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毕亮，1985年生，安徽桐城人。2004年到新疆至今，现居伊犁。新疆作协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获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出版《如看草花：读汪曾祺》等散文随笔集四部。
黄卷青灯：读孙犁
《晚华集》是孙犁“耕堂劫后十种”的第一本。孙犁自己认为书中所写，是“旧事、往事、琐事”。收在集子里的文章，多写于1977年及稍后，孙犁写得慎重，或也有余悸。停笔近二十年未写的孙犁，“各方面都很生疏”，写作也是“先从回忆方面练习”，是以一篇篇成文，并于1979年8月结集出版。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孙犁先生所言的“从回忆方面练习”并不是先从《晚华集》开始的。在此之前，孙犁一直沉迷于包书衣，并于书衣上记录所感，即为后来发表、出版的《书衣文录》。
这是题外话，现在言归正传，继续谈《晚华集》。
孙犁“劫”后重读《山地回忆》《荷花淀》等旧作，也常常有许多感慨成文；在写作之初，孙犁便知道，文学必须取信于当时，方能传信于后世。他在六十多岁想起年轻时的写文章，有总结，有反思：“年轻时写文章，好立大题目，摆大架子，气宇轩昂，自有他好的一方面，但也有名不副实的一面。”虽然他自认为早期炮火年代作品“都是时代的仓促的记录，有些近于原始材料”。孙犁对这些记录是珍视的。他的《全集》，是把能收集到的文章都放进去的，没有因为悔其少作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在编文集、全集时选择性收入的情况。这在现当代作家中都是极少的。
现当代作家中像孙犁这样极重视现实主义写作的，也不多见。孙犁的重视现实主义，并以自身的创作来践行。他的许多文论和书信里都有专门的论及。他读《聊斋志异》，也觉得“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书”，“追溯唐人的现实主义源头”，还分析《聊斋志异》的现实主义成就。他读《庄子》，读出的也是现实主义，认为“庄子的寓言，现实意义很强烈”，“庄子之所以夸张，正是为了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细节”。同样，他读《红楼梦》，读出的也是现实主义之作：“是经历了人生全过程之后，在丰富的生活基础上，产生了现实主义，而严肃的现实主义，产生了完全创新的艺术。”正因为此，他当初读到茅盾的《子夜》时的激动，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子夜》出版时，孙犁正上高中，是在图书馆借着看完的，还写了一篇读书心得投给开明书店办的《中学生》杂志。文章登在年终增刊上，得了两元钱的书券，正好去开明书店买了一本“花布面黄色道林纸精装本”的《子夜》。后来，书在抗日战争期间损失了。近五十年后想起来，孙犁对此念念难忘。
也是因为对现实主义的重视，孙犁“很喜欢柳宗元的文章”，尤其柳宗元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剖析的艺术能力”让孙犁称道，所以他对编入柳宗元外集、不是柳文典范之作的《河间传》都能读得细致入微。
《晚华集》里怀人的篇目不少，写到的有沙可夫、邵子南、远千里、侯金镜、郭小川、何其芳、马达、赵树理等友人。孙犁追忆老友，自己也深知，他的这些追忆文章，“不是追悼会上的悼词，也不是一时舆论的归结或摘要”，所以他只写自己所知，即便如此，也是写得很慎重，顾虑很多，“修改几次”“或碍于时间，或妨于人事；既要考虑过去，也要顾虑将来”。
同集中有一篇《谈柳宗元》，说到古代的文体“诔”，说到柳宗元纪念友人、友人纪念柳宗元，“纪念死者，主要是为了教育生者”。他在写沙可夫、邵子南等文艺领导时，就专门强调了他们的懂得领导文艺，是“为了教育生者”。
用孙犁之言来说，无外乎是“从事创作不妨有点洁癖，逐字逐句，进行推敲，但领导文艺工作，就得像大将用兵一样”。
读《秀露集》
“十种”里看得最多的可能就是《秀露集》了。2012年初在故乡重读此书时，很有些话想说，便写了篇短文《文如朝露，清澈透明》，开头即如此：《秀露集》这样的小册子，如今在冬日故乡的晚上读起来，真是一种陶醉。
