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还是从对“双悬日月照乾坤”的争论说起吧——
前几天，我写了一篇考证《红楼梦》中湘云酒令中说的“双悬日月照乾坤”出处与确切内涵的文章，与周汝昌老先生商榷。周汝昌老先生曾经在《红楼夺目红》专集中，撰文论述对湘云酒令的独到见解，我不太同意他的看法，所以写了这篇争鸣文章。周老先生也许是因为年高体衰的原因，没有看到这篇文章；或者是高人雅致，不屑于同一个无名之辈争论。总之，没有回应我的商榷。
不料，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同周汝昌没有商榷成也就罢了，却引来北京一个叫做隋邦森的先生反过来同我商榷。我与这位隋先生素未谋面，不知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红学家还是红谜，只知道他在《红楼艺苑》网站上发表过一大堆索隐《红楼梦》是歌颂清朝大一统的文章。对这些文章我不敢妄加评论，因为我对近年来出现的所谓“红楼解梦”一类的索隐文章不甚感兴趣，内心认为不过是胡适先生所说的“附会”、“猜笨谜”一类的文章而已。人家写文章是人家的权利，你不愿意看也是你的权利，互相不撞车当然不会磕着碰着的。
但奇怪的是，这位隋先生精力旺盛，在连篇累牍写了那么多歌颂“大一统”的文章之余，居然还有过剩精力，向我同周汝昌老先生的商榷文章发起挑战。本来嘛，文坛上两人争论，第三人插上几嘴，也是很正常的事，大家争鸣，有利于学术繁荣。但没想到的是，这位隋先生自称“老专家教授”，对我这“小字辈”说话，十足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面孔。我从来对什么“老资格”、“小字辈”之争不感兴趣，不过仅仅在大学教了五十多年的中国历史，带过不多的几个博士生，自然没什么了不起，又刚刚过古稀之年，头发尚未掉光，牙齿还咬得动牛肉，眼睛虽然时刻离不开老花镜，但距离全盲似乎还有一段时间，比起八百岁的彭祖来，是显得嫩了点。隋先生可能是彭祖化身吧，否则很少有人对我这个糟老头子谬做“小字辈”奖誉了。
言归正传。关于《红楼梦》中“双悬日月照乾坤”一句酒令的诠释，目前大概有三种理解了：一是周汝昌老先生的解释，认为是曹雪芹暗指乾隆朝初期，在正统朝廷之外，还有一个在宫廷政变中产生的政权，两个朝廷并列，所以称为“双悬日月”；二是隋邦森“老人家”的解释，认为是大清定鼎北京之时，南明政权尚存，是明清两个政权“双悬日月”；三是我这个“小字辈”的说法，弘光政权灭亡后，陈子龙等抗清义士依违在南明唐王、鲁王两个政权之间，称这两个南明小朝廷为“双悬日月”。
这三种说法究竟孰是孰非，恐怕不能按照我们三个人谁的年纪大，谁的资格老，谁的嗓门大，谁的文章长，谁的自信心强来判定。最好的办法是让史料说话，让证据说话。周汝昌先生、隋邦森先生所理解的“双悬日月”，是两位老先生自己的理解，是两位老先生首先各自列举出同时存在的两个政权，然后自己说：“这就是双悬日月”！并没有举出一个与曹雪芹同时的其他人说过“双悬日月”的佐证。这么研究学问大概不成，违反考据学的基本原则。中国历史上两个政权并存的事例多矣，南唐和北宋政权，南宋和金政权，就连今天的大陆和台湾政权，都是两个政权同时并存，哪个能称为“双悬日月”呢？
所谓“双悬日月”的说法，不是周汝昌与隋邦森先生发明的，是《红楼梦》作者在书中明晃晃写着的，也是《红楼梦》产生的那个时代封建文人经常使用的。如果问“双悬日月”的真实含义，只能去考证当时文人为什么这么说？这么说的意义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才是正统的朴学方法，是做学问的正确态度和方法。
我在同周汝昌老先生商榷的文章中早已对此做过比较精要的考证。所谓“双悬日月”，在明末清初有两重含义：一是明朝的“明”字，明字本身是由一个日字、一个月字并列构成的；另一重含义是并列的唐王和鲁王两个政权、两个皇帝。正因为这两个政权都是抗的明朝旗号，所以能称为“双悬日月”；其他任何并列的两个政权，都不能称为“双悬日月”。周汝昌老先生列举的两个政权，不是由一个明字构成，应该是两个清字并列，这个字我不认识。隋先生列举的两个政权，是“单悬日月”，另一个是清字，这个字我也不认识。
按照孤证不立的原则，我在文章中分别详细列举了陈子龙、张煌言、夏完淳三个人使用“日月双飞”、“日月双悬”一语的出处和真实含义，朋友们不妨一读。有的朋友可能要问我：南明时期还有福王政权、桂王政权、潞王政权存在，再加上唐王、鲁王政权，为什么不叫“三悬日月”、“四悬日月”乃至“五悬日月”？说句不讲理的话，这要问南明时期的那些反清文人义士，比如陈子龙，张煌言，夏完淳等人，他们在文章诗词中为什么不用“三四五悬日月”，偏偏要用什么牢什子“双悬日月”呢？其实也不难理解，陈子龙、夏完淳、张煌言在文章诗词中说“双悬日月”的时候，福王、潞王政权已经灭亡，不复存在。桂王政权远在大西南的广西云南，东南文人一般不知道；即使知道，因为封建正统的争论，也不承认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在东南江苏、浙江、福建一带的反清文人义士，他们心中只有唐王的隆武朝廷和鲁王的监国政权，这两个明政权，就当然是所谓的“双悬日月照乾坤”！
我喋喋不休地辩论这么一大通“双悬日月”，目的是什么呢？并非同周、隋两位老先生闹意气，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根本目的还在于探讨《红楼梦》故事的历史背景和文学背景，正确解读《红楼梦》。既然《红楼梦》中那个美丽天真、爽朗正直的史湘云，行酒令时嘴里说出了“双悬日月照乾坤”，而这句话是南明唐王、鲁王时期的专有名词，那么，这个史湘云的生活原型，是否应该断定为南明时期的人物呢？进而，整个《红楼梦》作品的时代背景，是否应判断为南明时期的故事呢？只有一句“双悬日月”来支持是不够的，让我们做进一步考证分析。
２．书中姐妹们吟咏的诗词并非《红楼梦》作者原创
红学界中人无不交口称赞《红楼梦》作者的诗词水平和能力，一致认为书中每个人所做的诗词都酷肖本人身份口吻，整个《红楼梦》中的诗词风骚雅致，花团锦簇，读后余音绕梁，大概能达到十年八年不知肉味的程度，似乎对作者的诗词水平怎么称赏都不过分。特别是著名的红学家蔡义江教授，几乎倾毕生精力专攻《红楼梦》诗词研究，连续出版了好几部大部头专著，据说销路一直不错，可谓名利双收。一部《红楼梦》，养活了多少后来的著名文人，这大概是作者始料不及的；因为作者自己生前从来就没有获得著名诗人、当红诗人、诗坛巨子、诗社领袖等称谓，一个子儿稿费也没捞着，穷的连稀粥也喝不饱。
我实在无意褒贬《红楼梦》书中的诗词，违心地胡乱夸上一通吧，以文人的生花妙笔，自然不难言之成理，也会博得几个追随者的喝彩和吹捧，就像《天龙八部》中的丁春秋和他的徒弟那样，但那么做显得多么下作呀，有良心的文人即使犯了浑病，一般也不会用违心文字卖钱。秉笔直言挑毛病吧，当今的铁杆“红学保皇派”又是那么多，很可能招来一顿铺天盖地的臭骂，我老人家好歹也熬过古稀之年了，又不经意骗来几块教授专家学者的招牌，犯得上么？还是不痛不痒、客客气气地顾左右而言它吧。
实际上，早就有专家学者指出，《红楼梦》中好多姐妹的诗词，与本人的身份角色并不吻合，听起来很别扭。比如，什么“萧疏篱畔科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喃喃负手扣东篱”，“孤标傲世偕谁隐”，“彭泽先生是酒狂”，“高情不入时人眼”，“忆旧还寻陶令盟”，等等，都是男性口吻，并且是像陶渊明一样的隐士口吻，与《红楼梦》中这些天真烂漫的少女，不仅身份不符，而且心情也不对路。诗言志，诗为心苗，哪个待字闺中的少女，会光着脑袋，蓬头垢面，倒背着手，嘴里还念念有词，跑到像陶渊明所说的“东篱”旁，去发狂一样地大喊：“我同谁一起隐居呀”？这哪里是什么清醇少女，不是整个儿一个女疯子么！
