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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切斯特之后的大宪章故事
大宪章·重复的意义 by freerain
  
  幼主临朝
  
  1216年10月19日,英格兰国王约翰(由于数日前吃桃子过多)在纽沃克去世,临终命长子亨利即位。
  
  当时,亨利王子年方九岁,尚且是一个懵懂的孩子,而国内的形势还是乱成一锅粥,整个政府机构基本上停止工作。
  
  虽然此前约翰已经全面展开军事行动,扫荡北方和西南方向,但法国王太子路易率军登陆并进入伦敦后,形势并不十分乐观。北方的世家豪强向来不服中央,背后的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二世也绝非和平的邻居;在西面,男爵们和威尔士的卢埃林也早已暗中往来;大多数自由市镇由于长年遭受约翰的剥削,怒气难消,倾向于男爵们,伦敦也掌握在叛军手中;约翰引来的大批雇佣军虽然是他的老相识,但这些人显然与金钱的关系更铁,如果得不到满足,完全不能指望他们的良心。国家处于动荡不安中,安善良民惶惶不可终日。总之,新王换了旧王,贵族重新洗牌,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太阳底下再无新事。
  
  当然,亨利王子也不是孤立无援,彭布鲁克伯爵威廉·马歇尔将会忠诚到底,这一点连他糊涂任性的老爸约翰都很清楚,强大的切斯特伯爵兰道夫·布兰威尔德也站在国王一边。在这两位重臣带领下,很多贵族都倒向国王,包括一些原本站在反叛队伍中的人。另外,约翰留下的战争形势还不算太坏,或者说,男爵们的军事才能实在不足以支持如此规模的战略行动。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教会的支持。英诺森三世“在精神上”完全支持约翰,他已经把基本持中立态度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朗顿找回罗马接受处理,撤销了大宪章,对反叛的男爵处以绝罚。约翰驾崩之前,这位伟大的教皇已经先走一步,继任者霍诺留三世坚定地继续执行着他的政策,气势汹汹的路易也已经遭到绝罚。
  
  亨利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他不是他的老爸约翰。男爵们的矛头,统统指向反复无常、行事乖戾的约翰,尽管亨利是个小毛孩子,但却是个釜底抽薪的孩子,男爵们继续反叛的理由有些不足。
  
  
  
  约翰国王托孤于马歇尔,然后龙驭宾天。老马歇尔立刻找到教皇特使红衣主教圭罗商议下一步的行动,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多商议,现在需要立即加冕。
  
  10月28日,刚刚安葬了约翰国王,亨利王子就在格罗切斯特的圣彼得修道院加冕,眼下威斯敏斯特是去不了的,伦敦掌握在叛军手中,所以也只好便宜办理了。亨利宣读了加冕誓言,向教皇效忠,圭罗红衣主教行了涂油礼,为小国王加冕。第二天,忠于国王的重要贵族们纷纷行效忠礼。11月1日,马歇尔被任命为政法官,11月2日,马上在布里斯托尔召开大咨议会。
  
  尽管各地能够跑来参加会议的贵族人数很少,但各地主教都跑来表示支持国王。在圭罗推动下,决定参照十字军在圣地建立国家的样式,推选一位摄政主持工作。
  
  亨利加冕前,老马歇尔向他授封骑士,四十三年前,马歇尔同样向一位小亨利授封,就是新王的爷爷亨利二世。大家一致认为,除四朝老臣威廉·马歇尔之外,再无合适人选了。马歇尔起初还不肯接受这个职位,倒不是虚情假意地要人家来“劝进”,而是当下的局面并不易解,马歇尔已经年近七十,自觉责任太过重大,不敢遽然应承下来。可是,您老不上,还有谁呢?这位模范骑士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接过了任务,而他的儿子小马歇尔,尚在敌方阵营中。
  
  马歇尔请求任命彼得·德·罗切和休伯特·德·伯勒共同主政,彼得主教能力虽强,但之前跟着约翰混了几年,名声并不太好,休伯特则立即赶回多佛继续抵抗路易守卫他的城堡,也帮不上太多的忙。
  