此后几年里，又读过几遍，或是单行本，或是从全集中选读的，驻村时，还曾借助电子阅读器看过一回。这回看完《秀露集》，把当年的文章翻出来，想看看当时到底都写了什么，没想到在2012年就已经看了四遍。印象中，也就一两遍而已，一遍是在2011年，“豆瓣”上的阅读标注显示是2011年4月24日读过。当时应该看的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
在《孙犁全集》中《秀露集》条下，留有当初的阅读记录：“2011年10月29日晚读毕，时窗外正下雪。”当时正在昭苏高原的七十七团，冬天漫长而多雪，在宿舍内靠着暖气片看书，是一种很舒服的阅读体验。集中读孙犁，也多在此后的几年。这回读后，还和往常一样，留下了一句：“2020年8月23日晚又读毕，时边城封闭已二十八天。”
困守宅中居家办公的二十八天里，数本孙犁先生的书交叉着看，尤其是先生晚年的作品，感受着一颗老年火热的心。晚年的孙犁，也如我现在这般，长久地闭门不出。如孙犁在《戏的梦》中所言，“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血和泪。”此前，在《谈赵树理》中，孙犁写道：“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歌手。”
或缘于此，他不大看得上苏轼之文，在《欧阳修的散文》中说苏轼“为文多浮夸嚣张之气”。作为终身践行现实主义写作的孙犁，在“时代的血和泪”中，他的写作在多年后看来，依旧饱含血泪。《秀露集》中的文章，多写于1979年和1980年。当时孙犁年近七十，创作力正旺。
书的第一篇即为《戏的梦》，所写的是1972年他和“样板戏”的一次“触电”经历，这样的经历当然很不愉快。在那个年代，作家想要绕开“样板戏”何其难。孙犁记下的这段经历，我之所以很留意，是和我常读汪曾祺有关。汪曾祺和“样板戏”之间的纠葛，研究者已多有论述。孙犁被安排创作白洋淀题材的京剧剧本前后几年，汪曾祺基本也在做着同样的工作。也是在1972年，汪曾祺还参与了京剧《山城旭日》《敌后武工队》的编剧工作。只是，汪曾祺“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和孙犁是大不同的。
孙犁这篇文章写于1979年，在此之前二三年里，大多数作家的问题得到平反，汪曾祺还在因当年的“样板戏”问题在接受审查，在不停地写交代材料，直至1979年3月才平反。孙犁的关于白洋淀的京剧剧本最终以“写一个简单脚本，交上去”了事。多年后的1994年，汪曾祺应邀改编孙犁的白洋淀系列小说为电影剧本《炮火中的荷花》。当时，孙犁还未完全搁笔，不知他可看过这个剧本？
晚年孙犁足不入市，但经常做着入市买书的梦。孙犁在《装书小记——关于<子夜>的回忆》中写道：“我对书有一种强烈的，长期积累的，职业性的爱好。一接触书，我把一切都会忘记，把它弄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我觉得是至上的愉快。”书是晚年孙犁的重要寄托之一。修书、理书，读书、写书，从本书开始，《耕堂读书记》的写作，成了晚年孙犁重要的成果之一，和《芸斋小说》《书衣文录》等一样，孙犁持久用力，后来出的单行本合集，影响也都很大。
孙犁对文字有“洁癖”，看文章遇到别字病句，如鲠在喉；自己的作品，被随意删改，也是耿耿于怀，仅《秀露集》中就有《谈校对工作》《被删小记》《关于<荷花淀>被删节复读者信》等文章谈到这个问题，如孙犁所言，“如果有那种人，你怎样乱改他的文章，他也无动于衷，这并不表示他的胸襟宽阔，只能证明他对创作，并不认真。”孙犁之言，对作者、编者都是一种警醒。
读《澹定集》
“澹定”，出自王夫之的《楚辞通释》。孙犁很喜欢“澹定”二字，还专门请韩大星刻了图章。和其他许多作家一样，孙犁也面临着“为一本书命名”的难题。于是，“澹定”便作为了“本集的书名”。经过《晚华集》《秀露集》的适应，孙犁的笔力愈健，《澹定集》和随后的《尺泽集》的写作，所用时间，几乎都未到一年。
孙犁此时的写作，如他自己所言，是衰老之年，忆及青春旧事。所以我在看这些时，也难免会忆及一些和书相关的旧事。
2018年9月，我在北京参加“青创会”。其间，乡友请吃饭，将吴泰昌先生请了出来。几个安徽人在首都吃、聊，吴先生满头银发，精神很好。久仰吴先生的大名，是因为孙犁。他和孙犁之间的对话，他们的通信，我都读得熟。那天本想和老先生聊聊孙犁，当然是他说我听。终因是初次见面，不好开口把话题引到此。