一般说来，一部小说中的诗词，如果是作者原创，似乎不该出现这样的问题；即使在那些“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才子佳人小说中，吟诗的男女一般也不会搞错自己的性别身份。只有生吞活剥别人的诗词，写入自己的小说中，才会出现《红楼梦》中姐妹诗词男性化、隐士化的怪现象。
那么，我们自然会问，《红楼梦》中姐妹们的诗词，是《红楼梦》作者的原创么？或者说，《红楼梦》作者是从哪里套用来的这些诗词？过去的红学专家，都本着对曹雪芹的盲目崇拜，为了说明曹雪芹的诗才如何高明，曲意强行辩解《红楼梦》诗词的高明、高古、高深，无须什么根据就主观断定是曹雪芹原创，说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是为了传诗；从来就没有人敢于怀疑这一点。其实，如果认真考证，《红楼梦》诗词大有奥妙！
大家都知道，《红楼梦》中的“葬花词”，是套用的明朝诗人唐伯虎的“一年歌”，《红楼梦》中的“红豆曲”，是套用的流行于明朝末年的“马头调”。但大家是否知道，《红楼梦》中姐妹们咏海棠、菊花的好多诗词，也是套用的南明时期那些著名的妓女“秦淮八艳”的酬唱诗呢？下面试举几例：
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林黛玉的《题帕三绝》诗，第一首是“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尺幅鲛绡劳解赠，教人焉得不伤悲！”这首诗明显是套用李香君的《诀别口占》诗：“眼空蓄泪泪空流，苦苦相思却为谁？自诩豪情今变节，转眼无目更添悲！”李香君与侯方域的悲欢离合故事，被孔尚任写成了《桃花扇》传奇。李香君的诗，是表达国破家亡时的兴亡感慨的，歌颂的是民族大义、民族气节，《红楼梦》套用这样的诗，实堪注意作者的思想倾向。
《红楼梦》中姐妹们赋诗最集中的是“菊花社”。其中怡红公子宝玉“种菊”诗的前四句是：“携锄秋圃自移来，篱畔庭前故故栽。昨夜不期经雨活，今朝尤喜带霜开。”这首诗更明显是套用了董小宛的《和冒辟疆咏菊诗》，原诗是：“小锄秋圃试移来，篱畔庭菊手自栽。前日应是经雨活，今朝竟喜带霜开。”红学界对董小宛和冒辟疆的故事当不陌生，红学界对《红楼梦》的第一次索隐，就是猜测《红楼梦》是描写顺治董小宛的故事，当非完全空穴来风。
董小宛所和的冒辟疆的原诗是：“玉手移栽霜露经，一丛浅淡一丛深。数此却无卿傲世，看来惟有我知音”。这首诗在《红楼梦》中化成了谁的诗？竟然是那个枕霞旧友史湘云！史湘云的“对菊”诗是：“别圃移来贵比金，一丛浅淡一丛深。萧疏篱畔科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惟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辜负，相对原宜惜寸阴。”湘云诗的首联和颈联，几乎就是抄袭的冒辟疆诗。
看过《桃花扇》的朋友，都知道剧中有一个与冒董交往密切的杨龙友，这个人也是有生活原型的。董冒酬唱菊花诗时，他也附和了一首：“尚有秋情众莫知，联袂负手扣东篱。孤标傲世偕卿隐，一样花开故故迟”。杨龙友的诗，在《红楼梦》中，却变成了潇湘妃子林黛玉的诗：“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扣东篱。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看，诗才那么出类拔萃的潇湘妃子，居然拿着杨龙友的诗冒充自己的作品！
从以上考证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红楼梦》中的好多诗词，并非作者原创，而是套用的明朝著名人物的作品。可惜的是，南明时期著名的“秦淮八艳”和“江南四公子”的诗词，多数都失传了，否则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的《红楼梦》诗词的原版。但仅就以上所举例证，我们也不难看出，《红楼梦》中姐妹们的诗词，基本上是来自南明和明朝诗人的诗词，而不是其后清朝诗人的作品。黛玉、湘云的咏菊诗，套用的是冒辟疆、杨龙友的作品，难怪其中充满男性隐士的味道了。脂批说《红楼梦》作者作此书有传诗之意，传的是谁的诗呀？
３．“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是用谁做生活原型描写的？
中国古代三角恋爱的故事不多，以三角恋爱故事做基本素材写小说更是凤毛麟角；即使写一男多女的几角恋爱，一般也都处理成令人恶心的一夫多妻结局，而不会处理成排他的两组婚姻关系。《红楼梦》小说确实是个例外，它以“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为主线，围绕着宝玉、宝钗、黛玉三个主角，谱写了一部十分摩登现代的三角恋爱凄婉颂歌。
但是，故事美则美矣，哀则哀矣，却总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感觉。书中的宝、钗、黛三个少男少女，都是十五六岁的年纪，一朵花刚刚含苞待放，但总给人一种过度成熟的味道：宝钗待人处世是那么圆滑老到，腹中的知识又是那么丰富渊博，简直就是一个成熟过度的女夫子形象。宝玉平素给人一种情窦初开的翩翩佳公子形象，但与薛蟠、冯紫英、琪官和妓女云儿大唱《红豆曲》时，给人的印象确是一个游戏于青楼楚馆的情场老手的过度成熟形象。
黛玉的形象总应该是一个清醇少女吧？事实也不然。请看她的代表作品《葬花词》：“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诗中以燕喻人，难道刚刚十四五岁的黛玉，以前就曾经与人组建过“香巢”？由于“燕子无情”，导致了“人去梁空巢也倾”的爱情悲剧？
“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绝对的一副哀叹美人迟暮、归依无人悲怆情绪和急不可待在“红颜老死”前择偶的形象！须知，此时的黛玉刚进荣府不久，只有十四五岁年纪，也就像今天刚上初中的女孩子吧，何至于产生这样一种急不可待的“红颜老死”恐惧啊？
“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怪奴底事备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小小的黛玉，难道会产生期盼情人“温被”以御寒冷的念头么？难道会在一个漆黑的夜里，睡梦中去谛听情人在庭外所发的“悲歌”么？难道会因为情人不能如约而至，产生“花落人亡”的感叹么？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未若锦囊收艳骨，一堆净土掩风流”。黛玉虽然寄人篱下，但有外祖母的宠爱，宝玉哥哥的呵护，凤姐等人的关心，丫头们的尊敬，姐妹们的融洽嬉戏，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风刀霜剑”的感觉，更不会产生洁身自好而死，胜于落入污秽沟渠的感觉。
从“葬花词”中我们可以推测，《红楼梦》中黛玉这个人物的原型，进入大观园前，曾经与心爱的情人组成过一个“香巢”，后来由于“燕子无情”，结果“人去巢空”了。离开“香巢”后，过着一种漂泊无依的生活。由于社会上的黑恶势力逼迫，使她产生一种“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感觉。由于年龄渐大，没有归属，“美人迟暮”的心情越来越严重，以致于产生何处“净土掩风流”的悲怆感。
