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兆荣

文学人类学：一种新型的人文学

题记：作为一个人文学新的分支学科，文学人类学表象上似乎仅仅是文学与人类学相互走近、聚合，实际上却包含着历史语境、认知逻辑、学理依据、学科整合和方法采用等综合价值。她既是两个学科在反思原则背景下的协同产物，又具有强烈的实验色彩。

一、文学人类学之于人文学

作为学科，文学和人类学皆隶属于“人文学科”，不过，当二者走到一起就出现了“1+1=3”的效益——“人”（人类学）+“文”（文学）=“人文学”；这是个程式简称，然，如果这么说，定然贻笑大方；人文学当然不是指“文学人类学”，而是指更大的学科背景。但有一个前提是存在的，即“人文学科”中的“人”指的就是人类，她与人一起降生，却是不错的，虽然作为学科，人类学成型晚矣，研究视角却是“从猿到人”的完整线索。换言之，研究对象正是人类自己。无怪乎西方就有学者这样比喻，人文学科（the Humannities）的存在一如人行走在这个星球史上一样久远。

人文学之“人”字当头，确指人类无虞。但从学科发展来看，今天，什么是人文学，这已经不再能够用一个简单的定义来回答。以“词与物”指涉看，人文学从人文主义（humannism）一词而来，该词一度表示“对伟大的艺术家和哲学家作品的研究。”现在的人文学科与西方的历史背景有关。在中世纪，人文学科这一术语用以区别研究人的学科与研究神的学科。数字、艺术以及哲学属于人文学科，它们都与人有关。表面上，“人学”与“神学”相对应，并成为人文学产生的一个历史原因；然而“神”是被人“造”出来的，这是人们蔽言却共识的。

人文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考之谱系，“人文主义”交织了人类（human）、人道（humane）、人道主义（humanism）、人道主义者（humanist）、人本主义（humanitarian）、人权（human right）等不同语义和意思，其词根来自拉丁文humanus，核心价值即“人本”。自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进而全球化，人文主义成为人类遵循的一种价值。“以人为本”演变为一种普世性。古希腊诡辩派哲学家卜洛泰哥拉氏（Protagoras）有一名言：“人为万事的尺度”，可为古典人文主义的注疏。今天人们所使用的“人文主义”成型于“文艺复兴”，在历史的延续中彰显西方社会“个人”的主体价值，代表性的宣言是莎翁《哈姆雷特》中“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以人为本”在不同的语境中累叠交错着复合语义，形成了“人文学科”（studia humannitatis）。根据对“人文主义”的知识考古，西方的人文主义主要有以下内容：（1）以人类经验为核心和主体；（2）藉此形成知识体制；（3）物质世界与人类认知化为利益纽带；（4）凸显人的尊严；（5）形塑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和能力；（6）人类的认知处在变化中，并保持与真实性的互证；（7）人类个体作为践行社会道德的主体；（8）具有反思能力和乐观态度；（9）历史上的“英雄”在不同代际中具有教化作用；（10）人的思想解放和自由表达具有人权方面的重要意义等。这些特点也构成了“人文学”的基础。

与西方相比，中国传统的“人文”语义迥异：中国的“人文”并非托举“人本主义”的主体价值，而是“天地人”三才的“中和”。具体而言，是相对“天文”、“地文”而言的“人文”，特别是“天文”。人们在对“天文”的观察、理解和诠释中呈现“人文”精神。因此，“人文”与“天文”在意象上一致。于是“天象”成了人们观察附会于人类社会的照相，反之亦然。《周易·贲》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最具“道理”的中国知识形制。依据这样的逻辑，“天文”、“地文”、“水文”诸种自然之象无不在“人文”之中集结交错。“天地之心”（《周易·复》）讲的正是这个道理。在中国，“天”的观念代表着自然的整体关系；“天在商人宗教信仰中并不等于最高神”，而是与地（天-地、上-下）形成关系。“顺天”即顺应自然；“道法自然”是谓也。换言之，中式“人文学”的特别之处在于，从来没有脱离“天地人”的整体而形成独立的“以人为本”格局。这是中西方人文价值中最根本的差别。

中国“文”的本义与纹饰有涉，形态和形式上更接近于人的呈现“艺术”。甲骨文作“width=11,height=14,dpi=110”，象形，指人胸前有刺画的花纹形，与古人的文身有关。《说文·文部》：“文，错画也，象交文。”可知“文”指身体修饰，交错文象所引申。这是“人文化”的一种解释。“人文”与“文化”可视作孪生子。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的“人文”首先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天地人和”，在此之下，进而才是人与人的关系。如果说西式的二者关系表现“自然/文化”（二元对峙），而中式人文则表现为“自然-文化”（三元之参）之形态。

