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荀子把人性恶的思想教给他，并告诉他要对人进行教化。韩非子接受了前者，在他的一双冷眼中，对人性的丑恶看得比荀子还要深刻；但韩非子放弃了后者，他不相信卑劣的人性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他倡导法制，认为只有法令的威慑，才能真正实现对人欲的控制。
控制，主要就是针对恶的控制。归结到个人，是对个人的懒散、邪恶、贪婪的控制，是对人群的愚蠢、盲目、冲动、挑衅和攫取的控制。一个人只有求善的信念是不够的，还要有制恶手段和疏导流溢的生命欲望的勇气。
1.何谓控制力
韩非子的学问是帝王之学，在今天被转化为“管理学”之后，也常被作为领导者的专利。那么，这是否是一部与普通人无关的书呢？非也。韩非子讲的控制力，是我们每个人生存于世上必备的能力。比如，我们现在的身份是一个普通员工，韩非子说：“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意思是说，对于公司的某项业务，自己还不清楚的时候就急着发言，这是不聪明的；明明知道却保留意见，这是不忠诚的。生活在2000多年以前的韩非子已经非常睿智地指出了职员品质的两个核心：智慧与忠诚。而这两点都集中表现在职员对于语言的掌控上：或者不能克制自己，急于表达未经详细调查和论证的观点；或者不能催动自己，由于胆怯或疏远而未能及时提出正确的主张，都是不正确的。
这不是一种邪恶的学说，而只是一种基本的生存能力。
2.“强国之道”的理论家
人群的情绪需要鼓动，反对的意见需要弹压，人们的贪欲和攻击欲需要反复地利用。韩非子却不是这样强悍的男人。相对于他伟大的帝国控制梦想而言，他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权势。在一个纵横游说的时局里，他是个天生口讷的结巴。不能去巧言令色、沽名钓誉，但却用一双冷眼旁观着世事变迁。
韩非是老子之后最大的阴谋家。东周时期，“在贵族用世之时，惟恐国君不能专制耳。国君苟能专制，其必有愈于世卿专政之局，故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然此二语法家所以为根本”。[1]韩非子是君主专制政治的设计者，诸子思想的视角大部分都是士大夫或者平民阶层的，但韩非子却是自上而下的帝王式的，这与他独特的出身背景有关。
他是韩国的一位王子，属于庶出，地位尴尬。他不太会说话，但文笔一流。我们不知道他的生平遭受了怎样的挫折，或者存在怎样的困窘，总之强大的野心成就了其文字对语言的代偿功能。在他的文章中，我们读不到任何温情，而只是赤裸裸地为帝王服务的学说。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他还有一个同学叫李斯。荀子告诉他们人性是恶的，是自私的，但荀子充满了“知识改变品性”的信心。对此，韩非和李斯接受了前者，却都对后者不屑一顾。
知识和道德对人的影响不是万能的。天下太平之际，在文化富足的阶层中，仁德的力量最为有效。但是，对于社会动乱之时的市井细民而言，道德不过是一双蹩脚的鞋子罢了。
改朝换代、一统天下的丰功伟业从来都是由那些自私而又懵懂的市井细民来执行的。怎样牢牢控制住这些人的情绪和力量，决定了一个统治者的成败。韩非不是统治者，但在理论上，他塑造了这样一个领袖。
韩非认为：人的自私天性是教育不好的，只能用刑法的方式进行控制。
放眼天下，只有秦国的独立强大是建立在刑法的施行上。这个局面，是法家的先驱商鞅设计的。这位从卫国流亡到秦国的伟人奠定了秦帝国的基础。至少，他实现了秦王对军民力量的绝对控制。商鞅死在自己所制定的律令中，这是法家人物的宿命。韩非、李斯等人，无一幸免。
韩非本来是希望在理论上控制住韩国的王，可惜韩王不任用他。韩非流传出的文字把秦王给吸引住了，于是发兵攻韩索要韩非。他把韩非弄来之后非常器重，这令韩非的同学李斯十分嫉妒，于是伙同姚贾在秦王面前说韩非不可能真心侍奉秦国，不如找个法令的借口把他杀掉。生性多疑的秦王听到这两个人的谗言，信了一半，暂把韩非下狱，但李斯秘密派人送给韩非毒药，让他绝望自杀了。
人虽死，秦王和李斯却接受了他的学说，结果秦王朝成为一个韩非学说的试验品。只是这个在荀子性恶论基石上建立起来的秦王朝尽管强大但并不稳固，其中成败得失的道理对于大大小小的团队和单位仍然适用。