《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原型究竟是谁？我劝朋友们认真阅读一下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撰写的《柳如是别传》。林黛玉在《葬花词》中表达的心情，绝对就是秦淮八艳之首柳如是在离别情人陈子龙后，漂泊在杭州西溪时心境的真实写照！不信的话，朋友们可以把由陈子龙作序的柳如是诗集《戊寅草》、由林天素作小引的《柳如是尺牍》寻来一读，从中体味一下陈柳分手后的哀怨情绪，然后同黛玉的《葬花词》加以比较，方信予言不谬。
此前，柳如是曾与陈子龙在嘉兴“小红楼”中构筑了“香巢”，过了一段双飞双宿的幸福生活。后来由于陈家家庭的干预，柳如是迫不得已离开“小红楼”，造成了“人去巢空”的悲剧结局，为此她连续以《望江南》词牌写了二十首题为“人去也”的词。柳如是带着对情人的无尽思念，在江南各地凄苦漂泊，受尽了谢三宾等恶势力“风刀霜剑”的逼迫。在杭州西溪漂泊时的柳如是，大概是二十二岁，美人迟暮的心情十分沉重，在她此时的诗词中每每流露。《红楼梦》中的“葬花词”，应该是作者根据柳如是的这段人生经历，按照柳如是在杭州西溪时的心情创作的。
柳如是是个著名妓女，少小时被卖入青楼，根本不知道自己家乡何处，父母是谁？鸨母开始给她取名“杨影怜”，后来自己取名柳如是。朋友们可以联想到《红楼梦》中的“甄英莲”，“英莲”与“影怜”同音，似非偶合。英莲被拐子拐卖后，被迫为人做妾，不知自己的家乡和父母，与柳如是的经历相同。作者让她的面目长得同“东府小大奶奶”相似，而这个“东府小大奶奶”秦可卿又“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这样联系起来，“英莲”就是“兼美”，就是“钗黛”，她们的生活原型，都取自柳如是。红学界关于“钗黛合一”的推论，从这个角度看，是很有道理的。
柳如是一生有很多雅号，例如“杨柳”、“蘼芜君”、“潇湘妃子”、“柳儒士”、“柳隐”、“女史”、“河东君”、“美人”、“桃花”等等。多数都被《红楼梦》作者原封不动用到了宝钗、黛玉身上。宝钗的号是“蘅芜君”，“蘅芜”就是“蘼芜”；河东既是柳姓的郡望，也是薛姓的郡望，所以，宝钗的雅号“蘅芜君”，也可称为“河东君”。
“桃花”、“潇湘”同是黛玉与柳如是的象征。《红楼梦》书中，表现黛玉总是面带潮红，鲜艳压倒桃花，并说黛玉之病由此而起。生活中的柳如是，确实是经常艳如桃花，曾有“桃花得气美人中”的名句，意思是：不是美人因桃花而美丽，反倒是桃花因美人而艳丽。朋友们可以把林黛玉的《桃花行》同柳如是的咏桃花诗对比来读，相信会有体会的。据说柳如是那个时期的妓女为了保持面部鲜艳，经常服用一种类似砒霜一类的药品，服用时间久了，往往引起内脏的病变，而导致吐血；柳如是就是因此而“多愁善病”，在小红楼和绛云楼生活期间都曾经吐过血，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对此有详细阐述。今天的读者往往根据现代医学，推断黛玉得了什么肺结核，其实《红楼梦》作者是根据柳如是的真实生活描写的，他判断黛玉的病根源在于“面如桃花”，说的是当时妓女美容方法，并非什么肺结核。
《红楼梦》故事的主线是“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正是根据柳如是的“三角恋爱”经历创作的。柳如是先前与几社名士陈子龙在嘉兴小红楼中由恋爱而同居，过了一段十分幸福美满的日子，陈子龙回忆这段生活时，曾赋诗说：“始知昨夜红楼梦，身在桃花万树中”，这应该是《红楼梦》书名的真实来历。柳如是曾有过“杨绛子”的别称，自然是“阆苑仙葩”，是绛株仙子；陈子龙就是“美玉无瑕”，是神瑛侍者。为什么这么推断？因为陈子龙确有“无瑕词客”的别号，并曾用这个别号署名，与柳如是多次酬唱。“无瑕”就是玉，就是瑛；小红楼中的陈子龙，就是“赤瑕宫神瑛侍者”。陈柳后来无奈分手了，“心事终虚化”，但旧情不断，两地相思之情更加浓烈，见两人的诗作。这种分手后的相思，不正是《红楼梦》中的“木石前盟”么？何谓“前盟”，情人分手以前的海誓山盟也。柳如是在分手后所抛洒的无尽泪水，不也正是《红楼梦》中的“绛珠还泪”么！
“金玉良缘”的故事，应该是取材于柳如是同钱谦益的婚姻生活。陈柳分手后，柳如是在“风刀霜剑”的逼迫下，无奈嫁给了江南老名士钱谦益。钱柳二人虽然年龄相差很大，但由于对知识的共同爱好，夫妻之间酬唱切磋，感情还是很好的，时人也很艳慕，誉之为“金玉良缘”。钱谦益家中正堂名为“荣木堂”，《红楼梦》中是“荣禧堂”；钱谦益为了迎娶柳如是，特意修建了“绛云楼”，《红楼梦》中表现为“绛云轩”；钱柳二人后期，曾长期生活在“红豆庄”，庄中确实有一棵江淮一带难得一见的红豆树，夫妻二人以红豆为题做了很多诗；《红楼梦》中的宝玉就大唱其“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这么多的雷同之处，用偶合是不能解释的。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红楼梦》的爱情生活，取材于柳如是亲身经历的“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
再扯远一点，《红楼梦》中那些爱情悲剧的“撮合山”是“警幻仙姑”。书中“警幻”一出场，作者就以骚体写了一篇赞颂警幻的赋。赋虽然写得不怎么着，但读后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近日翻了一下柳如是的《东山酬和集》，集前的“东山酬和赋”中写道：“揽人间之俪傀“，“望北渚兮帝子”，“列屋兮粉黛，满堂兮罗绮”，“乍离乍合，若信若疑”，“来朱鸟于窗前，情绸结以泮奂”，等等，不一一照录了，朋友们可以自己找来看。这篇赋的作者是孙永祚，乃钱柳夫妻的门人。《红楼梦》的“警幻赋”，似乎就是在此剿袭来的。这也从一个侧面间接证实了林黛玉的原型就是柳如是。
再举一例：据《陶风楼藏书画目》记载，有一首出自河东君手笔的赋，“吐属清妙，”“以为红楼佳话”。赋中有云：“玉楼催促，学士英年；金谷飘零，佳人薄命。恨绵绵其无已，意郁郁而欲伸。”“屈子离骚，咽残湘水。珠沉渊而有泪，花落地以无声。千古寸心，寂然灭矣。所以多情佛子，发无限慈悲；好事神仙，做绝大游戏。欲订盟于今古，爰撮合夫幽明。返魂之香一烧，补天之石重炼。珠玑错落，满盘皆梦幻之沙；锦绮缤纷，寸木即生花之笔。”“于是花间月下，酒半茶初，偶有遐思，遂成幽契。燕斜飞而似识，月直上而无猜。唤出真真，书来咄咄。则有词宗闺彦，羽士高僧。世有未名之人，人有未传之作，咸得留姓名于身后，寄衷曲于人间。”“苏小情深，托同心于松柏；麻姑年少，感浩劫于沧桑。”“落花为美人小影，芳草乃王孙断魂。”“尘心未尽，勿登四大禅林；绮语纷来，又是一重公案。”如果说这首赋说的就是《红楼梦》创作，确实十分形象传神；但柳如是不可能是《红楼梦》作者，只能理解为《红楼梦》创作本身，受柳如是影响绝大！
《红楼梦》中与黛玉关系比较密切的有两个人：妙玉和湘云。湘云从小曾和黛玉住在一个房间内，这个房间门上宝玉题写的门额是“绛云轩”三个字。这个湘云的生活原型应是南明时期著名妓女黄皆令。黄皆令才艺双绝，性格光明阔大，确实是从未把儿女私情略萦心上。柳如是嫁给钱谦益后，黄皆令也嫁了人，似乎是一个身体不怎么好的“才貌仙郎”，二人婚后生育两个孩子。后来柳如是在杭州再见到黄皆令后，她的丈夫早死了，生活极端拮据，两个孩子啼饥号寒，但黄皆令自己却不以为意，依旧谈笑自若。柳如是把黄皆令接到自己家，一起住在“绛云楼”中，共同切磋才艺。后来黄皆令的去向和最终结局，由于史料局限，我没有考证清楚。
《红楼梦》书中那个性格孤僻并有洁癖的妙玉，生活原型应该是林天素。林天素原来也是一个著名妓女，中年后戴发出家，寄住在杭州西溪汪然明家的“随喜庵”中，一身缟素，性格孤傲，绝不结交权贵与富家公子，正是“王孙公子叹无缘”。柳如是游历杭州时，也住在汪然明家，与林天素性格相投。林天素应汪然明之请，曾为《柳如是尺牍》做序，文字写得十分清高优美。后来林天素似乎为社会豪强所迫，无奈离开杭州，前往福建，在战乱中被辱而死，也正是“无瑕白璧遭泥陷”。
