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简史
 

 

 
   有人说,中国是诗的国度,这话不错。中国的诗歌,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起点很高。先秦两汉时期,一部《诗经》,一部《楚辞》,还有几十篇汉乐府,是很足以让人自豪的。但是,先秦两汉并不是诗歌的黄金时期。先秦时期,称得上是诗人的,大概也就只有屈原、宋玉等寥寥数人,而更多的人,只是在“用诗”,而不是写诗。两汉时期,称得上诗人的也没有几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才真正出现了诗歌的繁荣。这一时期思想的大解放、五言诗的成熟、音韵学研究的成果等,为唐诗的出现和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唐王朝立国近三百年,而且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也极为发达,音乐、书法、绘画、雕塑等艺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其中成就最大、最能代表唐代文化的,是诗歌。
 
  这是一个怎样的辉煌局面啊!仅清代《全唐诗》所收录,就有诗五万余首,诗人近三千人。其中,广为传诵的名篇有数千首,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
 
  这也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陈子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柳宗元、李贺、杜牧、李商隐……这一些光耀千古的伟大诗人,都诞生在唐代。
 
  唐代也是诗体大备的时代,五古、七古、歌行,在唐代得到完善;乐府歌诗,在唐代得到发展。最重要的,是讲究格律的近体诗,把诗歌的形式美推向极致,完成了诗歌(这里指狭义的诗歌,即不包括词和曲)体裁形式的探索尝试,在近代新体诗出现之前,再也没有新的成功的诗歌形式出现。唐朝立国近三百年,经历了由百废待兴到鼎盛,再由鼎盛逐渐衰亡的过程。在不同的时期,诗歌所表现的内容和形式也都不尽相同。
 
  唐代诗歌,可以分为初、盛、中、晚四期。
 
  初——合著黄金铸子昂
 
  任何一个朝代,在立国之初,首先要解决的是思想的统一、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复苏,而文化的发展总是要滞后一些的。这一时期的文化,往往是承袭前朝余绪,在内容和形式上变化都不太大。唐代也不例外。
 
  那么,唐代初年承袭的是什么样的文化呢?
 
  中国幅员辽阔,北方和南方的气候、地理状况、生活习性、审美趣味、文化传统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原始社会的神话传说和《诗经》《楚辞》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大抵说来,北方文化重内容而轻形式,重质朴而轻绮丽;南方文化则重形式而轻内容,重修饰而轻质朴。这种差异,在南北朝时期被推向了极致。
 
  自东晋以后的南北对峙,和春秋战国时的列国纷争并不完全相同,因为这一时期的北方政权,是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建立的,即所谓的“五胡十六国”。和南方汉民族建立的东晋、宋、齐、梁、陈相比,文化要落后很多,所以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南方文化。当然,也不可否认,北方的音乐文化和佛教文化水平很高,对隋、唐以后的文化影响也非常巨大。
 
  南朝政治腐败,但经济繁荣;南朝君臣骄奢淫逸、享乐腐化甚至到了极端无耻的地步,但是他们的文化素养又极高,所以六朝的诗文,内容极其空泛,而文辞极其华美,尤其表现在诗歌和骈文上。
 
  南北朝时期,是五言诗(包括七言)成熟的时期,也是音韵学和诗歌格律研究取得重大成绩的时期。淝水之战以后,南北对峙的局面已经基本定型,东晋、宋、齐、梁、陈的朝代更替,让整个社会都没有什么恢宏之志,不再醉心于建功立业,名垂后世,而是只图享乐安逸,苟且度日。他们花费大量的精力去探求诗歌和骈文的技法,语言更华美,用典更新奇,技法更圆熟,对仗更工稳,但是,内容却相当空泛。
 
  从积极的意义看,是思想的解放造成了个性的张扬,发抒个人情感,代替了替圣人立言;从消极的意义上看,则是思想境界的低下与生活环境的狭窄,造成作品内容的格调比较低下甚至低俗,也就是后人所批评的“绮靡”文风。
 