后世帝王不再高调标榜以法家思想治国，可能是心有余悸吧，毕竟作为法家的人物和国家下场都不太好。历朝历代以儒家思想控制民众，但法家思想的意识已经深深植入历代帝王的骨髓。余英时说：“两千年来，韩非对中国人政治生活的影响，远超出一般的常识了解之上。”[2]“外儒内法”、“阳儒阴法”，都是这种局面的概括性说法。
[1]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2]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
“抱法、处势、用术”的韩非子
1.严明之“法”
战国末年，秦国统一天下之势易不可阻挡。在遇见韩非之前，秦王已经采用法家手段治理国家，实现了对兵民的掌控。秦国通过对“法”的尊重和恪守实现了战斗力的储备。
“商君言法之当变，与韩子无殊，而学理之阐发，则相去远矣”。[1]韩非虽是韩国人，但他理想的“王”，却恰是秦王。在《初见秦》一篇中，韩非用充满激情的语言描述道：赏罚分明，功过各得其所，勇往直，百姓视死如归，“秦国公布法令而实行赏罚，有功无功分别对待。百姓自从脱离父母怀抱，生平还不曾见过敌人，但一听说打仗，跺脚赤膊，迎着利刃，踏着炭火，上前拼死的比比皆是”。严格地说，礼是一种规范，法是一种规则。儒家的“礼”侧重正面的引导与鼓励；法家的“法”，是侧重反面约束的严刑峻法。韩非用一个例子阐明严刑峻法的重要性。有个叫做董阏于的人去做赵国上党地区的郡守。他带着随从巡视于石邑山中，看见山涧深邃，像墙一样陡峭，深达千丈，就调查居住深涧附近村舍的人说：“曾有人下去过吗？”回答说：“没有。”又问：“小孩、痴聋、疯颠的人曾有下去过的吗？”回答说：“没有。”再问：“牛马狗猪曾有下去过的吗？”回答说：“没有。”
董阏于感叹地说：“我知道怎么能治理好上党了。假如我对罪犯严惩不贷，使他们好像掉下深涧必死一样，就没有人敢触犯法令了，还怎么会治理不好呢？”
他说这样的话，就是要表明自己的一种信念，给老百姓们传递一种讯息：法令就要如山般威严和坚硬，让人恐惧，这样才能发挥效应。
可是，法令是由领导者制定和发布的，怎样才能转移矛盾，避免自己成为意见的焦点呢？韩非认为，应该让“法”去符合“道”，也就是符合客观规律。
而在韩非看来，这个“道”不是臣民们可以民主讨论的，而是应该由领导者一个人去钻研。只有这样的“道”，才能引发具有神秘感和权威力的“法”。因此，我们现在的法是民主集中的体现，而韩非子的法走向的却是君主专制。
维护法，首先就是要树立法令的威严。没有威严的法令形同虚设，还不如道家的无为而治。
案例1. 越王计划着去攻打吴国，想要民众为他赴汤蹈火。他外出时看见一只发怒的青蛙，就向它凭轼（车前横木）致敬。随从说：“干什么对怒蛙致敬？”越王说：“为的是这只青蛙气势汹汹的缘故。”第二年，愿意为越王拼命的人就有十多位。由此看来，赞誉足以鼓动人们舍生忘死啊！
案例2.曹操年轻的时候担任京城洛阳北城区治安的负责工作，他曾经在衙门两侧挂上10余根五色棒，一个受宠宦官的伯父犯法，曹操杀一儆百，立下了威名。他的“法治”和刘备的“德治”形成鲜明的对照，最终的胜利者是由曹魏集团派生出来的司马氏，这已经证明了法治的效用。
“法”的控制意义还在于可以令领导者减负。韩非说：“做君主的亲自考察百官，就会时间不够，精力不足。而且君主用眼睛看，臣子就修饰外表；君主用耳朵听，臣子就修饰言辞；君主用脑子想，臣子就夸夸其谈。”君主的考察远不及法的客观稳定。
那么，作为领导者，应当怎样控制自己身边的人呢？
韩非子告诉我们：高明的君主蓄养他的臣下，完全依照法律办事，不使威势散失。因此大臣们即使俸禄很多，也不能凭借城邑建立自己的威势；即使党羽很多，也不能拥有私人武装。臣子在国内不准有私人朝会，在军中不准有私人外交，个人的财物不能私自借给他人。这是明君用来禁止奸邪的办法。
领导者控制力的实施，其实就是赏和罚两种主要的手段。这在韩非子叫做“二柄”。
赏罚分明，则天下太平，尽管这样可能没有人能体会到赏罚的存在，但它们却实实在在地发挥着效力。赏罚不明，人们都注目和讨论着它们，则人心波动，纲纪紊乱。
“赏”是人人所追求的，因此谁掌握了赏的权力，谁就能拥有对别人的控制力。春秋时期，齐简公失去奖赏大权而由田常掌握，简公因而遭到杀害。那么“罚”呢？是人人都讨厌的。子罕告诉宋桓侯说：“奖赏恩赐是百姓喜欢的，君王自己施行；杀戮刑罚是百姓憎恶的，请让我来掌管。”刑罚大权由于罕掌握，宋桓侯因而遭到挟制。
