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科举制度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基本上与明代一脉相承，但它自始至终主要是针对汉人的选拔方法，满族人一直享有种种特权，做官根本就不需要经过科举途径。
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分两个阶段，一个是科举的初步考试，一个是科举的正式考试。初步考试又分为童试、岁试、科试三种。童试，一般又叫做“小考”。凡童子开始应初试的时候称做“童生”，童生经过一定的考试选拔，在县里面选拔了以后到督学进行考试，督学考试合格就可以称做“秀才”了。秀才每一年考一次，故叫“岁试”。每三年还要参加一次“科试”，主要是确定参加举人考试的资格。正式考试也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种。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即在子、卯、午、酉这四个年中的八月举行乡试。乡试考中了以后就称为举人，举人实际上是候补官员，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公务员考试合格者，就算有资格进入仕途做官了。
按清代的法律规定，获得举人资历者，可以直接到中央政府的吏部去登记注册，并由吏部宣布给予候补官职。但这种修补官职一般只是地方县域政府的小小八品官儿，多属于一种给知县帮忙办事的“吏”。况且，能否补上实缺，即当不当得上正式官员还得等候吏部的通知书。好多举人候补了一辈子，致死也没有等到吏部的任职通告书。所以，绝大多数举人即使是人到中年甚至两鬓染霜亦不愿就此打住，而是会怀着美好的理想沿着科举的道路马不停蹄地朝前奔。
接下来便是会试。会试一般是在紧接着乡试的第二年二月份举行。会试在京城进行，也叫“春试”。会试如果考中了，称之为“进士”。进士每年的名额大概有３００名左右。会试考完以后还要进行第三场考试———殿试，即在会试之后的第二个月，大概于４月份左右，由皇帝在太和殿亲自主持的考试。殿试完毕，阅卷放榜。录取如明代一样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所以这些程序安排与习惯搞法，虽然打上了满清的“商标”，但都是从历史上照葫芦画瓢传承下来的东西，广大的知识阶层也照例是趋之若鹜，视之神圣。
但是，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从产生、成长、发展、衰败、灭亡的历史过程，这是一个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结局。科举制度开始确实是个好东西，发展到清代，却日趋走向没落，弊端越来越多、越演越烈。除开那些科场舞弊不说，关键的毛病还在于科举考试的方法与内容对社会形成的引导效应非常的负面。其中尤其以八股文为甚。所谓“八股文”，也有称之为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的，是取四书、五经中的某个文句为题，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必须用古人语气，也就是要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固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如果详细介绍八股文极其复杂，当初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读书时，老师曾以半节课的功夫费劲地讲，我们仍然还是晕晕乎乎搞不懂。后来在图书馆借了一本书慢慢理解，才得以将此事弄成个大概。要说八股文最大的危害性，就在于它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因为科举的考试内容与形式十分僵化，只要文章符合八股规则，不讲考生实际学识。为应科考，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都耗费在八股文上，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非常迂腐，不可能产生独立思考与开拓创新的能力。而且，绝大多数人把通过科考作为读书之唯一目的。“学而优则仕”的氛围下，“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发财和光宗耀祖。
但是，不管怎么看和怎么讲，科举考试制度最大的优点是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择优。把广大考生的思维禁锢在八股文的烂泥坑中不能自拔当然不对，无论什么出身的人包括贫下中农家庭的子弟，只要考试过关，就能名正言顺地进入官场，就能获得与社会权贵们平起平座的现实条件。《儒林外史》中那个穷得必须以唯一的老母鸡换米才能做饭充饥的老实巴交的范进，一旦“中举”了，往日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吏财主们便立马就会前来攀缘结会，前后一比，真个犹如冰火两重天。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有将近半数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做官的“寒门”出身。所以，科举制度对基层社会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让广大人民群众通过科举改变自己命运的“明天会更好”形成了切切实实的美丽梦想，从而极其有效地维护了封建专制集权的统治与社会的安定团结。1905年，满清王朝宣布废除科举考试制度，一下子将千百万知识分子心中神圣的希望击得粉碎，使这些人对早已腐败透顶的清廷彻底地丧失了信心。这恐怕也是满清王朝之所以很快便在数年后的辛亥革命中灭亡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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