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历史人物，是苏轼非常偏爱的一个写作题材。在其为应制科考试而写的五十篇“贤良进卷”中，就有二十篇属这一题材，如《秦始皇帝论》《周公论》《诸葛亮论》等，涵盖的人物由先秦两汉直到唐代。其笔记《东坡志林》中也有较为集中的人物评论，如《隐公不幸》《赵高李斯》等。此外，苏轼对人物的评论还散见于其他文章，如《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对陆贽的推崇、《潮州韩文公庙碑》对韩愈的激赏等等。苏轼所评价的对象从帝王将相到迁客骚人，从圣贤英主到奸雄小人，立论也多古人之未发，但其立场却是一以贯之的儒家士大夫立场。
重义轻利的义利之辨
在《商君功罪》一文中，苏轼这样评价商鞅：“商君之法，使民务本力农，勇于公战，怯于私斗，食足兵强，以成帝业。然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商鞅变法奖励耕战，虽然让秦国走向富强，但是其重诈力、轻仁义的指导思想却让民众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也就成为了秦亡的肇始。在《秦始皇帝论》中，苏轼首先揭示了儒家制礼的底层逻辑：“器利用便而巧诈生，求得欲从而心志广，圣人又忧其桀猾变诈而难治也，是故制礼以反其初。”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欲望和智力也相应提高，竞争和罪恶便产生了，社会面临失序的危险，于是圣人制作礼仪来约束民众，使其回归质朴。然而秦始皇反其道而行之：“始皇帝以诈力而并诸侯，自以为智术之有余，而禹、汤、文、武之不知出此也。于是废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于便利，而不耻于无礼，决坏圣人之藩墙，而以利器明示天下。”秦国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秦统一后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这固然是历史的进步，然而却没有配套的软件，也即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保障其有序运行，相反却通过严刑峻法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终于导致了秦末战争的爆发。
苏轼还敏锐地认识到严刑峻法的反噬作用，还在于让秦朝的大臣因畏惧惩罚而丧失主动性。有人认为，在李斯、赵高谋害储君公子扶苏，扶植胡亥上位之际，如果将军蒙恬能够带兵粉碎其阴谋，那么历史又要改写了，李斯难道没有预料吗？而苏轼认为，李斯之所以有恃无恐，恰恰是掐准了秦朝上下大臣的麻木：“自商鞅变法，以诛死为轻典，以参夷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大臣们在商鞅变法后的严刑峻法面前，只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要死于非命就好，又怎么能指望他们挺身担当呢？苏轼还举了荆轲刺秦王的例子，行刺之际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也正是由于这种畏葸之下的麻木。
当然，“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是贾谊以来对秦亡之鉴的经典论断，并不算是苏轼的原创。苏轼的深刻之处，还在于深入思想史深处寻找秦亡原因。它并没有止步于追究法家思想重义轻利、任刑弃德的表面，而是进一步对法家思想追根溯源。而令人拍案称奇的是，苏轼竟然把法家的渊源追溯到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在《韩非论》中，苏轼先揭示了儒家仁义礼乐之道的发生场域：“仁义之道，起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之间，而礼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相爱，则有所不忍；相忌，则有所不敢。”仁义出自亲人们的相爱，而礼法刑政出自上下之间的秩序。但是老庄之道却是要将它们都否定掉：“今老聃、庄周论君臣、父子之间，泛泛乎若萍浮于江湖而适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爱，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爱其父，则仁不足以怀，义不足以劝，礼乐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无有。”当仁义礼乐都被老庄的虚无主义否定殆尽之际，便没有什么是值得敬畏的：“杀人不足以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乱天下。如此，则举天下唯吾之所为，刀锯斧钺，何施而不可？”其实，老庄思想和法家思想从本质上说，都是一种价值虚无主义，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里将老庄和申不害、韩非并置于《老子韩非列传》。而苏轼则将司马迁没有详说的深层原因揭示了出来。