在孙犁眼里，吴泰昌“是一位很干练的编辑，很合格的编辑”，“在工作上，非常谦虚”，这些话是孙犁在给吴泰昌的《艺文轶话》写序时说的。熟悉孙犁之人都知道，上述之言，当然不是客气话，孙犁也不太会说客气话。这在同书中的《读冉淮舟近作散文》《关于“乡土文学”》《祝衡水<农民文学>创刊》等文章便可知孙犁的耿直。
此次重看《澹定集》，书的第一篇就是《答吴泰昌问》，时间是在1980年9月。据我初见吴泰昌已经过去了三十八年。阅读时忆起和吴先生的一面之缘，后悔当初没喧宾夺主地引导下话题，那就多看看文章吧。孙犁的观点多在他的文章里，尤其是他的读书随笔、文论，他毫不隐瞒观点。
本书中多读书随笔。在读书记、给他人的序、书简中，孙犁多阐述他的文艺观。在写给丁玲的信中，他如是说“在我写的一些短小评论中，都贯彻着我这些信念”。孙犁的信念之一是，“坚信生活是主宰，作家的品质决定作品的风格的”。也因为此，他在许多谈创作经验的文章里，一再强调生活积累的重要性，把生活的高度提得很高。孙犁的谈创作经验，真是以本身的经验来谈创作，他还很重视反面经验的教训，认为多吸取反面教训，可少走弯路；孙犁如此面面俱到，以金针度人，惠及后来年轻人众多，此惠一直至今，还将继续下去。
孙犁的金针度人，还表现在他主持的报纸副刊上培养了很多作家。此处，我用“培养”二字，孙犁大概是不会同意的。《成活的树苗》是一篇很短的文章，收在本书，之前几次阅读都很少留意到，谈的依旧是“培养”。作者的观点也一以贯之，对报刊培养出了成名的作家，认为“是不合事实的”，是“贪天之功，掠人之美”。
在契科夫逝世五十周年的1954年，孙犁写了一篇《契科夫》。十年后的1963年，他看了《给契科夫的信》，觉得是一本“最好的作家的传记”，从中对契科夫有了更多的了解，在和冉淮舟通信时，又分享了他对契科夫的认识、理解，可谓是《契科夫》一文的补充。孙犁分析契科夫作品，觉得“朴素和真实”是其作品的主要特色。读孙犁作品，可以发现，这也是孙犁作品的主要特色，是孙犁一直以来的追求，到晚年尤甚。
孙犁的朴素首先在于语言。对语言，孙犁的态度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能只读外国小说，语言还是以民族语言为主”，如他在给贾平凹的信中所言的“写中国式散文”“读国外的名家之作”。对语言的运用，无技巧可言，唯有“自然”二字。信奉“自然”的孙犁，讨厌创作中拿架子、装腔作势，这在他的文论、书简中，时常提到，尤其在和青年通信时，多有告诫。也是在给贾平凹的信中，孙犁直言中国当代有些名家的散文，有个“架子大”的缺点，“文学作品一拿架子，就先失败了一半”，孙犁称贾平凹的散文是“不拿架子的散文”。
或许源于对贾平凹散文的认可，或因为文艺观相近，当孙犁看到贾平凹的散文《一棵小桃树》后，当天就写了篇《读一篇散文》来谈贾平凹的作品，借贾平凹之文来谈散文的短，以及散文长之弊病，并亮明观点：“好文章，短小是一个重要条件。”半个月后，在和贾平凹通信时，又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孙犁之文写于1981年，四十年过去，散文的短长之争，还在继续，大概还会接着争论下去，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
读《尺泽集》
1981年12月22日，临近元旦，孙犁回顾过去的一年，写下了短文《新年杂忆》，文分三节，互不相干，是真正的“杂”忆。其中第一节是谈他的写作，分析晚年写文章的两个方向：散文和读书的随想。而散文，自言“多数是回忆自己的过去”。而在其他文章中，孙犁也认为“人的一生之中，青年时容易写出好的诗，壮年人的小说，其中多佳作”，而老年人“宜于写写散文、杂文”。
无论是散文，还是读书感想，孙犁写起来“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也都“出于至诚，发自热心”。这是实话，从他的文章里是一眼可知的。回忆自己的过去，当然有包括失业居家时订报纸的事了，在《报纸的故事》中，孙犁写了近五十年前订《大公报》的旧事。孙犁在汇去一个月的订报款时还寄去了两篇稿子，后来孙犁当然期待着稿子能刊登出来，只是一个月报纸看完，也未见稿子登出来。后来，孙犁知道其中一篇《北平的地台戏》刊发了，并作为附录收在了《尺泽集》中。其中另一篇《故都旧书摊巡礼》，其实当时也刊发出来了，只是当时孙犁并不知，甚至晚年也不知。