田常仅仅掌握了奖赏大权，齐简公就遭到了杀害；子罕仅仅掌握了刑赏大权，宋桓侯就遭到了挟制。所以属下如果统摄了刑赏大权，那么领导将会遭受危险。被劫杀被蒙蔽的君主，一旦同时失去刑赏大权而由臣下执掌，这样还不导致危亡的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
齐王向文子询问道：“怎样治理国家？”文子回答说：“赏罚作为治国原则，是一种锐利的兵器，君主要牢固地掌握它，不可把它拿给别人看。至于臣子们，也就像兽鹿一样，只要有肥美的草地，就会跑过去的。”
儒家塑造的往往是那些好好先生的形象，非常重视感情的联络或感染。这是对善的肯定力量。但是对于恶，儒家人物一般没有什么办法，只有感化。感化真的会起作用吗？不一定。尤其是在短暂和急切的交际中，威逼与利诱要比负疚引发的能量大得多。
子产做郑相，重病将死，对游吉说：“我死后，您一定会在郑国执政，一定要用威严治理民众。火的样子是严酷的，所以人们很少被烧伤；水的样子是柔和的，所以很多人被淹死。您必须严厉地执行刑罚，不要让人们因您的柔弱而触犯法令。”子产死后，游吉不肯严厉执行刑罚，郑国青年拉帮结伙成为强盗。盘据在萑苻之泽中，即将给郑国造成祸害。游吉率车骑和他们开战，打了一天一夜，才算打败了他们。游吉感叹地说；“我早按子产的教导去做的话，—定不会懊悔到这般地步了。”
像汉高祖刘邦以情感来笼络韩信，最终在危急时刻失去了对韩信的控制力，几乎酿成兵变。在法家看来这样的事情即便没有产生恶果，也是不应出现的。
领导者不必去用超规格的感情结交手下，这是有害的；更不必回避用冷酷去震慑手下，因为这是不能少的。
赵襄子被围在晋阳城中，晋阳解围后，他奖赏有功的五个人，高赫是受赏的首位。张孟谈说：“晋阳的战事，高赫并没有大功，现在成了第一个受赏的，为什么？”赵襄子说：“晋阳的战事，我的国家危急，宗庙快完了。我的群臣没有一个不对我表现出骄傲轻慢样子的，只有高赫不失君臣之礼，因此先奖赏他。”孔子听到后说：“善于奖赏啊！襄子奖赏一个人，能使天下做臣子的没有一个敢失礼了。”
韩非却持有不同意见，他说：孔子不懂得何为善于奖赏。明君赏赐不授给无功的人，惩罚不施于无罪的人。现在襄子不责罚骄傲轻慢的臣子，而奖赏没有功劳的高赫，哪里看得出襄子是善于奖赏的呢？所以说，孔子不懂得何为善于奖赏。
法家注重赏罚这“二柄”，但以“罚”为上。“韩非子的操二柄之术，表面上看是两者并行，而实际是更重刑罚，赏不过是陪衬而已”。[2]鲁人焚烧一处满积柴草的沼泽。天刮北风，火势向南延伸，恐怕会烧到国都。鲁哀公害怕了，要亲自率领众人督促救火，到火场后旁边没了人，大家都去追逐野兽了，却没人来救火，于是哀公就把孔子召来询问。孔子说：“追逐野兽的人既快乐又不受罚，而救火的人既受苦又不得赏，这便是没人救火的原因。”哀公说：“说得对。”孔子说：“事情紧急，来不及行赏了；假使救火的人都给予赏赐，那么国库财产也还不够给大家发赏哩。请动用刑罚。”哀公说：“好吧。”于是孔子就下令说；“不救火的，与投降败逃同罪；追野兽的，与擅入禁地同罪。”命令下达后还未传遍，火已经扑灭了。
这样的法，也许对于应急是管用的，但难以长治久安。“韩非学派的'法治主义虽然也把'法’看成是从自然规律中引申出来的治国的方法，好像也和近代的某些'法治’思想有共同之点，可是实际上他们的所谓'法’，主要是'刑’，用'法’来治国，就是用'刑’来治国，这就必然会引导到绝对专制主义的道路上去，秦代的政治正是根据这种'法治’主义的观点造成的专制主义的政治”[3]。当然，法家人讲控制，绝不是那种粗糙的、直白的、赤裸裸的控制，这样的控制显现不出能力。法家控制力的妙处，在于能够“抱法、处势而用术”，于无痕迹中实现对臣民的操纵。明法，上面已经讲得很充分，下面要详细说说“处势”和“用术”。
2.神威之“势”
什么是“势”？就是地位和权势。地位是先天的，就好比水居于高处。水积聚在高处，就具备了势能，形成了权势。聪明的领导人懂得适当地把这种势能分散开去，分权散势也就是任命百官。散势的基本原则是：既不能分权给那些自己控制不了的狡黠之人，也不能分权给那些办不成事的高洁之士。
韩非之前的法家学者慎到是研究“势”的专家，他曾经非常标举“势”的重要性。他说：飞龙、神蛇能够腾云驾雾，所以神幻莫测，可是一旦失去了云雾，就什么戏法都不灵了，和地上的蚯蚓一样平凡。所以说“势”是非常重要的。