在《荀卿论》中，苏轼也将荀子理论作为法家思想的另一个源头。而这不同于思想史上对荀子“隆礼重法”主张的表面理解，而是进一步深入到荀子思想的性格品质：“荀卿者，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其言愚人之所惊，小人之所喜也。”苏轼举了荀子著名的“性恶论”，以及“乱天下者，子思、孟轲也”的独断，说明荀子“敢为高论”。荀子过于标新立异且刁钻刻薄的立论，决定了其学说峻峭苛刻的品质：“意其为人必也刚愎不逊，而自许太过。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苏轼抓住的不是荀子表面的主张，而是内在的性格，具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洞察力，颇接近西方结构主义区分“表层结构”“深层结构”的智慧。
舍小就大的小大之辨
苏轼评论历代人物常从“小大之辨”展开，而能舍小就大的往往都是圣贤豪杰。伊尹是辅佐商汤成就伟业的名相。后来商汤的孙子太甲继位后荒淫无道，伊尹冒着大逆不道的嫌疑，将太甲放逐到商汤墓地附近的桐宫。三年后太甲痛定思痛，伊尹才归政于太甲。有人认为伊尹这样做是否有篡逆之嫌，孟子说：“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伊尹这种前不计评价、后不怕报复的担当抱负，也赢得了苏轼的赞美：“办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节者也。立天下之大节者，狭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则天下之大节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办者矣。”正是因为以天下为己任，才让伊尹不顾个人毁誉安危，任道而行，而拥有天下的诱惑也不改其志。苏轼慨叹后来者虽然不乏大志，但是爱惜羽毛，畏首畏尾，终致一事无成：“得失乱其中，而荣辱夺其外，是以役役至于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周公与伊尹也有着类似的经历。周公辅佐成王时，成王年幼，周公不顾篡逆的流言毅然摄政，并平定了其弟管叔、蔡叔的叛乱。成王长大后，周公也毫不恋栈，毅然还政。苏轼对“周公恐惧流言日”深表同情：“周公居礼之变，而处圣人之不幸也。”认为周公是处于非常态之下的无可奈何。苏轼甚至还认为，管叔、蔡叔的叛乱并非由于野心，而是由于误解了周公，而周公平叛也是“非疾之也，其势不得不诛也”。不管这是否符合史实，苏轼对历史确实有一种难得的“理解之同情”。
在《史记》里，张良博浪沙铁椎击秦，和“圯桥三进履”的故事（张良在圯桥被一老人三次要求为自己拾鞋，张良强忍而为，老人于是赠其《太公兵法》），是两个独立故事。而苏轼在《留侯论》里用“能忍”脑补了二者的因果：张良博浪沙击秦，是行险侥幸之举，是不能忍，所以作为高人隐者的老人才故意锻炼张良的忍耐力。苏轼再次将能忍与不能忍提高到是否有大格局的高度：“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西汉另一名臣晁错，正是因为缺乏大格局，才给自己带来悲剧。晁错向汉景帝主张对吴楚七国削藩，七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晁错没有站出来承担责任，而是让汉景帝亲自带兵平叛。“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惋而不平者也。”苏轼抛出了一系列关于担当、坚韧的金句：“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晁错正是缺乏这种勇于担当，坚韧不拔的大格局，才招致了最终被景帝斩首的悲剧下场。