杭州西溪是洪升的老家，也是柳如是、黄皆令、林天素三人邂逅交往的地方，洪升对这些才女的故事应当耳熟能详。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晚明时受大妇虐待而死的冯小青，其丈夫冯云将也住在西溪，并与柳如是、黄皆令、林天素等人有过密切交往。《红楼梦》中描写林黛玉，曾使用了冯小青的诗句：“瘦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判断洪升为《红楼梦》作者，此亦为旁证。
４．贾府“三春”、“四艳”身上的诸多迷团解读
《红楼梦》中的好多谜语至今无解，譬如荣国府中，宝玉的亲姐妹和堂姐妹一共四个：元春、迎春、探春和惜春，谐音为“原应叹息”，意为红颜薄命。但是，明明四个姐妹的名字都用春字，作者为什么屡次使用“三春”的概念？什么“三春争即初春景”，“三春去后诸芳尽”，“勘破三春景不长”，难道还有一个“景长”的另外一春么？
《红楼梦》书中的元春是宝玉长姊，比宝玉年长二十多岁，名为姊弟，感情如同母子。王夫人的肚子确实神奇，居然能生出如此两个长女幼子，实在罕见。对《红楼梦》中元春的判词，至今无人能解：“二十年来辩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即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二十年”指的是什么时间？其中有什么是非？难道“三春”都要进宫当娘娘去“争即初春景”么？从书中看探春似有可能，迎春、惜春决没有这个迹象啊？究竟是“虎兔相逢”还是“虎兕相逢”？这是表示的时间概念么？
迎春号称“二木头”，为人软弱善良。她的判词也很奇怪：“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用迎春婚后被孙绍祖虐待而死似乎能解释得过去，但“子系”两字着实有点奇怪，说的是迎春还是孙绍祖？孙绍组在虐死迎春前，未闻有什么“得志”的事，娶个媳妇稀松平常，也谈不到“得志”啊，更不是因为“得志”才虐待迎春的啊？
探春是朵带刺的玫瑰，有才能，也有志气、骨气。她的判词是“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红学界都解释为探春远嫁，但也有说不通的地方。这个“末世”是家族的末世还是国家朝廷的末世？坐着大船远嫁“三千里”，这是什么地方啊？“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难道永无见面之可能了么？
惜春的性格即老实又固执，后来的结果是出家，这一点没有疑问。但惜春的判词却大有疑问：“勘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装。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不是“三春争即初春景”么，怎么又“勘破三春景不长”了？究竟什么是“三春景不长”？“三春”是她的亲姐妹么？其中的探春之“景”不是挺长的么？
《红楼梦》中好多女儿的事迹命运，用判词、曲子的说法都无法解释，不止是荣府四春，就连钗、黛、湘、可卿、凤姐、妙玉等人的判词、曲子，都有说不通的地方。红学家们不明就里，研究中也只好葫芦提应付了事。怎么样能解释通呢？看来仅从书中字面是难以解释通的，必须搞清楚《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和作者创作意图，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红楼梦》作品的社会背景是南明时代，作品故事取材是选取的表现南明小朝廷“风云气少，儿女情多”的人和事，那么，荣府中“三春”、“四艳”所影射的，未必是什么弱女子，而是最有背景意义的重要人和事。当时最重要的人和事，大概莫过于南明小朝廷的“三帝一监国”了，正是所谓的“三春”、“四艳”！
所谓“三春”，代表的正是“三帝”，也就是福王政权的弘光帝，桂王政权的永历帝，唐王政权的隆武帝。再加一个监国的鲁王，恰恰组成了红楼“四艳”！“红楼”的红字，可以指代朱明的“朱”字，“红楼”既可以指富室闺阁，也可以代指青楼楚馆，还可以代指大内皇宫。碧瓦红墙的皇宫，在古代文人笔下，往往用红楼表示。
元春影射的是南明福王组建的弘光政权。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抗清义士夏完淳讽喻弘光政权的诗：“二十年来是已非，不开画阁锁芳菲。哪堪两院无人到，独对三春有飞燕”。朋友们看出来没有？《红楼梦》中元春的判词，应该就是根据这首诗幻化出来的。这首诗是指斥南明政权在大敌当前之际，还醉生梦死、歌舞升平的。“二十年来是已非”说的是南明三帝延续了二十来年，至今已面目全非，不可收拾了；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不开画阁锁芳菲”，就像陈后主和南唐二帝一样，沉溺于风月情场中；致使南京的歌舞酒楼和红楼妓馆一时繁荣。那句“独对三春有飞燕”很有隐曲，“三春”显然是借指南明三帝，“飞燕”又是什么呢？是用汉代的赵飞燕代指皇妃么？显然不是。
朋友们可以回忆一下，《红楼梦》中姐妹们咏柳絮时，黛玉的《唐多令》起句是“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对此红学界一般都解释为苏州的“百花洲”和徐州北部的“燕子楼”，白居易曾有《燕子楼三首并序》歌颂之。表面上看似乎不无道理，但《红楼梦》写的是金陵旧事，其典还应该出自南京为是。南京过去确有“百花洲”，地处钞库街小西湖附近，是文人仕女经常游玩的地方。传奇《桃花扇》中，李香君就曾“燕子楼中人卧病，灯昏被冷有谁知”？可见南京亦有燕子楼。林黛玉“葬花词”中“青灯照壁人初谁，冷雨敲窗被未温”诗句的出处也似乎在这里。扯了这么远，无非是解释夏完淳的诗，事实上是指斥南明君臣在南京“百花洲”、“燕子楼”一类地方歌舞升平，以致国事不可收拾。南明时君臣最流行观看的传奇是阮大钺所创作的《春灯谜》、《燕子笺》，夏诗所说的“飞燕”，似乎与此也不无关系。
再回到《红楼梦》中元妃的判词，“二十年来辩是非”，显然是辩的南明三帝“二十年”的“是非”；“三春争即初春景”是说三个小朝廷“争”当南明小皇帝，“初春”即“元春”，即第一个当上小皇帝的弘光帝；“虎兕相逢大梦归”，说的是清军下江南后，南明三个政权先后都迅速垮台，复兴明朝变成了一场清秋大梦！“虎兕相逢”来源于吴梅村的诗句“前有猛虎后苍兕”，吴诗指的是宁古塔地方景象；宁古塔位于今天黑龙江省宁安市，是清朝满族的发祥地和故都，用“虎兕相逢”代指凶恶的满清军队，是十分贴切的。
说到元春，不能不提《红楼梦》书中最重要的情节“元妃省亲”。红学家们都跟着胡适先生乱嚷，一致认为省亲就是暗写康熙南巡。其实这才是典型的“猜笨谜”呢！从《红楼梦》的描写看，元春与荣府住在一个城市，从皇宫出发，一会儿就到了，怎么能是康熙迢迢三千里南巡呢？其实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弘光皇帝驾临马士英府。弘光帝是马士英拥立的，当上皇帝后，确实到马府“探亲”过。书中描写代表史家的老祖宗、代表王家的王夫人和凤姐、代表钱家的薛姨妈、薛宝钗，在元妃省亲时都出面了，四大家族在这里凑全了，这不正是弘光朝的史实么？
有的朋友可能要问，那么《红楼梦》作者交代的“甄家接驾四次”又怎么解释？其实更好解释。这个弘光皇帝，平生最大的嗜好就是看戏。你看，《红楼梦》中不是特意买办了一个小戏班子，为元妃唱戏么？弘光朝那个投靠马士英的无行官僚兼文人阮大钺，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写戏演戏。他家自备的家班所演之戏，在当时是南京最好的。弘光皇帝最热中到阮家看戏，前后到阮家去了大概不止四次。就是到了清军兵临城下的危机时刻，这个荒淫的皇帝，还在为近日内看不到阮大钺的《燕子笺》戏而长吁短叹呢！