  12月12日,摄政彭布鲁克伯爵威廉·马歇尔和教皇特使红衣主教圭罗在布里斯托尔共同签署一项确认书,重新发布此前被英诺森三世宣布废止的大宪章。在一个千头万绪的乱局中,这是极其高明的一步棋,彻底瓦解了叛军发动叛乱的合法理由。尤其是,这是王国的实际最高权力者和教皇代表共同的决定,表明教会的态度已经不同于态度强硬的英诺森三世,而是着眼于政治上切实可行的方案,并且试图达成和平、自由与秩序。另一方面,这份布里斯托尔大宪章删除了兰尼米德大宪章中的若干条限制王权的条款,另外若干条则推迟实施等待进一步讨论。这样,国王的面子也可以保全,同时也给了反叛者一个台阶下,这种极具政治智慧的做法,在暴戾的约翰手中是不可能被批准的。
  
  
  
  驱除鞑虏
  
  雄心勃勃的路易当然不愿意轻易罢手,他的双脚已经踏在英格兰翠绿的山间,我想他一定在做着征服者威廉的美梦,想要为自己打下一片江山来。
  
  现在战场上的双方,一边是亨利三世,刚刚登基的小国王,天真可爱,完全改变了约翰的国王形象,看起来更像是一面旗帜和象征,实际的主持者是骑士中的典范、多年来忠心耿耿的威廉·马歇尔以及教皇特使红衣主教圭罗,有许多重要的贵族和整个教会的支持;另一边,是法国王太子路易,他的父亲就是终生以颠覆金雀花王朝为己任的法国国王腓力二世,还有就是反叛约翰国王的英格兰男爵们,背后有整个法国作为支持。
  
  马歇尔掌权后的一系列措施,已经使反叛的男爵们越来越抬不起头,他们请路易入境的理由,是反抗约翰王的暴政,现在约翰也死了,大宪章也获得了承认,而他们请来的法国人,则越来越有入室为狼的样子。马歇尔对投诚的男爵非常慷慨,不但不处罚,还请国王保证他们的自由和财产,甚至多有赏赐,而路易则对英格兰贵族颐指气使,或者,他从心底里本来也看不起这帮反叛者,既不信任,却又缺乏利用的智慧。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从路易这边流向亨利三世这边。
  
  战场上则渐渐进入城堡攻防的态势,双方围绕各地坚固的城堡展开争夺和拉锯。最初,路易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占领东部诸郡和伦敦,但随后无法再继续扩大占领区。1217年,双方几乎在同一时刻召开咨议会,国王方面在牛津,路易在剑桥,可能达成了某种停火的安排,到四月,达成了另一项停战约定。说实话,双方实在也已经疲惫不堪,需要休息了。
  
  路易想要回一趟法国,带回更多的兵员和补给。鉴于法国人越来越像侵略军,因此在地方上遭到平民起义军的重重阻击,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无法自拔。当路易接近海岸的时候,原先忠于他的五港同盟倒戈归向国王一边。民军把法国军队围困在当地,他们并未坚壁清野,而只是拆毁了磨坊,法国人面对堆满库房的麦子,只好干瞪着眼尝试用手头的各种坚硬的物什磨粉烤面包,也被饿得够呛。直到法国舰队努力地避开五港的海上封锁到达岸边,才把狼狈的路易太子接回法国。
  
  越来越多的人倒向国王,其中包括小威廉·马歇尔,他的父亲不顾年事已高,骑着马往各地游行,所到之处人们无不拜倒归降,甚至已经接近伦敦城。王军在各地不断取得胜利,路易留在伦敦的守将因热兰在伦敦无计可施,他也曾经发动三次针对林肯城堡的攻击行动,但是都被当地守将、城堡的世袭继承人尼古拉·德·康韦尔——一位英勇非凡的老太太击退。
  
  另一边,路易在父王腓力那里也讨不来多少支援,因为法国已经承受了越来越多来自教皇的压力,由于针对英国国王——技术上讲,教皇的直接封臣、宣誓参加十字军的战士——发动袭击,路易已经遭到绝罚,腓力只能接受一场速战速决的胜利,如果能一举拿下英格兰,取得事实占领,在慢慢和教皇磨蹭法律问题,所以时间拖得越长,胜利就越渺茫。
  
  路易只带着120名增援的骑士回来,其中还有一些人在英格兰有封地,士气更加低落。路易回到多佛,休伯特·德·伯勒仍然坚守城堡,这里已经牵扯了路易太多的精力,他不得不与休伯特签下和约,放弃围城。现在他必须考虑防守,他的数座城堡都受到王军的强力攻击。
  