西汉贾谊有超世之才，但由于年少轻狂、露才扬己，得罪了开国元勋周勃等，被汉文帝安排到偏远的长沙做长沙王太傅。贾谊怀才不遇，郁郁而终，“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但苏轼并没有认为汉文帝摧残人才，反而认为“非汉文之不用生，生之不用汉文也”。因为贾谊缺乏廓然大公的格局，缺乏胸怀天下的气度，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才华，终究为才所累：“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苏轼进而论道：“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苏轼对贾谊的评价一扫历代文人以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顾影自怜，如“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贾生》）、“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而是借此作为反例告诉大家一个合格的儒家士大夫应该是怎样的，可谓不同凡响。苏轼将对贾谊、晁错的负面评价也写入了著名《上皇帝书》，用于说明“自古用人，必须历试”，以免被所用之人的虚名所误的道理。
以道驭术的道术之辨
苏轼并非迂阔而疏于事情的一介书生。苏轼不仅在为官中事功卓著，而且其文章也多经世务实之说。然而苏轼认为工具性的“术”要服从价值性的“道”才有意义，道术结合才能成功。这集中体现在《诸葛亮论》。虽然自杜甫以来，诸葛亮的形象开始了英雄化的建构，但是苏轼依然实事求是地指出了诸葛亮的不足：“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苏轼认为，道义正当性正是刘备取天下的“王牌”，但是诸葛亮的一些诡诈手段使得刘备的道义正当性打了折扣，比如刘表死后年幼的小儿子刘琮掌管荆州，诸葛亮想要袭杀刘琮拿下荆州，而刘备不忍；刘璋迎接刘备入蜀，诸葛亮怂恿刘备反客为主夺取西蜀，刘备虽不忍，最终还是得蜀。苏轼认为诸葛亮的做法“与曹操异者几希矣”。本来“汉贼不两立”是刘备最具感召力的道义资源，现在却让自己与曹操无异了。苏轼还认为在曹丕、曹植以王子争夺未来继承权之际，正是破曹的大好时机，但诸葛亮白白错过，这也是一种战术性错误。
鲁隐公是孔子著《春秋》以之纪年的第一位君主。鲁隐公并非嫡子而继位，一直以来想将王位让给公子允。一次，公子翚建议隐公杀掉这个可能威胁王位的公子允，条件是立自己为鲁相。鲁隐公不仅拒绝，而且居然老老实实地说自己将来要传位于公子允。公子翚或许担心鲁隐公也会老老实实地把这事告诉公子允，或许担心未来公子允继位找自己算账，于是先下手为强，联合公子允杀死鲁隐公。苏轼为鲁隐公的智商着急了一把，说假如强盗把兵器给路人，路人一定会用兵器反杀强盗，因为如果不杀，强盗就会杀自己。而隐公的智商还不如路人。诚然，隐公不眷恋权位，尊重先君遗志而拟让国，这确实是一种仁：“隐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国焉，可不谓仁乎？惜乎其不敏于智也。”苏轼进而抛出了金句：“君子之为仁义也，非有计于利害，然君子之所为，义利常兼，而小人反是。”隐公的仁，由于没有了智的支持，而沦为妇人之仁。孔子说：“未智，焉得仁？”董仲舒也说：“必仁且智。”我们确实无法指望一个糊里糊涂的人有能力行仁。
对于人才不振、官吏平庸的问题，苏轼也通过史论发出了“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呼唤。在对战国游侠的评论中，苏轼对于那些在韩非子心中有着“以武犯禁”之危险的游侠们却报以一种为我所用的开放态度：“国之有奸也，犹鸟兽之有猛鸷，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苏轼将这些活跃于民间的危险品视作放错了的资源，而战国时贵族能“以客养之”，使其“智勇辩力”不虚掷，当今统治者更应该“破庸人之论，以开功名之门”（苏轼《策略四》）。苏轼最后引用了孔子“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一语，揭示了其以道驭术的用人观。
苏轼评历代人物，并不是无的放矢、为评而评，而是倾注了对现实政治的无穷关切和思考，希望从政者能够以史为鉴、存史明理。苏轼评历代人物，虽然充满了战国策士的雄辩之风，但其底色却是儒家仁政德治、惩恶扬善、选贤举能的价值观，具有超越时代的精神穿透力。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1期」
「邢哲夫，中山大学文献学硕士，中共惠州市委党校文化建设教研部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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