（1）对于控制力而言，“势”不是一种值得钻研的技术，而是一种需要认识的价值。
不仅法要有威严，领导者也要有威严。因为在这个冷漠的世界中，不仅仅是领导者在做着增强控制力的努力，被领导者也一定在不断尝试侵犯你的领导权，实施反控制。士卒想做将军，大臣想当宰相，宰相想当皇上，越是得力的臂膀越是危险的敌人。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叔孙豹做鲁相，地位尊贵而专权独断。他所宠爱的竖牛，也独揽了叔孙豹的号令。叔孙豹有个儿子叫仲壬，竖牛嫉妒他，并想杀了他，因而和仲壬一起到鲁君住处去游玩。鲁君赐给仲壬玉环，仲壬接受了，但不敢佩戴，就让竖牛向叔孙豹请示。竖牛骗他说：“我已替你请示过叔孙了。他叫你佩戴玉环。”仲壬就佩带了。竖牛趁机对叔孙豹说：“为什么不带仲壬去见见君主呢？”叔孙豹说：“小孩子哪能见君主。”竖牛说：“仲壬本来就多次见过君主了。君主赐给他玉环，他已佩戴上了。”叔孙豹就召见仲壬，仲壬果然佩戴着玉环，叔孙豹愤怒地杀了他。
当然，作为领导者，明知自己愚蠢，就更装神弄鬼，这是当前很多领导的通行作风。年轻人对此很反感，但对于那些在斗争年月成长起来的一代，叫他们真的明白业务是很难的，而权力哲学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驾轻就熟。
基本原则是不能被手下看透，绝对不能让他们摸清你的心思，更不能让他们知道你的欲望。如果领导现出喜恶的表情，周围的人马上就会通晓伪装的门道，这会令你难辨真假。楚灵王喜爱细腰，结果国内有许多甘愿挨饿的人，甚至很多男人饿到要扶着墙才能站起来。齐桓公心性妒忌而爱好女色，所以竖刁自行阉割以便掌管内宫。齐桓公还爱好美味，于是易牙蒸了自己儿子的脑袋去进献。这些正是明验。
如果领导者善于运用臣民的媚上心理，也可以转化为治理的方法。齐桓公喜欢穿紫衣服，全国的人就都穿紫衣服。在那时，五匹素布还抵不上一匹紫布。齐桓公为此事担忧，对管仲说：“我喜欢穿紫衣服，但紫衣服特别贵，齐国百姓都喜欢穿紫衣服，日甚一日，不能停止，我对此怎么办？”管仲说：“君王想要制止这种状况，为何不尝试着自己不去穿紫衣服呢？您就对近侍说：'我特别厌恶紫衣服的气味。’如果在这个时候近侍中恰巧有穿紫衣服晋见的人，您一定要说：'稍微退后一点，我厌恶紫衣服的气味。’”桓公说：“好吧。”这一天，君主的侍从官没有一个人穿紫衣服；第二天，国都中没有一个人穿紫衣服；第三天，齐国境内没有一个人穿紫衣服。
(2)领导者不能把升降职位和赏罚钱财的权力分给别人，否则一定是后患无穷。
韩非冷静地指出：在人性恶的基础上，臣妾必定会算计和危及君王或嫡长。因此，在这一点上，情感是控制力的死敌。一个领导者如果过于信赖手下，一定会被颠覆；过分迷恋女色，必定会使王权受损。领导者只要冷漠地静观他人的表现、严格地操纵赏罚就可以了。
商纣王宠爱妲己，导致众叛亲离。晋献公宠爱郦姬，儿子们四处流亡。梁武帝信赖降将侯景，结果被困死台城。后周世祖柴荣托孤赵匡胤，结果后者策划了陈桥兵变。父子相残，手足相争，即便是血亲骨肉，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也会上演一出出人间惨剧。
即便是自己的正妻，也会盼着自己的丈夫早死。为什么呢？因为妻子与丈夫是没有血缘的恩情，主要倚赖于责任和美色。责任容易被丈夫忽视，妻子更是难保美色。男子五十岁而色心不衰，女子二十岁以后则芳华日减，因此，在嫡长子继承制的古代，必须是丈夫死掉，自己的儿子即位，女人才能得到一种真正的安全感。
公子尾、公子夏是齐景公的两个弟弟，很得齐国民众的心，他们的私家又富又贵，民众又喜欢他们，可以和公室相比，这是危及君位的事情！毫无戒心的齐景公到晋国，随晋平公饮酒，乐师师旷陪坐。齐景公向师旷请教如何处理政事，说：“您将用什么来教我呢？”师旷说：“您一定要施惠于民罢了。”饮到一半的时候，酒兴正浓，又向师旷请教如何处理政事：“您用什么来教我？”师旷说“您一定要施惠于民罢了。”景公出门去住处，师旷送行。景公又向师旷请教如何处理政事。师旷说：“您一定要施惠于民罢了！”
景公回到住处，考虑着师旷一直重复的这句话，酒还没有醒，就明白了师旷说话的意思——现在叫我施惠于民，大概就是让我和两个弟弟争夺民众吧？