  在他忙着四处解围的时候,马歇尔决定要发动一场主动的攻击,目标是解救林肯城堡,那位令人敬畏的老太太尼古拉从二月到五月一直都在阻挡法军和男爵们的进攻,再不救援实在有失骑士风范。马歇尔亲自领军,切斯特伯爵布兰德维尔和温切斯特主教彼得·德·罗切一并出发,圭罗主教给士兵们作了战前布道和祝福,大军开拔直扑林肯城堡。这一战杀得法军和男爵们叫苦连天,在战场上被杀的倒是不多,而在逃回伦敦的路上遭到沿途民军疯狂伏击,杀伤无数,反叛男爵的首领罗伯特·菲茨-沃尔特以及萨尔·德·昆西等人被俘。
  
  王军控制的地区越来越多,逐渐向伦敦逼近,现在多佛已经完全被英格兰人控制,法军的增援部队只能绕道走泰晤士河进入伦敦。8月23日,圣巴多罗买节,法军的增援舰队驶入泰晤士河,英军统帅休伯特·德·伯勒命令放过法军,然后从后方攻击,一场激战后,又将法军杀得大败,法军统帅尤斯塔斯被斩首。此战之后,英军完全控制了海面,法军的援军和补给无法进入,从战略形态看,路易已经失败。
  
  路易久经沙场,很清楚形势如何,现在他必须回到谈判桌前。双方很快在伦敦城下达成一致,9月11日签署了正式协议。路易交出在英格兰占领的所有城堡和土地,解除英格兰人的效忠誓约,与盟友断绝往来;亨利国王承诺不对反叛者施加惩罚,伦敦城保留原来的特权,向路易支付10000马克作为补偿。几天以后,路易和他的法国追随者光着脚、穿着罪人的白袍向教皇特使认错,圭罗解除了绝罚,然后路易一行从多佛坐船回法国。
  
  不过,看起来红衣主教的火气不小,坚决不肯宽恕依附路易的神职人员,首犯就是朗顿大主教的弟弟西蒙·朗顿,路易入侵时担任他的文秘署长,算是个“英奸”,遭到流放的处罚,然后圭罗在全国各地审理曾经变节的教士,一个都不肯放过。
  
  英格兰总算可以喘一口气,安静下来了。亨利国王保守了自己的承诺,并未处罚反叛的男爵,不过罗伯特·菲茨-沃尔特和萨尔·德·昆西这样的叛军首领,不太好意思再呆在英格兰,便出发参加十字军去了,王军方面的领袖之一切斯特伯爵兰道夫·布兰维尔德与他们并肩作战。和解的措施还包括婚姻,反叛男爵的支持者之一,约翰国王的前妻格罗切斯特的伊莎贝拉,再嫁王党方面的大将休伯特·德·伯勒,休伯特因此取得埃塞克斯伯爵位——不知日后亨利·都铎以婚姻结束玫瑰战争的时候,是不是也曾夜读春秋,悟出这个和亲的道理来。
  
  1217年11月6日,马歇尔主持再次重新发布了大宪章,至此针对约翰国王的反叛和外敌入侵终于结束。
  
  
  
  骑士之花
  
  现在,十岁的亨利三世基本上坐稳了江山,威廉·马歇尔居功至伟。这位历经亨利二世、理查德一世、约翰和亨利三世四朝的老臣将骑士的忠诚执行到底,没有任何瑕疵:他曾经跟随亨利二世打下江山,国王临终时陪伴在他身边;他经历了理查德统帅十字军出征期间郎香主教的严酷统治,支持约翰反对郎香;在约翰众叛亲离的时候,也只有他鞍前马后尽力调停,在兰尼米德与男爵们交涉;辅佐年幼的亨利三世,平定男爵们的叛乱、驱逐法国入侵者,他的儿子却站在男爵们一边,而老威廉没有丝毫的私心。
  
  马歇尔年轻时是个无敌骑士,与人必武从未有过败绩,他的道德行为也符合骑士风尚的一切要求,忠诚、勇敢。在担任摄政、安定英格兰局面的过程中,所依靠的并不是什么用于创新的政治才能,而只是一颗忠诚和坚定的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王党、反叛男爵、外来雇佣军、法国入侵者诸多力量间尽力调和、稳定住混乱的政局。
  
