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制导致秦王朝灭亡？—— 史论县域22

　　　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即有“胜者王、败者寇”的思想传统。我一直在怀疑，这些东西很可能是那些“为君王讳”的人们在正统史籍上编造的假故事。其实，刘邦远远没有司马光吹捧的那般英明、伟大和光荣。他错误地认为，秦王朝之所以遭致灭亡，真正的要害就在于郡县制，将地方的权力最大限度地集中于中央政府，酿成“内重外轻”的局面。等到农民起义爆发，孤立无援的地方郡县不能有效地屏障和保卫朝廷，从而导致秦国大厦轰然坍塌。所以，西汉王朝建立之后，他自作聪明地总结了秦二世倒台的教训，在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上推行郡县与封国并行的制度。开始分封一批功勋卓著的异姓王，后来又大封自己的兄弟与子侄们为“同姓王”。汉初全国约54郡，属于诸侯王国者达39郡之多，直属于中央政府的仅为I5郡而已。诸侯王国中，尤其以齐、楚、吴三国的面积最为辽阔，号称“分天下半之”。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诸侯王国可以自行任命御史大夫以下官吏，自征税赋，自铸货币，自行纪年，甚至“自为法令，拟于天子。”诸侯们除不能称“皇帝”之外，其余什么事情都能干，完全处在一种为所欲为的独立状态。

　　关于郡县制是导致秦王朝灭亡的原因，柳宗元在《封建论》一文中进行过极为有力的批判与驳斥。他指出，当年统一而强大的秦王朝之所以“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翻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秦王朝不知何体恤民力，多次征发数以万计的百姓服役，刑法越来越残酷，耗尽了社会财力。遭受责罚的人们彼此心照不宣，愤怒的百姓群起反秦抗秦。那个时候，只有造反的群众而没有反叛的官吏，百姓的怨恨和官吏的惧怕，化成了全国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所以，秦王朝垮台的关键原因在于广大人民的怨恨，而不是设置郡县制的过失。

　　柳先生又进一步分析：“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意思也很清楚，你刘邦沿袭周朝的封建制，分封自己的子弟和功臣为诸侯王。但没有几年，诸侯国便开始叛乱，连自己都曾经被围困在平城而为飞箭射伤，如此衰落不振达三代之久。那个时候，只有反叛的诸侯国而没有反叛的郡县，秦朝郡县制的正确性也就很明白了。因此，汉朝企图通过分封诸侯王来屏卫中央，实践证明完全是错误的决策。

　　由于刘邦缺乏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低估了郡县在维护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体制性和机制性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而是错误地判断了形势，加之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结果导致诸侯王国势力日益强大起来，成了尾大不掉的巨大隐患，造反与分裂便必然是迟早的事了。这时，一个叫晁错的臣子做了一回“冤大头”，成为了诸侯们以“清君侧”为名向中央政府发难的导火索。晁错向汉景帝刘启递送了一份《削藩策》的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诸侯国的祸害是：“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此报告刚刚呈送上去，便被埋伏在京城里的“卧底”很快获悉并传到诸侯王那儿。于是，内战一触即发。

　　2009年8月，我曾经专程到西安郊外的汉阳陵参观了汉景帝的墓。汉景帝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忠厚、勤俭、珍惜民力的好皇帝，任期内曾经连续11年免除农业赋税以让社会“休养生息”。给他死后陪葬的东西，尽是一些陶制的小人儿与小动物。当时，他出于“血浓于水”的传统观念，对尚未出“五服”的诸侯王们抱有幻想，便灭了晁错九族以息事宁人。没有想到“清君侧”是假，夺皇权是真。诸侯王还是不依不饶地于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爆发了以刘邦之侄吴王刘濞为首的同姓王联合大叛乱。参与叛乱的国王是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西王昂、胶东王雄渠，时称“七国之乱”。

　　不过，此时的皇帝专制主义与大一统中央集权模式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既然你已不仁，就莫怪我不义。忍无可忍的汉景帝坚决反击，一举平息“七国之乱”，并于悔恨之余顺势大举削藩。《汉书》上说，“令诸侯王不得治民补吏，而汉置内史以治其地，则封建之地, 悉为郡县矣。”意思是讲，就算是你诸侯王的封地没有被没收，封地之内也必须设置郡县，并且郡守与县令的任免权也不操在你诸侯王手里，而由朝廷亲选和皇帝任命。既然干部的“乌纱帽”你都管不了，那还会有谁愿意冒着砍头和诛灭九族的危险去跟你造反呢！所以，到了西汉后期，分封制实际上成了一种聋子的耳朵———“摆设”，诸王和诸侯们对封国仅为“衣食租税而已”，封土而不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