在看《尺泽集》时，恰好看到张金声的《孙犁的一篇佚文》，谈的即为“两篇稿子”中的一篇。从《孙犁的一篇佚文》（《今晚报》2020年7月23日第12版“副刊·读吧”）中得知，《故都旧书摊巡礼》刊在《大公报》1934年10月25日和26日第13版上，比《北平的地台戏》还早一个多月刊登，只是“因了编辑疏忽，此文刊发后，竟然未署著作者名字”，为此，27日第13版专门刊登了“本刊小启”，对前文作者作了说明。这些，孙犁当然是不知道的。
《报纸的故事》里勤俭持家的妻子，成了《亡人逸事》的主人公，孙犁写此文时七十岁，回忆起结婚四十年的亡妻，“我有许多事情，对不起她，可以说她没有一件事情是对不起我的”。四十年后，我们重读此文，依旧含泪。在不长的篇幅里，孙犁克制记叙，他们的四十年里，“相聚之日少，分离之日多；欢乐之时少，相对愁叹之时多”，写此文时的孙犁，几乎每晚都会梦见她，而文章所记的，还都是“一些不太使人伤感的片段”。然而，此文，真是怀人的典范之作啊。
孙犁青壮年时写了不少小说，名篇很多。晚年在写《小说杂谈》时，涉及小说的取材、抒情手法、结尾、作用、精髓等方方面面，都是经验之谈，很多观点已是定论。其中“谈名实”一节，谈的依旧是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培养”问题，这已是孙犁的三谈培养了，此前已有《论培养》和《成活的树苗》二文。我在看这几篇文章时，常想到的是孙犁和年轻人之间的关系，晚年除他和铁凝、贾平凹等年轻人通信外，还一再撰文，评论、推介、鼓励，继而在年轻作家出书时写序。
1982年4月7日晚的天津有大风，还降了温；孙犁披着棉袄在灯下写《再谈贾平凹的散文》，自言从《一棵小桃树》后，遇到贾平凹的散文就愿意翻开看看，并觉得看贾平凹的散文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消遣”，能给人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光亮和煦，内心幸福的感觉”。分析贾平凹的散文，特色在于“细而不腻，信笔直书，转折自如，不火不温”，“出于自然，没有造作，注意含蓄，引人入胜”。
两个月后，孙犁又给《贾平凹散文集》作序，真可谓厚爱有加。此时，贾平凹三十岁，孙犁六十九岁。今年，贾平凹一口气推出了《暂坐》《酱豆》两部长篇小说。一转眼，贾平凹已经一如孙犁给他写评论、作序的年纪。
读《远道集》
我又一次翻看了《远道集》。在“又”之前，起码看了有三四遍吧。孙犁先生的书，尤其晚年的作品，总是如此，一遍遍读下来，还能继续一遍遍地看下去。孙犁晚年的十本书，我本本都很喜欢，书名也很值得再三琢磨，其中的《远道集》一听就能让人产生很深的印象。尽管作者自己说只是“取其字面冲淡，别无深意”。但真是如此吗？多看几遍本书，是有答案的。
此次重读《远道集》，注意了许多以前忽略的地方，这可能也是年龄和阅历带来的阅读体验。凡是值得重读之书，在不同年纪看起来，总是会有不同收获的，不然又怎值得重读？书中有一篇《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文后有几句落款附记：“一九八三年五月一日晨五时起写大院节日嘈杂，前屋受干扰，则移稿至后屋；后屋受干扰，又持稿回前屋。至晚初稿成。次日晨改定之。”此前数次阅读都不曾注意，这何尝又不是另一种“书衣文录”？然而，这并不是闲笔，有助于我们理解晚年孙犁的心情和境遇。
上一回看本书时是在村里，所以对《火炉》一篇格外留意。而世事沧桑，一本书，我在村里村外都不停地看着，对《牲口的故事》《住房的故事》《猫鼠的故事》《夜晚的故事》等篇，有了不同的感受。几篇文章中记的是七八十年前的事了，我在村里也都还经历着、旁观着或者听说着。而孙犁在谈铁凝的小说《哦，香雪》中写道：“在农村，是文学，是作家的想象力，最能够自由驰骋的地方。”此时看到，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孙犁一生从事时间比较长的工作有编辑、教员、写作，其中编辑、写作时间是持续最长的，孙犁也写下了为数不少关于“编辑”这一职业的文章。这些文章写得都很细致，也都是经验之谈。在《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中，孙犁说他做编辑以来，“没有给人家丢失过一篇稿件”，而他写作生涯中，却被人丢失过两次稿件。孙犁继而总结到“丢失稿件，主要是编辑不负责，或者是对稿件先存一种轻视之心”。我第一次看此文时就上了心，几年后，我也当了编辑。