  通过1216、1217两次重签大宪章,马歇尔达成了和解,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和解比战场上的胜利更需要胆略和气度。马歇尔用自己的骑士精神搭起了宪政的平台,诚实、无私、包容、信守承诺、尊重法律,这些品格不是政治领导人的决策、法学家的技术能够取代的。基督说人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而如果缺乏纯全和良善的内心,也难以达成一种优良的宪政,因为这不完全是一个制度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道德问题。
  
  1217年的大宪章,取消了前一年危难之际权宜的暂缓实施规定,增加了两条新的条款,并且包含了最重要的限制王权滥用的条文。1217年重签的大宪章,基本上就已经构成定稿的文本,今后若干次重签都没有对条文再作实质性的修改。随同大宪章发布的,还有一份《森林宪章》,长久以来皇家森林给当地人民造成了很大的负担,而国王们从来都不愿意放弃或限制打猎的娱乐活动,在这部宪章里对王室的权利作了很大的限制。这两份文件加盖摄政和教皇代表的印鉴,向全国发布。而教皇霍诺留三世则不像他的前任英诺森那样握着圣彼得的钥匙,把它当成开启一切世俗权力宝箱的万能法门,霍诺留欣然地接受英格兰的自行和解,他的特使圭罗一直积极地与马歇尔通力合作,尽管有时候也难免某些私利。
  
  原来大宪章执行委员会的二十五名男爵各奔东西,任凭命运带向四方:杰弗里·曼德维尔和尤斯塔斯·德·维希先于约翰去世;克莱尔伯爵理查德死于1218年;萨尔·德·昆西参加十字军,1219年死于埃及;海尔福德伯爵亨利·德·伯亨和诺福克伯爵罗杰·比格德死于1220年;罗伯特·德·维尔死于1221年;威廉·德·莫布雷死于1222年;罗伯特·菲茨-沃尔特此后再无叛乱之心,参加十字军后回到英格兰,死于1235年;阿尔比尼的威廉死于1236年;吉尔伯特·德·克莱尔1218年继承赫特福德伯爵位、1226年继格罗切斯特伯爵位,死于1230年,他的儿子延续祖上传统,参加了西蒙·德·孟福尔领导的反叛行动;休·比格德继承父亲的爵位,死于1225年;约翰·德·雷希1232年获得林肯伯爵位,1240年去世;理查德·德·蒙费奇后来担任森林区政法官,这些人之中只有他在男爵战争时仍然在世;只有小威廉·马歇尔和奥美尔伯爵威廉日后还在政坛上活动,其他人都逐渐远离宫廷。
  
  现在亨利三世倚重的人,除了马歇尔之外,还有当年被约翰国王提名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沃尔特·格雷,此后他在约克大主教的岗位上任职四十年,备受尊敬;休伯特·德·伯勒担任政法官,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和军事才能,此后他还会证明自己在政府事务方面同样具备能力;温切斯特主教彼得·德·罗切,当年约翰的左膀右臂,因此名声不佳,但是能力出众,在平叛过程中同样忠实可靠;教皇特使圭罗,他是个严肃虔敬的人,但不以太上皇的身份自居,处处与王室政府合作,他的继任者潘杜夫,是英诺森的亲信、英格兰的老朋友。五月,斯蒂芬·朗顿从罗马回归,立刻归入支持国王的行列。
  
  局面稍微安定后,马歇尔继续四处奔走,执行大宪章的补充规定,安排各地封臣行效忠礼,有功之臣也需要安抚。另外,经过约翰的大手大脚和叛乱加外敌的折腾,国库也已经异常空虚,以至于无力举办圣诞节的派对,马歇尔要竭力筹款,又要防止心怀诡诈的人趁君主年幼从中渔利。他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促成咨议会发布一项规定,禁止在国王成年以前加盖御玺确认授予任何人终身年金。
  
  1219年5月14日,老威廉·马歇尔去世,按圣殿骑士的礼仪披挂停当,葬于伦敦,举国哀痛,悼念这位国家的柱石,忠勇的骑士之花。
  
  
  
