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卫视突然变脸，台标换了，包装变了，水泊梁山的英雄们闪亮登场了。台标还保留着“S”型，它是山东与水浒的拼音首字母；淡黄则暗喻着黄河的颜色，黄河岸边的东平湖则为水浒故事提供了最佳舞台。为配合新版《水浒》播出，不光台标换了，包装、预告也都增加了水浒元素，标志着山东卫视进入“水浒季”，水浒文化这张漂亮的山东名片，将被拭擦得更加光亮。
发生在南宋时期山东省梁山境内的农民战争，引发和演变成了一种超越地域范围的水浒文化，刚烈、忠义、勇猛、彪悍的水浒文化延续了近千年。
水浒文化源于历史真实的水浒故事。政和四年（1114年）以后、宣和二年（1120年）以前六年的时间里，宋江等108将在梁山泊的起义造反，使梁山泊的威名名扬天下，使水浒故事打上了深深的文化印记。
梁山位于今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境内，原名寿良山，又称良山，汉朝时是皇家猎场。后因西汉文帝次子梁孝王曾在此游猎，死后葬于山麓，汉景帝为其建墓立碑，并将良山更名为“梁山”。梁山主峰在梁山县城南侧，北面有龟山、凤凰山、小安山、金山（东平湖湖心岛）和银山等。它北起聊城（即《水浒传》的东昌府），东到泰山，西至河北大名，南至菏泽、巨野（即《水浒传》的济州），方圆百余里。在北宋末年，梁山泊属京东西路，在东平府寿张县、济州郓城县、济州巨野县、东平府中都县（今汶上）和东平府须城县（今东平）界内，是水浒英雄聚义造反的地方。这里是古代大野泽遗迹，现在的东平、汶上、巨野、郓城、梁山和济宁一带的平原洼地，都是古代大野泽的范围。后来由于气候的变化和河渠的开掘以及黄河下游不断的决口改道，逐渐形成了梁山泊。梁山泊凭山势之险，成为好汉们对抗官军的理想之地。在这里，他们反对贪官污吏，动富济贫，替天行道，演绎了一场悲壮农民战争。
《水浒传》成书之前，水浒故事就长期在民间盛行。宋朝末期，民族危亡，反抗民族压迫的忠君爱国思想给水浒故事的发展以决定性影响。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北方的土地沦为的金人统治，南宋朝廷处于金人的威胁之下，最后被强悍的蒙古所灭。人民在连年的战乱中，始终处于兵火与种族的煎熬和欺凌之苦，这时的民族矛盾成为社会的主导问题。社会民族矛盾的尖锐冲突，以及人民对安定生活的企盼，便使水浒故事赋予了民族思想的内容，承载了替天行道为民祈福的精神寄托。
元末明初山东东平人罗贯中（据考施耐庵即罗贯中）将长期流传各地的水浒故事凝结在一起，写出长篇小说《水浒传》。《水浒传》以其独特的审美文化影响着后世。
崇尚阳刚、勇力与武风。水浒文化中，阳刚气质、勇力美学及尚武之风彪炳史册，名扬天下。水浒英雄大都体格魁伟，虎虎有生气。如武松“身长八尺,一貌堂堂，浑身有千万斤气力”；鲁智深“生的面圆而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貉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等等。英雄们强健的体魄，蕴蓄着驱虎豹、征强敌的力量。为此，《水浒传》中极尽推崇赞美之辞。武松景阳冈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扬柳，梁山108将个个显示着非凡的阳刚神力。就连女性也不让须眉，孙二娘黑店耍威风，扈三娘武艺高强，阵前争胜，《水浒传》中的众多女姓亦彰显着野性与力量之美。更有征辽的胜利，成为梁山武勇精神的大检阅。
浓郁的文化风情。《水浒传》作为一幅反映北宋末年中国社会的历史画卷，它不仅涉及梁山英雄与封建恶势力不屈不挠的斗争，也以深刻和写实的手法广泛再现了当时普通民众的世俗生活。有对大都市各色居民活动的生动描述，也有对小镇商人的生活细微刻画，就连市民的日常家居、游玩娱乐、饮食享受等都有精到的展示，如遍布于大街小巷、酒楼店铺、勾栏瓦舍的“说话”（即说故事），美貌聪慧、色艺双全的惓妓，林林总总的夜市风情，以及相扑、刺字与文身等，摹写得具体真实，活灵活现。《水浒传》不但展示了宋朝市井生活的广阔场景，塑造了一大批各色各样的市井人物，而且也充分表达了他们对精神生活的渴望。
豪放的饮食风尚。在《水浒传》中，还有一个十分强烈的表现，即英雄们的饮酒、食肉、品茗。他们出入于茶楼酒肆，率性饮酒，快意食肉，不拘程式，快活逍遥。《水浒传》全书写了64家酒肆，既有东京一类城市酒楼，有州府一级的比较豪华的酒店，又有阳谷县一类的村镇酒家，也有乡村、荒岭、道路上的小酒馆；梁山英雄吃酒时用的器具大号的有担、桶、瓮；中号的有碗、角、旋、瓢、壶、葫芦；小号的有瓶、杯、盏、盅。《水浒传》“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以酒宴示敬、志贺，以酒宴显英雄胆力，以酒宴展英雄抱负，从饮食方式上反映了梁山英雄的生活理念，体现出地域特色的文化风尚。“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不仅是他们基本的饮食方式，同时也寄托了英雄们向往的理想圣园。