《红楼梦》中的迎春，影射的应该是桂王建立的永历政权。“子系中山狼”的“子系”是一个繁体的孙字，代指永历政权中野心勃勃、大权独揽的孙可望。孙可望原来是张献忠的部将，张献忠失败后，他又笼络永历皇帝，扯起反清复明的旗号。永历帝无兵无将，确实受了孙可望许多折磨，正所谓遭遇了“中山狼”行径。后来孙可望又投降了清军，导致永历帝被吴三桂擒拿在缅甸，勒死在昆明，一命呜呼赴黄粱了。
《红楼梦》中的探春，影射的应该是唐王建立的隆武政权。隆武帝是个颇思有所作为的皇帝，他同其他南明小皇帝不同，有点卧薪尝胆、壮志恢复的志气，正所谓“才自清明志自高”。他曾经对明朝延续了近百年的“党争”痛加整顿；他自己比较注意刻苦节俭地生活，也比较关心民众的生活疾苦；他曾经亲率军队出征浙闽清军。但由于受制于郑芝龙父子，壮志难酬，最后在长汀被清军俘获，全家一起壮烈殉国了，也正所谓“生于末世运偏消”。
《红楼梦》中说探春远嫁海外，“清明涕送江边望”，是有真实根据的。隆武政权依托的是郑芝龙的军队，郑芝龙降清后，这支军队由郑成功统领，盘踞在金门、厦门一带，进而收复了台湾。在此期间，还曾联络鲁王政权张煌言的水师，几次打进长江，兵临南京城下，一度曾吓得顺治皇帝要逃回东北老家。
江南遗民对郑氏水师的盼望，正所谓“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
《红楼梦》中宝琴所说的“真真国”，应该暗指的台湾；女孩子诗中“岛云蒸大海，峦气接丛林”就是典型的台湾景色；“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说的也是江南和台湾抗清力量声气相求的实情。柳如是和他的丈夫钱谦益，晚年之所以长住“红豆庄”，原因就是这里临江近海，便于同义军水师联络。柳如是曾经亲往崇明劳师，同张煌言水师中的娘子军很是亲热。后来这些娘子军全部战死在崇明，这似乎就是《红楼梦》中描写“林四娘”和她的女兵的根据之一。当然山东青州发生的林四娘的故事也有史料支持，此事发生的时间是顺治二年，也正是南明弘光元年；不过这个林四娘只是一个死于战乱的宫女，并没有那些驰骋沙场的英勇事迹。《红楼梦》作者用两个故事合成一个全新的林四娘形象，是小说创作常见的伎俩。
《红楼梦》中以浓墨重彩描写了“敏探春兴利除宿弊”的故事，所谓“除宿弊”，应该是影射唐王打击“党争”，消除内部纷争，团结抗清的事迹；所谓“兴利”，也似乎是影射唐王关心民众生活，节俭朝廷开支，注意积累抗清所需财富的事迹。探春理家时，帮助她的是宝钗。如前所述，宝钗的原型也是柳如是。柳如是曾把自己一生积攒的首饰，慷慨捐赠给义军，用于装备“八百罗汉”。《红楼梦》中的“时宝钗小惠全大体”，大概就是影射的这件事情。
《红楼梦》中的惜春，影射的似乎是鲁王监国政权。鲁王始终没有称帝，一直是监国身份，所以《红楼梦》中没有让惜春进入“三春”的行列。《红楼梦》作者为什么要以“春”字代指皇帝？应该是从《春秋》的“春王正月”而来。鲁王后期，三个南明皇帝接连失败被杀了，正所谓“勘破三春景不长”。鲁王自己的军队也大部被清军消灭，只率残部逃到福建沿海苟延残喘，最后几乎只剩下孤家寡人，每天只好在海岛上孤独地以拜佛念经为事了，这也正是“独卧青灯古佛旁”的结果。鲁王一直没有被俘，最后孤独凄惨地病死在金门岛上，就是今天台湾政权盘踞的金门，至今坟墓犹在，可惜几乎无人凭吊了。
５．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与“甄贾宝玉”的真实来历
红学专家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断定《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就是以清朝时期江宁、苏州、杭州三大织造为原型创作的。其实一点根据也没有，完全是附会式的“猜笨谜”。三大织造是三家，也不是“四大家族”；三个织造府，分布在三个城市，也不能统称为金陵的“四大家族”；三个织造府，明朝时就是如此设置，也并非只有清朝才有。清朝的织造府官员虽然有时可以向皇帝打点小报告，但毕竟是内务府管辖的奴才身份，对朝政影响有限，也绝对爬不到“国公”、“一等将军”的高位。
如果把《红楼梦》的社会背景放回到南明那个极端特殊的时代去研究，“四大家族”马上就露出了原型！“贾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就是权倾朝野的马士英家族。“护官符”第一句前边的“贾”，就是后边的“马”，“贾就是马，马就是贾”，作者告诉的很清楚，我们没有看出来罢了。“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就是位高权重的史可法家族，作者在“护官符”第二句的结尾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一家本来就姓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依此类推，这一家族应该姓王，并且是金陵王。他是谁呢？就是朝中高居相位的不倒翁王铎家族。“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对“护官符”中的这个尾句，再按上述规律推断不灵了，这家不姓铁，而姓钱，铁钱两字不仅都是金旁，句中的“珍珠”、“金”字，也都是钱的象征。这个家族就是南明最著名的学者、东林党领袖、当朝礼部尚书钱谦益家族。
南明政权建立之初，在拥戴福王还是潞王当皇帝这个重大问题上，朝廷中是有矛盾的。钱谦益以及东林党人主张拥立潞王；马士英以及江北四镇的军阀们主张拥立福王；当时官位最高，也最有权威的兵部尚书史可法，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表现举棋不定，最后提出一个拥立远在广西的桂王的折中方案。
就在争吵不息的过程中，时任凤阳总督的马士英，强行用军队保护福王进入南京，坐上了皇帝的龙椅。马士英也因此当上了最有权势的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总揽了朝廷军政大权。史可法、钱谦益由于在拥立问题上进退失据，在朝中大受排挤。史可法虽然名义上仍然是南明官位最高的人，但已经从权利中枢退出，不得已主动提出到扬州督师，远离了首都金陵。钱谦益无奈之下只好向马士英靠拢，丧失了东林党人的气节。
《红楼梦》中把福王的替身元妃写成贾家的长女，放在荣国府的背景下，无非是影射这个皇帝是马家拥立的。书中让史可法以“老祖宗”的面目出现，受到全家的尊重，但没有什么实权，只好靠玩乐打发日子，顶多发点小脾气，吵嚷要“回南”，被贾政夫妻哄一哄就乖乖儿借坡下驴。实权落在了王夫人和王熙凤手里，这就是“龙王来请金陵王”的王家，王铎在弘光朝政争中始终官居东阁大学士巍然不倒，朝廷的日常工作一般都由他来处理，同《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完全相似。钱谦益家族在《红楼梦》中是以薛家的面目出现的，投靠巴结贾家，也正是钱谦益投靠巴结马士英丑陋行为的真实反映。
《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结成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似乎并非红学界通常理解的那种织造府之间的关系，而是改朝换代时的“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南明政权若存在，四大家族都有安身立命的去处；南明政权若灭亡，四大家族都是覆巢下的累卵，谁也不会有好下场。《红楼梦》作者之所以把四大家族的人都放在“大观园”背景下，是作品创作“三一律”的需要。大观园的原型，宏观上是江南大好河山，中观上是南京金陵，微观上是作者的家乡杭州西溪。这一点我曾做过详细考证，此不赘述。