  我要成年
  
  德高望重的马歇尔死后,按照他本人的遗命,不可再有大权独揽的摄政,而实际上,由于切斯特伯爵兰道夫·布兰德维尔外出参加十字军,国内也已经没有可以凭一己之力控制局面的人物。主持政局的是教皇特使潘杜夫,温切斯特主教彼得·德·罗切,休伯特·德·伯勒,以及重返英格兰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朗顿。彼得和休伯特、潘杜夫和朗顿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鉴于当年形势急迫,亨利三世的加冕礼相当简陋,以至于教皇都觉得有些亏欠,因此促成了英格兰国王的第二次加冕仪式。1220年5月17日,亨利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按传统方式加冕,谦逊的潘杜夫主动将仪式的主持权交给大主教朗顿,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亨利三世戴上了圣埃德蒙的王冠。7月7日,朗顿在坎特伯雷主持仪式,接纳圣多马的遗骨作为大教堂的镇殿圣物,潘杜夫再次让出主持权。
  
  不过,这种表面的团结,或者是精妙的平衡,极其容易打破,突破口在于人的性格。彼得·德·罗切实在不是一位安于教堂生活的虔敬派,他更习惯林肯城堡战役中的沙场搏杀,当年他担任政法官的时候,休伯特·德·伯勒不过是约翰的侍卫长,一介匹夫而已,因此眼见休伯特节节高升,彼得主教心中的不忿越来越强烈。另一边,大主教朗顿并无坏心,但是此人异常倔强,不是搞统战工作的料,面对潘杜夫恭谦的容让,不晓得礼尚往来,一来二去,潘杜夫也被惹急了,一状告到罗马去。如此一来,掌握大权的四大高手互相攻击,乱作一团,年幼的国王也无法调停。
  
  朗顿一看形势不妙,先一步亲自赶到罗马,霍诺留三世与他的前任英诺森三世存在巨大的反差,就是这位教皇宅心仁厚,巴不得天下太平一团和气,因此耳根极软,有谁告诉他说是为了和平之目的,他都会答应。朗顿几起几落,搞关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很快搞定教皇,让他答应潘杜夫之后,不再向英格兰派遣教皇特使。1221年潘杜夫离开英格兰,教皇果然没有再派特使。彼得主教看在宫廷斗不过休伯特,在教会又被朗顿压着一头,恰逢十字军攻克萨拉森人在埃及的重镇阿米塔,便欣然接受阿米塔大主教的任命,离开英格兰兴冲冲地上任。不想走到半路,萨拉森人已经反攻倒算,驱逐了十字军、重夺阿米塔,彼得主教无奈地中途变道,暂且转向西班牙,去康波斯特拉朝圣了。
  
  英格兰国内的权力,基本上落到了休伯特的手中。马歇尔的工作,是恢复了英格兰的政府秩序,而休伯特,则需要巩固这种秩序,同时处理趁乱跑进来的外国人,这项任务也并不容易。
  
  首先,奥美尔的威廉大概是看国王年幼好欺负,继续骄横跋扈地做他的男爵,四处抢掠,不把王室官员放在眼里,甚至把一名前去调查他的巡回法官抓起来关在城堡监狱里。休伯特集结力量对付威廉,首先请大主教对他处以绝罚,震慑他的士气,其次,就是要动武了。威廉的运气也不太好,切斯特伯爵刚刚从十字军的征途归来,手里的长枪还冒着热气,又急于向国王表示一下忠心,自然首先出阵对付威廉,威廉看情况不好,马上屈膝认错。
  
  1223年4月,教皇霍诺留三世发布一项谕令,认为尽管亨利三世尚未成年,但是已经可以亲政。但休伯特可能觉得自己的任务尚未完成,国王亲政太过危险,而且自己的实力也已经足够强大,可以略略抵抗一下教皇。切斯特伯爵兰道夫、奥美尔的威廉以及约翰引进来的雇佣兵首领法尔科结成联盟反对休伯特,一直闹到国王面前要求放逐政法官。亨利三世非常为难,一方面他还没有准备好亲政,如果驱逐休伯特,未必拿得住眼前这三位老兄,相比之下还是休伯特忠实可靠一点。在这个当口大主教朗顿再次出面调停,大家稍稍安分一些。
  