受孙犁影响，每次去年老的作家家中取稿，总要带个包，当着老作家的面将手稿郑重地放在包中。曾有一次，到本地作家赖洪波老师家去取稿件，一番畅聊后，临走时他见我未拿包，稿子就拿在手中，赶紧把我叫住，他去书房找了个信封将稿件装上，并再三叮嘱、交代，是怕我在路上弄丢了。我指着停在门口的车说，包在车上，他才算放了心。真正放心是在一周后我带着录入打印好的稿件上门归还原稿时。此稿是赖老师应编辑部之约，历时两个多月写的一篇一万多字的回忆文章。其时，他已经八十三岁高龄了。看到赖老舒心的表情，我想到了孙犁。
孙犁很看重“作者的见识”，看中作者的真诚与朴实。尤其在散文写作上，孙犁很看重“真情实感”，“散文之作，一触即发。真情实感，是构思不来的”。当然，真情实感不是滥抒情，“一味地抒情，则等于没有抒情”，“抒情而又含蓄，方是文章精美之路”。孙犁谈创作，无论是文论还是书简中，都很平易近人地谈经验，谈自身走的弯路、教训，为的是年轻人少走弯路，少受到教训。这是我近些年走过一些弯路后才慢慢体会到的。
读《老荒集》
和前几集不同的是，《老荒集》没有序言，没有后记。孙犁对此集，没作片语的交代。再回头翻看目录看内容，细想，孙犁也许就是刻意为之。他想说的，都在文章里了。
孙犁一集一集地写下来，至《老荒集》已是80年代中期。七十多岁的作者经过前几集的写作，手中的笔早已自如。是故，此集比前面的《远道集》还厚一些，多出的部分篇幅大概正好是《耕堂读书记》《书衣文录》所占的页码。承接着上一集，《芸斋小说》《芸斋琐谈》《小说杂谈》及书简，是孙犁近几年在持续的专题写作。
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孙犁走上文学之路，偶然中有必然。从《芸斋琐谈·我中学时课外阅读的情况》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青少年时的孙犁的阅读情况。这是一个作家在写作之前的阅读储备，是早期的基础“营养”；孙犁列出的报刊、书籍，主要是课外读物，“多由教师介绍指导”下阅读的。晚年，孙犁还能记得此时学习课程有中国文化史、欧洲文艺思潮史、中国哲学史等。得益于良好的氛围，也是在此时，孙犁开始了文学创作，并屡有小说、短剧等作品发表在校刊上。
走出校门的孙犁，成家后的孙犁，更是书不离手。他年轻时看的书，都是放在妻子陪嫁的红柜里。在战争年代，行走途中，他用破裤子缝成的书包里，“还总是带着一本书”，准备休息时阅读。在孙犁看来，阅读也是一种休息。行军时，他的书包里先后带过的书有《毁灭》《呐喊》《彷徨》《楚辞》《庄子》等。
孙犁这一代大部分作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动荡不安中。在写作之初，也都抱有为人生为艺术的思想，他们的文学理想是为人生的，为革命的，为民族的，这样的文学理想支持着他们写作的精神力量。孙犁的文学初心，至老未变，晚年编选文集，不漏“少作”即为明证之一。书中附录之一的《报告文学的感情和意志》发表于1941年10月，八十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依旧很受教益，对报告文学的写作依旧很有指导意义。
我写作近二十年来，越来越注意改稿。虽然没写出什么好文章，但越来越信奉“好文章是改出来的”。此次重看《老荒集》，注意到一篇《芸斋琐谈·谈改稿》，文章说的即是“好文章是改出来的”。可惜的是，此前几次看，都对此文一翻而过，未加细究，终究走过弯路后回头重读才能得到教训。未加细究的还有，应当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写文章,“用崇实的精神写文章”。好在，亡羊补牢，犹未迟也。正如孙犁所言，文学如明镜、清泉，不能掩饰虚伪。
原载《朔方》2022年第4期
责任编辑 本栏主持 曹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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