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春天，我分配到四川乐山一中的时候，学校并没有安排我做班主任，只是担任初八四级一斑的语文教学。那时该班的班主任是一位教体育的女教师冯老师。
尽管我只是科任老师，但我和学生的交往之密切，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科任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也许是我的天性使我很爱和孩子打交道，也许是我教语文更容易走进孩子的心，总之学生就是喜欢我，我当然也很爱我的学生。学校外面就是岷江，我常常把学生带到江边去上语文课，让孩子通过观察然后用笔描绘大自然在春天的每一点细微的变化。我还不止一次把作文课搬到农贸市场，让孩子们观察集市上人们的言谈举止。我利用语文课给孩子们朗诵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这让我的课成了孩子们每天的期盼。
我和孩子们的依恋之情越来越深。星期六下午放学的时候，我常常怅然若失，因为要后天才能见到同学们。同学们对我也是如此，他们向我说再见时，我能够从他们的眼神中读到不舍。因为刚当老师，我不会用嗓子，没多久嗓子便哑了。有一天我回到宿舍，却推不开门，原来门缝被一个纸包塞住了。掏出纸包打开一看，是治喉咙的药。送药的人没有留下姓名，但我可以肯定就是我班孩子放的。第二天，我站在讲台上笑眯眯地问：“是哪个同学昨天给李老师送药的呀？”当然没有一个同学承认，但台下，每一个孩子都神秘地笑着，而且每一张笑脸上都有一双那么明亮而调皮地望着我的眼睛，仿佛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秘密瞒着我，又好像是他们的一个什么“阴谋”“得逞”了，只有我蒙在鼓里。那一刻，我实在是被感动了。为此，我写了一首小诗，题目就叫《眼睛》，后来投寄《乐山日报》居然还被发表了――这是我发表的第一首诗。
大约过了一个月，我找到冯老师和她商量：“能不能把班主任让给我？”那时候班主任不存在什么班主任费，老师的收入除了国家拨款的工资，再没有什么现在所说的学校津贴之类，也就是说，多上一个班或是否当班主任，丝毫不影响老师的经济收入，不存在什么“利益问题”。何况，即使有“利益问题”，我相信冯老师也不会计较，因为冯老师是一位非常善良正直的好人，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一个多月来，她给我许多帮助。记得第一次上语文课后，她转述学生的反映：“学生们都说你的语文课很有吸引力，很好！一个老师，只要把课上好，就什么都不怕！即使校长不要你上课，学生和学生家长也不答应。所以，精湛的教学艺术是你的立身之本！”这话我现在也常常拿来告诫年轻老师。冯老师当时听了我的话，非常理解我，但她说这要和校长商量。于是我找到分管教学的赵校长，本来我准备了一大堆准备说服赵校长让我当班主任的理由，没想到我一说要当班主任，赵校长便爽快地答应了：“好，年轻人应该锻炼锻炼！”
于是，我这个班主任走马上任了。学生们到没有感到什么诧异，因为在这之前，我本来就像班主任一样和他们几乎成天都泡在一起。在我任班主任的第一个班，最得意的作品无疑是现在许多熟悉我的人都知道的“未来班”了。但我这里还得说说。
我有幸于从教之初，便从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中结识了这位可亲可敬的教育家。在读苏霍姆林斯基的日子里，他的许多精辟的观点让我想到了自己的教育，并情不自禁地解剖自己的教育。作为班主任，我立志让我所带的班富有勃勃的生机和强烈的凝聚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因为在我的班上而感到成长的快乐。这当然是没有错的。但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得把教师的意图变成学生的意图――当然不是把教育者的意图简单地强加给学生，而是在教育者的目的同孩子的愿望之间找一个自然和谐的结合点，应该让全班学生有一个统一的奋斗目标，因为只有目标才能产生动力，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集体主义教育的实践，首先在于激励学生自由地、自觉地实现集体的目标。”特别重要的是，这个目标不应该仅仅由教师一个人提出来，而应该在老师的引导下由学生提出来。