在朝代更迭、异族统治下，面对沉重的民族苦难，水浒故事的流传、演说、演唱、整理与写定成书，歌颂了中华民族勇敢抗暴的精神、强悍鸷猛的武力和叱咤风云的气概，传播了炽热的爱国情感和对大同世界的向往。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重视伦理道德的教化。可以说，儒家伦理精神对水浒故事的浸润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水浒英雄面对北宋末年政治腐败，在官逼民反的压力下，走向造反的道路，虽身居水泊被统治阶级视为“盗”、“贼”，但他们依然替天行道。“道”主要是儒家伦理意识，是社会民众奉行的社会道德准则，是忠、孝、节、义的行为规范。水浒文化蕴育了丰富的内涵，体现了孝、忠、义其“道”的伦理精神，颂扬了仗义疏财的崇高美德，表现了儒家文化人格及其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意识。
孝、忠、义其伦理精神。“孝”在水浒故事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是水浒故事忠义观念的基石，也是《水浒传》极力宣扬的一种伦理情结。《孝经》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被说成是人世间天经地义的行为。作为灵魂人物的宋江，从孝道出发下山迎取老父；李逵为尽孝道下山背母；好汉们到梁山泊后，都把家属带上梁山，以尽人伦之道。水浒故事中的“孝”不仅包括对父母的亲情，也包含着对下层百姓互助互怜的感情，追求的终极目的乃是光耀祖宗，青史留名。梁山好汉孝的观念和行为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家庭的至亲至爱。
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结果，义是忠孝的体现。在水浒故事中，忠的观念一直是好汉们追求并希望达到的一种伦理境界。然而，宋江倡导的忠义，包含着爱国主义的情怀，但也有愚忠的一面。水浒故事所表现的忠的观念，打着时代的烙印，也刻着时代的局限。
仗义疏财的崇高美德。仗义疏财是评价水浒英雄的道德标准。好汉们陆续上梁山之前，他们人人都有“仗义疏财”的豪举：慷慨好施，扶危济困，舍身为人，维护着被压迫者的利益。同时，好汉们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竭力同心，共聚大义”，“交情浑似股肱，义气真同骨肉”，“死生相托”。水浒英雄大多不惜钱财，乐善好施。由于宋江肯于助人，因而获有“及时雨”的美名。
三教合一的文化意识。宗教作为一种古老而又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对古代中国漫长的历史，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梁山泊的大同理想天地，其构成来源即相当复杂，既有儒家“大同世界”和庄子“至德之世”的影子，又有道教“太平”的社会理想和佛教平等意识的渗入。在儒、释、道三教主宰的思想文化领域，宗教文化思想对文学的熏染和渗透，文学也自觉不自觉地承载着宗教文化的意绪。水浒故事的流传经过宋元明漫长的时代，体现了比较鲜明的宗教态度，反映了比较浓厚的宗教文化意识。《水浒传》构想的梁山泊和谐、平等的理想社会，不是哪一家思想的结晶，而是儒、释、道三教宗教政治伦理化的一个共同的理想载体。
水浒故事对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水浒精神与农民战争。水浒英雄们勇于冲破黑暗社会政治，反对贪官污吏，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精神对后世农民敢于起来抗争，起到宣传和激励作用。水浒故事影响农民造反，最早始于明代中期，到明末农民战争达到高峰。从清初至民国，其影响也没有中断。在历次农民战争中，他们从中汲取军事斗争的经验，借鉴造反的纲领和口号，更甚者不少农民义军的首领还借用水浒英雄的人名或绰号，来表达他们的精神诉求。有人形容，任何一个善于鼓动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都无法超过水浒文化对农民造反的影响。
水浒文化与中外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一起，共同构成了几百年间的“章回小说”，奠定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同时，它又是一个具有巨大辐射力和渗透力的文化实体，后世从《水浒传》中又生发出小说、戏曲、弹词、诗、词、文、序、跋、绘画、雕刻、电影、电视剧等众多形式的的作品。水浒文化不仅有丰富的表现形式，还深深影响和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态和价值观念。《水浒传》这部杰出的民族文学，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并得到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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