  唐代初年所承袭的,就是这样的文化。但是,自隋代开始的大一统局面,又使南北文化有了融合的可能。隋文帝下令“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唐太宗要求“上书论事,词理切直”,都是希望以北方刚劲质朴的文风,来救南方文风过于靡弱之弊。
 
  初唐(618-712)近一百年间,是唐诗风格形成的探索期,唐诗繁荣的准备期。从唐太宗贞观初年到武则天时,诗歌基本沿袭南朝旧习,主盟诗坛的,大多是陈、隋旧臣和宫廷御用文人,如虞世南、褚亮、杨师道、李百药、上官仪、李峤、苏味道、崔融、沈佺期、宋之问等。他们的作品多是奉和应制之作,与六朝诗人相比,内容同样空洞,但形式更为典丽。
 
  上官仪和沈佺期、宋之问是值得一提的。他们都是宫廷御用文人,诗歌内容几乎全是应制颂圣之作,词气卑弱,但唐代近体诗的格律,却在他们手中完成。将“永明体”诗歌强调四声变为调整平仄;由孤立的一句一联中平仄的区别,发展为全篇平仄的粘与对;将没有规律的对仗变为律诗中间两联必须对仗,将唐代最具代表性的近体诗(包括绝句和律诗)的格律完善了。
 
  其实,这种绮靡文风和“宫体诗”是一种奢侈品,不是人人都玩得起的,它是帝王贵戚、达官显宦们的专属品。即使不是仕途畅达,你都得像上官仪和沈、宋一样,成为宫廷御用文人,才有机会接触那种奢侈腐化、纸醉金迷的生活,才有可能写出以此为题材的诗歌。
 
  对于仕途蹭蹬的下层文人来说,他们向往的是陶渊明、阮籍、嵇康、左思、鲍照等人,他们诗歌的内容,更多的是抒怀言志、咏叹人生,诗歌的内容从宫廷台阁转向市井边塞。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批判和抵制六朝以来的文风,探寻一种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新的诗歌风格。这批诗人的代表,是“四杰”与陈子昂。
 
  “四杰”是武则天时期的四位诗人:王(王勃)、杨(杨炯)、卢(卢照邻)、骆(骆宾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才气横溢而器识狭小,抱负极大而仕途不畅,所以转而恃才傲物。当时裴行俭就批评他们说,士人首先要有器识,然后才是文艺。王勃等人虽有文才,但浅露浮躁,难成大器。杨炯大概可以做个县令,其余几人能得好死就不错了。
 
  四杰虽然都反对六朝的绮靡文风,指斥当时的文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因此“思革其弊,用光志业”,但并没有完全脱离六朝的影响,不过在声律的运用上有较大贡献。他们诗歌的境界并不高,但发牢骚,舒愤懑,走边塞,叹羁旅,题材已较前人大大拓宽。后来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写道: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给予了他们很高的评价。
 
  初唐时期最重要的诗人是陈子昂。他的贡献在提出了全新的、完全正确的诗文革新理论,推动了唐代诗文的革新。
 
  陈子昂的一生,大概可以用“不合时宜”四个字来概括。他在武则天朝,没有做过多大的官,但敢于上书指斥时弊,主张措刑息兵,整饬吏治,殊不知武则天正是通过严刑与战争来树立威信、巩固政权的,所以他的上书不被采用,而且最后还被武三思指使县令段简将他害死在狱中。
 
  他所处的时代,是“上官体”和沈、宋近体诗最吃香的时期,而陈子昂的诗,基本上是古体。唐诗的辉煌,正是古、近体都取得很大的成就造成的。
 
  他最大的不合时宜,是不随流俗,不走六朝以来的绮靡道路,而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发扬《诗经》的“兴寄”和建安、正始的“汉魏风骨”。
 