于是，我通过一系列的引导和启发，让学生们为自己所热爱的班集体提出一个奋斗目标。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我们班应成为既洋溢着集体主义温暖又充满进取创新精神的富有鲜明个性的班集体。学生们还提出了基本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时间──两年，同时又决定为自己的班集体取一个响亮的名字，并设计一系列标志。
为什么我要给班集体取一个名字并设计标志呢？这是为了让我们的班变得“有意思”一些，让孩子们觉得“我们的班就是与众不同”。这是符合儿童心理的。所谓“情趣”所谓“浪漫”，都在这种种“与众不同”之中了。
更何况，我把确定班名、提出班训、创作班歌、构思班徽、绘制班旗的过程，引导为对学生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和创造精神培养相统一的过程。人人动脑，个个动手，并通过“班名、班训讨论会”、“班徽、班旗图案展评”、“班歌歌词朗诵会”、“最佳班级标志评选”等主题班会充分调动每个人关心集体的热情和创造精神。
现在想起来，我那时真的是有用不完的劲儿，没有谁要求我这样做或那样做，一切都是我的心甘情愿，和校长无关。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幸福。
随着教育实践的丰富，我对“师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爱，不仅仅是和孩子一起玩儿，而首先应是理解学生的精神世界，学会用他们的思想感情投入生活，和学生一起忧伤、欣喜、激动、沉思。
我曾和我尊敬的赵校长发生过一次争执。他批评我不注意教师的尊严，和学生过于亲密，失去了师生的界限，“过分”了。而我却认为，只要注意环境、场合，只要把握准学生的情感，教师的任何“过分”的亲切、幽默、嬉戏都不会是多余的，这只会让学生感到：“这老师真有趣！他真是我们的好朋友！”
一段时间，班上的男同学酷爱“斗鸡”，无疑， 这是很危险的游戏，于是我下令禁止：“首先是对你们正在发育的身体不利，其次在教室里、校园里一跛一跳实在不雅……”在我看来，学生们应理解我的一片好心，况且我已晓之以理，但在学生看来，我是专横地剥夺了他们的自由，于是，“斗鸡”由公开转达入地下，这意味着师生之间已产生了不信任。不久，我们班来到通江河滩郊游，我发现，在我宣布自由活动后，一些男同学互递眼色，像在商量什么。，但又不好意思说，我看了一下四周柔软的沙滩，忽然明白了，便大声宣布：“来，请男同学组织一个‘敢死队’，与我‘斗鸡’！”孩子们在惊喜中雀跃起来。当我看到男生们一蹦一跳地向我轮番进攻，最后把我击倒在沙滩上，我感到很舒畅：同学们已理解我了，因为我并未扼杀他们的童心。
是的，我认为教育不应违背儿童的天性。当然，“不是违背”并非一味迁就，而是把童趣引导到正当的途径和允许的范围内发挥，这将会使学生的心和教师贴得更紧。如果教师本人甚至也保持或培养一点“儿童的天性”，那么，简直可以使师生之间的心灵融为一体。为了培养同学生的感情，我努力准确地记住每个学生的生日，并坚持在学生生日那天送去一个小小的礼物，假期也不例外。寒假里的正月初一，我邀约学生带上香肠、小香槟、糕点，一起来到郊外，在欢声笑语、追逐打闹中共度新春佳节。跟孩子们一起捉迷藏、一起“丢手巾”、一起打水仗、一起包抄手……的确是一种享受。（直到现在，每次我回乐山，看到公路两旁的某一处草坪，某一个山坡，或某一条小溪，都会勾起我美好的回忆，因为在这些地方，都曾留下我和学生们的欢乐。）