于是景公回到齐国，发放米仓粮食给予贫困民众，散发财库多余钱财去赏给孤寡人家。米仓没有陈年的粮食，财库没有多余的钱财，君主没有临幸过的宫女嫁了出去，七十岁以上的人可以得到国家供给的粮食。这是把恩德布施给民众，用来和两个弟弟争夺民众。过了两年，两个弟弟出逃，公子夏逃到楚国，公子尾逃到晋国。齐景公藉此巩固了地位。
（3）“势”是一种工具，统治者不必也不可能事必躬亲，所以必须凭借势来运转事物。反之则欲速而不达。
齐景公在渤海边游玩，驿使从国都跑来谒见说：“晏婴病得很重，快要死了，恐怕您赶不上见他了。”景公立刻起身。又有驿使到达，景公说：“赶快备马，叫马车官韩柩驾车。”才跑了几百步，景公认为韩柩赶得不快，夺过缰绳，代他驾车。又跑了几百步路，景公觉得马不往前奔，就干脆丢下车子，自己向前奔跑。凭借好马和车马官韩柩这样高超的驾驭本领，而齐景公竟会认为不如自已下车跑得快，这就是因心理失衡而失“势”的表现。
对于统治者而言，大臣和军队就是他的车子，就是他的“势”，舍弃这些东西单枪匹马地去做事是不明智的。
中国古代的男人大体都迷恋仕途，仕途也的确是获得“势”的途径。不谈高高在上的皇帝，即便只是政府机构中的一个成员，也足以获取别人的恭敬和顺从。然而仕途又是一段带有危险的道路，一旦栽了跟头，就什么都不是了，我们看到那些退休、被撤职，甚至被查办的人，往往感到一种落拓，甚至不敢相信他就是那个曾经在自己面前颐指气使的人。但这也正好证明“势”的魔力。不管品德和智力如何，只要获取了权力和地位，就处处受到别人的肯定，失“势”，则处处受到被人的排挤和否定。
靖郭君田婴任齐相，和老相识谈话的时间长，老相识就变得富有；赏赐近侍小物品，近侍地位就会抬高。谈话时间长、赏赐小物品，都是微小的资助，尚且可以借此致富，何况把权势让给官吏呢？
韩非子也曾比较严谨地指出：对于任何一个普通人，“势”都可以令他遍体生辉，但只有真正的贤德之人才可以让这种“势”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反过来成全自己的美名。若是品质才能低下的人，搞不好这种“势”反而会成为他上断头台、成为千古罪人的负累。“权力是人类基本的需求之一，也是人类能有进步的基本动力之一，因此韩非重视权力或崇拜权力都无可厚非，如果我们一定要批评韩非，是在他崇拜权力之际，没有考虑到权力泛滥的后果”。[4]儒家要求君子“克己复礼”，其实也是为了增加“德”的统治能量，这也会成为虽处低下却海纳百川的“势”。
“势”是由统治者赋予的，但本质上说，应该以人才本身具有多少“势的能量”为依据，如果统治者不能正常地划分，导致庸才浪费“势”，人才被压抑“势”，那么“势能”就会在某个局部突然迸发出来，形成一个颠覆性的局势而重新分配。封建王朝的末世经常是这种情况的上演。
3.幽暗之“术”
“术”则体现为统治者对官吏们的监控。这种权术是要深藏于胸间，暗运于心中的。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也不能让他们听闻。
术的运用是一种境界，并非人人都能掌握。申不害说：“君主的明察显露出来，人们就会防备他；君主的糊涂如果显露出来，人们就会迷惑他。君主的智慧显露出来，人们就会美化他；君主的愚蠢显露出来，人们就会蒙蔽他。君主没有欲望显露出来，人们就会探测他；君主有欲望显露出来，人们就要引诱他。所以说，我没有办法知道其中奥妙，只有无为可以窥测它的端倪。”
因此，如果没有高超的权术水平，就不要分威散势，宁肯把它们牢牢把握在手中，尽管操劳，但不至于危堕。
齐桓公准备确立管仲的尊贵地位，命令群臣说：“我准备立管仲为仲父。赞成的进门后站在左边，不赞成的进门后站在右边。”东郭牙在门中间站着。桓公感到奇怪，问他原因。东郭牙说：“凭管仲的智慧，能谋取天下吗？”桓公说：“能。”东郭牙说：“凭他的果断，敢于干一番大事吗？”桓公说：“敢。”东郭牙说：“如果他的智慧能够谋取天下，果断足敢干成大事，您因而就把国家权力全部交给了他。以管仲的才能，凭借您的权势来治理齐国，您难道没危险吗？”桓公说：“说得对。”于是就命令隰朋治理朝廷内部的事务，管仲治理朝廷外部的事务，使他们相互制约。
晋文公出逃，流亡在外，箕郑提着食物跟随着。箕郑迷失了道路，和文公走散了，饿得在路上哭，却不敢吃掉食物。等到文公返回晋国，随即起兵攻打原国，攻下后占领了它。文公说：“能不顾忍受饥饿的痛苦而坚决保全食物，这样的人将不会凭借原地叛变。”于是提拔箕郑做原地的行政长官。大夫浑轩听到后反对说：“因为不动食物的缘故，就信赖他不会凭借原地叛变，不也是没有手腕吗？”所以做明君的，不依靠别人不背叛我，而要依靠我的不可背叛；不依靠别人不欺骗我，而要依靠我的不可欺骗。