《红楼梦》中的第一主角贾宝玉，他的原型是谁，历来是红学研究最重要的问题。这个贾宝玉，出生时口中便含着一块玉，玉上锩刻的文字是“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同秦始皇印上的“受命于天，即寿永昌”文字和意义都十分相似，使人不得不怀疑他的“太子”身份。更为奇怪的是，宝玉在南方的金陵和北方的大都，居然有甄贾两个。对这个迷团的唯一解释，就是发生在顺治二年（弘光元年）的“真假太子”事件！
１６４５年，在清朝的首都北京和南明的首都南京，各发生了一起“真假太子”事件。北京出现的这个“崇祯太子”，还没有搞清真假，就被清廷砍了脑袋。南京冒出来的这个不知真假的“崇祯太子”，搞得热闹极了！先是经过六部九卿会审，断定他是“假太子”，真名是“王之明”；明眼人一下子就能看出来，这次会审有问题，按弘光皇帝之意志，必须把太子断定为假；但也有人不服，有意捏造出来“王之明”这个怪名字，反过来不就是“明之王”么？他很有可能是真太子。《红楼梦》中“假做真时真亦假”的感慨，似乎应是对此而发。
真假太子案尚未审理清楚，弘光政权就垮台了。就在福王逃出南京，清军尚未进入南京的三天时间里，南京的老百姓，把这个不知真假的太子，从监狱中弄出来，拥入皇宫，把福王的龙袍穿在他的身上，居然拥戴他当了三天南明皇帝！这个不知真假的皇帝，龙袍加身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回监狱中，加封“狱神”为保佑平安的一路神仙；联想到《红楼梦》脂批中透露的“狱神庙”情节，的确发人深省！
这个不知真假的崇祯太子，到最后南明灭亡也没有辩明真假。领兵进入南京的清朝多铎亲王，进入南京后所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不知真假的“太子”请出来，亲口告诉南明投降的官僚们，这是真的太子，是清朝故意放回南明扰乱人心的。豫亲王多铎的话是否可信，至今也无法证实，只好存疑了。
《红楼梦》作者之所以把这个不知真假的太子化身宝玉，写成甄贾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其隐喻是不言自明的。把这个宝玉放在贾家，也就是马家的背景下，无疑是交代表现南明福王政权的背景。《红楼梦》中写宝玉“不肖种种大受笞挞”，似乎是影射这个太子在南明宫廷中不被承认，吃尽了苦头，几乎被杀头的史实。《红楼梦》书中说贾政要拿绳子勒死他，无非是影射弘光皇帝要置这个太子于死地。贾母保护宝玉，是影射史可法不同意处死太子，以老资格干预此事的经历。左良玉发兵南京，东林党人闹事起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太子。不过，这个不知真假的太子即使是真太子，与福王的关系也是叔侄关系，不会是姐弟关系。但考虑到有的红学家考证《红楼梦》早期稿本中，宝玉同元春是姑侄关系，似乎又比较好解释了。
《红楼梦》中的元春，莫名其妙地见不得一个“玉”字，宝玉是他的爱弟，可她偏偏把爱弟所题写的“红香绿玉”改成“怡红快绿”，把“香玉”二字去掉了事。气得宝玉在元妃省亲后，立即钻进潇湘馆，同黛玉大讲了一通小耗子偷“香芋”——香玉的故事，明显把这个皇妃大姐比喻成了小耗子，似乎并不恭敬。《红楼梦》为什么这么写呢？因为南京发生的“真假太子”案，严重影响着福王当皇帝的正统合法性，所以福王无论如何也不会承认这个太子是真的。元妃是福王的化身，她当然要偷走宝玉的“玉”字了。我们知道，宝玉所佩之玉，事实上是玉玺的化身；偷走了玉字，不正是窃取了皇位么？
有的朋友可能要问，你说宝玉的原型是太子，《红楼梦》中为什么让他成了“二爷”，太子应该是“大爷”啊？问得着啊！崇祯皇帝一共有三个儿字：太子、永王和定王。但在当时的特定动乱社会中，不仅民间，就是官场，也把崇祯皇帝的儿子统统称为“太子”，因为不管哪个能活下来，都是继承皇位的不二人选。真的太子在清军与闯王交战时确实死掉了，流落到南京的可能是二皇子永王，自然是“二爷”了。朋友们看“玉”上的“仙寿恒昌”，“金锁”上的“芳龄永继”，说的不都是一个“永”字么？《红楼梦》中让宝玉也是弟兄三人，老大贾珠死了，还有一个“小燎猫子”老三贾环。这与崇祯皇帝的三个“太子”难道是随便的巧合吗？
很有意思的是，《红楼梦》中还有那个贫困的“廊下”贾芸，曾认宝玉为“父亲大人”，进大观园种过花，与小红还谈了一段恋爱。除此另有贾璜、贾芹等远方亲支。他们有生活原型么？北京的明政权覆亡后，绝大多数皇族都逃难到江浙一代，他们中有的还带着财宝奴仆，有的可就是纯粹的难民了。福王的南明政权成立后，他们都想依附新朝廷，继续做皇族。但当时一来身份甄别困难，二来“小朝廷”也没那个能力，所以他们很多人在江南生活拮据。这些皇族很多，《红楼梦》中贾芸等人的原型是谁，不好一一指实了。
《红楼梦》作者交代，创作此书用的是“假语村言”，书中又描写了一个形象可憎的贾雨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红学界无人能解这个谜语。其实，《红楼梦》中的这个贾雨村，是有真实原型的。他就是南明时代臭名昭著的阮大钺。阮大钺在天启朝原来属于“阉党”队伍中人，后来被崇祯皇帝撤了职。撤职的理由就是《红楼梦》中所说的为官“贪酷”并“暗结虎狼之属”；加入魏忠贤的“阉党”行列，在当时不正是“暗结虎狼之属”么！
阮大钺被撤职后，一直在南京优游。南明政权建立，他又投靠马士英，当上了南京的城防官员，后来一直做到兵部尚书高位。《红楼梦》中说他投靠贾府，正是投靠马家；让他先当“金陵应天府尹”，后来当上的“大司马”，正是兵部尚书，与阮大钺的经历完全相同。
奇怪的是，《红楼梦》中，作者让贾雨村去当林黛玉的老师，难道阮大钺当过柳如是的老师么？事实确实如此。阮大钺这个人，当官确实不怎么样，但有一个长处，就是传奇剧本写得好。他创作的《春灯谜》、《燕子笺》剧目，在南明时期是最畅演的剧目。柳如是乃一代名妓，当时的妓女都以演唱传奇曲子为本能。阮大钺当权后，钱谦益有心巴结，曾经让柳如是为阮大钺奉酒拜师，学习传奇，正式结成了师生关系。阮大钺江上阅兵时，仿照戏台上的服装，穿戴“素蟒玉带”，柳如是跟着打扮成戏台上的刀马旦形象，在阅兵场身穿战袍，头插雉尾，在当时传为笑谈。《红楼梦》中宝玉把芳官打扮成“小骚靼子”形象的描写，似乎应该是从这个故事取材的。阮大钺这个人是编写传奇的专家，在《红楼梦》中他的化身是贾雨村，《红楼梦》作者要让自己的故事“问世传奇”，正是用“假语村（贾雨村）言”敷衍故事。
６．肮脏的东府与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的由来
《红楼梦》中对东府的描写确实不留情面，祖孙三代“扒灰的扒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除了门前那两个石头狮子，再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红楼梦》作者在书中写人状物，一般都能够心存忠厚，不说绝对话；如果不是对东府怀有深仇大恨，应该不会这么秉笔直书的。
《红楼梦》中西府的原型是南明小朝廷，那么这个东府的原型又是谁？考虑到当时对东北地方的习惯称呼是“东省”，这个东府的原型，最大可能就是刚刚建立的满清政权！《红楼梦》中说东府有“两三个庄子”，西府有“七八个庄子”，正是对“东北三省”和“江南七省”的真实描写；贾珍父子议论近几年西府庄子收成不好，也是写实，明清之际，“江南七省”的年景确实不好，连续遭灾歉收。书中关于“乌进孝进租”的描写更是发人深省，租单上罗列的都是东北的特产供品，全国其他地方都没有，正说明东府的老家在东北，乌进孝缴纳的是东北皇庄的贡品，查故宫博物院清朝内务府的贡单，与乌进孝的租单几乎一模一样。
书中描写的那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焦大，当年曾经跟“老太爷出过几次兵”，“从死人堆里把老太爷背出来”，“得了水给主人喝，自己喝马溺”。这么一个老功臣，对年轻主子十分看不惯，喝醉了酒，经常对主子一顿痛骂，把什么丑事都抖落出来，结果被关进马棚，塞了满嘴马粪。这个焦大的原型，很有可能就是洪承畴一类早期投降满清的汉族军官，虽然战功累累，但在清政权下却不得重用，满腹牢骚，不时表功，酒后也经常漫骂。这方面史料记载很多，无须详细考证。