  陈子昂的这些主张,对此后唐诗走上健康成熟的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要论唐诗的第一功臣,非陈子昂莫属。杜甫在《陈拾遗故宅》诗中给予他极高的评价:“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可以这样说,陈子昂是初唐诗歌转入盛唐的一个最关键的人物。
 
  盛——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盛唐(713-765)一般是指唐玄宗开元、天宝到唐代宗大历年间五十余年的历史时期。
 
  开元时期和天宝前期,唐朝的政治经济都达到了鼎盛,政治的清平、经济的发达,又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张旭、怀素、颜真卿等的书法,吴道子、李思训、王维等的绘画,李龟年、董庭兰、许和子、李谟、黄幡绰等的音乐都出现在这一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成就最高的还是诗歌。
 
  经济的繁荣和相对宽松的政策,使得绝大多数士大夫生活安定富裕,一艺之长,即可以名扬天下,其中,又以诗歌的地位最高,朝廷以诗取士,文人以诗相高。诗写得好,名誉地位都有了。比如李白,诗写得好,就可以“戏万乘若僚友,视同列如草芥”。所以文人对写诗趋之若鹜,全力为之。如此广泛的基础,自然会产生出一批光照千古的大诗人来,盛唐诗歌也因此达到了中国古代诗歌史的顶峰。
 
  盛唐诗歌的成功,首先表现在名家辈出,佳作迭现。中国诗歌史上的两座高峰——李白和杜甫——都生活在这个时代,还有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崔颢……群星璀璨,光彩照人,名篇巨制,俯拾即是。
 
  盛唐气象,使文人士大夫们都有一种恢宏之气,他们对功名的追求,已经远远不是初唐文人那种简单的对富贵荣辱的向往,而是希望能够济世报国,匡扶社稷了。所以盛唐诗歌总体来说有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这种精神,在边塞诗中,是一种壮美异常的豪情;在田园诗中,是一种宁静幽远的恬静;在李白的诗中,是一种大鹏展翅般的恣肆浪漫;在杜甫诗中,是一种忧国忧民的顿挫沉郁。
 
  不得不提到的是爆发于天宝十四载(755)而持续了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它不仅给唐帝国以巨大的打击,使之从此一蹶不振,而且也几乎震碎了盛唐诗坛,大批的诗人竟至不知所终,而开元时期最著名的两位诗人王维和李白,一个因做过安禄山的伪官而潜心向佛,一个因加入永王磷叛军而成为囚犯。但是,杜甫却因此写下了无数深刻反映当时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诗歌,使盛唐诗坛不但没有因为“安史之乱”而沉寂,反而更加辉煌壮丽。
 
  盛唐诗歌已经完成了陈子昂提出的诗歌革新任务。从体裁上讲,古体、近体诗都已经完善。古体诗在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歌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近体诗,则不仅格律完全成熟,而且在诗人手中已经运用自如了。
 
  盛唐诗歌完全扫荡了六朝以来的绮靡文风,而代之以清新刚健而又绚丽多姿的崭新面貌。
 
  王维、李白、杜甫是盛唐时期前、中、后三期的杰出代表,尤其是李白和杜甫,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和现实主义诗歌的顶峰。
 
  王维和李白同年(701)出生,去世也仅比李白早一年(761),但他成名却比李白早得多。王维于开元九年(721)二十岁时即进士及第,当时已经名满天下,而李白直至天宝元年(742)四十二岁时才被征召入京。王维是唐代诗人中少有的诗、画、音乐都达到超一流水平的全才,是李白入京以前当然的文坛领袖。他的诗歌,既体现了盛唐前期文人积极进取,希望建功立业的昂扬之气(边塞诗),又表现了人们热爱山水田园的生活情趣(田园诗)。王维的诗歌非常美,甚至被苏轼称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但是他一生好佛,“安史之乱”时做了伪官,虽然并没有被治罪,但多少还是有些不好意思,所以晚年更是潜心事佛,“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又有消极的一面,尚不足以完全体现盛唐风貌。
 