概言之，今日之“文学人类学”除了“人类学”与“文学”之简单的文字聚首外，更将背景推到人类演化的长时段线索，而中西方在“人文”的语义、背景、形制等方面皆差异甚殊。对于中国的文学人类学者来说，首先需要将西式的“以人为本”的人文与中式的“天文-地文-人文”之“天地人和”的人文进行厘清和辨析，综合中西方人文学的双重特色，凸显文学人类学的“中国特色”。

二、文学人类学之于人类学

“文学人类学”在人类学的视野里，或可视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归于应用人类学范畴。人类学是一门专事研究“人”的学科，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的表述方式——宏观地看，它当然在人类学的视野中。然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段里，人类学遵循着一种“客观”原则，也就是所谓“科学民族志”，即以一种“照相机”的方式记录对象，不试图改变对象。也就是说，在很长的时段中，人类学明显属于“应用”却并不主张“应用”的学科。人类学自从诞生以来就是一门直接介入人生、现实、世事的学科，一直属于“应用”范畴。从大的角度看，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几乎为同一个时代的“孪生子”，人类学在殖民时代充当了殖民扩张“无意中默契”的角色。我国在解放以后，正是鉴于这一点，简单地将人类学归属于“殖民学科”而遭到取消的命运。这种将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的做法当然不可取，但确实说明人类学从一开始就具有应用的性质、应用的价值和应用的功能。

具体而言，早期的人类学家在进行整体性田野调查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对象生活的全貌，包括具体的生活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从诞生伊始就具有“参与性”，这也是人类学田野作业（field work）的基本方法“参与观察”（participation and Observation）的原则。但早期的人类学学科发展史并不主张通过人类学知识和人类学家的主动介入而改变对象，即遵守保持对象的“客观性”圭臬。所以，“应用人类学”对于“应用”的体认也存在一个历史过程，包括对“应用”概念的使用，以及维度与限度。李亦园先生作过溯源：

应用人类学可以说是把人类学家对人类、文化、社会的观念与知识应用于改善增进人类社会生活的学问。从十九世纪最末期以至于今日，由于各时代的需求不同，人类学的观念与知识被应用于解决的问题亦因之而异，而它的名称也因人因时代而有不同。最早用Applied Anthropology一词的是美国人类学家Daniel G. Brinton，他在一八九六年向美国科学协进会发表其就任主席的讲演，题为“The Aims of Anthropology”，在这篇讲演中提到人类学的应用。而称之为Applied Anthropology。但是，Brinton当时所说的人类学应用稍异于今日所说的应用，而Applied Anthropology一词的现代用法实起于英国功能派人类学大师Alfred Radcliffe-Brown，他于一九三○年发表了一篇对澳洲和纽西兰科学协进会的报告，即以Applied Anthropology为题。但是另一位英国功能派大师Bronislaw Malinowski则用“Practical Anthropology”一词（1929）。另一位人类学家Gordon Brown将他在东非以人类学知识应用于当地行政治理的经验写成“Anthropology in Action”（1935）一书，Anthropology in Action一词也就成为应用人类学的另一名称了。

其实，人类学家谈论人类学“应用”的不少，却有点像人类学家谈“文化”，见仁见智。按说，文化人类学是专门研究“文化”的，即便如此，人类学家对文化的看法却莫衷一是。1871年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爵士曾给文化下过一个著名定义：“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这个定义几乎将整个社会内容全都包揽。后来，随着人类学的发展，人类学家对“文化”定义的数量更是直线上升。据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统计，从1871年到1951年,人类学家关于“文化”的定义已有164种之多。迄今在人类学界到底有多少“文化”概念，实无法统计。导致后来的人类学家们干脆放弃对“文化”作公认定义的努力，而将其作为一个更加开放的表述、阐释、分析和交流平台。人类学也不断在这一“平台”上注入、加入越来越多的内容。人类学家对“应用”看法和边界也像对待“文化”一样。基辛将应用人类学置于“变迁”的背景上，即认为“变迁”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如此，文化如此；人类学参与文化变迁因此也不可避免。如是说，人类学的“应用”不仅会随着文化变迁发生变化，概念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其实，即便是“人类学”也并非人类学家的专利，它是一个开放的话题。德国哲学家康德写过一本《实用人类学》，在哲学家的眼里，人类学的形貌便不同：