阳虎发议论说：“君主贤明，就尽心去侍奉他；君主不贤，就掩饰邪念去试探他。”阳虎在鲁国被驱逐，在齐国受怀疑，逃到赵地，赵简子欢迎他，用他做相室。侍从说：“阳虎善于窃取别人的国家政权，为什么还用他做相室？”赵简子说：“阳虎致力于夺取政权，我致力于维护政权。”于是运用权术去驾驭阳虎。阳虎不敢做坏事，很好地侍奉赵简子，使赵简子强盛起来，几乎成了霸主。
那么，高水平的“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有哪些不传之秘呢？
第一， 就是要对臣下的言行进行名实之间的综覆。
这也就是说，要对他们进行监督和审查。一般人以为，这是领导者的正常权力，此项权力的行使是为了揪出贪官污吏和玩忽职守的人。其实没有这么简单。除了处置和升迁之外，这项权力的意义还在于控制手下。
领导者可以不断鼓励甚至要求手下表达忠诚或者做出承诺，手下说得越多，放在你自己手中的把柄就会越多。领导者可以不断覆问臣下的工作成效，对手下每一个小小不足的谅解，都是一个小小的恩惠。
所以，作为领导者，决不能轻易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势和地位，对员工听之任之，最终不仅得不到好评，甚或丧失威信。
除了名实相符外，还要要求手下的言行与其职位一致，由于绝对的名实一致只存在于概念中，所以官员的称职则也是一个不可达到的指标，这样，领导者就永远处于得理的状态。
不要荒废你手中的各种规章制度，那都是你驾驭手下的利器。皇帝的法令来自天道，官员的法令来自君亲，不管它是否合乎实际，只要你把它利用起来，你就可以籍此彰显你的权力，增强自己的威慑力和恩泽力。
第二， 就是要对臣下的言论进行比较和公议。
首先要广开言路，不能被一家之言所蒙蔽。即便都是出以公心，每个人的智识差异也会给见解带来分歧。通过各人言说的比较，忠奸、正邪、智愚等就可以显露出来。其次是把代表性的言论拿出来大家讨论，这样可以避免方向性错误，也可以加快办事效率，还可以加深对臣下的了解。有些人的言论虽然逻辑严谨，甚至辞采动人，但可能不切实用，这样的言论也应摒弃。
虞庆打算造房子，工匠说：“木材没有干透，泥巴是潮湿的。木材没干透就会弯曲，泥巴潮湿重量就大；用弯曲的木材承受重量大的泥巴，现在即使造成了，时间一长，必然坍塌。”虞庆说：“木材干了就会变直，泥巴干了就会变轻。现在情形是，木材和泥巴如果确实干起来后，它们会一天比一天变直变轻；即使是经时历久，房子一定不会坍塌。”工匠无话可说，就把房子造了起来。又过了些时候，房子果然坍塌了。
范雎说：“弓折断的时候，一定是在制作的最后阶段，而不是在制作的开始阶段。工匠张弓时，把弓放在校正器具上三十天，然后装上弦，却在一天内就把箭发射出去了。这是开始调节时缓慢而最后使用时急促，怎么能不折断呢？我范睢张弓时就不是这样：用校正工具校上一天，随即装上弦，上弦三十天后才把箭发射出去，这就是开始的时候粗率，而最后有所节制。”工匠无言可对，照范睢的话去做，结果弓折断了。
范睢、虞庆的言论，都能做到文辞动听过人，但却违背了实际情况。君主对这一类话喜爱而不加禁止，这就是事情败坏的根源。不谋求治国强兵的实际功效，却羡慕那种华丽动听诡辩，这就是排斥有法术的人士，而去采纳那种导致屋塌、弓折之类的胡说。所以君主处理国事时，总也不能通晓工匠造屋和张弓的道理。然而有术之士之所以被范睢、虞庆那样的人物所困窘。是因为他们讲起虚浮的话来，虽属毫无用处，却能取得胜利；干起实际的事来，虽属不可改变，却会遭到失败。君主看重毫无用处的诡辩，看轻不可改变的言论，这也就是国家危乱的原因。
当代像范睢、虞庆那样的人物还在不断出现，而领导对他们仍然欣赏不止，这就是尊重导致屋塌、弓折之类的议论，而把懂得法术的人当作被动的工匠看待。工匠不能施展技巧，所以会有屋塌、弓折的结果；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不能实行自己的方略，所以国家混乱而君主处于险境。小孩在一起做游戏时，把尘土当饭食，用泥巴当肉汁，用木头当肉块。但他们到了晚上是一定要回家吃饭的，因为泥巴做的饭菜可以玩耍，却不能真吃。称说上古传颂的东西，动听却不真实；称道先王的仁义道德，却不能使国家走上正路，这样的情形也只能用来作游戏，而不能真的用来治国。因追求仁义而使国家衰弱混乱的，韩、赵、魏三国就是例子；不追求仁义而把国家治理得强盛的，秦国就是例子。