  李白得名也很早,但都是在江浙和湖北、山东一带闹来闹去,没有进入以京城长安为中心的文化圈核心。从他的《与韩荆州书》看,他是很想进入政坛和这个文化圈核心的,直到天宝元年被征召入京,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又受到唐玄宗的礼遇,才真正名动京师,进入了这个核心。虽然在京城只呆了短短的三年,就被“赐金还山”(其实是被很礼貌地赶出了京城),但却并没有被赶出这个文化圈的核心。他此后十一年左右的漫游,反而因为仕途失意对现实有了较清醒的认识,写出了一些有批判精神的好诗。
 
  李白在政治上,既没有王维那样的超然淡定,也没有杜甫那样的深刻执著,他的政治见解有时是很幼稚的。话说得很大,但骨子里却是天真和狂放,所以晚年才会有卷入永王磷叛逆案的灾难。
 
  但是在诗歌创作上,他却是无人能及的天才。他的诗歌充满一种昂扬积极的浪漫精神,即使在人生不得意的时候,所表现的也是一种健康的情调,可以说是盛唐在“安史之乱”前的极盛时期的社会缩影和精神体现。
 
  和王维、李白相比,杜甫可以算得上是“纯儒”。他自己说他的一生受家族遗传,一是“奉儒守官”,希望走儒家所推崇的“达则兼济天下”的仕途道路,路虽然没有走通,但一生忧国忧民的民胞物与精神却始终没有动摇;二是“诗是吾家事”,杜甫引以自豪的先人,一个是既有赫赫军功而又为《左传》作注的杜预,一个是初唐著名诗人、祖父杜审言。
 
  “安史之乱”前,杜甫的诗名虽然已经很大,也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光辉诗篇,但尚不足以称“诗史”,更不足以称“诗圣”。
 
  “安史之乱”杜甫是亲身经历了的,包括后来的流寓西南。他身杂难民之中,亲眼见到国家的残破和亲身体验了人民的苦难,更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与诗歌创作的激情。从《哀王孙》《悲青坂》《悲陈陶》“三吏”“三别”《北征》到临死之前的《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他用如椽的诗笔,记录了这一段历史,世上疮痍,民间疾苦,无不尽现笔底。“随举其一篇与其一句,无处不可见其忧国爱君,悯时伤乱”(叶燮《原诗》),无愧于“诗史”“诗圣”之名了。
 
  李白和杜甫,是盛唐诗歌的两大高峰,也是中国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两大诗人。韩愈在《调张籍》诗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是对他们最好的评价。
 
  中——诗到元和体变新
 
  中唐(766-859)一般指大历到大中年间的约一百年时间。
 
  “安史之乱”虽然只闹了八年,但是对唐帝国的打击却是毁灭性的。为了平定“安史之乱”而执行的两大错误国策——向吐蕃、回纥借兵而造成的外族入侵和对藩镇的软弱迁就造成的藩镇割据——像两大毒瘤,使中唐一开始就显现出衰飒之像,但是唐帝国毕竟是“中兴”了。但是,这个“中兴”却已经没有了初唐的恢宏之气,也没有了盛唐的繁荣华贵。
 
  中唐社会面临的问题是表面繁荣下的重重危机,政治无复清平,吏治极其腐败,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
 
  中唐诗坛面临的问题是盛唐诗人境界太高,题材范围太宽,诗写得太好,使后人很难超越。
 
  很难超越,就不得不另辟蹊径。韩愈、柳宗元、孟郊、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李贺等中唐文人都在探索诗文革新的道路。唐李肇《国史补》说:“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体’。”在诗歌领域,最有影响的是韩孟诗派和元白诗派,他们的诗歌,都在继承盛唐成就的基础上走出了新路,也就是白居易所说的“诗到元和体变新”。
 