一种系统地把握人类知识的学说（人类学），只能要么存在于生理学观点之中，要么存在于实用的观点之中。生理学的人类知识研究的是自然从人身上产生的东西，而实用的人类知识研究的是人作为自由行动的生物由自身作出的东西，或能够和应该作出的东西。

虽然，上述看法颇似人类学家的观点，但在著述中人类学却被“高悬哲理化”。在康德那里，“人类学”显然换了一幅哲学的面容，尽管在书中的第二部分“人类学特性”中确有与今天人类学研究相交织的内容，但基本上属于“哲学”的人类学。这说明，对于相应的话题、范畴、内容，学科背景的定位很重要，尤其在今天，学科林立，且樊篱如“圈地”的学科分制时代更是如此。

不过，“应用”与“文化”又有不同，“文化”的边界实为有界无疆，而“应用”边界是比较确定的，如果我们将“文化人类学”定位在应用人类学范畴，那么，了解人类学之于“应用”的大致面向，对于理解文学人类学是需要的。以下是人类学“应用”的几个基本面向：（1）“应用人类学”之称讲求的是超越传统学科的边界，而将解决现实问题作为“直接行动”的基本追求，所以，人类学的“实践”成为应用人类学的一种原则。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practicing anthropology有取代applied anthropology的趋势。（2）人类学家的身份调整。以往人类学更多的只是完成客观描述对象的民族志任务，然而，“人类学在行动”促使人类学家以更主动、积极的姿态介入到对象的现实生活中，诸如发展（发展人类学）、经济（经济人类学）、教育（教育人类学）、医疗（医疗人类学）等分支也呈雨后春笋之势。不过，应用人类学的介入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主动的“干预”（intervention）。（3）应用人类学本身包含着较之以往更多领域边界的交叉和跨越，所以，那些并非以操作性实践为主的学科领域，“应用”便包含着不同学科的价值、知识和方法的借用、整合，诸如哲学人类学、文学人类学等。

概言之，如果文学人类学属于人类学的“应用”范畴，那么，梳理人类学在学科演化过程中对“应用”的认知、态度、理解，以及介入的原则、范围等都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我们在确认“文学人类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的学理依据。

三、文学人类学之于文学

换一角度，从文学出发，——我们也可以认为文学人类学是文学自身在发展中的语境需求、学理需求和方法需求的产物。所以，它也是学科在发展中的“水到渠成”。

文学人类学的出现，首先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历史语境决定了文学在“知识生产”上的革新，包括需要借鉴人类学知识范式的更新。“全球化”成为一个重要的认知性语境。“全球化”有两个基本指喻，第一，指当下的普遍认识。“全球化”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凸显的新现象，包括出现相应的地区性、国际性的经济管理组织与经济实体，以及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力量的跨国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由于全球化涉及面极其宽泛，所以迄今仍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不过，20世纪下叶是通常界定全球化的时间段。第二，指“地理大发现”给世界真正带来了“地球是圆的”，——“全球”的认知逻辑。可以这么说，没有对“地球”的地理认知，便无“全球”可言。而人类学的兴起与人类对世界的全新认知与知识表述有关；叶舒宪教授说：

没有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全球航行和全球贸易，世界一体化的实现就根本没有可能。建立在世界一体化基础上的知识更新和观念变革，直接催生出世界文化的整体意识，以及把世界各地的人视为同类的“人类”意识。人类学只有在世界文化的整体意识和人类意识形成之后才得以诞生。“大发现”不仅是地理的大发现，而且也是人类的大发现。

如果说，“地理大发现”证明了世界是一个“圆球”，即证明了世界的“全球性”的话，那么，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全球化”话语便是当代历史语境生成的大背景。文学人类学正是从“全球性”到“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生成出来的。