关于东府“扒灰”，“养小叔子”的说法，《红楼梦》书中并未实指。但在明末清初，关于清廷这方面秽事的流言却满天飞。多尔衮娶侄儿媳妇做“侧福晋”，正是所谓的“扒灰”；“太后下嫁摄政王”，也正是“养小叔子”的行为。
关于秦可卿大出殡的描写，是《红楼梦》中的重头戏，它的影射意义，值得深究。《红楼梦》中让东府的贾蓉，成为西府宝玉的侄儿；让宝玉睡在侄儿媳妇的床上，大做其“旖旎缱绻，难解难分”的淫荡大梦，内中必有很深刻的原因。南明政权存在时，曾经给北京的清政权发过一份国书，要求两个政权并存，希望两国成为“叔侄之国”；《红楼梦》中宝玉为叔，贾蓉为侄的来历，似乎就在于此。
秦可卿之死故事的原型，应该是来源于“顺治董小宛”的传说。有的红学家考证说，董小宛年龄比顺治大得多，决无可能成为顺治的皇妃。这个考证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是，《红楼梦》是小说，不是史书；小说的作者可以根据传闻去添油加醋敷衍故事，而不必拘泥于故事的真实性。清朝初期，关于“顺治董小宛”和“太后摄政王”的流言满天飞，确实是不争的事实。《红楼梦》作者根据流言写入书中，有什么奇怪么？
顺治朝董鄂妃死后，确实有过大出殡事实，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红楼梦》作者，一定要考证清楚董鄂妃不是董小宛？事实上，终清一代，民间从来就没有搞清过两个董妃的关系，一直混为一谈。宝玉在可卿床上，做与“兼美”干“儿女之事”的梦，正说明“兼美”是董小宛的化身。董小宛这样的名妓，方可能“鲜艳妩媚”如宝钗，“风流袅娜”似黛玉。《红楼梦》作者和她发生“意淫”，在当时社会不为过吧！
《红楼梦》对秦可卿的判词中有“箕裘颓堕皆从敬，造衅开端实在宁”的句子，无人能解开其中深意。其实，我们看一看清廷讨伐南明政权的檄文，就什么都明白了。檄文中指责南明政权荒淫腐败，箕裘颓堕，说南明政权来路不正，造衅开端。《红楼梦》中的这句判词，正是针锋相对清廷的檄文，说箕裘颓堕你们更甚，造衅开端是你们起始。其中深意，不是一目了然了么？
《红楼梦》中最有意思的故事，是“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如前所述，金陵王家的原型是南明王铎家族。就是这个王铎，在清军兵临南京城下的时候，率领钱谦益等南明官僚，冒着大雨，跪伏在大街前，流着眼泪向清军统帅豫亲王多铎递上降书顺表。“太虚幻境”判词说王熙凤的下场是“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根据王铎的经历很好理解。南明政权成立之初，他顺从了马士英，这是“一从”；南明政权中后期，他大权在握，颐指气使，正是所谓的“二令”；南明政权覆亡时，他屈膝投降，正是“三人木”，“人木”合起来是个“休”字，也就是完蛋了。流者眼泪递降书，正是“哭向金陵事更哀”！
王铎投降后，开始帮助清政权做事，此后正是“顺治董小宛”故事传扬时期。凤姐“协理宁国府”办大出殡，似乎就是影射王铎协理清政权的史实；至于是否真的帮助清廷办过董鄂妃大出殡事宜，只有天知道了！当时的社会流言，不可能原原本本都流传至今，流言蜚语是无从考证的。
７．女娲补天与顽石“无材补天”暗示的社会背景
《红楼梦》一开始，作者就交代了一个“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神话背景是，由于“共工头触不周山”，导致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女娲炼“五色石”补上了天塌地陷，才有了后来的花花世界。天塌地陷才需要补，天高地阔女娲补什么？何谓天塌地陷？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一般都是代指一代王朝的灭亡，发生了改朝换代的大事。《红楼梦》那个时代的改朝换代大事，只能是明清两朝更迭的时期，而不会是其他所指。
《红楼梦》作者反复交代作品隐去了时间地点，“朝代年纪、地域邦国都失落无考”。其实，作者在书中交代得明明白白，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末世”，“凡鸟偏从末世来”，“生于末世运偏消”，这些姐妹们的生活时代都是“末世”；故事发生的地点是金陵，荣府的老宅子在金陵，姐妹们的合称是“金陵十二钗”。金陵，就是南京，就是石头城。在“金陵”城里上演的“末世”故事，不是南明政权是什么？作者交代的再明白不过了，可惜红学专家们被胡适蒙蔽了双眼，楞是看不出来！
《红楼梦》作者对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的交代，其实不仅在于这些暗示，还通过《好了歌解》、《飞鸟各投林》等曲子，大肆加以渲染：你看，昨天“破袄寒”的的穷光蛋，今天在嫌“紫蟒长”；昨天所“择”的“膏粱”，谁承望今天流落在“烟花巷”；昨天达官贵人的府邸，今天换了新主人“卧鸳鸯”；昨天“金银满箱”的富豪，今天成了一文不名的乞丐“强梁”。这不正是改朝换代时期特有的景象么！“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债的债已还，欠泪的泪已尽”，不正是改朝换代时期社会大清算的真实写照么？那个末世的小朝廷又哪里去了呢？“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三帝一监国先后灭亡了，“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关于《红楼梦》作者问题，我实在不愿与当今红学界陷入无谓的争论。我推断《红楼梦》的作者是康熙朝的洪升，有同时代孔尚任的《桃花扇》可以佐证。《红楼梦》和《桃花扇》，都是以秦淮八艳的爱情生活做主线，感叹南明兴亡的作品。康熙朝前中期，文人们热衷于以南明故事为素材，创作文学作品，当时此类题材内容的小说戏剧确实很多，朋友们可以看看《中国文学史》的记载。及至雍乾以后，一方面由于文网严峻，另一方面也由于时间渐远，文人几乎没有创作以南明做素材的作品了。所以，我们说《红楼梦》只会产生在顺康年代，不会创作于雍乾年代，决不是无由妄断。
可能有的朋友要说，曹雪芹为什么就不能以南明故事为素材创作小说？他家曾在金陵居住六十年，祖父曹寅又收集了好多明末清初的书籍，曹雪芹自己也曾经去金陵实地探访过织造府旧址，完全有条件写作《红楼梦》啊！对此还是要有点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朋友们想一想，曹雪芹作为乾隆时期的人，距离南明时期已经一百多年了，同时作为一个八旗出身的人，满清征服中原的受益者，他会发出《红楼梦》中这些感慨南明兴亡的叹息么？再加上文网等客观条件限制，遍观乾隆时期的小说戏剧作品，根本没有以南明为题材的作品，曹雪芹怎么可能去写悲悼南明的作品呢？再说，曹雪芹长期生活在北京，仅仅跑了一趟南京，就能写出《红楼梦》中那些南方的景物、习俗么？我长期生活在东北，但一生去了南方不知几十次，比曹雪芹多得多。此刻让我写南方景物、习俗，我肯定仍然写不出，没有生活积累嘛！
我的一个学生曾跟我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见解，虽然荒唐，但也不无道理。他说，这个曹雪芹大概有精神病，或者是自虐狂！你看，他自己的字或者号叫做“雪芹”，作品中自然不应该用这两个字骂自己吧？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书中那个狗男女贾芹，偏偏用“芹”字为名；贾雨村的“雨”字，恰是“雪之头”，贾瑞的“山”头，又恰是“雪之尾”。不仅如此，还让薛大傻子用“庚黄”二字来嘲笑自己的祖父曹寅。在《红楼梦》书中这些人都不是好人，曹家人偏偏与坏人搭文字关系，这个曹雪芹不是有毛病么？此高论当不得真，一笑。