  举起诗歌革新大旗的是韩愈、孟郊和白居易、元稹。
 
  在韩、孟、元、白之前一点的“大历十才子”以及刘长卿、韦应物、元结、顾况等人,已开中唐诗风的先河,虽然也有一些名篇传世,但境界都不太高,题材范围也相对狭窄,可以算作是盛唐诗歌向中唐诗歌转变的过渡。
 
  韩愈的主要贡献在散文,他是主张“辞必己出”和“唯陈言之务去”的。这个理论,也被他用到诗歌创作中。“辞必己出”,“陈言务去”,即不抄袭前人,这本是正确的创作方法,但是如果走到极端,甚至所谓的“横空盘硬语”(韩愈《荐士》),“险语破鬼胆”(《醉赠张秘八》),就必然走向怪怪奇奇的道路。韩孟诗派的诗人,如韩愈、孟郊、贾岛等人,追求的正是这种雄奇险怪的风格,以此与盛唐诗歌抗衡。韩愈的《山石》《南山》《城南联句》,孟郊的《偷诗》《峡哀十首》等都是这样的作品。
 
  白居易和元稹走的是一条相反的道路,他们继承的是杜甫战斗性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通俗化的风格。白居易和元稹所发起的“新乐府运动”,是从内容和形式上对杜甫和盛唐诗歌的继承和革新。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和针砭时事的批判精神,是两汉乐府的优秀传统。从曹操的以乐府古题写新事到杜甫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诗歌创作,是对乐府诗歌的继承和发展。白居易学杜,最重视的是杜甫那些反映社会现实,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诗歌。他在《与元九书》中说:“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卢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新乐府诗”也不过数十首,但继承的,正是杜甫的这种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即白居易所说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他们强调诗歌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与元九书》),强调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功能。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织妇词》《田家词》等,都是投向社会黑暗和权贵们的匕首和投枪。
 
  “元和体”有时是专指元、白所创的一种新的诗体。韩孟诗派以怪怪奇奇的诗风求得与盛唐诗风的不同,元白诗派则以通俗易懂的诗风求新求变。白居易在《寄唐生》诗中说自己的诗“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元稹在《酬孝甫见赠十首》之二中说杜甫的诗“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所谓“当时语”,就是当时流行的通俗语言。
 
  与元、白风格相近的还有刘禹锡、张籍、王建等诗人。
 
  中唐诗人中高张异帜的是天才的短命诗人李贺。
 
  他是一位超常的天才,据说很小的时候,就以才华惊动了韩愈。韩愈和皇甫湜两大名人亲自登门去拜访他,他“总角荷衣”出迎,并即席作了一首叫《高轩过》的诗,诗写得很好,令韩愈大为惊叹。据说当时李贺才七岁(见唐刘嘉《隋唐佳话》)。李贺的人生是悲剧性的,一生郁郁不得志,死时年仅二十七岁。他的诗歌,继承了《楚辞》《庄子》和李白的浪漫主义风格,但更加夸张荒诞,诙诡谲怪,幽峭冷艳,极富个性。
 
  中唐后期的诗坛,因杜牧和李商隐两人的出现而大放异彩。
 
  中唐后期,宦官势力已经很大,牛李党争也非常激烈,成为藩镇割据以外对朝廷影响很大的因素。
 
  杜牧出生在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之称的高门大姓,虽然有“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郡斋独酌》)的远大理想和抱负,但仕途上并不得意。当了十多年的幕僚,出任过黄州、池州、睦州、湖州等地刺史,他高唱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遣怀》),不过是满怀失意的牢骚。杜牧的诗歌,兴寄高远,华美俊爽,尤以七绝为工。唐代诗人中,李白和有“七绝圣手”之称的王昌龄的七绝称雄一代,能与之媲美的,大概只有杜牧了(杜甫各体皆精,不在此例)。
 