其次，作为一个“旧而新”的学科，——所谓“旧”，无论是文学还是人类学都属于旧学科；所谓“新”，则指文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无疑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新的分支学科。那么，文学与人类学聚首的学理依据是什么？这是需要回答的。大致上看，以下诸点构成了文学人类学的学理依据：（1）契合“人学”。“文学是人学”，这句高尔基的名言在文学界传播久远。事实上，类似的说法和提法史上不少名人皆有提及。从大的原则看，文学反映人类的社会生活，与人类学原本异曲同工。因此，文学与人类学聚合，对学者们来说并没有“勉强凑合”的生硬。（2）知识生产。任何历史的变迁与语境的变化，都将带来新知识的全新装备，就像今日之人所说的话语古人是断然听不懂的了；那些新潮的词藻，那些新生产的知识完全属于新的时代。“知识更新”是谓也。有学者将当代的知识更新归结为“人类学的文学转向”。这一“转向”除了表述人类学所关注的人类命运在新语境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同时也是其他“人学”所必须关注的问题外，还包括人类学在反思原则之下的学科定位和学者身份的定性。这一新的定位和定性，也促使人类学与文学相互走近。人类学家格尔兹《文化的解释》就是一个人类学反思性的经典。他在1987年出版的一部论文集《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中，提出“文学文本”——即“文学”中的文本通常更少为人类学讨论所关注的“缺失”当今一系列人类学重要的理论性反思的成果，除了上述提到的《文化的解释》外，还包括《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等，都将文学、文本和文体的问题给提出来。（3）学科重构。新的知识生产必然催生新学科的生产，学科的产生原本就是同类知识、范畴、方法、技能等的总结与创新。看看如今的大学，新的学科在极短的时间里大量涌现，便可窥一斑。文学人类学这一分支学科的产生正是新知识生产的范例。（4）重回“原始”。文学人类学作为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在方法论上也有一个与传统文学不同的地方，即“从开始的地方开始”。于是，“原始”成了文学人类学在确认相关问题和领域时重新确立的“原点”。如果说，人类学家泰勒的《原始文化》成为人类学“发现原始”的标志的话，那么，“发现东方”在欧洲中心话语中便自然生成。人类学无意中助长了对“他者”的定位和推展。文学人类学与传统文学最大的特色差异，即在去除那些殖民话语有关“野蛮”的渣滓外，确立了这一新型学科在方法论上的“原始性”。

再次，文学人类学在方法上的革新。文学人类学在大学科的研究属性上，“他者”是一个绕不过的对象和话题，这与传统人类学研究“异文化”（other culture）有相通之处。“异文化”大都属于无文字表述，那么，文字以外的材料，比如口述材料、仪式材料、符号材料、器物材料等也就必然进入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视野。传统的文学研究大致属于“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文字化解读范式，具体而言，即文学研究的引经据典和注疏方式。而人类学从其诞生伊始便开始了二重甚至多重考据，早期人类学曾经采用“二重证据法”，即口述与文献的结合。弗雷泽即为代表，《金枝》即为范。在此基础上哈里森提出“二重证据法”，——结合现代考古学的材料和古典文献去解释古希腊宗教、神话和仪式等。由于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原始的和无文字的族群，因此，其他方面的材料皆可能成为“证据”。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的《原始艺术》就出现了各种材质、色彩、线条、图像、工具、造型等。

我国学术史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地下的材料”（文物）也日趋成为学术研究采用的资料，成了传统经学之治的重要补充。显然，这与考古人类学在中国的出现有关，“二重考据法”因此出现。代表人物为王国维。此后有学者提出“三重考据”（主要以考古学、民俗学和语言学为依据），代表人物为闻一多。近年来，我国的学术界在这方面讨论得最为集中和深入者当属叶舒宪教授，他提出了“四重考据”说。笔者认为，人文科学研究究竟以几重考据最为合适？需由研究对象的研究需要来确定。

概言之，我国的“文史”有自己的发生、发展脉络，特别是“文以载道”一直为正统。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的文学已经从“道统”走向了“人道”；而文学人类学的转型与转向也就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道理”。

四、文学人类学之于实验范式

文学人类学是在一个大的背景，即与当代的反思原则的生成有关，是“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的产物。何以将今天视为“实验时代”，其范式转型的依据是什么？原因是人文学科出现了“表述危机”：

现时代，人文学科（所谓“人文学科”包含的内容远比传统的社会科学广泛）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正在被重新评估。这些评估不仅波及人文学，还波及法律、艺术、建筑、哲学、文学乃至自然科学。

换言之，因“表述危机”、传统的权威范式“失范”，新时代语境的呼唤等导致了“实验时代”的到来，“目前在人类学内部，范式权威的缺失表现在现存人类学研究的多样性上……所有这些工作，在不同的程度或方面，都存在着各自优点和问题。但是，它们都被民族志的实践所鼓舞，并且反过来激励着民族志实践。”文学与人类学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走到一起，归纳起来就是：在反思时代，因表述危机而进行实验范式的致力，使得二者走到了一起。文学人类学因此具有四个明显特征。

