑盘外的因素，已经殊为不易。
假如诸葛亮不死得过早，蜀汉有可能压倒曹魏吗？也许难有这样的可能。但可以肯定，有诸葛亮的蜀国，与没有诸葛亮的蜀国，显然存在巨大的差异。而有司马懿的魏国，与没有司马懿的魏国，至多是换了一个权臣和智士，此外不太会有特别深刻的变化。司马懿七十三岁去世，晚诸葛亮十七年。假如与后者同寿，他将止步于魏太和六年（232）——此时诸葛亮尚未开始第五次北伐，这意味着司马懿等不到对阵五丈原的一天，更不会有平定公孙渊、诛除曹爽集团的机会。倘若如此，司马懿的历史要黯淡无数，甚至因上年“魏兵大败”的不光彩记录，而作为一个败亡者退出江湖。
历史当然是不可这样假设的，但假设却给人以启发。诸葛亮与司马懿，谁更胜一筹，关键在于衡量的尺度。正由于后者的高寿，随着同时代元老的凋零，司马氏的势力逐渐在魏国一股独大。从子辈的司马师、司马昭到孙辈的司马炎，几代接力棒的传递，竟让司马懿成了《晋书》开天辟地的第一号人物。不过，以诸葛亮在蜀汉的至高地位，欲废刘禅自立易如反掌。退一步说，像曹操那般封公称王更是唾手可得。诸葛瞻、诸葛尚等子嗣，虽然没有伐魏吞吴之能，若辅以良弼，要割据益州数十年也并非难事。但这是诸葛亮不会逾越半步的雷池，相信连一闪而过的念头都不曾有。
就世俗功利而言，诸葛亮既是推动蜀汉开国的赢家，又是北伐壮志未酬的输家。司马懿则作为三国归晋的奠基者，由曹魏托孤辅政的重臣到掌控朝政的权臣，甚至死后还被子嗣追尊为宣王、宣皇帝，使天下成了“家天下”，无疑开辟了登峰造极的事业。但倘若站在历史的高度，司马懿的事功又变得较小，“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诸葛亮反显其大。毕竟晋朝始终没有象样的格局，司马氏政权充其量只是造就了几个低劣的天子，以致因皇室残杀酿成五胡乱华的大动荡。而像诸葛亮那样的一场壮烈失败，因为具有精神的高度，却铸就了无数代人心目中的莫大成功。加上在立德、立言方面，司马懿均明显处于劣势，诸葛亮的历史评价自然令对方难望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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