  李商隐和杜牧并称“小李杜”,他的身世就要凄凉得多了。他的老师令狐楚是牛党中人,岳父王茂元却被归入李党,于是,他受到牛、李两党的共同排斥,一生郁郁不得志,踏入仕途三十余年中,有十多年辗转于各地幕府,远离妻子,漂泊异地。他是一个希望有所作为的人,也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他的各类有关时事政治的诗有百余首,占了他传世六百余首诗歌的六分之一。但他最受人喜爱的,还是那些虽然有些晦涩的咏怀诗和爱情诗。
 
  和盛唐相比,中唐诗坛的境界要小一些,但仍然是名家辈出、佳作迭现、后世难及的繁荣时期。
 
  晚——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晚唐(860-907)指唐懿宗咸通元年至唐末。
 
  晚唐时期,唐帝国已是千疮百孔,早已无复盛唐的繁盛气象,晚唐的诗歌,也没有了盛唐的恢宏之气和中唐的中兴气象,而大多充满一种伤感悲凉的情绪,但是,在诗歌的写作技巧上,却又有一定的发展。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诗歌大多不是自叹穷途之悲,就是超然物外、寄情山水,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以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等为代表,继承杜甫和白居易的诗歌传统,敢于大胆揭露社会的黑暗。
 
  第二,以贾岛、姚合为代表,其诗内容狭窄,极少反映社会生活,多警句而少佳作。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称“贾浪仙诚有警句,视其全篇,意思殊馁”,苏绛作《贾司仓墓志铭》,称其“孤绝之句,记在人口”,形成一种清瘦苦僻的艺术风格。
 
  第三,以韦庄、司空图、韩偓等为代表,这些人大多仕途较畅达,生活较优越,他们的诗,多逃避现实,或寄情山水,或沉迷声色,格调不是很高,但艺术成就很高。
 
  皮日休的《正乐府十首》《三羞诗三首》是对杜甫和白居易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继承,大胆揭露了晚唐社会的一些弊端。陆龟蒙的《村夜》《刈获》《筑城词》,刘驾的《战城南》《吊西人》《贾客乐》,曹邺的《官仓鼠》《筑城》《蓟北门行》,聂夷中的《田家二首》《公子行》,杜荀鹤的《山中寡妇》《蚕妇》《田翁》《伤硖石县病叟》《再经胡县城》等斗争性很强的现实主义诗歌,是晚唐诗歌中的杰作。
 
  温庭筠是晚唐时期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的时代归属也一直没有定论。从生卒年看,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时间是在中唐晚期;从诗歌的风格看,又完全是晚唐气象。他屡试不第,一生潦倒,诗歌多借咏史讽今,或抒发愤懑之情。他与李贺有相似之处,但没有那些奇诡幽峭的意境;他有与李商隐一样的浓丽清秀,但没有李诗的晦涩。他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不是诗,而是词。
 
  这一点,韦庄与温庭筠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韦庄早年遭遇黄巢起义,辗转逃难,避处西蜀以后,官居显宦,为前蜀王建所倚重。他的诗“伤时伤事更伤心”(韦庄《长安旧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唐末动荡的社会现实。他和温庭筠一样,词名比诗名更大。
 
  贾岛、姚合与温庭筠一样,时代归属也一直没有定论。有人把他们归入中唐,是从他们活动的时间来分的;有人把他们归入晚唐,是从他们诗歌的风格来分的。贾岛、姚合的诗歌,是苦吟一派,气象确实又入晚唐。苦吟,似乎又可以叫“吟苦”,即他们所抒发的,多是个人贫困生活的困窘和哀叹,题材内容非常狭窄。苦吟的另一层意思,则是刻意推敲的创作态度。贾岛《送无可上人》诗有这样两句:“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并不见得有多么高妙。但他在《题诗后》中却写道:“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但是这种创作态度,使他们在诗歌的技巧,尤其是近体诗方面有很高造诣,成为后人竞相模仿的对象,对宋代诗歌的影响非常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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