（一）反思原则。如果文学与人类学聚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表述危机”，那么，对于“表述”反思性的首要任务就是对“书写权力”进行批判，因为在人类的诸种表述中，文字一直处于优势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话语”权力。一方面，文字谱系的知识链条历来为“人文”研究之本，致使“书写文化”（writing culture）享有特别的优待。而那些“无文字”“非文字”表述迄今仍是直接对一个部族、民族、族群、人群共同体、历史时段、社会性质等进行价值判断的根据。在古典人类学时期，“无文字”“原始”“野蛮”经常并置、互指。文字书写成为高于其他记录和记忆方式的权力化表述。因此，在人文科学传统的研究范式中，以文献（文字记录的文本）成为基本的逻辑前提，这也使得其他记录和记忆方式在表述上处于“失声”的情状。比如在欧洲，拉丁文的书写文本的神秘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而当它与印刷术结合在一起，更助长了这种文字的权威性。更重要的是，当文字与现代民族国家走到一起时，现代国家使之成为享有特殊的合法性。因此，在对“表述危机”的反思中，批判（书写权力）与解放（非书写表述）是同步性的。

（二）主客并置。虽然当代人类学出现了“解放主观性”的趋势，特别是以格尔兹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的“深描”成为“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的宣言，但作为人类学家，即便是格尔兹本人也没有根本背离人类学的基本原则，即客观性，因为人类学“学科”与“科学”相伴随，以“客观”为前提，以“事实”为依据，阐释人类学只是对“事实”在认知、选择、阐释和表述上的“事实之后”的追寻。然而，人类学在很长的时段里，“科学”是圭臬。也因此成为压迫、压抑人类学家在整个民族志表述过程中的“主观性”的重负。阐释人类学就是站出来抗争这一圭臬的代表。事实上，“科学”也是限度性的，包括自然科学。当然，有的事情可能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势，现在的一些评论家过多地强调了阐释人类学“解放主观性”，扩大了人类学家的主体性任意。虽然，格尔兹强调了人类学家的“作者”身份，却是以田野作业为前提，即对客观事实在评判上所拥有的主体权力，却永远没有放弃以“事实”客观性追求为前提的原则。人类学家永远不能成为诗人。不讳言，在实地的田野作业，以获取“事实”和资料的方式和手段也不是万能的。“田野调查工作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超越民族志”而进行“合作人类学”便成为一种趋势。据此，我们也可以将文学人类学视为如马库斯所说的“合作”。

（三）学科整合。任何学科的边界原本都不是封闭的，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学科”只是出于便于研究和教育的目的而人为划分的“边界”。文学与人类学两个学科则更是如此。所以，当二者走到一起时，一方面表明原有学科开放边界的相互介入；另一方面，呈现出在新学科实验时代的全新领域。换言之，这既是一个学科的“新圈地”，又是一个学科的“破圈地”。“科学”与“学科”从来就是相互配合和更新的：科学是总纲，学科是编目；科学是原则，学科是对原则的实践；科学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学科是对实事求是精神的贯彻；科学是命题，学科是对命题的求证；科学是方法论，学科则以具体的方法践行之。现在的学科，大致由来于西方十九世纪的“分析时代”。科学越是发展，十八世纪的“百科全书式”的方法已不可能，学科分类也就越加细致。但是，越是学科的精细，越是表现出对不同学科协同的诉求。从学科上看，文学人类学无疑是上述诸种关系的呈现与实现。

（四）多维介体。当代“表述危机”的一个症结在于过分依赖书写的表述方式。从表述的历史线索看，“文字”的书写历史比起口述、音声、体姿、图画、仪式等要晚近得多。今天，新的形势显然迫切地催促人们借助不同介体和方式，以使得表述朝着具有更完整性和多样性的方向推展。当我们批判“书写文化”的表述方式时，并没有否定其作为表述的书写方式的存在权力，而是批判因为书写权力的存在，压抑、压制、压迫了其他的表述介体和方式，所以解放其他表述介体和表述方式也就成为当今的重要任务。作为常识，同一件事，同一个对象，同一个历史事件，可以用文字、绘画、雕塑、口述、歌唱、身体、行为、仪式，现在还包括影视、数字化等不同的表述方式加以表现。其实，中国古代就是以多种表述介体反映和呈现“礼仪”的。“礼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礼字本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指一种仪式。”我国古代的礼器有“礼藏于器”之说，说明“礼”由“器”来表述之重者。如果缺失了器物（比如礼器）的介体和表达，“礼仪之邦”便无从谈起。

概言之，文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出现，已不仅仅是两个与“人”有关的学科的聚首，不仅仅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学科之间的协作与协同，不仅仅是中西方人文学的滥觞和知识间的差异，也是面对新的知识转型从学科角度提出“范式革命”的任务。

作者：彭兆荣，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原刊：《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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