  不过,法尔科的冒险家本性很快发作,公然向休伯特挑战,不过,由于他在英国占有了许多土地,手里又掌握了军队,估计迟早也要处理他。亨利国王御驾亲征,休伯特一起上阵,围攻贝德福城堡,猛攻数月后,击穿四道防线,迫使守将法尔科的弟弟威廉投降。法尔科则被流放,不得返回英国。法尔科倒台后,由于叛乱而引进英格兰的外国人势力也逐渐式微。
  
  同一年,金雀花王朝的敌人法国国王腓力二世驾崩,太子路易即位,是为路易八世,他对英格兰的敌意并不比他的父亲差,并且一直对当年灰溜溜地退出英格兰耿耿于怀。因此,他的目标自然对准了英国在大陆上最后的领地普瓦图,整个1224年,亨利三世听到最多的报告就是路易在积极备战,计划进攻普瓦图。怎么办?自然应该筹款筹粮,备战备荒,可是这钱呢——
  
  
  
  还是太上皇
  
  尽管没有二十五名男爵的执行委员会,大宪章还是一位太上皇,而且是一位两眼放光的财迷太上皇,亨利三世想要弄钱,先得问问看。
  
  我们先来看看亨利三世即位以后已经收过的钱:1218年,为了打仗,收了一次盾牌钱;1220年国王再次加冕,每个骑士领收了两先令的犁头钱(carucage);1221年为了对付威廉·奥美尔,每个骑士领收了十先令盾牌钱;1223年征讨威尔士的卢埃林,收了两马克;围攻法尔科的贝德福城堡,又收了两马克;另外,1219年全体神职人员、1223年全体人民各为十字军捐款一次。
  
  以上所有加起来,未必能支持一次对法国的远征,尤其是在国内局面刚刚稳定、百废待兴的时候,遽然征税实在困难不小。亨利又不愿意就这样把先祖留下的家产败光了,他老爸已然以“失地”为名号载入史册,他自己当然也不想同样下场。国王和休伯特商议再三,决定挑一个大家都高兴的好日子伸手要钱,那就莫过于普天同庆的圣诞节了。
  
  1224年,在国王的圣诞晚会上,政法官休伯特·德·伯勒正式提出:各位,法国人又要打过来了,我们即使不进攻,也总要尽力守住疆土,可是打仗总要有钱,兄弟我最近手头拮据,大家看着国王的面子,又是圣诞节,再怎么也得给基督一个面子,如何?
  
  在场的宾客面面相觑,今天国王的圣诞晚会还兼有筹款功能,怎么办?内中有人反应机敏,当场回答说:既然国王开口,好说好说,麻烦您和国王再把大宪章重新签一签,省得时间长有人记不清条款了。
  
  实际上,1217年重签大宪章后,1218和1223年,国王又两次进行了重新确认,但未对条款作任何改动,这次为了对付法国鬼子,又要再来一遍了。
  
  1225年,亨利三世重签大宪章,条款只是对1217年的版本作了一些轻微的改动,休伯特、各位大主教主教和贵族们都来签字,多少是因为教皇已经宣布国王可以亲政,大家都希望将来可以对国王有约束力。这个大宪章倒是一笔不错的生意,为此,全国上下教俗两界所有人,上缴动产的十五分之一。事先规定好财产评估方法,在本地找十二名忠实可靠的人来共同确定,然后上缴国库。经过一番折腾,这份新版文件换回86758马克又2便士,算是一笔巨款了。另外,国王从大主教主教那里借了好些钱,又把犹太人一个个倒提起来摇上几摇,榨出许多油水来,总算心里有底了。
  
  
  
  先例的力量
  
  大宪章自从发布以来,所执行的最重大的实践无非是废止和重新发布。或许我们可以从事后的行为推测约翰和男爵们心怀诚意的多少,但是,如果从更大的全景来看,在兰尼米德的双方心里都没有底。男爵们缺乏明确的战略意图,连他们自己都未必相信可以真的运作一个二十五人的委员会,天天骑在国王头上作威作福,即便罗伯特·菲茨-沃尔特这样想,像威廉·阿尔比尼那样心怀忠义的人也不会给予长久的支持。而约翰国王,最擅长的事情就是背约,当时形势窘迫,实在不签也不行,也许事后国王本来是愿意实施大宪章的,但是就双方的关系而言,显然无法在这样一份文件上达成信任。
  