广开言路不是简单的增加听言的人数就可以的。晏子访问鲁国，鲁哀公问道：“俗话说：'没有三个人合计就会迷惑。’现在我和全国民众一起考虑事情，鲁国不免于乱，为什么呢？”晏子说：“古代所谓'没有三个人合计就会迷惑’，是说一个人意见错误，两个人意见正确，三个人足以形成正确的多数了，所以说'没有三个人合计就会迷惑’。现在鲁国的群臣以千、百来计算，言辞统一于季氏的私利，人数不是不多，但说的话就像出自一人之口，哪有三个人呢？”如果不能听到被季孙氏所控制之外的人的意见，听一百、一千个人的话也是如出一口，没有意义。
第三， 就是对臣下的任免权要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既不能因为宫中自己宠爱的人请求而随意应允，也不能因为朝中有畏惧的人而唯唯诺诺地听命，更不能让别国的人干预到本国的人事安排。
对于这一点，郑桓公曾经巧妙地加以利用。郑桓公将欲袭桧国之前, 先调查桧国的豪杰良臣辩智果敢之士, 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单子上，选择桧国的良田划分给他们，并附上拟订好封爵，埋在地下，做出结盟的姿态，却有意泄露出去。桧国以为内部发生了分裂，而尽杀名单上的良臣。桓公袭桧, 轻易地大获全胜。
在封建社会，有一种权术很受皇帝青睐，那就是有意地在朝中树立两党，让他们相互争衡，互相消耗。比如乾隆朝的和绅与刘墉。对于这种权术，韩非子是反对的。他认为这都是国家自取祸灭之道，应该严格大臣们的等级制度以稳定政局。因为势同水火的两党必然都希望获取最高的皇权来剿灭对方。
萧墙之内也是如此，最忌讳的就是君王立嫡子而又爱庶子或偏妃，最终很可能会危及自己。郑国的一位国君就是这样被受到威胁的夫人害死的。
对于官吏的任命，韩非子反对仅凭外表和面试，而倾向于试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历练，真正适合的人才才能显露出来。
儒家讲究礼贤下士，但法家注重的是赏罚分明。这里涉及同样一件事情的两种解读。晋平公听师旷鼓琴，叹道：“没有比做国君更快乐的了，他的话没有人敢不听！”师旷用琴撞平公，被平公躲开了，师旷以为这不该是平公该说的话，大臣们以为师旷违背了臣子的礼节，晋平公一笑释之。儒家的人认为这是“君臣两得”之举，贤臣和明君相得益彰。但韩非子认为，这是“君臣两失”，师旷的进谏有越礼之嫌，而平公的宽宥有枉法之讥。
“术”具有非成文性。“术者藏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韩非子·难三》）术并无一定的规律，完全是君主根据其自身利害而相机而动的手腕。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田文做魏昭王宰相，朝中有两个主要的反对者阳胡和阳潘。为了解除这两个人的反对，薛公田文运用了一个权术。他把二人请来饮酒娱乐，让自己的朋友作陪。在酒席宴上，家人来报说：“有门客张季求见！”田文假意恼怒说：“张季不帮我的忙，赶紧把他杀了！”朋友代为解释说：“张季其实一直在暗中相助。”田文马上变脸，告诉家人拿重重的赏赐给张季。这样的做秀，让来赴宴的两个异己分子始而惊惧、继而神往，最终成为他的同党。
韩非子传授的君王权力秘术是很具体的，比如“疑诏”和“诡使”之术。
韩非子曾举例说明“疑诏”之术。县令庞净曾经派一群手下出去公干，但刚上路就调回一个问话，其实庞敬并没有接见这个回来的人就又命他追赶队伍去了。这个人回到团队中之后，没有任何人相信他所讲的实情，反而认为他已经接受了秘密监督的使命，于是所有人都不敢藏奸。
“诡使”之术另有案例。戴欢派人到李使家夜探，说要查明和他来往的达官贵人，结果得知了暗中与李史勾结的小人。东周君丢了玉替，让官吏们去找，三天没能找到。东周君又派人寻找，结果在居民的房子中间找到了。东周君说：“我的官吏都不做事。找根玉替，三天没有找到；我派人寻找，不到一天就拿回来了。”于是官吏都震恐不已，认为君主神明，其实这是君主的一个圈套。