教师与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依恋感，有时会产生连教师本人也意想不到的效果。我永远也忘不了1983年11月16日上午第四节课，那天，我即将去医院住院――因为过度劳累，我终于病倒了，但班上的情况却使我气愤之极：课堂纪律差，教室卫生差，不少人对集体漠不关心，一个鸡毛掸子不知被谁弄断了，却无人过问……在上课开始时，我压住气愤，用悲哀的神态说道：“同学们，我对你们太失望了……两年来，我呕心沥血，换来的却是……”出乎我的意料，全班同学都难过地低下了头，大部分同学竟伏在桌上哭起来，教室里一片抽泣声。我也流泪了。我并未批评哪一个同学，我甚至连一句发火的话也没说，可是每一位同学都感到，是自己让老师伤心了，于是他们也伤心地哭了。一周之后，我从医院偷偷溜出来回到班上，看到教室已被粉刷一新、三个鸡毛掸子插在讲桌上，科任老师反映学生纪律很好，每天读报课，文娱委员毛利便组织大家练歌、准备学校“一二·九”歌咏比赛……这令我欣喜的变化，与其说是靠教育，不如说是靠了爱的感化。
但我刚班主任那几年，教训也不少。我曾多次苦恼过：为什么我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了孩子们，可一些学生还是对我很冷淡呢？班上有一个女生叫付饶，我曾为她花费了大量精力：谈心、补课，不止一次地冒着烈日去她家家访，她呢，也很关心我，初一时，她曾在一个节日的早晨悄悄地把一束鲜花放在我的寝室门外。不料，她后来对我相当冷淡。我为此不解，后来她毕业之后和我相逢，我热情地招呼她，她却依然冷淡，我终于忍不住问她，是不是我曾经对你有过伤害，让你这么恨我。她沉默了片刻，终于以火山爆发般的口气直言道：“是的，我对你就是恨……你自以为你是为我好，但是你伤过我的自尊心。你还记得初三时我写的那张大字检查吗？”哦，我想起来了，初三时，她违反了学校纪律，我出于严格要求，责令她写了一份检查，并用大字抄出来贴在校园内。当时我觉得这样做很好，因为违反学校纪律的人明显少了，没想到现在……“也许你李老师是对的，‘严格要求’嘛，‘维护集体荣誉’嘛，可是，我却因此而出名了，‘付饶’，全校都晓得了！……”我惊慌我当时为何没察觉她的思想：“你为什么当时不对我说你的不满呢？”“要毕业了，我怕你……所以，心里不服还是假装诚恳，写了检查……”付饶继续滔滔不绝地发泄着，我却不怪她，甚至还感谢她，因为通过她，我毕竟得到了一个有益的启示：如果我们在无微不至地关心学生的同时，又不知不觉地伤害学生的自尊感，那么，这好比是我们一方面热心播撒师生感情的种子，一方面又在粗暴摧残师生感情的幼芽。
正是对不止一次类似错误的反思，我越来越坚信：教师想尽量直接了当地帮助学生改正缺点，把他的缺点公诸于众，以使其他学生从中吸取教训，不犯类似的错误，这种方法是最不成功的，因为这无异于开“批判会”，把孩子心灵中最敏感的地方──自尊心、个人尊严、自豪感统统暴露于外，并使之受到伤害，这种教育所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无法弥补的。
在工作第三年的寒假，我在除夕那一天写下了我对教育的感悟，题目就是《教育漫谈》，我让三年来的喜怒哀乐一泻千里地在纸上流淌。后来，偶然看到《光明日报》上一则消息：我国第一份班主任杂志《班主任》即将创刊。于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便把我那篇文字投到了《班主任》杂志，没想到（其实我也盼望着）《班主任》杂志主编王宝祥老师给我亲笔回信：“大作已拜读，很好。分两期刊出。”这是我第一次发表关于班主任工作的文字。
27年过去了，作为校长的我还做着班主任，同时也做着班主任的“班主任”――我经常培训我校的班主任，我常常给年轻的班主任门讲我刚当班主任时候的日子。我告诉他们，正是那时候的成功与挫折，喜悦与忧伤，欢笑与泪水、纯真与苦涩、骄傲与尴尬……以及对这一切的反思，让我对教育对学生对自己的人生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我的教育情感也更加丰富，教育给予我的幸福也更加丰厚，并走到了今天。
摘自2008年11月24日李镇西新家：与青春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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