  大宪章在签署的时候,它的命运极其难料,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日后只能是一卷存档的羊皮纸。威廉·马歇尔的工作主要在于巩固形势、稳定国家政局,他需要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他而言,重新签署大宪章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他是一位中世纪传统骑士的代表,脑子里除了忠勇以外不会有太多空间留给什么自由、人权、甚至是议会之类的概念。
  
  贵族们仍然是担心的,首先,签署大宪章的约翰王已经去世,而亨利三世尚未成年,1216、1217年的两次确认,所加盖的都是摄政威廉·马歇尔和教皇特使的印玺;其次,如果没有二十五人的男爵委员会,事实上这种对国王构成羞辱的措施本来也很难长久,如何保证大宪章的实施。因此1223年教皇霍诺留三世宣布亨利可以亲政之后,1224年年初,贵族们曾经请求亨利三世亲自重签大宪章,目的就是要解除这种担忧。
  
  1225年亨利三世重新发布大宪章,虽然在内容上没有什么修改,但是却是一种明确的表示,国王承认贵族们的权利,同时,整个形势以及历史境遇构成了一个价值巨大的先例——国王需要钱,于是找贵族们商量,贵族们要国王作个书面保证,国王就做了。这个先例意味着,大宪章开始以一种具有实践效力的法律的面目进入我们的视野,尽管这个面目还很模糊不清,也许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还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不过,先例往往就是以一种潜入的方式进入人们的生活和历史之中。
  
  亨利三世亲政以后,并未表现出忠诚守信的皇家风范,倒是颇有些乃父遗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曲解马歇尔当年为了保护他的利益所作的“国王成年之前不得授予永久年金”的规定,命令在他成年之前所颁发的所有确认权利的特许状、令状、书契等一切文件都要重签,这一重签搜刮来了十万英镑。1237年国王再次陷入财政危机,为了征收一笔贡金,再次向贵族们协商,重新承诺进行改革、保护臣民的权利等。可能也是在此时,国王发布了一份“小宪章”,再次重申大宪章的主要内容,确认此前所发布文件的效力。
  
  贵族们的心里又要开始打鼓了。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年轻的外国人,莱切斯特伯爵六世、国王的亲妹夫,西蒙·德·孟福尔,看起来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冒险家,似乎很有一点当年诺曼人的风格。
  
  亨利三世的统治并不顺利,大陆上最后的领地普瓦图在经历了折磨人的挣扎后终于沦陷,而由于太后和王后的法国背景,宫廷里充满了外国人和法国情调,这一切都让英国贵族不爽。另外,教皇视英格兰为自动提款机,只要输入一个数字,就可以拿到现钱,对此亨利一直表现得非常顺从。125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要把西西里王国送给亨利的次子埃德蒙,这并不是一笔好买卖,因为王国实际掌握在霍亨斯陶芬王室手中,教皇已经屡次进攻失败,接受这片土地无非是要替教皇远征,最大的问题,又是钱。国王和男爵们争吵到1264年,形势越来越紧张,终于爆发了“第二次男爵战争”(针对约翰的算是第一次),男爵方面的首领就是他的妹夫西蒙·德·孟福尔。
  
  历史又重复了,男爵们因为国王大肆搜刮从事国外军事行动,再一次反叛。孟福尔召集议会,每郡需派两名骑士参加,此举已经足以使他载入史册了。尽管男爵们最终失败,孟福尔兵败被杀,但是亨利三世的太子爱德华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明君风度,日后他将被称为“英格兰的查士丁尼”,也是英国议会制度的奠基人,1297年爱德华国王再次重签了大宪章。
  
  由此以后,各代君主无不奉大宪章为圭臬,这份中世纪的文件才得以不断传承,一方面作为具有实效的法律,另一方面作为自由与权利的象征。我们不可能把功劳归之于兰尼米德的各位男爵,甚至无法将之归于任何人,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类创造法律的过程,而是一种宪政秩序自由生长的过程。当我们回头观察的时候,会发现这一路走来艰险异常,似乎在任何一个地方走错一步就会导致全盘失败,但是,它毕竟一路走来了,也许这就是历史,无法假设,还是诗人说得好:这片土地被自由女神选中,凭着一个又一个先例,自由慢慢扩展到下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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