商太宰派遣年轻的侍仆到市场上去，等他回来后问道：“在市场上见到了什么？”侍仆回答说：“没见到什么。”太宰说：“虽说如此，究竟见到了什么呢？”侍仆回答说：“市场南门外牛车很多，仅能勉强地通行。”太宰就告诫他说：“不准告诉别人我问你的话。”于是太宰召来市场官吏并责骂说：“市场门外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牛屎？”市场官吏很奇怪太宰知道得这么快，于是开始惶恐小心地对待职守了。
如果我们想要活学活用这两点，那就是经常与手下私下谈话，经常把声东击西的任务交给手下，但只有自己知道其实什么信息也没有发出去，而在收回的信息中却可以不露声色地得到自己想要的内容。至于与手下相处的具体权术，可以下列为例：
用名利来引诱忠心之人，观察他是否能始终如一。
对于派往远方的使者，分别秘密接见，使他们相互猜疑。
把疏远的人放在身边，去考察他隐藏的一面；把亲近的人放到外面，去观察他放纵的一面。
明知故问，看他想要隐藏什么信息。如果对他有怀疑，那么就用反话来试探。
例如：唐太宗在一棵树下盘桓流连,露出很喜爱的样子。一个侍卫官看到唐太宗的神情，立刻对那颗树赞美起来。这时唐太宗神色严肃地说：“魏征经常劝我要疏远佞人，可我不知道佞人是哪个，心里曾经怀疑是你，果然不错！”
指责错误之事，旁敲侧击，以观察他的反应。
忽然谦卑地对待臣下，来看他是否是善于顺势阿谀的人。
韩非子的法术思想依赖于高素质君主的执行，因此存在着极大的不稳定因素。“恃吾之不可叛欺，则重在我，不在人，明君则治，暗君则乱，明君不世出，则乱世相踵矣。儒家重在臣，君能用贤则国治，然而所任未必贤也，惟儒家重教化，其本固也，虽当庸暗之主，独可稍安。韩非专恃法术以愚民，如畜虎狼于国中，饲养乏术，必将食人，无或幸免，故曰教化与法术，皆治之具也，可偏废哉？儒家以修身为治平根本，故详于君人之修养，法家不知务此，而惟言法术，是不知本也”。[5]相比儒家，法家思想蕴含的社会风险要更大。
韩非子认为，“术”非常重要，但不是决定性意义的因素，而要和法、势一起，配合着高智商和品质的君王才能奏效，这其实与封建王位世袭制是有着本质矛盾的。“后代儒家对于秦国鼎革有许多的批评，但重点并不在于秦王朝的胜利，而是在无能的秦二世统治之下秦王朝的迅速瓦解。这一事实似乎证明了荀子的怀疑，即这样的体系只能够行于一时。这也使得韩非子的评论——即真正'开明的君主’至多不过千世一出——增加了分量”。[6]可惜，在王位世袭制取消的当下，西方的现代法制观念已经完善成熟，韩非子的思想在现代性上又出现了问题。
法令多施于“贱民”，对于这一点，韩非子尽管有所提及，但终究没有展开，他更多地纠缠在君臣关系的探讨上，秦始皇最终也是忽视了韩非反复提醒的对“在旁”之奸臣的控制，导致赵高乱国。而被韩非有意无意忽略的贱民的情绪和反抗问题，也最终将秦王朝送上了灭亡之路。如果说这是出身于韩国的韩非子最大的阴谋，那么李斯等人向秦始皇的告发就不是诬陷，韩非还是以自己的学说颠覆了那个六国在军事上都无法战胜的最强大的敌人。韩非子并没有功业上直观的建树，但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的确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1]李源澄：《诸子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8页。
[2]赵雅博：《十子批判》，台北星光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
[3]童书业：《先秦七子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0页。
[4]韦政通：《先秦七大哲学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
[5]李源澄：《诸子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页。
[6]（美）史华兹著，程刚译：《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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