《红楼梦》“一手二牍，一声两歌”，表里两面皆有喻。洪升在《红楼梦》正面，明写“家仇”，在反面暗写“国恨”。洪升的家族是明朝的“百年望族”，世受国恩，改朝换代时的政治态度，不问可知；洪升本人，又亲身经历过“家难”和自身被革职下狱的双重打击，创作《红楼梦》的动机是没有疑问的。洪升是清初著名的文学家，其代表作《长生殿》至今仍为昆曲界压卷之作，享誉世界；《长生殿》表面上写唐朝的“安史之乱”，骨子里也是暗写明清两朝改朝换代之社会动乱。关于洪升创作《红楼梦》过程的考证，见我的系列考证文章，这里不再重复。
有的朋友可能要问，《红楼梦》中的语言，多数是地道的北京方言；《红楼梦》中的景物，好多也是北京的景物。洪升是江南杭州人，他能够写得出来么？我不否认《红楼梦》中好多背景都取自北京，书中人物的口语多数是“京片子”。须知，洪升虽然是江南人，但他在北京国子监就学，前后长达二十多年！他的整个青壮年时期，几乎都是在北京度过的。朋友们可能知道，今天在北大清华上学的江南籍大学生，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要不了几年，就操一口流利的“京片子”，洪升为什么不能呢？
其实，《红楼梦》中的景物，并不是纯粹的北京景物，而是亦南亦北，忽南忽北，红学界早有定评。为什么出现这种问题？大概也和《红楼梦》的特定背景和特定作者有关。如果是曹雪芹写《红楼梦》，他必然写乾隆时期北京的景物，反而不会出现上述问题。只有以南明时期为背景，由洪升任作者，才会出现《红楼梦》中那种晚上睡炕、白天观赏白雪红梅的特殊问题。洪升曾赋诗说自己“醒听北人语，睡听南人歌”，似乎正是创作《红楼梦》时心情的写照。其实，《红楼梦》中大观园景色，多数还是江南景色，其中秋雪庵、藕香榭、怡红院、潇湘馆、蘅芜苑等，其原型就是直接取自洪升的家乡。杭州西溪的芦雪庵、藕香榭、洪园、竹窗、花坞等，就是它们的真实原型。这也是洪升作为《红楼梦》作者的力证之一！
《红楼梦》书中关于姐妹们命运的判词曲子，之所以不好理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过去往往根据曹雪芹的生活年代去加以解读判断的结果。如果放在明清两朝改朝换代的大背景下，特别是放在南明小朝廷的特定背景下去判读，一切都迎刃而解了。什么“二十年来辩是非”、“虎兕相逢大梦归”、“一从二令三人木”、“清明涕送江边望”、“造衅开端实在宁”，都有了实实在在的、令人信服的解释。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红楼梦》初稿，确实是一部以“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爱情生活为主线，以南明小朝廷兴亡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与同时代产生的《桃花扇》、《长生殿》属于同一背景、同一主题、几乎也是同一内容的作品。大概是后来由于曹雪芹的披阅增删，内容调整了，而预示书中人物命运的判词和曲子却照旧保存，才形成了今天的混乱局面。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判断出，曹雪芹改动的幅度并不大，基本上保留了原故事的主要情节和总体框架。改动是否成功，只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反正原作品已经失传，无从加以比较判别了。
８．为什么《红楼梦》研究了二百多年至今不得要领
由于《红楼梦》小说出现在清朝乾隆中叶，所以不论新旧红学家，对《红楼梦》的背景研究，都不出清朝前中期范围。索隐派诸说纷呈，什么“顺治、董小宛说”，“张侯家事说”，“明珠家事说”，“康熙朝政治说”等，基本上都局限在清代的顺、康两朝时间内。考证派提出的“曹雪芹自叙传”说，更明确肯定是发生在康雍乾三朝中江宁织造府的事情。
《红楼梦》研究按照清朝背景已经探索二百多年了，但毋庸讳言，迄今仍然是一团乱麻，不得要领。索隐派旧红学，从蔡胡论战起，就已经千疮百孔，成了一堆建筑垃圾了；即使今天仍不时出现几个新索隐爱好者，抛出什么“隐王说”、“满汉大一统说”、“竺香玉说”等，但把蔡胡论战的文章再认真读一遍，不难发现，这些新索隐诸说虽然外包装不尽相同，但臀部都打着“猜笨谜”的纹章，人们只会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新红学考证派的命运似乎也好不到哪里，至今留有三大“死结”无法解开，“芹系谁子”，“脂砚何人”，“续书何人”，似乎是永远解不开的谜了。其实何止这三大死结，把《红楼梦》中色彩纷呈的故事和人物，往曹雪芹家的故事上一套，便不难发现，就犹如丰腴美丽的杨贵妃穿上了一件婴儿的套裙，是如此的捉襟见肘，千穿百孔。曹家哪来那么多聪明美丽的女儿？曹家哪来的四大家族？曹家哪来的东西两府？曹家哪来的甄贾宝玉？曹家哪来的“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周汝昌、冯其庸等老先生熬得头发掉光了，眼睛几近失明了，可谓呕心沥血，但无庸讳言，迄今仍无法自圆其说。
多少红学家在哀叹，多少红迷在扼腕，《红楼梦》研究，似乎坠入了一座永无出口的迷宫，似乎钻进一条永无尽头的隧道！是研究方法出了问题么？其实完全不必去争论“考证”和“索隐”的方法谁科学谁谬误，他们都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常用方法，考证中有索隐，索隐中也有考证，谁也离不开谁。譬如，研究《儒林外史》，就主要使用索隐方法，当然也包含对作者吴敬梓的考证；而研究《水浒传》、《三国演义》，则主要是对作者罗贯中、施耐庵的考证，当然也有对作者背景与书中故事的索隐。这些研究都是成功的，为什么到了《红楼梦》研究，这些方法就不管用、这些研究就不成功了呢？
是否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干了南辕北辙的蠢事，从一开始就把《红楼梦》的故事背景搞错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不论你使用的方法如何现代、如何科学、如何摩登，都只会走得越快，离目标越远！《红楼梦》研究难道需要重新设定研究方向，重新开辟研究道路么？事实确实如此，我们把《红楼梦》的大背景放在南明“末世”的金陵研究，也就是放在南明小朝廷兴亡沉沦的背景下研究，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可能有的朋友要指责我这篇文章是“索隐派”死灰复燃。我不愿加以辩驳。“索隐”方法有什么不好？从宋代起，中国文人已经使用好几百年了，何至于因为胡适先生一句“猜笨谜”，就把索隐方法彻底抛弃了？其实，索隐方法也不尽相同，像旧红学那样，把一大堆不相干的史料堆砌在一起，互相之间自相矛盾，当然是“笨伯”所为了。如果这些史料存在有机的互相联系，互相支持，互相制约，构成一座坚实稳定的大厦，何尝不能透彻地说明问题？
我的上述所谓“索隐”都是集中在南明时代和金陵地域的同一背景上，所使用的史料都是围绕这一背景收集整理的，史料间互相联系，紧密结合，自成体系，与传统的索隐方法截然不同。更何况索隐中大量使用了考证方法，使索隐和考证相得益彰。谁能说我对《红楼梦》中姐妹们诗词的研究，不是使用的考证方法呢？我占有的资料有限，热切盼望朋友们能够沿着这条思路，继续进行考证索隐，彻底解开《红楼梦》中的诸多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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