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史不当官，不知道真正当官的，看到这篇会作何感想？
文 ▏Vivi （邵维维，沈阳城市学院教师）
杀和绅，树新风
1799年2月7日，89岁的乾隆寿终正寝，翌日，新皇帝嘉庆就发布了一条让全国人都大吃一惊的谕旨：免去乾隆皇帝驾前第一宠臣和珅兼任的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这职。十一日，在初步查抄、审讯后，嘉庆宣布和珅二十大罪状：主要有欺骗皇帝、扣压军报、任用亲信、违反祖制、贪污敛财等。十八日，在京文武大臣会议，奏请将和珅凌迟处死，将同案的福长安斩首。
亲政后第二个月，皇帝发布谕旨，今后皇帝出宫祭天及谒陵，随行仪仗减半，皇后和嫔妃不必随行，以减少出行费用。
没多久，皇帝再次发布谕旨，禁止大臣们向他进贡古玩字画。新皇帝不喜老爹的那份风流情志，义正言辞地警示说，大臣向皇帝进贡古玩，只能助长贪婪之习，毫无裨益。
这道谕旨发布不久之后，有大臣向皇帝汇报，说去年年底从叶尔羌采解入京的一块大玉石正在运送途中，因为道路难行，难以按规定时间抵达京城，请皇帝批准延期。可皇帝发下了一道让全国人都目瞪口呆的谕旨：
“一接此谕，不论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
连撰写圣旨的大臣都惊了，看来大boss的反腐倡廉决心是真真的。
通过这番折腾，新皇帝的务实与节俭形象，一下子树立起来了。
嘉庆不幸处于王朝盛衰轮回的拐点，他肩负帝国的兴衰，又面临诸多的限制。责任心极强的他在位期间几乎夜夜不能安眠，苦思解决腐败之策。从嘉庆七年到嘉庆十年，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调整。全国的省部级高官，都被轮换了个遍。11个全国总督当中，6个被他撤换。大大小小的贪官，又查出了几十个。可是腐败的势头，仍然没有丝毫减弱。
既杀了大贪官，皇帝又以身作则，整饬官员，这真是极好的，可为什么贪污还是屡禁不止，年年反贪年年贪呢？
原因有二：一，腐败收益高，风险低。被发现惩处的贪污人员仍是九牛一毛，占贪污人员总数的千万分之一。二，腐败已经成了官僚体系的常态，贪污成了官员生活的模式。一个人如果不贪污，会被视作异类，还怎么和其他伙伴一起好好玩耍，还怎么在官僚体系中生存下去。
其实，举朝官员从乾隆晚年开始，对惩贪风暴的反应就已经十分麻木了。乾隆皇帝生前就曾经多次哀叹：
“外省总督和巡抚们，一见我惩治腐败，当时也未尝不稍稍警惕一下，但是事过则忘。这种锢习相沿成风，身陷法网而不知后悔，真是没有办法。”
到了嘉庆时期，官员们的腐败热情已经高涨到了“既不要脸，也不要命”的程度，连死都不怕，皇帝也没招儿。
养正气，启良知
在虐杀式惩贪失败后，皇帝认识到，杀人已经解决不了问题，难不成还能把全国的官员都杀了去。于是，嘉庆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选拔新的官员上，试图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引导人，教育人，启发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做的《才德说》中明确宣布了他选择人才的标准：
“夫才德全备之人上也；德优于才者次也；才过于德者又其次也。德优于才犹不失为君子，若才过于德，终恐流为小人矣。……宁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确歉也。”
就是说，嘉庆的选才原则是：宁用平庸之徒，不用“有才无德”或者“躁进好动”之人。
这样的标准，造成嘉庆一朝的中枢大臣们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道德操守不错，办事谨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杰因“老成端谨”被嘉庆十分欣赏，称赞他“两袖清风”。刘墉也因“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诰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书称其“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戴衢亨则“性清通，无声色之好，办事谨饬清慎。”
清廉当然不是坏事，可是权臣谋政光清廉是不够的，还应有才华和谋略。缺乏杰出的政治才华，少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和创新精神是嘉庆选拔人才的弊端。对于嘉庆一朝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暮气沉沉，没有一个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决办法。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当权者迫切需要的是了解社会症结所在的现实主义者，或是有一腔热血，我以我血荐轩辕，舍得肝胆涂地的重度理想癌患者。
拿正气和良知而不是才能来衡量人才，这样做既不利于反腐，也有害于治国。
无奈守成，只能法祖
新风和选拔人才的新政仿佛是打向棉花的拳头，连个响都听不到。嘉庆皇帝发现自己还是太年轻，资历浅，拳头软，于是他将眼光重新投向了自己的那些丰功伟绩的先人，那些在宗庙里永享祭祀的列祖列宗们。经过对帝国整体形势的评估和对“新政”的深刻反思，他终于确定了大清未来的行政方针，那就是“守成”和“法祖”。
皇帝在《守成论》中说，以史鉴今，感慨良多。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就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规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叶，总有不肖子孙，自作聪明，任意变乱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厦，自己另起炉灶。结果，旧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没建起来，国家往往因此灭下了灭亡的原因。
嘉庆发现有清以来的历代君主，每一个都可以称得上是雄才大略，成就显赫。怎么到自己这里，就步履维艰，难以维系了呢？他联想起老爹留下的“敬天、法祖”的遗训。他发现原来在祖宗那里，就已经建立起了一系列“良法美意”，事无巨细，都给出了如何处理的先例。这些智慧资源，足够他借鉴和利用。于是，向故纸堆找答案，成了嘉庆解决问题的途径。毋庸置疑，这种书呆子气显然也与治国无益。
嘉庆帝的“守成”和“法祖“不能挽狂澜，原因有二：
一方面，嘉庆“守成”不改祖制，而世界上早已大变。英国已经完成了光荣革命，法国也经历了大革命，德国完成了宗教改革，美国独立了，俄罗斯则一面西化一面东进。世界变了大清王朝却不思变革欲一成不变，以不变应万变，衰败也就必然的了。
另一方面是一直标榜“法祖”的嘉庆，在最核心的地方背离了祖先的传统：
满清历代雄才大略的帝王们一以贯之的特点一是“现实精神”，二是超凡勇气。皇太极说过：“凡事莫贵于务实。”雍正皇帝也说：“本朝龙兴关外，统一天下，所依靠的，惟有‘实行’与‘武略’耳。”从努尔哈赤到多尔衮，正是因为他们头脑灵活，一切判断从现实出发，敢想敢干，因势利导，才成功地从东北走到了北京。从康熙到乾隆，也正是在现实精神的指导下，才出现了连续百余年间多次不拘定势的政治创新，生机勃勃、充满进取精神的政治态势，他们“法”的是祖先们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宏大气魄。
一个不敢承担任何风险的统治者，注定不能成大事。要想挽救大清朝，最关键的不是用节俭当主打，重要的是敏锐的眼光、求实的态度和创新的勇气。嘉庆皇帝把节俭当成公德，堪称难能，但绝不可贵。大清王朝的悲哀，就在于当王朝的发展需要一位可贵的伟大人物的时候，可是，被种种偶然性推到这个这个位置上的，却是一个平庸的好人。
（部分素材来自张宏杰先生《嘉庆“滑落曲线”》2004年，有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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